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华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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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尼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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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现将道教所遵奉的诸神及民俗诸神简略介绍如下：一、简介： 1、梁朝时陶弘景《真灵位野图》第一次较系统的把道教五十多位神仙按照人间朝廷的等级顺序分为七个等级排列他们的位次； 2、唐、五代时期青城山道士杜光庭的《道门科范大全集》把三清神作为最高的神，在陶弘景的基础上编定了神的等级秩序； 3、流传至今的是南宋金允中的《上清灵宝大法》，比较系统完善的排定了神灵的谱系。二、‘神'与‘仙'：神与仙二字，浑言无别，析言有异。神，大多指在天上有专门的由职务的一类，而且这些职务通常是由人间的帝王封赐的；仙，大多是由人（名人或富贵者）修道而成的，他们常常没有专门的职务。三、道教尊神： 1、三清神，根据陆修静的‘三洞'的说法划分如下：洞真玉清真人元始天尊，座下有九圣；洞玄上清真人灵宝天尊，座下有九真；洞神太清真人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老子），座下有九仙。在三清神之下有四御，又称为四辅，玉皇、地祗、南极和北极仙翁，其中南极仙翁掌管有关神灵，北极仙翁掌星宿，主人间兵戈之事。另外还有一位真武大帝，辖天下武将，即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2、五岳大帝：东岳泰山，掌人间赏罚、贵贱、生死大权；于宋朝真宗年间受封；西岳华山，掌五金、冶铸，羽禽飞鸟之事；中岳嵩山，掌土地、山川、林木；南岳衡山，掌江河、湖海、走兽；北岳恒山，掌星辰分野， 3、酆都大帝：掌管阴朝地府。传说汉代王方平、阴长生先后在平都山修炼成仙，世人合称为‘阴王'，后世讹传为掌管阴司的阎王，遂将平都山称为鬼城。 4、文昌帝君：本为司禄之神，后来变为文人士子的守护神。传说是到晋朝时四川孟溪的张亚子，曾经七十二化，在绵阳梓潼县战死；后在祭祀中传闻文人能够得到他的保护，后人遂将文昌帝君与梓潼帝君合并为一，称为文昌梓潼帝君。顺便一提，文昌星，指掌管人间功名利禄的神，是北斗七星中的第四颗星，也称为文曲星。第四颗就是掌管武略智谋的武曲星。四、古代仙人： 1、传说中的上古仙人：黄帝，西王母（也称为金母）、西王母的丈夫东王公、彭祖、赤松子、王乔（也称王子乔）等。 2、李八百、李真多、李意期、李常在等，不一而足。 3、八仙：关于八仙的说法很多，有汉八仙（淮南八仙）、唐八仙（饮中八仙、蜀中八仙）等几种说法。直至宋元时期才逐渐形成现在的八仙，到明朝时期吴元泰才在〈八仙出处东游记〉中初步将八仙定形。即汉钟离（汉代钟离昧，也说是唐代钟离权，自称‘天下都散汉'）、吕洞宾（唐代人，传说本为李唐皇裔，为避武后追杀遂避祸改姓为吕）、铁拐李（资历最老的仙人，传说曾经与老子同游华山）、何仙姑（武后时期广州增城人何秀姑，为吕洞宾度化成仙）、蓝采和、张果老（唐山西道士张果，曾经受唐玄宗封赐）、韩湘子（韩愈的侄子或者也有人说是侄孙韩湘）、曹国舅（宋仁宗曹皇后弟）；分别代表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美丑善恶等各种形象。道教神仙列表三清：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又名太上道君道德天尊又名太上老君(西游记里也称为太上道祖) 六御中央玉皇大帝妻：王母娘娘，又称为西王母北方北极中天紫微大帝南方南极长生大帝,又名玉清真王，为元始天王九子。东方东极青华大帝太乙救苦天尊西方太极天皇大帝 (手下：八大元帅，五极战神(天空战神，大地战神，人中战神,北极战神和南极战神)) 大地之母：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祗五方五老：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帝三岛十洲仙翁东华大帝君（即东王公,名\"金蝉氏\",号木公）北方北极玄灵斗姆元君（佛教中二十诸天的摩利支天）中央黄极黄角大仙中央天宫仙位表千里眼 | 顺风耳 | 金童 | 玉女 | 雷公 | 电母（金光圣母） | 风伯 | 雨师 | 游奕灵官 | 翊圣真君 | 大力鬼王 | 七仙女 | 太白金星 | 赤脚大仙 | 广寒仙子（姮娥仙子）嫦娥 | 玉兔 | 玉蟾 | 吴刚 | 天蓬元帅 | 天佑元帅 | 九天玄女 | 十二金钗 | 九曜星 | 日游神 | 夜游神 | 太阴星君 | 太阳星君 | 武德星君 | 佑圣真君托塔天王李靖 | 金吒 | 木吒（行者惠岸） | 三坛海会大神哪吒 | 巨灵神 | 月老 | 左辅右弼 | 二郎神杨戬 | 太乙雷声应化天尊王善王灵官 | 萨真人 | 紫阳真人(张伯端) | 文昌帝君 | 天聋 | 地哑三官大帝：天官 | 地官 | 水官四大天王：增长天王、持国天王、多闻天王、广目天王四值功曹：值年神李丙 | 值月神黄承乙 | 值日神周登 | 值时神刘洪四大天师：张道陵、许逊（字敬之，号许旌阳）、邱弘济、葛洪四方神青龙孟章神君、白虎监兵神君、朱雀陵光神君、玄武执明神君。四渎龙神黄河 | 长江 | 淮河 | 济水河神马赵温关四大元帅：马元帅又名马天君，又称华光天王、华光大帝赵元帅即武财神赵公明，又名赵玄坛温元帅温琼，东岳大帝部将关元帅关羽。五方谒谛：金光揭谛、银头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摩诃揭谛五气真君：东方岁星木德真君 | 南方荧惑火德真君 | 西方太白金德真君 | 北方辰星水德真君 | 中央镇星土德真君五岳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南岳衡山司天昭圣大帝中岳嵩山中天崇圣大帝北岳恒山安天玄圣大帝西岳华山金天愿圣大帝 (五岳帝君：东岳帝君，名金虹氏，东华帝君弟。