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发表的论文

这个问题还是得拿数据说话，外网上早有统计，但是诺奖并非一个文章讲的没明白，一般是一系列文章，但总有一篇开创性的“奠基文章”，也就是概念或理论被第一次提及的文章。以下横轴为奠基文章数量。

诺贝尔 医学及生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得奖之作都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呢？当然CNS是少不了的，确实有不少得奖佳作都刊登在Cell、Nature、Science上。推崇CNS、重视杂志的IF（影响因子），不见得完全错误或没有意义。但我想指出的是，同样有许多被诺奖委员会引述的得奖论文，是发表在优秀的专业杂志甚至是被国内某些评鉴系统认为是次等甚至是不值一提的学术刊物上的，以下我举一些例子说明。 2009年化学奖得主Ada Yonath（阿达?约纳特）关于核糖体亚基晶体学研究的关键性论文，有三篇发表于J Mol Biol（1984、1987、1991）上，也有两篇发表于现已停刊的杂志Biochemistry International（1980、1987）上。虽然J Mol Biol（分子生物学杂志）在2008年的IF只有4.146，但在上世纪80年代它是与CNS齐名的顶尖杂志，至今也仍然是结构生物学领域最好的杂志之一，可以说是该领域的旗舰。至于Biochem Int由国际生化分子生物**合会主办，其1999年IF只有0.77。这是小杂志发表大论文的又一经典案例。 2008年化学奖关于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Osamu Shimomura（下村修）从1962年到1979年的几篇重要论文发表于Biochemistry（生物化学）、FEBS Lett（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快报）和J Cell Comp Physiol（细胞和比较生理学杂志，J Cell Physiol的前身）上。上述三份杂志在2008年的IF分别为3.379、3.264和4.313。虽然它们的IF都不高，但在相关领域内仍是重要的学术杂志，也以发表过诺奖得奖之作为傲。 2008年医学奖关于人乳头瘤病毒的发现，Harald zur Hausen（哈拉尔德?楚尔?豪森）教授被引述的论文有6篇发表于J Virol（病毒学杂志），有10篇发表于Int J Cancer（国际癌症(cancer)）上，更有一篇发表于Arch Dermatol Res（皮肤病研究文献）上。三份杂志2008年的IF分别为5.308、4.734和1.927，再次说明重要论文也可以发表在IF较低的优秀专业期刊上。 类似的例子可以说是不可胜数。2004年几位诺奖得主有关泛素的经典论文发表在JBC（生物化学杂志）、FEBS Lett和BBRC（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研究通讯）上，我记得其他人过去也提到过。这三份杂志的IF都不高（2008 IF为5.520、3.264和2.648）。 从上述例子可见，诺奖得奖之作也可以发表在相对不太显眼的期刊上。真正划时代的突破，无论发表在大杂志或小杂志，最终同样会得到充分的肯定。从根本上说，从事或评价科研工作和论文，更重要的是其长远影响和科学价值。IF以及其他所有定量指标，只能作为参考，只能在缺乏专家、缺乏客观评价、缺乏更科学评价系统的情况下用作参考指标。即使如此，采用多个不同指标也要比采用单一IF更好一些。

科斯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

《企业的性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25岁时构思并写就，在1937年的发表的论文。奠定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基础，也成为企业家理论探讨上重要里程碑。

《企业的性质》是最终让其获得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篇论文之一。在这篇并不长的文章里，科斯通过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从而为企业理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这两个问题就是：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企业的规模由什么因素决定？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市场成本论与组织成本论--构成了《企业的性质》的核心内容。

《社会成本问题》是一篇讨论产权的法律界定的论文，构筑了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成本问题》体现了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外部影响，即单个消费者或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有影响，包括“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科斯定理的提出从而解决了私人解决外部性的这条途径。

在研读《社会成本问题》之后，对这一问题体会更加深刻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述的就是“外部不经济”的情况。

对这种情况，传统的经济学分析遵循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关于私人产品和社会产品之间的差异的例子，抓住私人产品和社会产品的矛盾，得出了要排烟的厂主应赔偿损失，或对他课征“庇古”税，或令他迁走的纠正办法。

而科斯认为，把这种问题归结为由于甲损害乙，所以应该制止甲的传统做法，错误地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实际上这种外部效应问题具有相互性，又称不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