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晴华发表论文

20世纪中叶,随着塑料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农用塑料薄膜的出现,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利用塑料薄膜覆盖地面，进行蔬菜和其它作物的生产均获得良好效果。日本最早从1948年开始研究利用，1955年首先应用于草莓覆盖生产，并进行推广，1965年正式开展了研究工作。1977年日本全国120万公顷的旱田作物（包括蔬菜），地面覆盖面积已超过20万公顷，占旱地作物栽培面积的16％。保护地内地面覆盖的面积占93％。日本地面覆盖栽培多用在产值高、效益大的蔬菜及其它经济作物上。1961年法国开始在其本国的东南部试用薄膜栽培覆盖瓜类作物。意大利于1965年对蔬菜、草莓、咖啡及烟草等主要作物进行地面覆盖栽培。美国于60年代末开始用黑色薄膜覆盖栽培棉花。苏联主要在低温干旱季节进行薄膜地面覆盖栽培，用以提高地温，减少土地蒸发。我国于70年代初期利用废旧薄膜进行小面积的平畦覆盖，种植蔬菜，棉花等作。1978年进行试验，1979年开始在华北、东北、西北及长江流域一些地区进行试验、示范、推广。随即生产出厚度为0.015-0.02毫米的聚乙烯薄膜，为发展地面薄膜创造了条件。由于覆盖生产的效果显著，薄膜覆盖生产启蒙及全国，并简称为地膜覆盖。目前，不但应用于蔬菜栽培，也相继用于大田作物、果树、林业、花卉及经济作物的生产。群众称它为”不推自广”的措施。到目前为止，应用地膜覆盖的作物及果林苗木已达几十种。当前地膜不仅用于露地栽培，也用于早春保护设施内的覆盖。不仅在早春覆盖，夏、秋高温季节覆盖也取得良好效果。在我国北方旱区应用地膜覆盖具有抗旱保墒效果。多雨季节地膜覆盖也有防雨、排涝效果，很受生产者欢迎。河北省一些干旱地区，在春旱期间为了适时播种花生，棉花，采用创埯，人工造墒，逐埯浇水、播种、覆土镇压，覆盖地膜、促墒，提墒，使皮棉增产20－40％，花生增产50－60％。辽宁省为了解决春季气温低、无霜期短、春旱等不利因素，而在春季土壤化冻时深翻、施肥、覆盖地膜保墒播种，或在底墒不足时人工添墒，抗旱播种，使大面积的花生产量平均增加45％。在一些严重干旱，7－9月份雨量不足100毫米的地区，26万亩花生平均亩产217公斤，增产率达到132.6%。黑龙江省伊春市历年来由于低温、干旱不能种植花生，采用地膜覆盖栽培获得了亩产花生150公斤以上。内蒙古干旱高寒地区，春季气温低，风沙大，雨量少，种植菜、粮、烟、果、花卉等作物受气候影响很大，利用地膜覆盖栽培使大棚内主要栽培的果类蔬菜提早上市2－10天，亩增产30－70％，露地地膜覆盖的12种蔬菜前期增产（早熟）16.8-215%,亩增产幅度为24.6-150%。城镇郊区老菜地土壤盐碱化严重，地膜覆盖可以降低土壤表层盐碱量。赤峰县盐碱地，茄子地膜覆盖86％。地膜覆盖的甜菜亩增产26－33％，含糖量增加1.2-1.5%。烟叶每亩增产27.8%，玉米增产32.9%，呼伦贝尔盟扎兰屯地膜覆盖翠菊、夜来香等六种花卉，使开花期提早，花枝多，花朵颜色鲜艳。甘肃省河西走廊，陇东泉上、陇南山水地以及干旱的中部地区的地膜覆盖栽培，都表现有保温、保墒、保肥、抑制杂草、减轻病虫害、早熟和增产的作用。十多种蔬菜增产30－70％，瓜类增产30－50％，皮棉增产30－40％，烤烟、花生、甜菜等增产50％左右。地膜覆盖栽培一般都能获得早熟增产的效果，其效应表现在增温，保温、保水、保持养分、增加光效和防除病虫草等几个方面。地膜覆盖栽培的最大效应是提高土壤温度，春季低温期间采用地膜覆盖白天受阳光照射后，0－10厘米深的土层内可提高温度1－6℃，最高可达8℃以上。进入高温期，若无遮阴，地膜下土壤表层的温度可达50－60℃，土壤干旱时，地表温度会更高。但在有作物遮荫时，或地膜表面有土或淤泥覆盖时，土温只比露地高1－5℃，土壤潮湿时土温还会比露地低0.5-1.0℃，最高可低3℃。夜间由于外界冷空气的影响地膜下的土壤温度只比露地高1－2℃。地膜覆盖的增温效应因覆盖时期、覆盖方式、天气条件及地膜种类不同而异。由于薄膜的气密性强，地膜覆盖后能显著地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使土壤湿度稳定，并能长期保持湿润，有利于根系生长。在旱区可以采用人工造墒、补墒的方法进行抗旱播种。在较干旱的情况下，0－25厘米深的土层中土壤含水量一般比露地高50％以上。随着土层的加深，水分差异逐渐减小。地膜覆盖后的作物生旺盛，蒸腾耗水较多，在相同的管理情况下易呈现缺水现象，应注意灌水，防止干旱减产。由于地膜覆盖有增温保湿的作用，因此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增殖，加速腐殖质转化成无机盐的速度加快，有利作物吸收。据测定，覆盖地膜后速效性氮可增加30－50％，钾增加10－20％，磷增加20－30％。地膜覆盖后可减少养分的淋溶、流失、挥发，可提高养分的利用率。但是，地膜覆盖下的养分，在作物生前期较高，而后期则有减少的趋势。生产蔬菜时，后期应注意追肥，否则影响产量。此外，地膜覆盖可以避免因灌溉或雨水冲刷而造成的土壤板结现象，可以减少中耕的劳力，并能使土壤疏松，通透性好。能增加土壤的总孔隙度1－10％，降低容重0.02-0.3克•厘米－3，可增加土壤的稳性团粒1.5%，使土壤中的肥、水、气、热条件得到协调。同时可防止返碱现象发生，减轻盐渍危害。地膜覆盖后，中午可使植株中、下部叶片多得到12－14％的反射光，比露地增加3－4倍的光量，因而可以使树干下部的苹果着色好，花卉的花朵鲜艳，烟叶的成色好。