其它四岳帝君为东华帝君的四个儿子。) 及碧霞元君五斗星君：东斗星君 | 西斗星君 | 中斗星君 | 南斗星君 | 北斗星君六丁六甲：六丁为阴神玉女 | 丁卯神司马卿 | 丁已神崔巨卿 | 丁未神石叔通 | 丁酉神臧文公丁亥神张文通 | 丁丑神赵子玉 | 六甲为阳神玉男 | 甲子神王文卿 | 甲戌神展子江 | 甲申神扈文长 | 甲午神卫玉卿 | 甲辰神孟非卿 | 甲寅神明文章南斗六星君第一天府宫：司命星君第二天相宫：司禄星君第三天梁宫：延寿星君第四天同宫：益算星君第五天枢宫：度厄星君第六天机宫：上生星君北斗七星君：(《狮驼国》中的北天七皇) 北斗第一阳明贪狼星君北斗第二阴精巨门星君北斗第三真人禄存星君北斗第四玄冥文曲星君北斗第五丹元廉贞星君北斗第六北极武曲星君北斗第七天关破军星君 (《狮驼国》中的北斗七星君为北斗星君的另一个称号：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 \"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合起来又称为\"斗魁\"或\"璇\"，后三星组成斗柄，称\"杓\") 八仙：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张果老增长天王手下八将：庞刘荀毕、邓辛张陶，其全名为刘俊、荀雷吉、庞煜、毕宗远；邓伯温、辛汉臣、张元伯、陶元信（四目）九曜星金星 | 木星 | 水星 | 火星 | 土星 | 罗睺(蚀星) | 计都星 | 紫气星 | 月孛星十二元辰子丑寅卯等二十八星宿亢金龙、女土蝠、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氐土貉、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獝、奎木狼、娄金狗、胃土彘、昴日鸡、毕月乌、觜火猴、参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三十六天将蒋光 | 钟英 | 金游 | 殷郊 | 庞煜 | 刘吉 | 关羽 | 马胜 | 温琼 | 王善 | 康应 | 朱彦 | 吕魁方角 | 耿通 | 邓伯温 | 辛汉臣 | 张元伯 | 陶元信 | 荀雷吉 | 毕宗远 | 赵公明 | 吴明远 | 李青天 | 梅天顺 | 熊光显 | 石远信 | 孔雷结 | 陈元远 | 林大华 | 周青远 | 纪雷刚 | 崔志旭 | 江飞捷 | 贺天祥 | 高克 (三十六天将的版本是最多，以上仅供参考) 地上天仙表姜子牙（亦为东华帝君，估计是木公的接班人）蓬莱三仙：福禄寿三星，福神天官大帝，另一说是西汉杨成，又一说中是唐阳城财神赵公明、（一说比干范蠡为文财神）；寿星南极仙翁，女寿星：麻姑真武大帝，又名九天降魔祖师、玄武元帅。龟蛇二将(又名太玄水精黑灵尊神、太玄火精赤灵尊神) 小张太子与五大神龙黎山老母、镇元子龙王:东海龙王敖广 | 南海龙王敖钦 | 西海龙王敖闰 | 北海龙王敖顺 | 井海王神霄派诸神紫微北极大帝玉清真王（南极长生大帝）－－元始天王第九子神霄八帝（多为道教虚构），玉清真王与神霄八帝合起来又称为神霄九宸大帝东极青华大帝、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黄帝）、九天雷祖大帝等。（太乙天帝、六天洞渊大帝、六波天主帝君、可韩真君、采访真君）九司三省与北极四圣九司：玉府判府真君、玉府左右待中、玉府左右仆谢、天雷上相、玉枢使相、斗枢上相、上清司命玉府右卿、五雷院使君、雷霆都司元命真君三省：雷霆泰省、雷霆玄省、雷霆都省北极四圣：天蓬元帅（猪八戒）手下天罡大圣、九天杀童大将（北斗第八星，又称天杀大神）、雷使者等。天佑（猷）元帅翊圣元帅玄武元帅真武大帝另有：五方雷王、五方雷霆大帝阴曹地府北阴酆都大帝五方鬼帝：东方鬼帝蔡郁垒、神荼，治\"桃止山\" 鬼门关西方鬼帝赵文和，王真人，治\"嶓冢山\" 北方鬼帝张衡、杨云，治罗酆山；南方鬼帝杜子仁，治罗浮山；中央鬼帝周乞、稽康，治\"抱犊山\" 罗酆六天:(以下为宫名，六天为守宫神) 纣绝阴天宫、泰煞谅事宗天宫、明晨耐犯武城天宫、恬昭罪气天宫、宗灵七非天宫、敢司连宛屡天宫地藏菩萨十殿阎王: 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其这将、臣：首席判官崔府君、钟魁、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孟婆神、上古神话诸神混沌天神－－较正式的说法，盘古为开天辟地之始神，但仍有部分传说中，混沌早于盘古而生。创世神天吴、毕方、据比、竖亥、烛阴、女娲上古四方天帝与辅神：太阳神炎帝与火神祝融共同治理天南一万二千里的地方少昊与水神共工建立天西一万二千里的地方颛顼与海神禺强(又名冬神玄冥)治理天北一万二千里的地方青帝伏羲与九河神女华胥氏及属神句芒治理天东一万二千里的地方黄帝时代的诸神陆吾、英招、离珠、金甲神(此神应是其它神的一种化身说，根据他我虚拟了狮驼国中的金甲雷神) 蚩尤、风伯雨师、赤松子、力牧、神皇、风后、应龙、魃、夸父、大力神夸娥氏、大庭氏、五龙氏炎帝，又称为神农氏炎帝的女儿女娃(后化身精卫鸟) 瑶姬，在《狮驼国》中又名婉华仙子。还有一个小女儿，其名不可考，(拙着《狮驼国》中为炎天圣母) 少昊母为皇娥、长子春神句芒、次子秋神蓐收颛顼的后代四子：虐鬼、魍魉、送穷鬼、梼杌后代：老童、太子长琴、黎、重、彭祖(孙) 帝俊天上妻子：羲和、常羲人间妻子(省略) 女丑、羿鲧妻:女喜。尧又名：放勋，妻女皇；舜姓姚，名重华，妻娥皇，女英；禹，父鲧，妻\"女娇\",又名涂山氏，系九尾白狐精三皇：指天地人三皇，分别是伏羲、神农与女娲。