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艺术研究期刊投稿要求

藏族历史《藏族历史》是2003年1月1日由巴蜀书社出版的图书。该书主要介绍了吐蕃王时期、分裂割据时期、元朝治下、明朝治下、清朝治下、中华民国等各个时期的藏族民族历史。书名藏族历史ISBN7806594787页数227页出版社 巴蜀书社出版时间第1版 (2003年1月1日)西藏的介绍藏族唐卡藏族服饰图片藏族服装藏族服饰西藏服饰羌族服饰藏族饰品藏族历史简介藏族起源图书信息尺寸: 18.2 x 12.8 x 1.2 cm重量: 662 g内容简介《藏族历史》介绍了吐蕃王时期、分裂割据时期、元朝治下、明朝治下、清朝治下、中华民国等各个时期的藏族民族历史。媒体评论序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是各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缔造的。藏族是中国历史悠久、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之一。据1990年7月统计，全国共有藏族人口4593330人，主要分布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区。藏族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虽不是最多的，但分布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是少数民族中居住面积最大的民族。数千年来，藏族人民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上，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在社会发展的演变中，藏族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独特而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一直为世界所注目，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从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开始，藏族就有了自己的文字，从而也就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用藏文撰写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物古迹、历史文献、宗教典籍、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建筑艺术、雕刻绘画、民间节日、民族体育等方面的文献，浩如烟海，卷帙繁多。在中国除了汉文的书籍文献外，在55个少数民族文库中，藏文书籍文献居于首位。目前藏族地区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寺院保存的书籍文献，其品种和数量之多，令世人瞩目。如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现保存有四百多万件藏文文献;拉卜楞印书院藏有二十二万余部文献典籍;德格印书院共保存有三十余万块印版，文字量达2.5亿之巨。这些典籍内容丰富，雕工精细，样式考究，印刷精巧，包装华丽，有的用金银粉汁书写而成;有的用青缎、丝绸等刺绣而成;有的还用珊瑚、玛瑙、珍珠、宝石等镶嵌而成。这些典籍不仅具有极高的保存价值，而且也是研究藏族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正因为藏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加之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宗教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近、现代以来，对藏族和藏区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甚至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藏学，为世界学术界所关注。目前，世界上不少学术团体和专家在研究藏族的历史和文化，有几十个国家还设立了藏学研究机构，专门研究藏学。藏学不仅巳成为国际性的一门显学，而且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今天加强藏学研究，不仅是一个发展藏学学术的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和继承。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工作。1951年，为了刚刚和平解放的西藏工作的需要，在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藏语文专业，并招收了第一届藏语班的学生;1981年，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藏语文教研室与藏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了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2000年，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扩建为藏学研究院。近几年来，全国不少民族院校都建立了藏学系、所。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两个办公厅发出《关于建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通知》，在北京成立了藏学研究中心，认真地进行藏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此后，全国各地一大批藏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更把国内藏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中国具有较国外优越许多的人文地理条件以及汗牛充栋的藏文典籍。经过数十年的耕耘努力，一支门类齐全，集藏语言、文学、历史、宗教等学科为一体的藏学科研队伍已形成规模，且不断发展壮大。许多藏学科研工作者多次深入藏区进行社会调查和古籍整理工作，现已整理、翻译出版了五百多种，上百万册的藏学典籍、名著、资料和历史文献;开展了藏文《大藏经》以及对梵文贝叶经的研究整理工作;一些藏学机构还举行过多次高水平的国际藏学讨论会和有影响的学术交流活动;并创办了《中国藏学》、《西藏研究》、《中国西藏》、《安多研究》、《雪域文化》、《西藏佛教》、《西藏社会发展研究》、《西藏艺术研究》等近30种藏、汉、英文藏学研究刊物;还培养和涌现出一批以藏族学者为主的藏学研究人才。

