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友发表论文

能够去促进肝移植手术的发展，而且能够让肝移植手术的成功率越来越高，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我国的医疗发展潜力，能够让我国的医疗发展获得更好的前途。

仁济医院儿童肝移植手术突破3千例的新闻引发了各种网友的讨论，这也间接性的说明我国的现代医疗水平技术已经越来越优秀，通过他们的不断去研究和努力，现在技术可以变得越来越成熟，也刷新了医疗界的记录，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肝脏移植得到新的生机，这对于我国医学界而言是一种荣誉，也意味着医学界的又一次突破。

肝脏移植是一种要求非常严格的手术，本身在移植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风险都是非常大的，也对医院方面的专业设备和医生的操作技术要求也很高，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具备可以器官移植的技术和设备，这也导致了肝脏移植这样的手术想要完成并且能够取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而仁济医院的儿童肝移植手术突破3000例，这说明不管是技术上还是专业设备上都是成熟的可操作性已经在逐渐的提高。

这项技术和这项数据的结果，大面积的帮助了肝脏器官存在缺陷的患者，能够有更多拥有新生的机会。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进行肝脏移植手术时采用的药物后运用到的操作方法都是不同的，现在关于儿童肝脏移植的手术已经突破到3000例，这说明不管是医生的技术还是操作经验，已经变得越来越娴熟，未来在操作关于肝脏移植方面的手术时，会变得更加的拥有胜算率，可以让越来越多的患者放心的通过肝脏移植，重新拥有生机。

这项研究数据结果是值得庆祝的，代表着我国的技术和设备的越发先进，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放心，面对各种不同的疑难杂症，我国医学界的研究人员和操作人员都在慢慢的进行攻克，让更多人的健康能够拥有更大的保障。

现代公共关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表现在二者在重公众、重和谐团结、重事实、重信誉、重信息、重谋略等方面表现出的相似性。(一)“仁爱”思想与现代公共关系学的“公众意识” 古代儒家思想的代表者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而“仁”的主要内容是“爱人”。“仁爱”学说要求人们做到由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进而,孔子从“仁者爱人”出发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主张,提出爱民、养民、利民、富民、安民的思想主张。儒家思想的另一代表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强调百姓是根本,他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把“仁”与“不仁”视为“得天下”与“失天下”的根本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仁爱”思想在现代公共关系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现代公共关系学特别强调“公众意识”,而“公众意识”是指时时为公众着想、处处为公众服务、一切立足于满足公众需求的思想、意识和原则。现代公共关系教育的先驱、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伯纳斯在1923年提出:公关工作是为了“赢得公众的赞同”、“公共关系应首先服务于公众利益”。所以,树立公众意识是公关事业成功的思想基础,离开了公众,公共关系成了无源之水。 美国一位公关专家指出:“无论大小企业都必须永远按照下述信念来计划自己的方向,这个信念就是:企业要为消费者所有,为消费者所治,为消费者所享”。西方商人中流传的一条经商法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在我国商业活动中盛行的“顾客就是上帝”、“爱心服务”等都是儒家思想在经商活动中的继承。而且,儒家“仁爱”学说为现代公共关系中的政府公关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营养,要求领导干部要爱护老百姓,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突出体现了这一思想。(二)“人和”观念与现代公关的“内求团结,外谋发展”的思想 “人和”观念是指珍视团结、注重社交、重视协调关系的思想和意识。儒家立足于人类共同生存和文明进化的立场,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孔子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并提出“泛爱”思想。孟子也主张“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受这种“以和为贵”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与人和睦相处、团结友好的美德。古代商人在处理同消费者的关系时,一贯寻求“和气生财”、“宾至如归”的和睦气氛。历史上,汉代的昭君出塞、唐代的公主使藩等,都是统治者“平章百姓,协和万帮”,谋求人和环境和谐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和”思想与产生于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公关思想不谋而合。 现代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协调关系、广结良缘的艺术学科。