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文章阐述了

写于1937年7月，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原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中的一节。该讲授提纲1937年9月曾印过油印本，次年由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单行本，不过都未署作者的姓名。1950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在我们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拘泥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1934年使中国革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广大同志。毛泽东的这部著作，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它的重点是揭露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以《实践论》为题。毛泽东曾以这篇文章的观点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文章以认识和实践即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为中心全面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首先，阐明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以及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活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人所参加的。所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并且，无论从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动力，还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来看，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总之，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接着，文章阐述了认识的发展过程，指出认识过程要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和由理论到实践两次飞跃。实现两次飞跃之后，认识运动是既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因为认识的发展过程是无限的，是阶段性和无限性的统一。此外，文章阐述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强调绝对真理是有的，但它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离开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并着重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文章还提出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文章最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高度概括，指出：通知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是一篇杰出的、具有创造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既丰富和发展了《反对本本主义》关于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思想，又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哲学升华。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中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科学地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为中国哲学发展史增添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它与《矛盾论》等著作一起，为我们党确立了科学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为延安整风作了理论准备，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它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毛泽东自己也曾说过，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哲学著作《实践论》比他同时的其他哲学著作更重要（转引自1978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可见，这篇著作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在索洛的两篇重要文章——发表于《经济学杂志季刊》(1956)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贡献》和发表于《经济与统计学评论》(1957)的《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中，索洛对把资本构成归结为说明增长过程的主要原则表示怀疑。根据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资料，索洛论证了当时人均工时产量增长的八分之一是由于所用资本的增加，大致八分之七是由于技术变化。一些人可能会对用“技术变化”这个术语去描述研究中的现象感到困惑，但是，这样做实际所引起的后果是无法说明存在于可观察到的产量增长和与此相关的额外资本投入之间的差距。

严格地说，这个观察结果和计算结果之差也可以被说明为“疏忽的系数”。索洛意识到，还有许多技术变革的内容包括在其间，正像人们传统理解的那样。这样，他所应用的“技术变化”一词就不足以表达生产函数的各种变化，不可能包括类似能促进和改善劳动力的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了。在把非资本的贡献分开的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事实并未削弱其基本结论的重要意义，即自然资本的积累并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根本调节器。改善投入的质量要比增大投入的数量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