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市生态分析论文发表

生态学与城市建设内容摘要 1.城市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据历史资料和考古的研究，城市的出现至少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从工业化以来，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这个集中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市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1.城市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据历史资料和考古的研究，城市的出现至少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从工业化以来，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这个集中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市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国内外城市的发展表明，城市化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城市化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城市化能集约地利用土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能促进教育、就业、健康和社会服务的进行。另一方面，城市化在为人们带来许多益处的同时，又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民健康产生影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的气候变化（如热岛效应）和环境污染，包括水、空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等；二是自然资源的耗竭与短缺，特别是淡水、化石燃料、耕地的过度利用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三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绿地减少、教育与卫生滞后，其中住房问题一直是许多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2.城市生态学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城市的生态建设问题。特别是从1992年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后，人居环境问题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代城市的发展正在摆脱过去传统的以建筑和视觉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道路。生态城市建设应运而生。新的城市历年对生态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生态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了新的发展，以至于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城市生态学。众所周知，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长期以来，生态学是以自然界的有机体或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上人口的增长和资源与环境等全球性问题日益激化，生态学家在投身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其初期的狭隘的纯自然的倾向和学科局限，把人类活动包括在其研究的范围之内，把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作为宏观领域的发展方向，在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展现出了勃勃生机，以崭新的面目跻身于现代科学之林。城市生态学是生态科学和城市科学的交叉学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古代的中国人居环境、欧洲城市和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的村庄都体现了城市生态学的思想理念。20世纪70年代一批生物学家开始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城市。他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城市环境影响下动植物区系的变化历史。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其对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前景所做的估计，进一步激起了人们从生态学角度研究城市问题的兴趣。197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一项国际性的研究计划———人和生物圈（MAB）计划，其目的在于研究日益增长的人类活动对整个生物圈的影响以及世界各地可能发生的环境过程和环境压力，找出人类合理管理生物圈的途径和方法。此外，国际生态学会（INTECOL）于1974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生态学大会成立了“城市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并组织出版了季刊《城市生态学》杂志。世界气象组织（WMO）、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城市环境研究所（IIUE）、国际景观生态学协会（IALE）、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都开展了相关研究。我国城市生态学的起步稍晚，但发展很快。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生态学传入我国，引起了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城市规划和城市科学家的广泛兴趣。1984年12月在上海举行了首届全国城市生态科学研讨会，重点讨论了城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和方法。1986年6月在天津召开了全国第二届城市生态科学研讨会，其重点在于城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以及城市生态学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的实际应用问题。1987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生态与发展学术讨论会，为促进我国城市生态学研究与国际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条件。1997年12月，全国第三届城市生态学术讨论会和“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专题讨论会在深圳和香港的相继召开，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这一主题进行了专题研讨。1990年中国生态学会在珠海和澳门展开了生态城市研讨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2年8月在中国深圳召开了国际生态城市大会，并讨论通过了生态城市建设的深圳宣言。这些都对我国的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和生态城市建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城市生态学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应用生态学和工程学的方法，和多学科的综合与融会，研究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动态，以及系统组成成分间和系统与周围生态系统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优化系统结构，调节系统关系，提高物质转化和能量利用效率以及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和关系协调的一门综合性学科。3.生态城市建设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与“绿色城市”、“健康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等概念虽有联系，但又具有一定的差别。生态城市目前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可以理解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即为一定地域空间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是人类住区（城乡）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生态城市的特征主要有：整体性、和谐性、高效性、多样性和全球性。生态城市是一个由自然、经济和社会三部分组成的复合系统，各子系统既相互制约，又互为补充。建设生态城市包括以下5个层面：即生态安全、生态卫生、生态产业、生态景观和生态文明。生态城市要求具有良好的区域景观和生态环境，各类土地得到合理的利用，因地制宜地确定植被的覆被率和乔、灌、草合理的组成与结构；大气环境、水环境达到清洁标准，噪声得到有效控制，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回收效率高；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物环境，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生态建筑得到广泛的应用。生态城市要求建立生态经济体系。生态经济是以产业生态学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他包括生态农业的实施；实现清洁生产，以全过程的污染控制代替末端污染处理；能源结构更为合理，可再生清洁能源成为能源结构的主体；此外，生态交通、生态建筑、生态旅游等也是生态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以“生态文化”为核心的新文化体系，包括消费模式的生态化，即可持续消费模式；倡导生态文明；人们在生理上、心理上保持健康，人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社会管理效率高；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健全，综合服务能力强；人口结构优化；交通方便。目前对生态城市的评价应用了多种不同的方法。如城市代谢方法（urbanmetabolismmethod）、生态足迹法（Footprintmethod）、生命周期评价法（Lifecycleassessment）、模糊数学方法（fuzzymethod）、单指标评价（individualindicatorassessment）和综合指标评价模型（integratedassessmentmodels）等。目前在我国应用的比较多的是单项和综合指标评价的方法。当前我国正在研究评价指标的规范化问题。评价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其选取应遵循以下3方面的原则：第一，代表性。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所选指标要能反映该城市的本质特征、复杂性和质量水平。第二，全面性。指标体系应具有综合性，全面反映自然、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主要特征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应使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相结合。第三，规范性。指标的选择应遵循使用国内外公认、常见的指标的原则，使指标符合相应的规范要求。此外，香港在研究城市生态时成功地运用了城市代谢法。在广州和青岛等城市生态的研究中则引入了生态足迹的方法。4.展望根据城市化发展要求及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城市生态学研究和生态城市建设方面，应当着重于下面几个方面：第一，重视城市生态学理论的探索，特别是不同规模城市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第二，扩大城市科学研究的范围，即从由单一的城市为对象的研究，转变为对城乡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包括半城市化地区的研究和乡村工业化与城市群的研究；第三，发展生态城市建设适用技术体系，促进现有技术的生态化；第四，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生态景观规划和生态文化的方法论上的指导；第五，建立相应的政策、法令和奖惩制度，促进生态城市的发展；第六，加强教育、培训和生态城市的能力建设，增强生态意识；第七，加强国际间、城市间和社区间的合作与交流。

