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咕噜咕噜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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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日本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英国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苏联从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美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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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东方

敦煌舞手姿语言及其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论文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你知道论文怎样写才规范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敦煌舞手姿语言及其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敦煌舞的审美性在于它所标志的特殊形态美,体态中体现出的S形三道弯,是敦煌舞自身表演文化中最基本的文化符号,与之相交流互通的是手姿语言的形态美,敦煌舞在受佛教文化影响和历史舞台的渲染下,展现出它的神秘色彩。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走来,对敦煌舞所传达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一步步走进人们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中,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就使这样的意识形态语言表达更具有真实性和审美性,敦煌舞手姿语言的形式美在不断的被发现和创造。

关键词:

敦煌舞;文化;姿语言:形式美;

引言:

敦煌,如遗落在西部大漠中的一颗明珠,依揽着它弯弯的月牙泉,矗立在中国的西部,沙漠、莫高窟、壁画、戈壁,都在映射着它千年的文化沧桑。在莫高窟中,一幅幅走过了千年历史的壁画,“反弹琵琶”、“飞天”“六臂观音”“金刚力士”等画像被刻画在了天花板以及每一处可见的墙壁上。现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氧化和风吹,从最初的金色到现在泛着深深的砖红色,让它更加富有神圣感,因为承载了千年的历史。正是这莫高窟中的壁画,传承发展出当今一门醇厚多彩的舞蹈文化,那就是敦煌舞。敦煌舞在舞台表演中所展现出的人物形象和舞蹈语言在莫高窟壁画佛教文化的晕染之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性。在舞蹈中展现出的体态、手姿以及气息,是属于敦煌舞的语言,它带有自己的舞蹈风格和韵律呼吸,尤其是手姿的形式美,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古典舞蹈的文化语言。

一、敦煌舞手姿语言的丰富性

在敦煌舞的语言中,手姿能够呈现出多样的变化和表现,在手姿的展示下,可以发现其内蕴和外像所透露出来的佛教文化色彩。从延伸和发展来看,从最初的佛教文化和信仰祈求被一位法名乐僔的和尚开凿刻在了墙上,后经过十个朝代的民间艺人绘画,形成了一幅幅带有神灵气息的壁画。后在壁画的画像中,提炼出敦煌舞的体态和手姿,敦煌舞的体态是S型三道弯,是从壁画中提炼出来的舞姿体态特征,敦煌舞的手姿包含了“佛手”、“魔鬼持杖手”“菩萨手”“持花手”“伎乐手”等一系列不同人物形象所持有的手型,手姿受壁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出现了“佛手”、“菩萨手”一类的命名。在敦煌壁画中不难看出,这些佛像的神态和体态,都是一种祥和、包容、大爱,也是其潜在的精神。敦煌舞的语言就是在壁画中被提炼和挖掘出来的,呈现在舞台上的舞蹈表演,是将在画像中的人物形象再现到舞台中,在舞蹈剧目的文字介绍中,也常常会标写出自于哪一个石窟来自第几号的画像,这样更能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深入人物形象,审美性在表演中逐渐被认可和提高。

在敦煌舞手姿中的“佛手”,就是在这样的画像中被刻画出来的,手姿中“佛手”的塑造,是由拇指和中指相对捏,其他手指立起来,在两指相捏形成的手型轮廓来看。非常像凤眼,与壁画中相对应,在舞蹈手姿中,呈现出独特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蕴含了一定的佛教语言。在手姿语言的形式美的阐释中,在手姿不同的变化和演变中,可以看到自敦煌舞发展以来,从最初到至今呈现在世观中的原始生态的佛教文化形态。佛教文化思想的影响和敦煌壁画佛像的审美,对敦煌舞中手姿形成真实性、再现性,如“礼拜手”、“飞天手”,以及在壁画中佛像“飞天”、“菩萨伎乐”。在舞蹈创作中来讲,敦煌的手姿语言是在舞蹈表演中最大的表情符号,手姿的运用和表达,在一定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上,形成独立的美学价值,在形式美的外在来看,人物形象映射出的手姿,在一定的范围内,推动了舞蹈表演的内在情感和思想。如舞蹈《千手观音》,[1]千手观音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千眼千臂观世音等,是我国民间信仰的四大菩萨之一。千手观音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与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的右胁侍)合称为“西方三圣”。千手观音的人物形象取自于佛教文化中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人物形象,舞蹈动作多以手臂及手姿来表达内在的形式美,在舞蹈的队形上加以创作,犹如孔雀开屏一样,将手上的舞蹈文化展现的栩栩如生,在手姿的变化中,感受着“千手”带给观众的视觉上的冲击。由于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千手观音的形式美得以审美和敬畏。在敦煌舞的不同手姿语言中,还有一种是持有乐器,如“长绸舞”“反弹琵琶”“鼓与琵琶”等,手中持有“鼓”“琵琶”“长绸”等道具。这与舞蹈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密切相关。当舞蹈人物形象手中持有道具时,舞蹈形式感在特定的塑造下会更加生动,依然在手姿语言的语境中再现出佛教文化的底蕴,它代表了祈福、信仰等内在的形式美以及唯美、古典的外在美。