现代公关一个很重要的职能是协调组织与各种公众之间的关系,争取公众对组织的谅解和支持,使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为组织创造一个“人和”的环境。总之,现代公关以追求和谐为最终目标。 “和谐”不仅作为外来文化的公共关系在异国他乡的文化背景下顺利生长、健康发展的切入点、支撑点,更为重要的是“和谐”应当成为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体系的基石。(三)“实事求是”与现代公共关系学“以事实为基础”的思想 “实事求是”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班固的《汉书》为汉景帝之子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把“实事求是”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宋元明时期,产生了一种完全否定直觉主义的思维方式,即“实事求是”。“崇实致用”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它力戒“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对言行言性的空谈。戴震主张“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反对“出于空谈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我国古代这些传统思想,尽管提法、立意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确代表了那种为学治事注重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文化传统,这与现代公共关系学中“以事实为基础”的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公关是社会组织面向自己的公众而开展的传播与沟通活动,组织与公众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相互为用的关系。所以,公关工作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离开了事实,公共关系就失去了价值。(四)“信”与现代公关学的“以信誉塑造形象”的思想 “信”是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信”强调知行、言行合一。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言必行,行必果”。重信义、守信用在古代成为约束、调节人们言行的规范。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尊重守诺者为君子,视失信者为小人。“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成语、格言,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对“信”的追求的生动概括。古代一些明智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采用“取信于民”的方法征服人心,如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终于使孟获心悦诚服地归顺了诸葛亮。传统文化的这种信义思想与现代公关所提倡的以信誉塑造组织形象,从而加强相互间的信任与合作的思想有很大的相通之处。 现代公关中,以信誉塑造形象是公关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因为,良好的形象是组织的无形财富,而良好的信誉又是塑造组织良好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良好的信誉是组织的立身之本。当今市场竞争说到底就是企业信誉的竞争,企业信誉不仅是企业经济效益、技术素质的综合反映,而且是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集体成员,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和具有高尚企业道德的标志。 创名牌成为目前的时尚,而信誉度就是构成名牌产品的一个重要指标,现代具有战略眼光的经营者,并不单纯为经济效益而抓经济,而是从信誉的建立入手,通过信誉投资获得经济效益。(五)重视信息获取与现代公关的信息观念 我国古代开明的统治者,在维持中央集权制的同时,注意了解民意。春秋战国时,一些诸候国为了强国生存,一方面招贤纳士,一方面取智于民,形成“养士”之风。战国时著名政治家邹忌,曾劝告齐王重视和听取民众意见,齐王顺之,终于使齐国强盛起来。而齐桓公深知“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道理,集贤八十人,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 我国古代兵家重视利用间谍索取情报,孙武非常清楚用间谍探知敌情对谋略取胜的重要作用,提出“兵贵先知”,诸葛亮在制订的十五条规则中,第一条就是“虑,间谍明也”。 三国时代的人们已经具有强烈的信息渴求和信息传播的观念,当时的新闻信息传播与交流以及社会舆论情势比较旺盛。当今市场社会,信息作为社会普遍联系的形式,广泛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全部时空,信息成为一项宝贵的资源,是组织的无形财富。美国信息专家指出:“利用信息创业,把资料变成美元,是当今世界出现的新现象”。(六)古代谋略与现代公关策划 谋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能体现东方式智慧的奇葩。谋略,即计谋策略。传统文化中,充满朴素辩证法,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奇计良策丰富多采。如春秋战国时,士阶层作为政治智囊、思想精英,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谋略奔走于各诸侯国。在诸子百家著述中,无一不渗透着谋略的睿智。