五帝：通常指: 黄帝 | 颛顼 | 帝俊 | 尧 | 舜其它－－后天著名仙真表房中之祖－－彭祖 | 纵横始祖－－鬼谷子 | 文始真人－－尹喜 | 南华真人－－庄子求仙使者－－徐福 | 茅山仙祖－－三茅真君 | 万古丹王－－魏伯阳 | 太极真人－－刘安诙谐岁星－－东方朔 | 太平教主－－于吉 | 役使鬼神－－费长房 | 竹林狂士－－嵇康水府仙伯－－郭璞 | 净明教主－－许逊 | 蓬莱（都）水监－－陶弘景 | 天师－－寇谦之情仙－－裴航 | 扶摇子－－陈抟 | 显化真人－－张三丰王重阳与全真七子（长春子丘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清净散人孙不二、长生子刘处玄、长真子谭处端、丹阳子马钰）其它－－民间神灵不完全列表天妃娘娘 | 城隍 | 土地神 | 门神秦叔宝、尉迟敬德床神（又分床公床母，前者又称\"九天监生明素真君\"，后者又称\"九天卫房圣母天君\"）喜神 | 厕神紫姑 | 石敢当 | 小儿神项橐 | 朱天大帝崇帧 | 茶神陆羽 | 花神 | 染织二圣梅、葛 | 酒神杜康 | 土工祖师神鲁班 | 纺织神黄道婆 | 蚕神马头娘（山海经载为西陵氏，嫘祖） | 狱神皋陶 | 梨园神唐明皇马神 | 青蛙神白玉蟾｜驱蝗神刘猛（取猛将军之意） | 蛇王施相公（施全） | 痘神张帅 | 农神后稷瘟神：又称五鬼或五方力士，人间又有称五瘟，其中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窑神太上老君 | 贼神时迁 | 穷神 | **神管仲 | 武穆王岳飞 | 周公、桃花女 | 欢喜神和合二仙寒山、拾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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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daoyu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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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普诺斯0907

黄帝者，①少典之子，②姓公孙，名曰轩辕。 ③生而神灵，弱而能言，④幼而徇齐，⑤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①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②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③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④治五气，⑤蓺五种，⑥抚万民，度四方，⑦教熊罴貔貅貙虎，⑧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⑨三战，然后得其志。⑩蚩尤作乱，不用帝命。 ⑾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⑿遂禽杀蚩尤。⒀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⒁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①及岱宗。②西至于空桐，③登鸡头。④南至于江，登熊、湘。 ⑤北逐荤粥，⑥合符釜山，⑦而邑于涿鹿之阿。⑧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韂。⑨ 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⑩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⑾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⑿获宝鼎，迎日推策。⒀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⒁以治民。顺天地之纪，⒂幽明之占，⒃死生之说，⒄存亡之难。⒅时播百谷草木，⒆淳化鸟兽虫蛾，(20)旁罗日月星辰水波(21)土石金玉，(22)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23)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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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ro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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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发展与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消费方式往往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换言之，消费方式的变化，也是经济与时代发展变迁的具体表现之一。美国学者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甚至将消费模式作为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中，消费方式的变化又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例如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与过去相比较，即表现出涉及面广、变化大、影响深的显著特点，称得上是消费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一场革命。在近代之所以出现消费方式的重大变革，无疑是缘于新型经济也即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推动，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进而直接导致了消费革命的出现。