四臂观音是藏传佛教崇奉的重要菩萨之一，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有着极其殊胜的崇高地位。在藏族传统绘画中，四臂观音是广为采用的神佛题材。从雪域藏地的观音崇拜着手，结合具体四臂观音唐卡作品，分析四臂观音唐卡的造像特征及其宗教象征意义，进而对四臂观音唐卡的美学价值进行探讨，本期沃唐卡对四臂观音唐卡这一类具体作品展开深入研究。 观音菩萨是藏传佛教中的四大菩萨之一，在藏族人民心目中具有殊胜的崇高地位。唐卡作为藏传佛教艺术，观音菩萨及其化身是其重要的表现内容。在唐卡中，四臂观音、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和白度母、绿度母等观音菩萨的化身都是极为常见的题材。此前关于唐卡艺术的研究多关注的是唐卡的制作工艺、供奉仪式和传承方式等内容，对某一幅唐卡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尝试着从藏族地区的观音菩萨崇拜入手，总结和归纳四臂观音唐卡作品的造像特征及宗教象征意义，进而探讨其深蕴的美学价值。 一、藏地的观音崇拜 观音菩萨是藏民族普遍信奉的菩萨，与度母、莲花生大师构成“世间三殊胜之神”，受到了藏民族的普遍崇拜。他以一个誓愿拔除一切有情众生苦难、大慈大悲的形象存在于世，不仅是藏民族的保护神，还是雪域藏地的怙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基本精神。他与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并称，具有最广大的智慧和慈悲。具体而言，“观世音菩萨”的意思有两种解释，一种和观音菩萨的自修之法有关，一种和观音菩萨的度人之法有关。一般人由于耳根向外，就会为外界所动，会生贪、嗔、痴、爱、恶等恶念，促成杀、盗、淫、忘的恶业，受到转轮生死的苦报。雪域高原的藏族人民深信，雪域之地之所以能够得到教化，逐步开创文明，全然和观音菩萨的化现、亲自飞临有着脱不开的干系。此外，在很多有关藏民族起源的传说中，其中最为通行的一种也和观音菩萨直接相关。藏族人民相信，藏族远祖是由观音点化的神猴与罗刹女相结合而生出的猴子、猴孙繁衍而来的。故此，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藏族人民顶礼膜拜的对象，成了唐卡这一宗教艺术中最普遍的题材。 二、四臂观音的造像特征 在藏传佛教的唐卡、壁画和雕塑中，雪域怙主四臂观音的典型造像通常有为静相。静相四臂观音的造像十分曼妙优美，祥和端庄。观音一面四臂，头戴五佛冠，双足结金刚跏趺坐于莲台之上，身发极大五彩光，明朗照耀。在唐卡中，静相的四臂观音一般都全身洁白如皓月，黑发结髻于顶，头顶上以至尊无上的导师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为顶严。观音身上的佩饰繁多，有耳环、项饰、胸饰、手镯、脚钏等珠宝八饰。第一双手之右手持水晶念珠，左手拈一茎八瓣莲花与耳际平齐。第二双手当胸合掌，捧摩尼宝珠。观音双目微闭，小口紧抿，寂静含笑，以菩萨慧眼凝视着有情众生，透着一股慈悲之气。 1.以线造型，构图饱满 以线描为造型骨架是藏族传统绘画的基本手段和一脉相承的优秀审美表现技法特质，正是这种历史的积淀形成了藏族独特的审美观和审美样式。时至今日，人们仍把张弛有序、流畅刚健、柔美舒展、力能透纸的线描功力作为衡量画师水平高低的尺度和评价作品价值的一个首要审美标准。尤其是以线在二维平面上造型，以线再现具体既有事物的形状，通过线把物体的边沿轮廓清理出来，并给予特定的表现，即以线条对体积进行追摩，这也正是四臂观音唐卡作品中最重要的艺术特征。唐卡绘画时虽然严格按照佛教经典中所限定的尺度、构思、线条、配料、上色等程序进行，但在具体的构图上则强调画面上一定要看得多，看得全面，看得远，看得细，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即使在很小的画幅中，也要画有天堂、人间、地界，铺天盖地、满幅而来，几无空白。观音上身披天衣帛带，下身穿裙裳，衣带飘拂流畅，具有动感，头戴宝冠，璎珞处嵌青金石、松石、珍珠、珊瑚，显得华丽富贵。它虽然表现的不是凡俗的世人，但观音的面目端庄慈和，健康丰满，整幅画面佛光普照，神圣中透出庄严之感和慈悲之气，令人望之心安，非常传神。 2.色彩富丽，对比强烈 唐卡色彩绚丽、笔法细腻，热贡唐卡的色彩尤为富丽浓艳，对比非常强烈。再加之唐卡善于用金、银和珍珠宝石描绘镶缀，使画面显得更为神圣庄严，富丽堂皇。唐卡中的色彩是整个画面意义的主要表达手段之一。四臂观音像以白色、蓝色、红色、黄色、绿色、青色为基本色，基本上是纯色相的搭配、纯色相调和或者是纯色相对比，呈现出色彩的强大的表现力，既可描绘尘世万物，又可表达出藏族人民神圣、虔诚的精神。例如四臂观音的洁白如玉的身色，完美地诠释了白色所代表的纯洁、吉祥、慈悲的主题。整个画面给人一种和谐、平衡、愉悦和信仰的感觉。 三、四臂观音的象征意义 任何宗教艺术都以服务宗教为目的，其宗教职能在于帮助人们消除“魔障”时给予直观的镜鉴，用宗教奥义开悟思想，断除“无明”，随时能幡然有悟。当我们今天把目光聚焦于唐卡艺术时，我们必须明白：唐卡作为一种宗教艺术，其中宗教的意义是主要的，艺术的成分是次要的。在唐卡中深蕴的宗教意味是所有研究者都不能规避的环节。