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涛发表的论文

余秋雨（1946年~ ）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知名作家。余秋雨，浙江馀姚人，大陆著名美学家和作家，并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事实上，要谈论余秋雨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真是谈何容易。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就以其《文化苦旅》为例，当中一篇《沙原隐泉》，仅两千五百字，纯粹写景和抒情的散文，却写得如诗如画。此文主要内容是作者在敦湟县内沙漠地上，独自一人爬人沙山，然后又下山欣赏一湾清泉的过程和所见所感。文中，余秋雨是如此描绘沙山之美：“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风，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在美学家和作家的笔下，“光”、“影”、“线条”不再是一些只纯是理论没有生命的字词，而是能感应作者内心深处的字眼。至于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亦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其学术可见一二。1963年8月，16岁的余秋雨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据余秋雨的同班同学桂未明（现《萌芽》杂志副主编）的回忆，能够考上那一届的戏剧文学系学生的实力都很强：900多名学生报考，参加了3场考试，最后正式录取了30名学生。这些学生中间包括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现《收获》杂志主编）和因剧本创作出色由郭沫若推荐从中国科技大学转学来的曲信先（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现已退休）。按照正常时间，余秋雨这一届戏剧文学系应该在1968年7月毕业。但是由于高校停课闹革命，拖到了11月份，才宣布他们大学毕业。虽然毕业了，和66届、67届毕业生一样，余秋雨所在的68届并没有马上分配工作，处于等待分配工作状态。在此期间，在他人的推荐下，加入了一个“批判斯坦尼”的小组。“石一歌”作品《鲁迅传》的日文版1966年2月，为推动京剧革命、搞样板戏清除理论障碍，江青在林彪委托的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批判前苏联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为什么要批判斯坦尼呢？根据当时上海“写作组”成员胡锡涛发表在2000年6期的《今日名流》杂志上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以下简称《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章中的回忆，是因为斯坦尼的理论核心是讲“自我出发”，江青的京剧革命是讲从工农兵出发，两者相冲突。故此，秉承江青的意思，姚文元打电话给“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要求他组织人马批判斯坦尼。朱永嘉随后找到了从复旦大学调到“写作组”的胡锡涛。在谈话中，因为没有全部看过斯坦尼的书，另外也担心因此得罪戏剧界，胡锡涛推掉了朱永嘉请他写这篇文章的要求，向朱永嘉提出了请《文汇报》的何倩出面组织上海戏剧学院的行家来写批判斯坦尼文章的建议。朱永嘉同意了，但是怕万一别人写不成，要求胡必须接手。就这样，由《文汇报》的何倩等出面组建的“批判斯坦尼”小组成立，上海戏剧学院的讲师徐企平、毕业生余秋雨等5人进入了这个小组工作。第一稿由小组成员中一位来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作者写就。1968年10月31日，在《文汇报》社的专门讨论会上，因为对初稿不满意，朱永嘉让胡锡涛也参加这个小组，并指定胡负责到底。胡锡涛正式进入“批判斯坦尼”的小组。何倩在对胡锡涛介绍小组成员的时候说，5人中“最能写的是余秋雨”。在胡锡涛的安排下，小组的工作分为三步走。一、通读斯坦尼全集，分工摘录观点、汇编资料，印成小册子；二、让余秋雨重写初稿，试试他的笔力；三、如果余秋雨初稿不行，再由胡锡涛自己写。因为胡锡涛让余秋雨写初稿，还引发了其他人的不满。后来的结果是余的初稿“不是大批判文章，而是一篇学术论文，文笔流畅生动，却毫无批判力度”（胡锡涛语）。无奈之余，胡锡涛只得自己另起炉灶，在《文汇报》顶层，花了3个月，先后写了两稿，才获得通过。此文发表在1969年的《红旗》杂志6、7期合刊上。文章的开头被姚文元加上了一段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里的话。任务完成，这个组就解散了。尽管余秋雨的稿子被胡锡涛毙掉，但他给胡锡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余秋雨）的稿子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的体系的特点与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够发表；但是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适。”按照规定，待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都要到农场参加劳动，等国家分配政策下来以后，学校才能够把分配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余秋雨所在的班级集体下乡劳动的地方是苏州吴江解放军农场。“余秋雨劳动卖力，能挑很多稻谷，因为劳动表现出色，他先是调到连队当文书，后来再调到营部。因为当时我所在的排长以上的官都是军人，所以余秋雨能够很快离开连队，脱离一线，惟一的解释就是他劳动表现好。”当时的曲信先，因为患了肝炎，到农场晚了两个月，还为不能和同学们参加劳动而懊悔。此时，按照当时有关的政策规定，学生们也开始拿工资了，每人的工资是48.50元。因此，桂未明回忆说，当时有同学据此戏称自己是“4850部队”。直到1972年底1973年初，上海戏剧学院才开始正式为余秋雨那届毕业生分配工作。余秋雨留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