尤其是《孙子》这部人类军事学经典著作,从头到尾贯穿着精辟深刻的谋略思想,还有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也再现了复杂多变的谋略活动。 时与势是传统谋略中十分重要的内容,时乃时机、战机,势乃形势、趋势,二者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古人云:“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古往今来的对抗和竞争中,审时度势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审时,一方面要求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增强我之优势,“善者,见利不失,遇事不疑”。所以,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得天时,并把它当作与“地利”、“人和”同样重要的致胜因素;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争取和创造时机,这又是一个“蓄势”、“造势”的过程。蓄势、造势就是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在力量对比、心理状态、道义和将士的勇怯等方面形成居高临下的优势,到一定时候,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势者,因利制权也”。 公共关系策划是公关人员为实现公关目标而在调查研究、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确定公关活动的主题和战略,并制定出最优活动方案的过程。它与古代谋略有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古代谋略中讲究时与势的思想,对于公关策划相当重要。 把握好时与势,巧妙地择时趁势,这是保证公关工作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公关工作是以传播信息为手段的,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同样的公关活动在不同的时间里进行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只有在公众最需要、最渴望得到的时刻,传播信息的公关活动才会得到公众的欢迎与重视,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所以,公关活动效果的好坏与准确地把握时机有直接的关系,这就要求公关人员要准确地预测、寻找和捕捉开展公关活动的最佳时机,甚至可以人为地调动某些因素,创造必要条件,促使这种时机的成熟。只要抓住时机,借机行事,公关活动就可以事半功倍,很快在公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形成组织所期望的声势。 造声势,可以说是公关活动取得成效的起码要求,所以,优秀的公关人员应该熟悉什么时候最适合开展活动,最有利于造成声势,并善于使这种声势一波又一波地向前推进,逐渐形成好的形势,然后进一步扩大战果,把好形势变成好趋势,直到在大多数公众中形成对组织的偏爱,一种心理定势,从而为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个性,现代公共关系学在中国的根植不可能不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养分。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理论体系与操作规范的活动中,引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应该,而且是现实的。我们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合理筛选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精华,结合我国实际,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继承、改造、创新和发展,建立一种既区别于西方公共关系学,又区别于古老伦理关系的,能体现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事业。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里面揭示了很多中国近代的变迁，希望能给您带来帮助，并顺利通过老师的论文检查，一般假期的论文老师不会太难为学生的，这个是我的经验。所以不用太紧张，你肯定没问题的。加油题目可以你自己定，正文如下：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它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它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贻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天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作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也就是说，正式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装，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的“兵为将有”的雏形。在1860年以前，督抚多为满人，湘军统帅曾国藩虽已与太平军鏖战六七年战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到这年8月，始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担任督抚的汉人越来越多，满人则渐渐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两军，出任督抚者更多。