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敏发表论文

多看几遍自然就可以写了

关键是去世太早，而且跟外国打交道不多，后来的洋务运动这些没赶上，所以后人只记住了曾国藩、李鸿章等等。

在晚清，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李慈铭说胡林翼“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王闿运曰“中兴之业，实基自胡”，而沈卓然认为胡应位列同治中兴功首，指出“世徒知曾、左之贤，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 胡林翼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名臣，但与曾、左比较而言，他受后人关注和研究的程度相对不足。自1980至2000年，有关胡林翼的论文不到四十篇，其传记也仅一本，即团结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董蔡时、王国平著《胡林翼评传》。近两三年来，胡林翼渐受学界重视，至少已出版邓亦武等著《天下巡抚胡林翼》（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陶海洋著《胡林翼与湘军》（广陵书社2008年版）和刘忆江著《胡林翼评传》三部著作。然而，正如刘忆江先生所言，“海内外至今尚无一本像样的胡林翼传记”（见刘著“前言”及第388页），已有的传记基本上大同小异，没有自己的风格与个性。 胡林翼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胡达源曾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直接入翰林院，授编修。后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为四品京堂。正因为此，胡林翼从小受重视，得到了较好的教育，并有不少奇遇。六岁时，他爷爷教他认字，读《论语》。八岁时，爷爷在益阳修志馆编修志书，他随侍在侧。刚好将赴任川东兵备道的陶澍顺路回老家益阳探亲，一见到胡林翼，就惊为伟器，曰:“我已得一快婿”，遂订下娃娃亲，将自己五岁的女儿许配给他。十九岁时，胡林翼与陶澍之女琇姿（字静娟）在桃花江陶氏别墅完婚。婚后，他师事同里蔡用锡前辈。蔡用锡，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晚授石门教谕。素谙兵略，曾因科场失意，游幕为生，“当世名卿大夫延至之恐后”（严正基:《蔡先生家传》，载《益阳县志》卷十六）。他教书“务为有用之学，不专重文艺，而于兵略、吏治尤所究心”。胡林翼“师事两年，涵濡渐渍，服膺终身”。二十一岁时，胡林翼偕夫人送岳母贺夫人去南京陶澍两江总督任所。陶澍是促成嘉道年间经世之学重新活跃的代表人物，办事干达，政声极佳。留居节署一年，胡林翼亲见陶澍兴利除弊措施，深受熏染，“精神殊为一变”。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岳丈公退之余，辄与男长谈。岳丈胸中本极渊博，加以数十年来宦途阅历，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每及一事，旁证曲引，判断洞中窃要，于男进益，非浅鲜焉。”（《胡林翼集》（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025页） 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经济、军事，固无所不学，无所不致其用也。更考其生平，不独坐镇武昌，坚守不摇，以扼形势之要；且于课厘馈饷，擘画尽善，遂使当时诸军无饥馁之扰，克奏中兴之业。由此而论，允推功首。即其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诸政，亦皆大端，足为后世之法式”。可见，胡林翼能文善武，懂经济，擅理政，是一个复合型人才。