番茄的光合作用强度可增加13.5-46.8%,叶绿素的含量增加5％左右，更可以使中、下部叶片的衰老期推迟，促进干物质积累，故可提高产量。地膜与地表之间在晴天高温时，经常出现50℃左右的高温，致使草芽及杂草枯死。在盖膜前后配合使用除草剂，更可防止杂草丛生，可减去除草所占用的劳力。但是，覆膜质量差或不施除草剂也会造成草荒。覆盖地膜后由于植株生长健壮，可增强抗病性，减少发病率。覆盖银灰色反光膜更有避蚜作用，可减少病毒病的传播危害。但是地膜覆盖栽培中相应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如多年覆盖地膜，残膜清除不净，造成土壤污染，由于盖膜后有机质分解快，作物利用率高，肥料补充的少，使土地肥力下降或因覆盖膜的管理不当也会造成早熟不增产，甚至有减产现象。在旱沙地、贫瘠土地、重粘质土地上，不宜采用地膜覆盖栽培。因为旱沙地盖膜后土壤温度在中午时易产生高温，在干旱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反而会造成减产。在贫瘠土地上，覆盖膜后不便追肥，播种时施用基肥不足，覆盖也不能增产。重粘质土地在干旱时坷拉多，整地时难以耙碎，盖膜后很难与地面贴紧，刮大风时地膜容易吹破，刮跑。因此，采用地膜覆盖栽培必须掌握一定条件才能达到早熟高产，稳产地目的。一、地膜覆盖的方式地膜覆盖的方式依当地自然条件、作物种类、生产季节及栽培习惯不同而异。（一）平畦覆盖畦面平，有畦埂，畦宽1.00-1.65米，畦长依地块而定。播种或定植前将地膜平铺畦面，四周用土压紧。或是短期内临时性覆盖。覆盖时省工、容易浇水，但浇水后易造成畦面淤泥污染。覆盖初期有增温作用，随着污染的加重，到后期又有降温作用。一般多用于种植葱头、大蒜以及高秧支架的蔬菜，小麦、棉花等农作物、果林苗木扦插也采用。（二）高垄覆盖畦而呈垄状，垄底宽50－85厘米，垄面宽30－50厘米，垄高10－15厘米。地膜覆盖于垄面上。垄距50－70厘米。每垄种植单行或双行甘兰、莴笋、甜椒、花椰菜等。高垄覆盖受光较好，地温容易升高，也便于浇水，但旱区垄高不宜超过10厘米。（三）高畦覆盖畦面为平顶，高出地平面10－15厘米，畦宽1.00-1.65米。地膜平铺在高畦的面上。一般种植高秧支架的蔬菜，如瓜类、豆类、茄果类以及粮、棉作物。高畦高温增温效果较好，但畦中心易发生干旱。（四）沟畦覆盖将畦做成50厘米左右宽的沟，沟深15－20厘米，把育成的苗定植在沟内，然后在沟上覆盖地膜，当幼苗生长顶着地膜时，在苗的顶部将地膜割成十字，称为割口放风。晚霜过后，苗自破口处伸出膜外生长，待苗长高时再把地膜划破，使其落地，覆盖于根部。俗称先盖天，后盖地。如此可提早定植7－10天。保护幼苗不受晚霜危害。既起着保苗，又起着护根的作用，而达到早熟、增产增加收益的效果。早春可提早定植甘兰、花椰菜、莴笋、菜豆、甜椒、番茄、黄瓜等蔬菜，也可提早播种西瓜、甜瓜等瓜类及粮食等作物。（五）沟种坡覆在地面上开出深40厘米，上宽60－80厘米的坡形沟，两沟相距2－5米（甜瓜为2米，西瓜为5米），两沟间的地面呈垄圆形。沟内两侧随坡覆70－75厘米的地膜，在沟两侧的地面呈垄圆形。沟内两侧随坡覆70－75厘米的地膜，在沟两侧种植瓜类。（六）穴坑覆盖在平畦、高畦或高垄的畦面上用打眼器打成穴坑，穴深10厘米左右，直径10－15厘米，空内播种或定植作物，株行距按作物要求而定然后在穴顶上覆盖地膜，等苗顶膜后割口放风。可种植马铃薯等作物。二、地膜覆盖栽培（一）甘兰地膜覆盖栽培甘兰的耐寒性较强，早春栽培多选用早熟品种，于前1年12月下旬至当年1月上旬在阳畦或小拱棚中提早育苗。第二年早春用平畦覆盖，可比露地适期定植者提早5－7天定植。近年来，大连市郊区采用沟畦覆盖，由于幼苗顶部有地膜防止晚霜危害，因此，定植期又比地膜覆盖者提早4－6天沟畦覆盖既增加了地温，又改善了局部空间的小气候，为甘兰苗期防霜、增温、保墒、促进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而可使甘兰提早7－10天收获，一般每亩增产20－30％。据辽宁、黑龙江、山西、山东、北京、天津等地报道，亩增产31.5-4.7%,亩产值增加115－253.7元，是甘兰早熟栽培值得重视的一项措施。其它蔬菜如花椰菜、莴笋等也可按照甘兰的覆盖技术进行高垄或沟畦覆盖。（二）菜豆地覆盖栽培菜豆是喜温作物，一般露地栽培的播种期是谷雨前后。地膜覆盖的菜豆，更可在温室内提前20天左右育苗，当豆苗露出心叶时，即可于清明节后定植，如此可比露地或地膜覆盖直播者提早20－30天播种，收获期提早15－20天，亩产可增加23－75％。据北京试验，可增产42.4%，产值增中77.3%，早熟15天，每亩增收136元多。黑龙江省伊春市、哈尔滨市增产27.3-125%。矮生菜豆可采用平畦、高垄、高畦以及沟畦覆盖。架豆也可采用高垄、高畦或沟畦覆盖。豇豆等也可按照菜豆的覆盖方式进行覆盖，增产，增收效果也很显著。（三）黄瓜地膜覆盖栽培黄瓜是栽培最广，栽培方式多种多样，全年供应的一种蔬菜。可进行早春、炎夏、晚秋等多季栽培，而且产量高、产值高、收效快、黄瓜地膜覆盖多采用温室及小拱棚育苗，四片真叶时定植，一般是在谷雨节前采用高畦或沟畦覆盖，比露地栽培早熟5－15天，产量提高30％以上。山东、辽宁、新疆、甘肃等地产量提高达50％以上。亩产值增加100元，最多达500－600元。黄瓜除春季进行地膜覆盖栽培以外、夏播、秋播采用地膜覆盖也有良好效果。黄瓜炎夏地膜覆盖，播种初期地温较高，但因土壤潮湿，不会造成高温危害，到瓜秧长高时为地面遮荫，土温略高于露地。由于地膜可以保持土壤的适宜温度起着护根保秧作用，因此瓜秧生长分健壮，可以正常结瓜。可见地膜覆盖是夏播黄瓜的必要的栽培措施。顺便提到的是番茄、茄子、甜椒等蔬菜亦可采用黄瓜的覆盖方式进行栽培。甜椒采用小高畦覆盖银灰色反光薄膜更可起到避蚜，防止病毒病感染，而获得显著增产的效果。