曾、左、李无不权倾一时，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成为督抚之首。从满汉关系来说，相当一分权力已转移到汉族官吏手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地方权力越来越大，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变化。这批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此时他们有权有钱有势，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破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者总是将这种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义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象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洋务”的这种缓缓缓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间再度锐减。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与“西法” 政治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真正在行动上推动政治变革的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发动了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而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所以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但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创办新式政论报刊方面。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

保护地球，从我做起 古往今来，地球妈妈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无数代子孙。原来的她被小辈们装饰得楚楚动人。可是，现在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她折磨得天昏地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危机。“救救地球”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最强烈的呼声。 我为周围环境的恶化而感到心痛，我想：作为未来接班人的青少年，如果不了解人类环境的构成和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无视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去增强环境保护意识，自觉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的话，我们的生命将毁在自己的手中，老天将对我们作出严厉的惩罚。为此我下定决心要从我做起爱护环境，保护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家园，做一个保护环境的卫士。 在刚过去的一年中，我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植树活动，带领我们初一(6)中队的班干部创立了“绿色天使”植绿护绿小组，鼓励队员们在校园里认养了一棵小树苗，利用课余时间给它梳妆打扮，为它长成参天大树打下了基础。在学校组织的“让地球充满生机”的签字活动中，我郑重地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写下了自己对环保的决心和期望，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我积极参加学校在世界环境日举行的有奖征稿，认真查阅、收集各类资料，进行社会调查，撰写有关环境治理设想方面的文章，我经常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环保讲座，观看环保方面的录相带，积极参预环保知识问答调查活动，认真填写每一项提问。我参与了“红领巾植绿护绿队”的网站建设，在上面发布大量的环保图片和环保知识，以及关于环保的各方面的法律知识，我国在环保方面发展动向、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情况；每个月我都利用网络、报纸，查找一些最新的不同的专题和板块“环保资讯”来告诉大家；还定期制作一些宣传板来宣传环保知识和生活中的环保常识。提高了大家的环保意识；号召同学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关爱自己的家园，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周围的环境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积极动员身边的人一起来依法保护和建设人类共有的同样也是仅有的家园，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的文明做出贡献。我还和同学们共同发起“养一盆花，认养一棵树、爱惜每一片绿地，让我们周围充满绿色”和“小用塑料袋不使用泡沫饭盒和一次性筷子，让我们远离白色污染”的倡议。让我们放下方便袋，拿起菜篮子，让我们共同走向美好的绿色的明天，走向辉煌、灿烂的未来! 据我收集到的一份报告说：“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源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声污染、食品污染、不适当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五大类。”