浅谈生态环境的外部性与环境经济政策

摘要：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问题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将外部性概念引入环境保护领域，是为了寻找促使外部性问题内在化的有效方式，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负外部性。环境经济政策是国家环境当局从影响成本―收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选择，以便最终有利于环境的一种政策手段，其主要目标之一是最大限度地减弱以至消除其外部性的影响，将外部性问题内在化。

关键词：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问题;环境外部性;环境经济政策

生态环境是指生物及其生存繁衍的各种自然因素、条件的总和，即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严重失调，从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现象，如外来物种入侵、土地荒漠化等。生态环境具有经济学特征，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经济特征是效益的公共性和外部性，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负外部性。为了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需要对外部性进行治理。

一、环境外部性产生的原因

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它是指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的不一致，从而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外部性理论是在20世纪初由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庇古提出，后经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发展而形成。外部性也称作溢出效应、外部影响、外部效应，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即对他人产生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依据作用效果进行分类，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的外部性也称作外部经济，指的是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行为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好处，但他自己却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负的外部性也称外部不经济，指的是个体的经济活动或行为使其他社会成员受损，但他自己却没有承担相应的成本。

环境外部性有正、负之分。如上游居民种树，保持水土，下游居民的用水得到保障，这是环境正外部性;上游伐木造成洪水泛滥和水土流失，对下游的种植、灌溉运输和工业生产产生不良影响，这是环境负外部性。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负外部性，尤其是生产的负外部性。一个社会个体包括个人或企业等在经济活动中不顾及环境成本，将自身的利益建立在将成本分散为社会承担，它会导致低效率的社会资源配置状态和生态环境污染、恶化的负面影响，是典型的个体成本外溢的负外部性问题。

环境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产权模糊是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的一个典型来源。由于生态环境是一种特殊的物品――公共产品，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产权通常是不明晰的，任何人无法用有效的手段阻止他人对某一公共产品的使用。这样的环境资源，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因而会刺激单个利益主体对其的过度利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经济消极外部性的产生，于是，“公地悲剧”必然会不断上演，即出现了大量的把好处留给自己、坏处转嫁给社会的“搭便车”现象。

二是“市场缺陷”导致负外部性。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经济人”在谋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促进社会福利，自利心对社会不仅没有坏处，甚至比社会关怀更能促进社会福利。但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或者说有一定范围的，那就是产权首先必须是明晰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它将带来“市场失灵”，导致很大的外部性。

三是“利益分散”下产生外部性问题。无论在何种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都是分散进行的，各经济主体在利益上有其相对独立性。由于有意识地增加外部成本同降低其私人内部成本紧密相连，私人的生产活动易通过对此种物品的破坏构成对他人和社会的危害，而这种危害并没有作为成本反映在私人的生产成本中，因而各个经济主体通常只考虑内部成本与效益，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使外部性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环境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回答了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有效地利用法律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市场和政府在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它们能有效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另一方面，环境负外部性又是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的重要表现。

市场在环境领域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或者更为准确的说市场之于环境保护是有缺陷的，失灵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它将带来“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使外部性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产权制度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基本前提，只有把产权相关的责、权、利界定清晰并使其得到有效的保护与监督，才能充分调动资源所有者和经营者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积极性。“所有人的财产，就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所有人都可自由取得的财富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因为一个人如果愚蠢到要等个合适的时候来使用这笔财富，他只会发现别人已经捷足先登了。”

这样，对于公共资源，每一个人在开发利用的同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不会去珍惜公共资源，由此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承担。产权不清晰是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也是环境资源受到破坏的原因之一。最典型的例证是公共牧场，由于公共草场无人负责，人人都抱着“不用白不用”的心理去放牧自家的羊，导致过度滥用，草场毁坏。在中国，环境资源的产权存在隶属关系混乱，产权未加界定或界定不清，或名义产权和实际产权脱节，这导致已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受侵犯的事件频频发生。