它以象征手法为其观者理念上的审美提供着“照明”、“注解”作用，使理念形象化，深浅显化，以意示、寓意、比喻、假借等通俗的艺术手法直接贯通审美。象征性体现在主题画旨图式、内容、语汇、技法等各层面上。在四臂观音唐卡中，观音的相貌特征、动作姿态及庄严持物在藏传佛教中都各具深意。 首先，从相貌特征来看，观音的一头代表的是他能通达法性，一面表示他具足远离戏论的法身功德，四臂代表的是四无量心，即“息”、“增”、“怀”、“诛”四种佛行――“息”指的是平息所有的痛苦、障碍及困难，“增”指的是增加福报、智慧、长寿、财富等，“怀”指的是救度众生、领导他们修行，“诛”指的是诛灭众生种种恶念、克服外界魔障等。观音头上的五佛冠代表五智，黑发意味着不染，白色身寓意的是他自性清净无尘，不为烦恼、所知二障所障，五色天衣表征着五方佛。其次，从动作姿态来看，观音的两手掌合于胸前，象征的是他在劝勉诸佛一同救度众生脱离轮回；观音右手持水晶念珠，象征佛语可将众生从痛苦的轮回中解脱出来；观音左手持八瓣莲花，则象征她的清净无染的心，没有任何瑕疵；观音双足跏趺的坐姿，代表的稳固禅定的境界，表示智慧方便双运及轮回涅无二的平等性；观音坐在月盘上，代表她慈悲方便的法；而月盘下的莲花，代表的是清净的境界。 正是因了四臂观音唐卡蕴藏着这些丰富深厚的宗教内涵，四臂观音及其六字大明咒才会带给广大的藏族信徒无上的利益和功德，才能为信徒们消除病苦、刑罚、非时死之恐惧，使他们寿命增加、财富充盈，即使命终之时，通往下道组诸门亦得而封闭，得以人、天之神受生，实现后生投生极乐世界的愿望。当四臂观音以菩萨慧眼凝视众生，信徒们相信凡被其观者都会尽得解脱。 四、四臂观音的审美价值 唐卡是一种宗教艺术，宗教崇拜是它最原初、最根本的目的。“艺术一旦纳入宗教膜拜体系，便获得新的职能。它是激发和增进信徒宗教感情和宗教观念的手段，是促使信徒――按照他们的信念――同超自然界交往的手段。但在膜拜体系中，艺术也仍然是一种审美创作，并没有失去其审美的方面。艺术不但是它的创作者，而且是它的‘享受者’即膜拜仪式的参加者继续获得审美感受”。换言之，在宗教艺术中，虽然宗教的意义是主要的，艺术的成分是次要的，但是恰恰是这次要的成分，使宗教教义的渗透力、影响力得以增加，使宗教艺术变得活泼而有生气，也使宗教艺术更加靠近现实世界，从而凸显出审美的因素，产生出审美价值。 首先，四臂观音唐卡所具有的现实性和世俗性因素，四臂观音虽然是藏传佛教信徒幻想出来的超自然力量，是以虚幻的幻想性超越现实的产物，但它毕竟是在现实社会中产生的，还要影响现实社会中的人，所以他不可避免地带有现实的痕迹和世俗的气息。正是这些现实性内容，传达出了宗教以外的美学内容及其理想。虽然四臂观音的形象、体态、比例、表情和手足姿势及背幔佛座、法器型制诸要素都必须依据三经一疏的规范程式，法度谨严不容变更。但繁复的衣褶、舞动的飘带和松石饰物等则多多少少是雪域高原藏族人民现实生活的投影和折射。同时，四臂观音的设色也都源于青藏高原自然环境中的色彩，是雪域高原上的自然色彩在唐卡艺术中的浓缩和呈现。 其次，四臂观音中的艺术想象与象征，包含着一定的审美创造性和审美价值。当藏传佛教采用唐卡这种艺术的方式来支持与宣传它的教义和戒律时，自然要进行大胆的艺术想象，这种与艺术创造相类的宗教艺术想象，也就表现出了它的审美创造性和审美价值。在藏传佛教教义中，四臂观音只是一个抽象的所指，当这种抽象的所指借助绘画艺术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已经成了具象的存在。四臂观音这种从抽象到具象的过度，自然融进了画师和信徒大胆的艺术想象。为了让四臂观音的唐卡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宗教职能，信徒们必然会美化它，发挥极致的想象去创造它，其艺术的表现手法也就必然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这样创造出来的四臂观音像也就必然披上了一层艺术化、理想化的美学色彩，赋予四臂观音以一定的审美价值。这与四臂观音中现实性和世俗性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价值共同构成了四臂观音唐卡艺术审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就是说，四臂观音唐卡和任何宗教画一样，它们的功能是多元的。在装点佛院经堂的同时，还供信徒们膜拜，兼具引导作用。故此，四臂观音唐卡中不仅凝聚着藏族人民的宗教意识，同时还带有强烈的审美色彩。 参考文献： [1]诺布旺典.唐卡中的观世音[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康・格桑益希.藏传唐卡艺术的线描特色[J].西藏艺术研究,2007,(4). [3][苏]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M].王先睿,李鹏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蒋述卓.宗教艺术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5][美]温尼・海德・米奈.艺术史的历史[M].李建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一组编号为138-848631的四臂观音唐卡：