鸦片战争之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即逐渐对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产生了某些影响。例如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社会风气中已开始出现某种崇洋的倾向。“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注：陈作霖：《炳烛里谈》，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第300页。）。不过，最初的这种变化主要还只是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尚不普遍。到19世纪末，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增至70余个，清朝政府自开的口岸也有20多个。于是，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更加畅通无阻，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某些乡村也不难见到洋货。例如在直隶的玉田，人们消费的洋货已“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页。）；即使是在云南昭通偏避之区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刺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1107页。），因而能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除进口洋货日益增加之外，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各国又通过逼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设厂权，从而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地生产和销售各种商品。在此之前，洋商虽已在中国的某些通商口岸建厂，但为数较少，也未取得合法权利；甲午战争后则不仅获取条约的认可，而且建厂数量急剧增加。于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各种洋货更加充斥市场。由于其价格较诸进口洋货更低，所以也更易深入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庭，以至于“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赀财，何可悉数”（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239页。）。洋货的日趋普及，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革。不仅如此，洋商还将西方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国。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楼和西式马路，参与赛马、赛船、网球、足球、业余剧社、公园或室内的音乐会等。同时，洋商还在中国创设许多与新生活与新消费方式直接相关的公用事业。例如在上海租界，1862年即出现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装了煤气路灯，并建立了第一条陆路电报线；1874年法国商人米拉从日本引进第一批人力车；1882年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始设置路灯；次年又架设自来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轨电车通车，1914年无轨电车也开通。所有这些，最初虽主要是服务于租界的外国侨民，但也无不影响到中国人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改变。不久之后，在上海南市的华界也相继出现了电灯、电话、汽车、自来水，并仿照租界改建和新建了多条马路。如徐家汇一带“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并获得发展，更进一步导致普通民众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相应的消费方式都不得不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当学徒和做工，连妇女也进入纱厂或丝厂谋生。这样，传统的消费方式自然随之改革。过去的家庭多是以土布自制衣服鞋帽，现在则以做工的收入购买包括衣服鞋帽在内的各种新式消费品。即使是在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因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开始从事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手中拥有了一定的货币，从而得以购买一定数量的新式消费品。清末民初的湖北蒲圻县即有不少农户种植茶叶和麻，“民国元、二年来，茶价与麻价互涨，财力既裕，居民遂奢僭无等”，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仿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土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页。）。