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

许文星不仅是一名成功的科技企业领袖，还是一位学识渊博、桃李众多的教授。而他身兼两种社会角色却能游刃有余地尽好各项责任，实现教学科研与管理企业的互促共进，树立产学相长的典范，尤其令人敬佩。许文星教授在“清华大学”电机研究所，迄今担任硕博士生指导教授已达30年。从1987年开始至2001年，指导硕博士生毕业论文连续15年得奖21人次。其中，获博士论文优等奖3次，博士佳作奖1次，硕士优等奖5次，硕士佳作奖12次，得奖次数之多堪称创学界记录。自1986年至2003年间，许文星教授的实验室在彩色处理、人工智能、中文OCR、指纹辨识领域有多项研究成果，也成了外宾造访台湾“清华大”学必定要参观的实验室。在许文星教授的众多子弟中，获得1987年硕士优等奖的学生简贞介先生，后来担任工研院光电所光资讯组组长，创立了建兴电子及广明电子两家上市公司，是台湾光驱产业的创造者。许文星教授本人在传道授业的同时，自己也在不懈攀登学术高峰，获得众多奖项。1986年，许文星教授因中文OCR研究表现优越，获得中山学术奖技术发明奖，并于同年当选杰出资讯人才;1988年，他当选优秀青年工程师;1992年，他荣获第三届“台湾发明奖”;1994年，他当选杰出工程教授;1995年，他荣获《商业周刊》当代杰出企业人物尊爵奖;1996年，他当选龙腾十杰;1997年，他荣获光学工程奖章。2000年—2002年，许文星教授担任台湾地区影像处理及图形识别学会理事长，先后发表论文百余篇;2009年—2010年，他又担任亚洲生物辨识联盟主席，筹划亚洲地区生物辨识的共同标准及认证制度的建立。事实上，许文星教授对台湾地区产学研提升问题上的贡献不止于建言献策。他在工研院光电所任副所长时，于1988年主持成立了数字相机的研发团队及彩色处理实验室，为台湾的数字相机产业发展建立了基础。1998年数字相机团队的组长叶德荣，就是许教授在台湾“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叶德荣后来成立台湾第一家生产数字相机的公司普丽光电(后并入鸿海公司)，开启了台湾数字相机产业的纪元。

李宏毅不宅，但他在台北有家住所。李宏毅是台大资讯系教授，他曾获得许多奖项，包括美国电脑学会最高荣誉奖、台湾资讯学会杰出贡献奖、台湾电脑学会突破创新奖等。他也曾获得许多奖学金，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台湾科技部、台湾学术研究发展基金会等。此外，李宏毅也是一名投资者和企业家，拥有多家公司的股权，包括创业公司、基金公司和不动产投资公司等。他也活跃於慈善事业，曾於2017年为台大资讯系捐款2千万元，为台湾的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台湾 《史记》 研究概况

四十多年来，台湾约发表《史记》研究论文400多篇，出版专著40余部，台湾学者对《史记》也是坚持宣传普及与学术研究并重，并做出了一定成绩。

1.宣传普及方面

在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积极倡导和组织下，台湾学者有的把《史记》的内容编成故事，有的致力于今注今译，有的则在大学开设《史记》方面的课程，利用各种形式向公众介绍司马迁和《史记》。在台湾出版的几十种《史记》注译本中，影响较大的是《史记今注》和 《白话史记》。马持盈自称其著《史记今注》的动机是：“辅导读者能够轻松愉快的阅读《史记》，并进而引起其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加强其宣扬中华文化的能力。”故此书采取了注译结合、因文作注和难易有别的写作方法，很受读者欢迎。台湾14所院校60位教授通力合作，译《史记》为《白话史记》出版发行。该书凡例说：“《白话史记》编译的目的在于求《史记》的普及化，适用于一般有基本文史知识的大众。”因此采用直译，既注意生动可读，又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原文的语言风格和人物性格，因而在海峡两岸流传甚广。此外，劳干、屈万里的《史记今注》、杨家骆的《史记今释》、郑梁生的《史记的故事》、陈飞龙和黄华表的两部《史记导读》等，也都是宣传普及《史记》的佳作。

2.学术研究方面

在校勘考证方面以王叔岷、施之勉成就最大。王叔岷历时17年撰成的《史记斠证》系以《史记会注考证》为底本，对《史记》逐篇考证之作。全书以作者创见为主，引证博赡，考辨精审，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考证专著。施之勉在《大陆杂志》等刊物上连续发表《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130多篇，后以《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为书名结集出版。对泷川之书的疏误考辨匡正最多，因此深受台湾学术界的好评。另外，钱穆的《史记地名考》、海屏的《史记的补续与改窜问题》、曲颖生的《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辩》、陈槃的 《史记世家缀录》、李崇远的 《史记篇例考述》等等，也都从某些方面对《史记》作了考订，其中不乏独到见解。

在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评价方面，徐文珊的《史记评介》和郑梁生的《司马迁的世界》最具代表性。《史记评介》的前半部着重介绍《史记》基本知识和研读《史记》的方法，后半部专题研究了司马迁的史学贡献和文学成就，并指出《史记》的一些缺陷。《司马迁的世界》分前后两篇，前篇叙述司马迁充满悲剧性的一生，并探讨其编纂《史记》的动机。后篇着重论述《史记》的结构和司马迁以人为主的写史方法。作者留学日本多年，故该书吸收了不少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关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研究，台湾学者选题比较广泛。如徐复观的《论史记》深入挖掘了司马迁的史学精神及作史目的。赖明德的 《司马迁之学术思想》则对司马迁的经学、史学、诸子之学、文学、历学及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等作了深入分析，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见解。此外，阮芝生、施人豪、游信利对司马迁史学思想和方法的研究; 周虎林、洪安全、王基伦关于司马迁与儒家关系的探讨;吴福助、刘安立对马班史学的比较研究;柯庆明、叶龙、殷豫川、范文芳对《史记》文学艺术的研究;陈万鼐、刘朝阳对司马迁历学和天文学成就的研究等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总之，四十多年来，《史记》研究一直是台湾学术界的热点，而且人才济济，硕果累累。钱穆、徐文珊、王叔岷等老一辈学者固然成就斐然，赖明德、吴福助、施人豪、郑梁生、田博元等一大批中青年也先后崛起。他们思想活跃，方法较新，在《史记》研究中往往能别开生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有才华有学问不代表人品好 这两者没什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