一个个铁一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它们像恶魔般无情地吞噬着人类的生命。它威胁着生态平衡，危害着人体健康，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让人类陷入了困境。为此我作出宣告：“只要我们——人类有时刻不忘保护环境的意识，有依法治理环境的意识，地球村将成为美好的乐园”。未来的天空一定是碧蓝的，水是清澈的，绿树成荫鲜花遍地，人类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幸福。 “真正检验我们对环境的贡献不是言辞，而是行动。”虽然我现在做得只不过是一些微小的事，但是我坚信要是我们人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心，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携手保护我们的家园，自然会给人类应有的回报。在温暖的摇篮——草原上小憩；在慈祥的笑脸——天空下成长，在爱的源泉——河流中沐浴 黄色星期天 天贤粱粕��厣贤粱粕�V灰�缫淮担�嗣俏薮Χ恪U饩褪巧吵颈�?nbsp; 就在4月7日也就是星期天的早晨，一拉开窗帘不禁让我大吃一惊。我看到外面的天空已不在像以前那样蔚蓝，阳光已不在像以前那样明媚。远处的那些高楼大厦像海市蜃楼一样隐隐约约。在沙尘暴的影响下，楼内的人都点着灯为自己照明。天和地的界限已不那么清晰，而是浑黄一体。大街上的人们都全副武装，包着头巾捂着嘴。生怕沙土进到自己的呼吸道里。一走出家门，一股沙土的气味扑面而来，一阵风吹过，脸上就会感到大大小小的沙粒打在你的脸上，顿时我那干净的脸像涂上了一层土黄色的釉彩，把我的脸打扮成了土著人的脸色。我低头一看，大地也穿上了一层土黄色的衣裳。过了一会，又下起雪来。许多人都高兴起来，他们认为雪花是洁白美丽的。但他们错了，今天的雪花像炸弹一样，落在人们的身上，炸出了一朵朵“黄花”。弄得人们狼狈不堪。我也被“炸”的像小泥猴似的。 今天的情景，使人们再一次看到了破坏环境所带来的恶果。在一次次灾难的提醒下，人们已经认识到遵循自然规律，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已刻不容缓。我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过全人类不断努力，植树造林，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灾难的发生频率会逐渐减少。地球那副美丽的面孔又会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我热爱地球，热爱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爱她的青山绿水，爱她的碧草蓝天…… 在四野飘香的花丛中，我和蝶儿一起嬉戏、欢笑；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我与小鸟一起追逐、歌唱；清晨，我迈着轻盈的步履去原野上踏青，雾霭缭绕着、白纱般的柔柔地漂浮在空中。吮吸着花草的芳香， 欣享着阳光的沐浴，我被陶醉在这如痴如醉的梦幻里；夜晚，我坐在稻谷飘香的农家小院里，仰望着璀璨的星空，聆听着蝉鸣嘹响，蛙声如潮，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般的王国。春天，我坐在牛背上，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听那牧歌婉转，牧笛悠扬。 夏天，我坐在小船上，任双桨拍打着那碧绿的湖水， 看海鸥轻盈地掠过辽阔的湖面；秋天，我站在树下，凝神瞩望着那金黄的叶子一片片地落下；冬天，我站在窗前，欣赏着如絮的雪花在空中翩翩飞舞。在这如诗如画的仙境里，我的心都醉透了! 曾几何时，人们乱砍乱伐，使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沙丘吞噬了万顷良田，洪水冲毁了可爱的家园，大自然的报复让人类尴尬哑然。梅水溪曾经说过，没有自然，便没有人 类，这是世界一大朴素的真理。一味地掠夺自然，征服自然，只会破坏生态系统，咎由自取，使人类濒于困境。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人不给自然留面子，自然当然也不会给人留后路，98洪水、2000年的沙尘暴，其实，这就是大自然向人类发出的警示。 曾几何时，人们乱捕乱杀，使人类的朋友惨遭涂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就是对捕杀动物后果的最真实的写照。从大学生的伤熊事件到愚人们的疯狂捕猎，人类是否也将要把枪口对准自己？切记，保护动物就等于保护我们自己。 曾几何时，战争的爆发，使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满目疮痍。炮火对植被的破坏，核辐射对生命的摧残，尽管广岛、长崎上空的蘑菇云已经散去了半个多世纪，可那里依然还是不毛之地。由此可见，和平是全人类绿色环保的重要前提。 真不敢想象，我们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这个世界将会是一幅怎样的惨景呢？地上寸草不生，天空尘沙弥漫，人类将在魔鬼般的尖叫声中化成堆堆白骨。到那时我们只能说，人类曾经属于过地球，但地球将永远不会再属于人类了。 顾炎武曾经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保护环境与维护生态平衡的历史重任要落到我们跨世纪一代的肩上。让我们都来关爱自然，热爱地球吧，手挽手、肩并肩、心连心地铸起一道绿色环保的大堤，捍卫资源、捍卫环境、捍卫地球、捍卫我们美好的家园吧！ 岐江情 岐江河--我的母亲河，由北而南，蜿蜒流淌。我在她怀里成长。她孕育了我童年的欢乐。我的金色的童年的欢乐时光，都和岐江河一起度过的。 记得我只有豆丁般大的时候，数不清的早晨，看着那朝晖在河上跳跃，把那清澈的河水映得通红，像是给岐江河披上了红纱巾，周围郁郁葱葱的榕树也穿上了朝阳的锦衣。三五成群的男女老少，沿河漫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欣赏小鸟清风奏出的晨曲。 每逢端午节的时候，精彩绝伦的龙舟赛便在江上举行。人们接踵而至，争先恐后地聚集到江边看热闹，一条条龙舟整齐地排开在江面，船上的每一个有着古铜色肌肤的大汉都使出浑身的力量。