奢侈的高消费过去仅仅是限于官僚、地主之家，因此官僚云集的京城往往也是消费之都。到近代，其情形则发生了某些变化，消费之都开始向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转移。不仅如此，工商业越是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改变也越明显和越迅速，这一特点更进一步表明消费方式的变革与工商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变革在上海即显得十分突出。开埠之后的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之迅速和商业繁荣之程度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也是富商大贾能够纵情享乐而流连忘返的好处所。相比较而言，上海可以说是最早模仿和接受西方生活方式而出现近代消费革命的大都市。即使是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杭州，与生活方式令人眼花缭乱的上海相比，也多有不及之处。19世纪70年代初的《申报》即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泾浜一区几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各方面的迅速变化看，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堪称翘楚。在晚清，西方的许多娱乐消费方式已传入上海，使得“蕞尔一弹丸地”的上海，能够“举中国20余省，外洋20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行，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注：《申报》1890年12月1日。）。文人墨客描述近代上海商业之繁华和娱乐之丰盛的各种词句更是数不胜数，诸如“海天富艳，景物饶人”，“孤冢荒郊，尽变繁华之地；层楼高阁，大开歌舞之场”；“华屋连苑，离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等等，这些都表明洋洋大观的上海是一个使人乐不思归的好地方。中国古代的商人大多崇尚节俭，所获利润主要用于购买田地，但及至近代其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上海各种娱乐场所奢侈消费大摆排场的各色人等中，即不乏发财致富的商人。一些大商人的交易谈判，也改在娱乐场所进行。可见，上海的现代生活对商人也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又给商人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有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认为，畸形发展的近代上海，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色情消费之都或许并不过分。这也是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过程中色情消费泛滥的表现。当时的上海滩上，可谓妓院林立，名花如云，人称“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据20世纪20年代上海知县估计，上海妓院“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注：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第554页。）。上海妓女的人数也多得惊人，根据本世纪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报告，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达12.5%。在近代上海，狎妓冶游已公开化，其方式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乘车兜风、听书、吊膀子白相等，种类之多颇有使人应接不暇之感，这种现象在其他许多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有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无论男女，一入上海皆不知廉耻”，“上海男女淫糜无耻，为中外所羞言”。但更多的上海人，特别是上流社会并不以此为耻。当时在上海流传的所谓“七耻”中，有一耻是“耻狎幺二”。之所以“耻狎幺二”，乃是因为“幺二”系地位很低的次等妓女。而能够与那些地位较高的“长三”妓女厮混，则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张旗鼓地开展选花榜的活动，也反映了上海风流场的兴盛。选花榜即是在妓女中选美，1882年已在上海开始举行。许多报刊为此大肆宣传，不少文人与嫖客各自为其钟情的妓女捧场，有时相互之间因笔墨官司闹得不可开交。妓女一旦榜上有名，立刻身价百倍，其大幅玉照登于各家报纸，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与狎妓冶游成风的社会习俗相适应，上海的色情业也较诸其他城市更为发达兴盛，商人非但自身可以躬逢于花天酒地之间，而且还能通过发达的色情业赢利增财，遂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从这方面看，近代的上海似乎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黑色大染缸，消费方式的变革也存在着不良倾向。