众所周知，清代以八股取士，迫使读书人专注于空疏无用之学，而不涉猎其他学问，严重削弱了他们的行政能力和整体素质。因而有人作诗讽刺说:“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就教他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然而，胡林翼中进士，点翰林，层层过关，到达了科举考试的顶峰，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能臣干吏，这应该说与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 胡林翼善于理财。当他初任湖北巡抚时，正值武汉两次失陷、湖北大半沦没于太平军，可谓库储一空，百物荡然，然而胡林翼通过改漕章、通蜀盐、整榷务等手段，岁入四百多万两银子，在当时东南诸省中仅次于江苏和浙江。这些钱，主要用作湘军军饷。为此，曾国藩赞誉胡林翼说:“以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皆其精心默运之所致也。”（《清史列传》，第3352页）其实除养兵外，这些钱有的用来“分援邻省，规画江淮”，有的则作为备用之银，“为养士及假归来依之营官、哨官起见”。后者尤值得一提，胡林翼对于属下将士十分爱护，经常予以资助。如对于“鄂中营官之有家在鄂省者”，每家支付年费不下三百六十两银子；重要将领都兴阿、多隆阿、舒保、李续宜、鲍超、余际昌等所给月费超过千两；在同将领见面时也要给钱，如见都兴阿送一千两、见多隆阿送五百两都成了惯例。正因为他出手阔绰，用钱大方，使备用之银日见其少，于是他致信其理财幕僚阎敬铭，以其抚署公费用于私交赠贿，以酌减备用之银的花费（《胡林翼集》（二），第655、729页）。胡林翼这种具饷必丰、养人以宽的笼络手段，不仅使部下死心塌地供他驱遣，而且也使很多客将愿意归附他。因此，曾国藩说:“近世将才，湖北最多”，其中的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都是一时名将，战功赫赫。 除了知兵、理财外，胡林翼在晚清还以善于罗致人才、推荐人才出名。其中尤以七次荐举左宗棠传为政坛佳话。 胡林翼去世时年仅五十岁，主政湖北七年。这七年，湖北无岁无兵事，但他在萑苻遍地、兵连祸结之秋，苦心经营，缔造支持，将“糜烂众弃之鄂”变为“富强可宗之鄂”（《曾国藩全集·书信三》，第2239页），使湖北能够匡维全局，成为镇压太平军的重要基地。由此可见他的确如《清史稿》所评价的那样，长于综核，干济冠时。而“中外论者服公治行才望，相与欷歔慨叹，佥谓有清中兴之业，实基自公”（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三），也是实事求是之论。 蒋介石：“泊乎民国二年失败，吾再将曾国藩与胡林翼诸书集，悉心讨究，不禁而叹胡林翼之才识略见，确高出一世，实不愧为当时之名将。”

有清一朝，有所谓“康乾盛世”、“同治中兴”两个时段，后世盛传“同治中兴”以曾(国藩)、胡(林翼)、左(中棠）三人并称，言三人独支大厦、力挽狂澜，得以使满清王朝苟延残喘半个世纪，殊不知三大名臣的排名，本应是胡（林翼）不让曾（国藩），而高于左（宗棠）。中兴之基实奠于湘军并起，概言之，湘军有四支，为罗泽南、王鑫的老湘军一支，曾国藩一支、胡林翼一支、左宗棠一支。在与太平天国军的攻战之中，主力部队则为曾、胡二部的湘军。 当曾国藩率湘军东进之时，胡林翼将兵仅600，以知府之衔助其军中，但不日却扶摇直上，成为极具实权的湖北巡抚，而曾国藩却只是一在藉（挂名）侍郎（副部长），朝廷久不实授督抚大权。待至老曾于鄱阳湖靖港兵败投水自杀、坐困江西之时，胡林翼已是湘军首领，以湖北巡抚之衔，领湘军精锐彭(玉麟)、杨(载福)水师、江忠源、塔齐布陆军，在湖北作战一年之久，且在湖北全境肃清太平军，第二次克服武汉，为湘军日后东进张本固源。到曾图藩经年东进时，胡林翼一边参与军务．一边在湖北境内筹饷，而粮饷实为用兵之第一要务，众所周知。 当时曾国藩并无调配实权，湘军几万人的饷实赖胡林翼一手操持，故曾国藩曾上书皇帝说：“湖北薄区，养兵六万，月费四十万”；又言：“前敌诸军，求饷求援，夜以继日；书问馈遗，不绝于道（日夜都有人来要兵饷）。”仅就此而言，就可称无胡，则湘军灭太平军不知延至何日，而曾国藩后来功名满天下，亦无所出处。 