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

在我国，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

扩展资料

在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发展格局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多姿多彩、争奇斗艳的地域文化。如从夏商周三代到战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甘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等。

在这些地域文化中，只有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完成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化，其他地域文化只是作为文化的因子融入了主流文化。

齐鲁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孔子站在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上将传统的政治与道德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因而给齐鲁文化注入了新的灵魂。有了儒家学说，齐鲁文化才真正具有了民族、地域的超越性，才真正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

到了汉代，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对稳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它既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又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是中国宗法农业社会最适宜的意识形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地域文化

藏族最早起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地区的一个农业部落。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息繁衍了。据汉文史籍记载，藏族属于两汉时西羌人的一支。藏族的先民们像许多经历石器时代的先民一样，他们先经过群居采集、狩猎生活阶段，逐步学会了饲养和农耕。雅鲁藏布江南岸雅隆地区的藏族先民后来又分成六部，即六牦牛部诸部落。公元6世纪，雅隆部落首领做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号称王（藏语音“赞普”）。此时已进入奴隶制社会[6] 。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王室的始祖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河谷，为“六牦牛”部的首领，在松赞干布以前已传20余世。当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最初几代首领的母子连名中，还可以看到曾经历母系氏族阶段的痕迹[7] 。公元6世纪，山南号称“悉补野”部的首领与邻部结成联盟并尊为盟主。当时，西藏境内另外还有“羊同”、“澎波”、“苏毗”、“工布”等10余族部，均已进入奴隶制社会。雅隆部落首领成为部落联盟领袖，号称“赞普”（王），建成自称为“博”的奴隶制王朝[7]吐蕃时期公元7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10余个部落和部族，统一青藏高原，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一写逻些，即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友好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200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6]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也叫“长庆会盟碑”、“甥舅会盟碑”，就是第八次会盟后所立），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此后的三、四百年间，藏族与北宋、南宋、西夏、辽、金等政权都有着密切联系[6] 。唐蕃会盟碑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伐，争战不已，竟持续了400来年。与此同时，从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藏传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6] 。宋元时期从9世纪末开始，藏族内部矛盾逐步加深，藏区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并形成“阿里王系”及（后藏）“亚泽”王系、（山南）“雅隆觉阿”王系和（前藏）“拉萨王系”等。它们各自为政，不相统属，有时还常常为各自利益互相侵袭劫掠，大小战争频繁。“凉州会盟”唐卡这一时期，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在宋金时代，藏族各地方政权又加强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有些地方首领受到中央政权的册封。“茶马互换”等藏、汉贸易有了较大发展。1244年秋蒙古宗王阔端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加派活佛萨迦班智达在这块土地上成功举行了“凉州会盟”。[8]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乌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区）、朵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此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元初，首次设置中央机构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宣政院使（主管官员）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