每一声礼炮后，龙舟齐头并进，掀起一江浪涛。江边的人们有的急得直跺脚，有的高声喝彩，有的像长颈鹿一样把脖子伸得老长……江里的龙舟在一片锣鼓声中耕波犁浪，勇往直前…… 我童年的幸福，都沉浸在岐江河那清澈的碧波里。只要清风一吹，一切美好的回忆都从荡漾的碧波里旋出来了。如今当我独自一人去问候岐江河时，它已面目全非了：污浊的河水夹杂着许多垃圾在晃动，偶尔还有一两条死鱼浮上来，散发出醺心的腐臭。绿色，没有了，鸟声，听不见了。河边堆积了大堆垃圾，往日清新芬芳的和风也变得腥臭苦涩了。我伤心地向岐江河呼喊："你昔日的丰姿到哪去了？"可它只用波浪拍打着河岸，像垂危的病人，呻吟着，伤心地向人们哭诉："清救救我吧！" 也许是因为它过去的美，也许是因为它现在的丑，也许是时代的要求吧，岐江河发出的求救终天得到了回应。市政府十分重视岐江河的整治，组织人力物力拆掉岐江河两岸参差不齐的破旧建筑，在河岸上植起了绿树红花，禁止人们往江上倒垃圾，禁止往江里排放污水，岐江河开始恢复了生机，重现了昔日美丽的倩影。我想：假以时日，岐江河--我的母亲河，她将比以前更爱护我们的家园 我们生命的摇篮是地球母亲。地球母亲的身上有高山、大海，有高原、平原。最可贵的是它有生命，我们人类就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就是地球的主人. 地球是所有生物共有的家园,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地球母亲可以供给我们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地球母亲用它甘美的乳汁哺育着它的儿女,我们在地球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幸福地成长。我们为什么能幸福地生活在地球上呢？因为地球母亲可以供给我们充足的氧气,可以供给我们充足的水分,充足的食品......她是一位关心儿女,爱护儿女的好母亲。 然而我们人类是怎样对待地球母亲的呢？我们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或者说为了自己生活的更好，就不顾地球母亲的身体，工厂乱排放污水，烟囱冒着浓浓黑烟，乱砍伐森林树木，乱浪费资源等等。破坏了地球周围的大氧层，清澈的河水变得混浊，茂密的森林变得狼狈不堪，蔚蓝的天空变得灰暗，碧绿的青山变得光秃，泥石流、森林火灾、动物绝迹、水源严重缺乏，一连串的灾害接踵而来，已使我们的地球母亲难以承受。而我们面临的确是地球毁灭的现实。啊！实在太可怕了，到那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将如何生存？ 我们已经看到了严重的后果，我们能任其毁灭吗？不能！我们人类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保护我们的环境，爱护我们的地球了，比如，我们建起了水力、风力发电站，开始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森林，保护水源，节约用水，开始绿化、美化我们的地球了，这是可喜的，这样可以延长我们地球母亲的寿命，使她越来越年轻，身体越来越壮。在地球毁灭的前一夜，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来保护、爱护地球，要来绿化、美化地球，使我们的地球母亲永远年轻。 我再来问个问题小朋友，地球到底会不会毁灭呢？这就要看我们怎掩盖胡她了，如果我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她的话，相信她会永远年轻的。 还我青山绿水 我是赫赫有名的晋江。我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几十万子孙后代的身上。如今，我的工业越来越发达，儿孙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红火，可我却今非昔比，千疮百孔，丑陋不堪，再也找不到几处净空、净土、净水了。 我在思索，在寻找，发现原来是因为许多富起来的儿孙不能善待我。你看：如林而立的烟囱口上呛人的浓烟滚滚升腾，笼罩住我的头；穿梭不息的车辆喷出的废气，无时无刻地向我扑来，熏得我的脸发黑；儿孙们的生活垃圾，工厂排出的废液，大部分渗入我的肌肤，流进我的血液，侵害我的躯体…… 无奈中的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发出呻吟。有一天，一群快乐的红领巾唱着歌，扛着农具和树苗，来到我的身边。我认识他们--那些伤害我的人的后代。我有点儿害怕：他们要干什么？我正在忧虑着，那群红领巾已经开始行动--植树！我欣喜若狂，深情地注视着他们：挖坑、培土、提水、浇水……他们干得可积极啦！挖坑的肩上搭着一条湿毛巾，铲子紧握手中，用劲往土里一插，再使把劲儿用脚一蹬，往后一仰，舀汤似地将土挖起来，往身后一”泼”，土落了下来。反复几次后，一个坑就挖好了。放树苗的小心翼翼地将树苗放入坑内，扶正，让挖坑的培上土，再让提水的浇上水。只见他们个个脸上挂着汗珠，欣慰地笑了。多乖的孩子呀！霎时间，委屈、痛苦化为乌有。我忙托风婆婆为他们拂去脸上的汗珠。他们帮我做新衣裳，我能不高兴吗？他们还在我这儿撒下了花的种子，不久的我将穿上一件五彩缤纷的花裙子！我能不激动吗？ 你不知道吧？这群红领巾还帮我清理了垃圾，从树上取下了一个个塑料袋，并告诫人们少用“白色污染”。在红领巾的带动下，那些缺德的公民也渐渐地正直起来了。以前垃圾箱旁蚊蝇乱飞的情景消失了，街道两旁的树灰尘不见了。我的生活亮丽斑澜了！ 我陶醉了：满山苍翠，一水碧波，芳草茵茵，鸟语花香……这才是原来的我呀！感谢孩子们还我青山绿水，还我多姿风采，我将赐予子孙们无尽的宝藏和永恒的幸福…… 共筑校园和谐的蓝天(演讲稿) 和谐，多么美好的一个词语，多么美好的意境。请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和谐吧:春风是和谐的，她使坚冰融化，万物复苏，把人们带到美好的季节；春雨是和谐的，她“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古往今来，和谐思想绵绵不绝。