胡林冀为当时经世派大家，多学经世致用之学。中兴三大名臣皆以兵起家，后世传有《曾胡治兵语录》，也是“曾胡”并称，但纵观湘军战史，正如清人王灿所言，“(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亲自指挥）则败（完全是战场毒药）”，身为湘军统帅，竟不能领兵上阵，也实怪哉！湘军东进，攻至金陵，战略上从始至终都要先夺取中上游要塞，方能顺江而下，攻取南京，但曾国藩于此战略不能顺势而动，一味对峙，行动实是呆滞。古人言：兵者，诡道也，言其变化莫测。如不是后来太平天国内乱纷起，诸将不和，自相残杀，则湘军久峙必败，这是老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 在攻取南京的战略构想上，胡林冀曾提出选派湘军中智能之士到江浙一带任地方官员，自行招兵自筹饷，从几路围攻南京，仅就此计而论，于用兵之道胡林冀就高出曾国藩许多，而为后世广为效法的湘军看家本领“围城打援”（这一招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大显神威），也是胡林翼在第3次进攻武汉之时创建。 老胡于用兵之道钻研颇深，除传世的《曾胡治兵语录》外，尚有《读史兵赂》一书，专辑历代战略，指出“蜀失荆州而蹙（指三国用兵事），秦王得虎牢而窦王并擒（指李世民用兵事），宋伐燕反而汴京不守（北宋因此灭亡事），元争襄阳而鄂归掌握（指蒙元灭南宋事）”，皆由大处着眼,探究其得失。 胡林翼于用兵之道知之颇多，与其多战功而至巡抚有莫大关系，早在贵州当知府之时，20啷当岁的他便以“知兵善战”而扬名，及至统领湘军，始显其大能。 吏治方面，官场从来腐败者十居八九，清朝康熙晚年吏治败坏难治，待雍正继位，大刀阔斧加以治理，史上却落个“刻薄寡恩”的恶评。及至乾隆，文治武功达到极盛，却不料后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吏治江河日下，致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已是腐败到不可救药。 自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后，在湖北境内大加整治。向来各衙门陋规，各局浮费，尽皆革除殆尽；州县征收不准浮取毫厘，亦不准以催科政拙之名，为猾吏肥私之地。各关卡委员，日有训，月有课，批答书函，娓娓千言，其功绩显著可见一斑。因此撇开诗词文章，只就个人经世致用之才能而论，就当是胡、左并称，而曾侯在下。 中兴三大名臣中论修身律己之严、谋国之忠、道德修养之高，亦应首推胡林冀。相传胡林翼年轻之时曾为两江总督陶澍的娇客，在江宁（南京）放荡不羁，游恋娼家，旁人以此事告知陶澍，陶澍却说胡林冀以后定会呕心沥血，助君辅国，让他现在安闲一些也不伤大雅，虽是稗官野史所载，林翼年轻时的放荡之情可窥，但身为两江总督的陶澍慧眼识才，不久胡林冀捐官实授，本可自由选择任地，不想胡林翼竟选择边远艰苦的贵州，以历练才气。到任不久，便显示出其杰出的才能，此时始严以自律，乃至加入湘军，巡抚湖北，则道德修养突飞猛进，正如曾氏所言：“润公（胡林翼字润之）聪明，本可移入霸术一路，近来一味讲求平实朴质，从日行俗事中看出至大道理来，开口便是正大的话，举章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所谓在其职，谋其事，官愈高律己愈严，胡林翼晚年于皖鄂之间治兵筹饷，日不暇给，但读书自课十分严格，每日与桂轩(姚挂轩，胡林翼慕僚，当时理学大家)会讲《论语》，从英山到太湖移军，冒风雪行200余里，日夜支帐为柢，燃烛席地而讲，这段时间他已带病在身（肺痨晚期），朋友劝他稍事休息，他却笑道，“是口不能食而犹能语言，耳亦有闻，岂以病而废学哉！”如此精神，实可与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相媲美。 胡林翼与夫人信中，于道德一物阐发更是淋滴尽致：“此时心中无一毫私欲、室家之气。家中田宅，守之足矣，再多则孽生而祸起，乱世之物凡可歆可羡者，皆拐轻狂之机也。总之，（财物）多则施（舍）之，少则守之，不以外物之多少为喜忧，澹（淡）然相忘；追思先人教训，一言不妄发，一步不妄行，世自乱，而我心自治，斯为正道。”