市场失灵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许多环境资源属于公有财产，根本不可能明确产权或建立产权和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从而导致外部性。一些环境资源不能界定产权主要是因为不具有独占性和排它性，即某一个人享用、受益的同时不能阻止他人一起享用、受益。如大气和深海资源就很难建立有效的产权，即使划定了产权，但监视、保护起来难度很大。生物多样性的产权界定成本高得无法估计，有可能达到人类无法承受的地步。

基于这一点，如果明确其产权，由某个人独占使用，整个社会将难以接受。这样的环境资源，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因而会刺激单个利益主体对其的过度利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经济负外部性的产生。对于基础资源的开发、加工与分配，市场运作富有效率，能产生足够激励;而对于污染废弃物的处理，市场运作失灵，几乎完全没有效率。

这是因为，大气和水等资源具有公共资源的属性，污染物排放是对共有资源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发生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之外的市场外部，不受市场力量的约束。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中，还有一片市场失灵空间――即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资源，如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许多没有被人们开发利用的动植物品种等。前面所说的外部性，不论是排污也好，还是公有资源的收获，它们都有市场收益。而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资源，不存在市场利用问题，只是伴随着其他经济活动而被随意处置。

实际上，它们并不是没有价值，只不过是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罢了。以生态系统功能为例，如一片森林，可以涵养水分、保持水土、吸收二氧化碳，从而减轻河流淤塞和污染，但这种没有直接使用价值的资源，在现实市场交易中价格为零，因而市场活动主体涉足这些领域动力不足或根本不愿投资，进而也不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政府可通过建立政策和改革制度来纠正市场失灵，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但有时政府制定的政策却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把市场进一步扭曲，导致政策失效。

一是国家宏观决策可能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二是环境政策本身存在失误，会加速环境资源的退化。如有些国家的法律许可污染者的权利。发达国家和地区出于产业升级的需要，会把一些低技术，低附加值，高污染的行业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一些政府明知其对环境有害却允许其投资。许多地方受不当政绩观的影响，片面追求GDP增长：一方面，盲目发展高耗能、重污染产业，同时包庇纵容违法排污行为;一方面对治污工程不重视，没有积极筹集治污资金或未安排资金用于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

政府的这些短期行为多半是出于经济的考虑，为了优先发展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效益，因而外部性始终伴随决策全过程。如果政府对环境资源这一公共物品采取不恰当的补贴和税收形式从而对价格机制进行干预，使得价格偏离真正资源成本，也会产生极大的外部性。另外由于存在信息不足与扭曲，政府实施的时滞和寻租活动等问题，而且政府代理人有自己的利益动机，行为受各利益集团影响，加上政府干涉也需要成本，导致政府失灵，影响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政策失效带来的结果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把本来正常运行的市场机制扭曲了或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出面干预时政府却没有反应，还有可能就是政府自身政策目标是成功的，但是对环境却产生了外部效应。

三、外部性问题内在化的环境经济政策

为了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需要对外部性进行治理。环境负外部性是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的突出表现，而且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应结合使用市场调节和政府规制等方法，保证在明晰产权等市场机制运作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环境管理作用，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促进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政策是国家环境当局从影响成本―收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选择，以便最终有利于环境的一种政策手段。因此，最大限度地减弱以至消除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的影响，将(下转300页)(上接292页)外部性问题内在化，是环境经济政策的目标。

政府可以采用直接管制、税收和补贴等方式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政策工具主要有创建市场(明晰产权、可交易的许可证如排污许可证和开采许可证)，利用市场(补贴、环境税费、执行债券、押金―退款制度)，环境规制(标准、禁令、执照、责任、不可交易的许可证和配额)，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加贴标签、社区参与)。具体有两大环境经济手段：一是庇古手段，即所谓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直接干预解决环境问题，包括税收、补贴、押金―退款。

具体来说，就是由政府给负外部性确定一个合理的负价格，由负外部性的制造者承担全部外部费用，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这种政策建议后来被称为“庇古税”。二是科斯手段，通过政府借助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包括私人合约、排污权交易。科斯认为，外部性的产生是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晰，而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自然资源等环境要素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通过产权的明晰来使外部性内在化，因为自然资源禀赋使用价值、物质性效用等属性，构成了自然资源价格的内在依据;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及其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是自然资源具有价格的外在依据。

长期以来，中国在环境经济领域主要使用倾向于政府干预的环境经济手段。现在，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解决环境经济问题的路径选择和使用手段也正经历着重大改革，新的排污收费制度已经颁布，排污权交易制度正在由试点向全面铺开的阶段过渡。由于环境资源禀赋的自然性与其开发利用的社会性的冲突，使得环境资源的产权安排不可能采取单一的私有产权结构，而应通过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和国家产权的结合性安排，来内化负外部性，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应用前景将十分广阔，改革后的排污收费制度也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中.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概论(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刘春发.竞争均衡下的森林外部性以及其经济学意义[J].林业经济问题，2008，(2)：109-112.

[3]樊胜岳，等.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