从孔子提倡的“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到到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断；从洪秀全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方案，到康有为描绘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社会状态，从孙中山“大同世界”的理想，到毛泽东“环球同此凉热”的追求，悠悠中华几千年，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无不推崇团结互助的理念，和谐社会始终是人们最崇高的理想。 和谐就是融洽和睦、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应该是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社会。但现实生活中，由于许多同学、思想觉悟、价值观念、利益追求、兴趣爱好的差别，有些人的行为方式不利于团结互助，甚至一些损人利己现象也时有发生；还有的同学喜欢搞小自由主义，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班级不说，校外乱议论，导致同学与同学之间互相猜疑，引起同学之间不和睦；甚至有的同学把社会上一些：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爱占便宜；甚至于尔虞我诈、坑蒙拐的行为，也或多或少的带到了校园，这样不仅可耻，简直可以说是道德的囚犯。胡总书记把“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作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提出来，丰富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容，同时也丰富了我们的校园文化，我们中学生在这个富有感召力的今天，我们应该做的是；同学之间要和谐，要团结友爱互助；校园要和谐，构筑一个团结友爱、文明向上的和谐校园。 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有没有团结互助的道德风尚，是判断一个群体是否健康、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志之一。继承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弘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美德。 是啊！我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讲“仁爱”、行“友善”、重“人和”的传统美德。我们新一代的中学生应该传承这些传统美德、今天要为构建一个和谐的校园努力，明天我们要为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而付出，这是历史付与给我们的重任！这是时代付与给我们的使命！ 环保,从身边小事做起... 最近，北京一群中学生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提倡环境保护的信，引起了总理的高度重视。朱总理在同学来信上批示说，初二学生如此关心环保，实令我等长辈惭愧。……扪心自问，我们每一位又何尝不应该对此深刻反省呢？ 环境保护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国政府也早就提出了明确的治理目标。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人，虽然不可能都直接从事环保工作，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当看到洗手间的水龙头在滴水时，是不是能够举手关上呢？当电池用完后能否分类收藏处理而不是随手扔掉呢？当购物时能否自觉不使用超薄塑料袋呢？……一件件小事虽然都很不起眼，但却体现我们究竟具备了多少环保意识。 笔者知道有一位老太太，她每次上街买菜都要自带一个小布袋，每次上餐馆吃饭都要自带一个小钢勺。看起来很平常，但能够像这位老同志那样，长年自觉坚持不使用白色塑料袋，不使用一次性筷子，确实不容易。这不但要有坚定的环保信念，还需要有良好的习惯。无可置疑，环境意识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在大学校园里我们最容易找到环境保护的支持者。但是，我们同样也能够经常在大学的食堂垃圾桶里发现大量的剩饭剩菜。笔者还听说有这么一位大学生，他热心环保事业，曾积极奔赴云南边陲保护金丝猴，但他却可以数次忘了关掉水房里哗哗流的水龙头。这提醒我们，全面的环境保护和全民族环保意识的普及与提高，决非轻而易举；环境保护不仅仅包括动物、森林的保护、防止大气和水的污染这样一些“大事”，也包括我们周围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各种小事。 人类对环境的保护，归根结底是基于保护地球上日益枯竭的资源，保护我们生存发展的最起码条件。当工业文明进入20世纪后，它对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对资源的使用走向了滥用，这引起了人们越来越高度的警惕。各国政府为了保护环境，采取了许多措施，环境保护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且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今天，提起环境保护，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公开反对，但是真正做到自觉长久地保护环境，保护资源，还有许多工作在等待着我们去做。我认为首要的就是要在全民族树立起环保意识，具体地说就是树立资源意识，生存意识。要让大家都认识到，保护环境与资源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保护环境不仅是关乎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而且已经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今天的生存！不能抱着环保多我一人少我一人差别不大的思想，也不能对保护环境有任何松懈和怕麻烦的思想。政府部门对环境保护固然负有重要的责任，而每个单位，每个企业，每个人对此更是承担了更为直接、更为具体的责任。只要我们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大家共同努力，持之以恒，就一定能为社会、也为自己留下一片碧水蓝天。在这一点上，北京的中学生们已经为我们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难道我们还有什么需要犹豫的吗？