胡林翼此言正如范仲淹之“不以物喜，不以物悲”，内守于心，超然物外，洞察事物，深入毫微，修养几追圣贤，遂使曾国藩辈闻言，大叹不如。从来整肃吏治最为棘手，牵连范围广阔，自己稍有不检点，就很难办，但胡林冀一手整顿，直至清廉；曾国藩亦曾设柜求人秘告，以治军治吏，没想不几日便自动撤走，据说是一令官怕被告发，其师爷出一主意，投书连篇累牍，数落曾某之隐私，皆中窍要，曾老儿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撤柜，此中可见曾之个人德行并不怎样，让人抓住的把柄很多。 胡林翼不但自己深重道统，而且教化人民，深得孔子之“仁”，孟子之“爱民”之道，曾氏有言：“润帅近日扶持善类，力挽颓风，于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刻制入微，不可假借。有权术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过人处。”又言：“润公功在天下，而以大变官场风气为第一，荡平疆土二千里，犹为次着”，把胡的吏治成绩摆在第一，可见推崇之重。 胡林翼虽以道德胜，却非不通世务之腐儒，在变通之际更是把握精微。当时天下皆是督抚不和，唯湖北督抚同城，胡林冀以巡抚之职，为结好满人总督官文不致制肘，不惜以巡抚（省长）之身，降贵纡尊，亲率湖北省政府一众高官，为官文一宠妾（N奶）祝寿，可谓用心良苦。胡氏对有才之士礼敬有加，建宝善堂，专供贤士居住，筑箴言书院，以劝后进，上结朝廷大员，下协前线将帅，同心—致，共同对敌，胡在一奏折中称：“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分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气识之偏，往往一言不合，辄成水火。”清末将材以湖北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心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称，或分私财以惠其家、寄珍药以慰其用，湘军士气得以大盛，胡林翼实为有功之人。 胡林翼的经邦济世才能，连曾国藩都不得不写个“服”字，曾上奏清廷说，胡林翼“克复诸城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李鸿章初任江苏巡抚，曾国藩就叫他学习胡林翼的榜样，李续宜出任安徽巡抚，曾国藩又叫他学习胡林翼的榜样，直至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也毕恭毕敬地前往胡林翼祠，向胡林翼遗像顶礼叩拜。 按：一说咸丰皇帝病死热河，时胡林冀已病入膏肓，闻报，痛哭流涕，挣扎向北遥拜，然后吐血三升而逝。 胡林冀半生操劳，内修道德，外忧国事，修身直追圣贤、功业名随天下，古之所谓“内圣外王”在胡林冀身上可谓尽观矣。世人但知老蒋生前对曾国藩推崇备至，却不知曾公谥“文正”，蒋公字“中正”，而胡林翼字“润芝”，毛泽东亦字“润芝”。 事实上，无论从进阶之早、修身之严、带兵打仗和地方吏治诸方面，都是“曾不及胡”，何以生前身后胡的名气都不及曾？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对此有过一段精到的评价，他把胡林翼与江忠源、曾国藩进行比较，认为胡林翼“恢廓无外，日进其德，始犹英雄举动，继遂渐入道域，几几不可限量。视国事为身事，视天下为一家，公而忘私，一人而已!”而江忠源则“烛照机先，其敏之快胜胡，而晚年名望益高，不免矜持，转有沾皮带出骨之处”，较胡林翼大为逊色。至于曾国藩，赵烈文认为他“规矩准绳，尺寸不失，日在师旅之间，集大功，擒渠首，而始终不脱儒者气象，使末世风气不专注于武悍，其功至伟，不可与擒渠扫穴同日而语！” 以上最可注意的，是（曾国藩）“使末世风气不专注于武悍，其功至不可与擒渠扫穴同日而语”一句，表明曾国藩曾经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从而把老胡的锋头给压了下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