（四）西葫芦地膜覆盖栽培西葫芦喜温和气候，多于春季进行早熟栽培。春季2月下旬到3月上旬进行育苗，谷雨前采用高垄、小高畦覆盖，或采用沟畦覆盖，地膜小拱覆盖，以及穴坑覆盖。近年来以沟畦地膜小拱覆盖者为多。因为可提早定植期，而获得早熟、高产的效果。亩产值提高100－400元。深受生产者欢迎，同时也增多了市场上的花色品种。（五）棉花地膜覆盖栽培棉花地膜覆盖栽培是我国经济作物中推广较早、面积较大、效益显著的作物之一。辽宁、山西、河南、新疆等省区都创出亩产150公斤皮棉高产纪录，一般均较露地栽培增产50％左右。这项技术的推广，对于扭转我国长期进口棉花的情况和推动轻纺工业的起飞作出了贡献。棉花地膜覆盖栽培分高垄、平覆和沟覆三种，因地制宜选用。在特早熟棉区热量资源不足的地方以垄覆为宜。干旱缺水的棉田则以平覆或沟覆为好。棉田地膜的覆盖度也可分高（90％左中）、中（70％左右）、低（50％左右）三种。水肥条件好的棉田低覆盖为好，缺水棉田高覆盖可保墒，一般棉田中度覆盖效益最好。特早熟棉区应尽量发挥地膜覆盖的热效应，”沟棚覆盖”效果最好，即播种在17厘米左右宽的小色内，沟上覆膜，可提早出苗7－10天，且可防冻害。旱地棉田主要要发挥地膜的保墒增温效应，采用”沟种坡覆”可以加大地膜的径流量，使滴水归汤，可较常规覆膜增产10－20％。盐碱地棉田则需以淡水压碱，开沟躲碱，沟低覆膜，以利全苗。1983年农牧渔业部组织了由山西棉花研究所主持的，全国棉花地膜覆盖栽培研究协作组，对地膜植棉区域性和不同类型棉田的配套技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表有关论文200余篇，获得1985年部颁科技进步一等奖。该项协作研究认为地膜植棉增产的机理主要是由于三项效益，即补偿效应、土壤和环境稳定效应、光热效应。从而促进了棉花的苗全苗壮，加快了生育进程，延长了有效花铃期，桃大、桃多，质量提高产量增加。补偿效应是一是指地温对气温的补偿，二是指根系对茎叶的补偿。并提出”地积温”的概念，建议作为棉花生育进程的热量指标。土壤环境相对稳定效应系指提高了地温、增加湿度，同时保持了土壤湿度的相对稳定，减少了悬殊的干湿交替以及干旱对根系生长的不利影响。光热效应则是前两个效应的集中反映，导致棉花生长发育的协调与加快。（六）花生地膜覆盖栽培花生地膜覆盖栽培也已在华北、东北大面积推广应用，经济效益显著，深受群众欢迎。据各地报告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六千余亩亩产超千斤。辽宁省1983年地膜共生种植37万亩，平均亩产达282公斤，每亩可较露地种植增收50－100公斤。地膜花生多以垄栽为主，要求施足底肥和灌足底墒水。现在已有相应的机械可一次完成这几种作物。（七）水稻田地膜覆盖栽培地膜应用于水稻育秧其使用方法大致与先前的塑料薄膜育秧相同，即简易覆盖，秧田长在地膜形成的小棚内，但所用薄膜数是一项抗旱、节水、省工、高效的新技术，南北各省均有推广。贵州省毕节县应用此法旱田种稻亩产可达千斤。（八）小麦地膜覆盖栽培华北气温低、无霜期短，本来难以种植冬小科。近年大规模发展地膜种麦，即在冬前播种后以地膜在畦面简易覆盖2－3周，尔后小心揭膜可再于冬前覆盖小麦或来春覆盖早春作物一次。同时早春以地膜覆盖冬麦田也有明显增产作用。此项技术既增加了山区农民的收益，又解决了长期难吃细粮之苦。（九）玉米地膜覆盖栽培玉米也是喜温作物，在高寒地区生长不良，产量很低。近年地膜种植玉米发展很快，增产明显，高产的可亩产1000公斤。在贵州山区地膜玉米被誉为脱贫之路。晋北一些地方推广地膜高粱亩产量可达1000公斤。（十）其它作物的地膜覆盖栽培烟草的地膜覆盖栽培，不但产量增加，而且使中上等烟叶比重增大，国内已推广应用。轻工业部甘蔗糖业科研所近年研究推广甘蔗地膜覆盖微膜袋育苗技术，将微膜袋育苗与地膜覆盖结合起不可快速育成壮苗，减少病虫为害，适应不良土壤环境条件，增产增收。用此法栽植的甘蔗每亩可增产1.5吨，含糖量提高0.8％，亩产收益250元。葡萄插条要求25－28℃发根，而芽的萌动则于13℃以上即开始，因而插条扦插后往往先发芽后发根。致使插条水分枯竭而死。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林业局利用地膜增加地温的特点大面积推广葡萄地膜扦插，大大提高了扦插条成活率，每亩增收（减损）约18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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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读摘要:近年来,关于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争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并由此引发了有关文学经典的讨论。文章从文化诗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经典及其形成过程的思考,对这部小说做出新的解读,认为无论从思想深度上还是艺术审美上,它都算不上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抬高,也没有必要全盘否定,因为在这个多元化的年代里,读者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关键词:文学经典;解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意识形态;审美性1998年北京大学的任光宣教授与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一书在《俄罗斯文艺》杂志上展开的学术对话与争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且延续至今。