作文 曾几何时，“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的诗句常在耳边回响。曾几何时，“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仍在心头萦绕。 曾几何时，伟大诗人乔治·铂金·斯莫里斯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樵夫，别砍那棵树。”指引着几代人参与环保，美化环境。曾几何时，人们乱砍乱伐，使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沙丘吞噬了万顷良田，洪水冲毁了可爱的家园，大自然的报复让人类尴尬哑然。梅水溪曾经说过，没有自然，便没有人 类，这是世界一大朴素的真理。一味地掠夺自然，征服自然，只会破坏生态系统，咎由自取，使人类濒于困境。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人不给自然留面子，自然当然也不会给人留后路，98洪水、2000年的沙尘暴，其实，这就是大自然向人类发出的警示。 曾几何时，人们乱捕乱杀，使人类的朋友惨遭涂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就是对捕杀动物后果的最真实的写照。从大学生的伤熊事件到愚人们的疯狂捕猎，人类是否也将要把枪口对准自己？切记，保护动物就等于保护我们自己。 曾几何时，战争的爆发，使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满目疮痍。炮火对植被的破坏，核辐射对生命的摧残，尽管广岛、长崎上空的蘑菇云已经散去了半个多世纪，可那里依然还是不毛之地。由此可见，和平是全人类绿色环保的重要前提。 “我环保我参与”这个严峻而又紧迫的命题，如今重又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和战略意义。就在我们享受着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与满足时，洪水泛滥，山体滑坡，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水资源缺乏等消息的报告，这犹如一个晴天霹雳，给了我们当头一击。这是怎样的一种打击啊？我们正经历严峻的考验，保护环境，保护环境 ，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人问：“我能做什么？”答案很简单：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岗位做起。就这么简单吗？ 对，就这么简单！请记住：你与我，是浪花里的一滴水，无数滴水汇聚起来，会是澎湃汹涌的浪涛，才有波澜壮阔的大海！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无数个有限组合起来，便是无限，便会有无坚不摧的力量！ 回顾一下从身边流走的每一滴水：在你我洗盘刷碗、洗脸刷牙、洗发洗澡、冲洗厕所的时候，你我可曾想过，节约每一滴水？在你我使用电灯、电话、电脑、空调、饮水机、复印纸、公文纸的时候，我们做到环保了吗？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没有保护生态，参与环保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繁荣昌盛的；一个没有保护生态，参与环保精神作支撑的社会是难以长治久安的；一个没有保护生态，参与环保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同样，一个没有保护生态，参与环保精神作支撑的校园是难以持续发展的。参与环保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恒的话题。 参与环保,从我做起，就要从思想上崇尚环保，以参与环保为荣、破坏生态为耻，抛弃“家大业大， 破坏点儿没啥”的思想。“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些看似点滴的破坏 ，就像“蚁穴”一样，侵蚀着坚固的根基。 参与环保，从我做起，就是要在日常中体现。在残酷竞争的市场中，我们是创业者，奋斗者，而不是享乐者，逍遥者，我们要舍得吃大苦、耐大劳，把保护环境当成战胜困难的助推器，把保护环境当成战胜困难的传家宝。参与环保，从我做起，就是要在思路上开拓进取。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每个人都来献计献策，围绕生产和管理的薄弱环节，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创造。参与环保，从我做起，就是要在管理上精益求精。蒲松龄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作为一个有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城中人，都应抓住点滴时间，只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就一定会找到参与环保的途径。现在，我惊喜地发现，长明灯熄灭了；电脑几天不关消失了；没有人随地吐痰了；复印纸的背面又在废物利用了，污水横流越来越少了，树木砍伐越来越少了…… 现在我也终于明白：参与环保，我的责任。一切，都是那么的值得！丰泽区教育局局长赖辉煌说过：不简单，就是将简单的事做千遍万遍做好；不容易，就是将容易的事做千遍万遍做对。平凡与不凡只一步之遥，从我做起，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做起，从自身岗位做起，持之以恒，你我就是成功者，你我就是伟人。 是啊，我是浪花里的一滴水，我是一滴水，就要滋润一寸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