小说《文明小史》第14回所写的一件事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上海这方面的憎恨：一位青年执意想去上海读书开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强烈反对，并说“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有我一日，断乎不能由你们去胡闹的。”（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确实，近代的上海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眼中似乎是一个花花世界，在这个花花世界中人人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音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之后可以变为仪态大方的太太。”（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总之，近代的上海是一个神奇的经济中心和消费魔都。这种神奇不仅体现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一个以往不甚起眼的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巨埠的大上海，同时，它又是一个无奇不有、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既使人惊讶赞叹，又受人指责攻击。尽管如此，上海仍以其强大的神奇魔力，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西方各国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趋向：一是趋新赶时髦。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消费方式变化中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显然是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商业发达的上海，各业商人无不以种种标新立异和赶时髦的方式，千方百计引导人们加入消费新潮流，以便从中获取厚利。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推崇各种时髦之举。19世纪末的《申报》曾发表文章对这种盲目趋新赶时髦的风气予以批评：“此邦之人钮于时尚，惟时之从，一若非时不可以为人，非极时不足以胜人。于是妓女则曰时髦，梨园竞尚时调，闺阁均效时装，甚至握管文人亦各改头易面，口谈时务以欺世子。”（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受其影响，追赶时髦的消费方式与习俗也日益突出。近代上海的风气即时时变更，以至“三数年间，往往有如隔代”。特别是“有客籍之人旅游过此者，谓之较之两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以沪上求时新，其风气较别处为早，其交易较别处为便。而不知在土著之人观之，则凡诸不同者，不待两三年也，有一岁而已变者焉，有数月而即变者焉”（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类似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于上海，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也大都如此，只是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不及上海，其原因则是其他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也远远不及上海。二是日益将消费与社交或交易联在了一起。在传统社会中，除了交友和增进感情联络之外，消费一般都是单纯的消闲享受性活动，其方式也比较简单。而在近代，消费的目的则日趋多样化，有的是为了从事一般社交活动，但应酬拉关系也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尤其是对商人而言，所谓社交实际上也是为了建立人际关系网，了解各地行情，广泛招揽生意。正因为如此，消费变得更加奢侈豪华，而且方式也五花八门。包括到烟店开烟灯，上茶楼打茶围，赴酒楼设宴叫局，上妓院吃花酒，进赌场碰和赌牌，以及到戏场看戏和在书场听书等，都成为非常时新的消费方式。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耗费巨资。近代上海报界文人包天笑曾说：“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于此。”（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59页。）《沪江商业市景词》也描述道：“各行贸易待评量，借作茶楼聚会场。每至午申人毕聚，成盘出货约期忙。”无论是社交还是交易，一旦与侈奢豪华的消费联在了一起，即大多带有某种功利色彩，而不再是单纯的情感互助行为。有的甚至是出于欺诈目的，通过交际酬酢谋取不义之财。三是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习俗受到猛烈冲击，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费等方面，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的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在青年阔少中，崇洋心理十分盛行，“他们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好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注：《大公报》1903年4月17日。）