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专著好还是论文好

论文和专著是学术成果的两种基本载体，如果说还有第三种的话，那就是教科书。但现在学术界对教科书贬褒不一，教科书在我国过去采取主编制，内容几乎千篇一律，是所谓公知，即公开的知识或者公共的知识，这是不存在知识产权的知识。因此，对教科书的学术评价较低，认为教科书没有学术含量。当然，最近这些年来对教科书的评价有所改变，主要是出现一些学者个人独著的教科书，而且是学术性的教科书。教科书是对本学科知识的一种体系性的表达，它更多地反映了一个学者对整个学科知识的整体性把握。因此，对于教科书作者的学术要求是很高的。像在德国、日本等国家，一个教授只有到了50多岁才开始写教科书。而且教科书反映一个学者的综合素质，对本学科的综合把握能力，因此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我国也应该向这个方向恢复与提升教科书的学术声誉，尤其是要摈弃教科书的主编制。在我看来，主编制的教科书是没有学术灵魂的教科书。我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是论文和专著。应该说，论文和专著的差别并不在于篇幅大小，不是说论文篇幅小一些，而专著篇幅大一些。两者的区分主要在结构、内容和性质等方面。论文是对一个论题的阐述，是一种问题性的思考：对某一个专门性的问题进行思考，将思考成果写成一篇论文。而专著是对一个专题的论述，是一种体系性的思考。论文要确定论点，提出论据， 由此展开论证。而专著则是对某一专题的体系性叙述，具有较为广泛的展开和较为深入的论述。因此，专著的深度和广度显然超过论文。现在的问题是，论文不像论文，专著不像专著，缺乏论文和专著的品格与品质。论文像专著，而专著则像教科书。例如学位论文，包括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应当是一种论文的文体，应该具有论文的特征。即使是十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它也应该具备论文的性质。但现在的硕士论文像综述，而博士论文则像专著，甚至像教科书，没有达到论文的要求。这些问题都说明了我们对于论文和专著以及教科书这样一些学术载体的把握上还存在一些偏差。当然，也有一些专著是论文的结集，也就是说先有论文发表，然后把论文编撰以后形成一本专著。这种专著意味着它每一部分都达到了论文的水平，而一本专著的十个章节就相当于十篇论文，这样一种专著的学术质量当然是比一般专著更高的。一般的专著，并不是每一部分都能够发表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资料的梳理或者综述，或者是对本学科问题的一种沿革性的叙述，而没有达到论文的程度。就这部分内容而言，资料价值大于观点，是没办法作为论文在刊物上独立发表的。一般来说，专著的这种水分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也是对一般的专著学术评价较低的原因之所在。而论文则相对来说学术含量要高一些，各单位对于论文和专著在学术评价上也是有所不同的。有些单位更注重论文，并以论文发表的数量作为学术评价的主要标准。也有些单位注重专著，以专著作为学术评价主要标准。而北大可能是属于第一种情况，把论文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评奖也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奖项注重论文，有些奖项则注重专著。在一般的情况下，就论文和专著这两种形式而言，我认为注重论文可能更为合理一些。应该把论文作为主要的学术评价标准，而学者也应该以论文作为主要的学术成果载体。因为论文的篇幅不是很大，一般是一万字或者几万字，它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现在的学术刊物一般都是双月刊，还有月刊，论文这种形式可以把学者日常研究的成果及时地发表出来。有些学者虽然也在做研究，一开始就确定其最终成果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版的。在专著的写作过程中，并没有注重对阶段性研究成果的论文发表。因此在三五年的专著写作期间，一篇论文也没有发表，只是最后出版了一本专著。这样一种做法并不值得提倡，而应该把阶段性成果发表出来，每年至少要有两三篇论文发表。通过每年发表的这些论文，可以把这种学术进展、学术方向及时地反映出来。三五年以后，研究成果成熟了，再以专著的形式发表出来，这样一种做法是较好的。当然论文也是有长有短的，就一个初学者而言，一开始可能要写一些篇幅较短的论文，比如说三五千字的论文。对短篇的论文能够把握以后，再逐渐地写一万字左右的篇幅较长的论文。最后能够写两三万字论文，基本上硕士论文所要求的篇幅。因此，论文写作是一个由短到长逐渐发展的过程。专著的写作更需要学术积累，因为专著的篇幅比较大。对于一个硕士生来说主要是论文的写作，而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说基本上要达到专著的写作程度。就我本人而言，也是从短小的论文开始写起的，例如我发表在《法学研究》1984年第2期的第一篇论文，题目是《论教唆犯的未遂》，只有四千字左右。及至发表在《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的《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一文，长达六万多字，是我迄今为止在《法学研究》发表的29篇论文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尽管论文和专著这两种学术成果的载体存在差异，但它们还是有共同之处，要求写作者对其中的内容把握好，能够顺畅地将学术思想通过论文或者专著的形式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