二、敦煌舞审美视野下的手姿语言立于佛教文化中的人物塑造

敦煌舞的审美视野正是漫步在大漠敦煌的神秘里和内在气息中的大爱、包容及“飞天”的乐舞精神。支撑审美文化元素不可缺的部分正是“手姿”表达和展现的内蕴,在舞蹈《飞天伎乐》中,同样以手姿命名的是“飞天伎乐手”,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手姿上的舞蹈语言形象与“飞天”众多菩萨的画像相辅相成,是经过提炼和加以美化的手姿。从最初佛像化身中的合掌式礼拜手(双手合十),发展到多样化的手姿,在塑造人物形象与精神的进程中,手姿的语言是无声的但是有力的,如敦煌舞中的人物形象“金刚力士”,其舞蹈动作康健有力,质感奔放,手姿呈“魔鬼手”形态或以“拳”状展现,在手姿上体现的形态来看,这种有力和震慑,对人物形象产生了有效的塑造且具有一定审美性的推进。“金刚力士”取材于壁画的画像,也同时在佛教文化中的历史上做过详细的人物介绍:[2]佛教的护法神金刚密迹,亦称金刚力士,是一些手执金刚杵在佛国从事护法的卫士,法意则誓愿成为亲近佛陀、扞卫佛法的金刚力士。后世所传的金刚力士,就是秉承这位法意的誓愿而来世间的护法神。后来,他成为五百金刚的队长,被称“密迹金刚”或“夜叉王”,再后他又一分为二,分化为两个金刚力士,专门把守山门,被称为“哼哈二将”。

保卫佛国与佛法永远不受侵害。由此可见,“金刚力士”在舞蹈的塑造过程中,佛教文化彩色的描绘,使得人物形象更加明朗立体,真实清晰。带有“魔鬼手”的手姿与金刚体态,更加提升了舞蹈人物的审美性,舞蹈中呈现的金刚力士手姿为五指张开的力量型,身为护法,在手掌上的力度能够彰显出人物的特定性和护法的震慑性。再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人物形象,在定义下为飞天或飞仙,也可以说是敦煌壁画中和敦煌舞中的专用名词代表。在飞天形象的塑造上,由于飞天形象的多样性,人物的手姿可谓多样化,常见的“莲花手”、“佛手”、“鹿指”、“散花掌”以及手持琵琶、丝绸、萧笛等一系列语言手姿。在敦煌舞蹈作品创作中,敦煌舞手姿的使用性用来塑造人物时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刚才所提到的“金刚力士”和“飞天”,两者存在明显的手姿差异。在敦煌舞中还有莲花童子形象,莲花童子,也成为“持莲童子”,在佛经中记载为佛祖释迦牟尼的亲生儿子,民间出现过一种儿童生活习俗,七夕节摘莲花扮成莲花童子样以来祈福。在舞蹈中多呈现的手姿为“兰花指”、“鹿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能够显现出童子的俏皮可爱,在区分度上也是非常清晰的。手姿在舞蹈的传承和发展中借鉴文化的滋养做出创作。敦煌舞中人物舞蹈形象的确立,在莫高窟中的壁画上几乎全部呈现,他们带着自己特定的舞蹈形象和动态手姿,从画中走出,形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舞台上的人,也可以说是舞者。在舞台表演中的造型上看,手姿在定格中说着不一样的话,带着对人物不同的阐释,在音乐和服装背景的融合中,像带着一层历史的面纱,等人们去揭开,去观赏,去探索。

三、佛教文化与敦煌舞手姿语言的相融相合

敦煌舞带着自己特殊的文化符号,讲述着一带一路下沧海遗珠的故事,从壁画中走出来,在舞台中呈现时,常常使人感动流泪。由于在敦煌舞中承载了历史的信仰和精神,对人视觉冲击的力量是强烈的。佛教文化与敦煌舞手姿的.融合,正是基于在对莫高窟壁画的研究和描摹。敦煌舞手姿语言的表达与佛教手印的表达相通,在查阅敦煌舞手印的过程中,能够探究到两者相同的气息,那就是———精神文化。莫高窟壁画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舞蹈与文化相结合,将这样的历史语境通过身体的语言讲述出来。在舞台之上,敦煌舞与佛教文化的相融,促成了《千手观音》、《妙音反弹》、《步步生莲》等优秀艺术作品的创作,作品中的包含的手姿语言,又是整个舞蹈的画龙点睛之笔。佛教手印在书中对手势的描绘与敦煌舞中手姿的刻画,意象中的交融,是在另一个方面通过一种身体的语言表达内蕴和外象。我们在欣赏的同时,能够触摸到文化之下的精神所在,我们站在了莫高窟壁画中,我们站在敦煌舞表演的舞台上,我们揭开了佛教文化晕染下敦煌舞神秘的面纱,最终,我们懂得了手姿语言讲述的话语和情感。敦煌舞与佛教文化的相融相合,仿佛是与莫高窟壁画跨时代的对话,手姿语言的延伸与传承,就是对话中积淀的元素符号,这样的元素符号能带来不一样的文化情感认知。看到舞蹈中“礼拜手”或是“佛手”等不同的手姿表现时,已把象征性的外象内化了,形成了敦煌舞意蕴的传递。由此看来,敦煌舞手姿语言的形式美,像一首意蕴深长的诗,又像一个历久弥新不灭的神话。

敦煌舞的语境色彩,承载了千年的历史,站在滚滚的年轮中,不停的传递与构建,在莫高窟的壁画中走出来。敦煌舞在佛教文化的晕染之下,一种相同的文化气息与内蕴,被人所捕捉和创作,形成具有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敦煌舞表演形式之下,手姿语言的元素支撑了其整体的精气神,正是这样迥殊的艺术元素,使得人物形象自然而立体,是结构的本身决定了要素的产生,也是佛教文化与敦煌舞的融合,促进了手姿语言的构成。我们站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回望历史,发掘与创造着不同的美,当我们再次站在沧海遗珠敦煌莫高窟壁画前,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熟悉的气息,我们应像历经千年一代代画匠一样,怀有尊崇之心,感受着大爱所带来的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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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腰的麦兜

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today.The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people.The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men.Ke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004.06[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2005.06[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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