。当时曾有人作词讽剌这种盲目崇洋的行为：“洋帽洋衣洋式样，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在交际酬酢日趋盛行的风气之下，讲面子、图虚荣的消费性格也随之产生。从当时的生活水平看，侈奢的消费毕竟只有少数富裕者能够承受，但那些并不富裕者为了虚荣，也常常摆阔气，穿时髦西装，出入酒楼妓院，而实际上是“外若繁华，中多拮据，外似有余，中多不足。”“今年之受债主逼辱者，皆昔日扬扬得意目为阔少者也”；“今之被锦绣而乘车马，饫梁肉而炫珍奇者，皆家无担石储者也。至于冠婚丧祭其素丰者，既动费不赀，其素歉者亦耻居人后，岂知争一时之体面而费数载之补苴，甚非计之得者乎旨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流行的商业化、功利化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系。由于“风俗日漓，见有高车驷马美食鲜衣之客人皆敬羡，即日事借贷人亦常能应之。若布衣粗食徒步独行之人，虽品行端方，文章华美，人亦望望然去之矣”（注：《申报》1876年5月22日。）。在这样扭曲的社会风气之下，迫使许多人都不得不讲求表面上的虚荣。四是打破了以往在消费领域中的等级尊卑观念。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尊卑有别，等级森严，这种现象即使是在消费领域中也多有体现。例如服饰、器皿等被视为社会等级标志的高档次消费品，过去一般都是王公贵族、宦官士绅享用，普通民众则无法染指。如果冒然使用就会被认为是僭越，引起封建贵族的强烈不满和谴责，甚至带来不测之祸。到了近代，由于工商贸易的发展和观念意识的变化，消费已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传统的消费等级观念也被打破，消费中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金钱，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享受一切。过去，“商贾不衣锦，中产家妇女无金珠罗绮，士大夫一筵之费不过一、二千钱”，现在，“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能为，衣服宴饮，越次犯分不为怪”，“向时缎衣貂帽，例非绅士不得僭，今则舆台胥吏亦有服之。一切器用必用红木、楠、梨等。寻常燕［饮］享，无海错山珍，群以为耻”（注：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6页。）。特别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变化更为突出。例如上海滩上“几至无人不绸，无人不缎”，“优伶娼妓之服金绣者亦几视为寻常”；出门乘轿原本是达官贵人的特权，现在则“不分贵贱，出必乘舆”，“有轿役之身分超乎轿中之人者，殊可骇也”。此时，从消费方式中，已难以分辨出等级尊卑，形成了“等威不能辨，贵贱不能别”的新局面。清末上海竹枝词曾描述说：“高车驷马过通衢，谁识当年旧博徒，冠履于今真倒置，缙绅家世半屠洁。”对于这种现象，道学之士大为恐慌，他们惊叹当时的社会“凡事任意潜越，各处皆然，沪上尤甚”，并讽刺那些僭越之人“体制之不谙，礼节之不闻……更不知冠裳为何物，妄人妄服，求欲列于缙绅之间”（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尽管道学之士竭力反对，但这种变化仍以无可阻挡之势继续向前发展。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虽伴随着许多消极的负面因素，并且产生了种种不良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变化也有其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促进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众所周知，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也互相促进。一方面，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将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俗；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与扩大，也会刺激工商业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需要从多方面予以客观的认识与分析。此外，近代新型商业文化的形成，对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商业文化载体的商品，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影响力，它在改变人们消费习俗的过程中发挥着相当深刻的影响。陈旭麓先生论及近代上海的发展变化时，即曾强调五光十色的商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俗乃至整个固有文化。他指出：“其实说怪也不怪，这是商品在改善人们的面貌，在熔解中国的固有文化。”（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从实际情况看，商业文化也确实推动了近代消费方式的变革。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甚或某一时期流行某种款式或消费习俗，大多是由新的商品起先导作用。这称得上是商业文化的另一种重要功能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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