①几年来,从初出茅庐的中学生到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都从自己的认知角度就《钢铁》是不是一部文学经典,它是否还可以作为文学经典被收入教科书等问题提出了各不相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见解,其间见性动情,绝非一般学术讨论的景观”[1]。从一系列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场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以《钢铁》为代表的当年曾经盛行一时的红色经典能否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屹立于神圣的文学殿堂,为人们世代传诵?本文试图站在文化诗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经典及其形成过程的思考,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方面对《钢铁》做出新的解读。一经典和文学经典经典(canon)为经文之典,它最初起源于希腊文,指用于度量的一根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延伸,用来表示尺度。公元1世纪基督教出现之后,“经典”逐渐成为宗教术语。公元4世纪,它开始代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特别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后来它进入文学、绘画和音乐等范畴。[2]今天,经典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它被引申运用于西方文学范畴,并在多元化的语境下引起争议。什么是文学经典,成为文学批评界讨论的热点。文学经典,一般指欧洲文学中获得批评家、学者和教师公认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它们在某个时期因需要而不断刊印,被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充分研讨,收编在选读本中,并作为文学名著列入学校课程和教材,从而得以保留,代代相传。一个作家的作品被社会认定为经典的过程相当复杂,根据刘意青教授的观点,应该有以下因素的介入:首先,它得到了持不同观点和情感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的广泛参与推动,比如经典的作品往往被其他作家引用和喻指,经常或较多地得到评论和介绍;其次,它经常出现在文化群体的话语中,成为该国家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知名度高;再次,它长期被纳入学校课程和教科书,通过教学和知识传授得到普及和延续,等等。[2]那么,面对浩瀚的文学星空,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批评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使它成为璀璨夺目、备受尊崇的经典?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它成为一个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主流话语,并且长期占据学校的课程和教科书?这些疑问也正是西方文学批评界关于文学经典争论的焦点。二西方文学经典之争文学经典问题的形成最早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学理论及对史诗和悲剧的界定,自那时起,关于文学经典的问题,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但是传统的西方文学理论界都一直强调内在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把崇高的审美特征当作文学经典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解构主义终结、颠覆权威的呼声在西方哲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响起,各种观点的评论家,特别是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学者们坚信在经典的构成中总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且“进一步提出经典构成的意识形态性,认为创造经典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3](P16)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文学原理引论》中指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意识,它与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4](P28)。在他眼里,文学经典的形成被演化成了政治议题。所以,这些评论家们提出改变文学经典的要求,去除以往经典选取中的精英意识和等级意识,要求进一步拓宽经典。然而,仍有一部分学者难以苟同这种将文学政治化的观点,在这支捍卫传统经典的队伍中,美国当代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便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他认为,文学作品入典基本上是个文学现象,它的标准是美学的,“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这种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3](P20),而绝不是政治和短期功利可以左右的,所以“西方经典不管是什么,都不是拯救社会的纲领”[3](P21)。在他看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必须有原创性,即有不同于前人作品的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就是作家赋予熟悉的内容和形式以陌生感,使读者产生一种陌生的熟悉。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些反对传统经典的“憎恨派”①们的言行实际上才真正是在利用随时代变化的政治标准和小群体的功利考虑来取代美学和艺术永恒的尺度。双方的观点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细细考虑似乎又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传统派坚持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把审美价值看作文学经典的评判标准;“憎恨派”则坚持作用于文学外部的诸因素对文学经典的影响。如果我们以一种对话的方式对双方的观点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对于文学经典的评判就会更加的客观一些。其实这种对话的思维方式早在前苏联时期的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就已经确立。他在文学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寻求中介,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主张文学研究应当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但不能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我们赞同巴赫金的对话观点,并且用这种观点对《钢铁》一书进行定位。三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定位如果说对文学经典及经典形成标准的探讨,为我们对《钢铁》做出比较准确的定位提供了理论支持,那么对《钢铁》的写作历史背景以及它在苏俄和我国的接受史的回顾,则更为我们对它的定位提供了有力的材料支持。众所周知,从19世纪中期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批评起,文学在俄罗斯一直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工具。无论是别、车、杜的美学理论,还是列宁的反映论,都把文学视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认为文学对社会有着巨大的教育功能。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一批文学经典就是突出的例子。十月革命后,尤其是斯大林政权走向相对巩固的20世纪30年代后,文学变成了“统一的党的机器的小轮子、小螺丝钉”[5](P391),于是,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文学的作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的文学不再用来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用来反映主观特定的现实,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且被斯大林钦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七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终在时间大潮的淘洗中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美化现实、虚构现实,它实际上创造的是一种符合意识形态指令的乌托邦现实。制造英雄和神话就是它虚构现实的具体形式。[6](P42)今天,我们回头观望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那些被制造的英雄和神话可以说无计其数。《钢铁》一书发表于1932年,在出版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无论在评论界还是在读者中都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直到1934年8月,拉普领导人在给代表大会做的介绍文学青年的成就的报告中才提到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无法知道斯大林是通过什么渠道读到《钢铁》,但是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意识到,这本书对前苏联文学来说是“重要的不可轻视的正面现象”[7]。于是,前苏联官方秉承领袖的意旨,在报纸上编发了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特写,在全苏联掀起了学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高潮。评论界对《钢铁》也开始好评如潮,并且把它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加以推荐,小说被改编成剧本并拍成电影。很快,《钢铁》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如“整块金属铸成的钢铁般”[5](P398)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成了前苏联青年一代学习的榜样。如今,“苏联”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在它的意识形态下编织而成的各种各样的神话幻景也都一一破灭,高大无比的英雄也在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中轰然倒下。今天的俄罗斯,《钢铁》已经不再作为文学经典被放到各类教科书当中为学生学习,保尔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同样,《钢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有类似的情形。著名翻译家梅益先生早在1942年就根据英译本将《钢铁》译成中文,到五六十年代它在中国的接受达到了顶峰,有消息报道文革前它在我国畅销书中排名第六位[8]。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首先,《钢铁》在我国建国以后的17年(1949-1966)间的认同和我们自己的诗学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处于提倡理想、提倡献身的时代之中,黑暗与灾难刚刚过去,整个民族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此时,具有“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一级英雄形象的创作和英雄主义的基调”[9](P108)的革命历史小说为人们接受,与此相呼应的便是一批反映前苏联革命与建设的、表现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文学作品的译介,这其中当然包括《钢铁》。其次,在17年间,由于我国国内政策的限制和引导,使文学界几乎把俄苏文学作为唯一的接纳对象,读者的阅读范围狭小,即使这样,我们选取的也仅仅是丰富的俄苏文学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一小部分恰恰又多是被贴上无产阶级标签的作品,《钢铁》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相似的社会历史语境,使得保尔的形象对于中国读者感到十分的熟悉和亲切,他那种对敌人无比的恨、对布尔什维克党无比的爱,以及面对各种困难无比坚韧的精神,正符合我们17年文学创作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的要求。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变化,在市场机制下,文学由政治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文学话语不再是单一的,它成功地解构了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于是,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不再单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关照,我们开始回归文学的审美特性,提倡文学的社会性和审美性的相互对话,提出文学的社会性一定要以审美为前提。其实传统的西方文学批评界一直强调内在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即使别林斯基,这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在强调文学社会性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否认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他认为:“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够是社会精神和倾向在特定时期中的表现。不管一首诗充满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多么强烈地反映着时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歌,那么它就不能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看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执行得很坏的美好企图而已。”[10](P415)所以,文学作品要想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利益,必须要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应该是真正被作家所理解和把握,已经情感化、人格化的,已经被作家的审美体验所融化的思想。具有这样思想的作品,才能真正走进读者的内心世界,感染读者的灵魂。而《钢铁》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又是什么样的作品呢?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个只受过不完全小学教育、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自12岁起就开始了自己的劳动和革命生涯。凭着这样的教育水平和艺术修养写出来的《钢铁》,连斯大林也认为缺乏起码的文学知识。[7]小说的语言较为简单,作者不具备娴熟地驾驭丰富多彩的语言的能力;小说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平铺直叙的表现方法;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也是最基本的肖像描写,或通过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或使用对比的方法以反面人物衬托正面人物。[8]主人公保尔的性格一开始就基本上定型,而且自始至终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作者凭借自己的政治意念设计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英雄形象:富有敢于抗争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然而,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物并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原创,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同类作品中,这样的英雄比比皆是。显然保尔的个性不甚鲜明。一部真正的经典之作,应该是丰富的艺术审美性和丰富的精神内涵的统一体,而不应该成为某种意志的传话筒,俄罗斯经典的文学作品正是这样的统一体。在这些作品中,对广袤的俄罗斯黑土地的眷念、对苦难的直面、理想的向往、肉体的欲望、精神的追求、绵延诗意的流淌、焦灼心灵的奔逃等等,都被大师们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而《钢铁》在思想上、在艺术上显然都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总之,我的结论是:《钢铁》是一部好书,保尔是一位英雄,但是,《钢铁》的艺术性不足,英雄形象还不够丰满。因此,《钢铁》与文学大师笔下的经典著作,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还称不上文学经典。参考文献:[1]吴泽霖.保尔:一个悲剧性命运的形象[J].探索与争鸣,2005(6):25-27.[2]刘意青.经典[J].外国文学,2004(2):45-47.[3]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4]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5]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凌建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赵丹.多重的阅读与写作[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7]余一中.历史真实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J].俄罗斯文艺,2004(3):50-53.[8]赵育春.被延宕的反思[J].当代外国文学,2000(1):140-144.[9]洪诚子.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M].满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