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英国发表的论文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一批批有志青年外出留洋学习,以求救国之策。他们学成回国后许多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为社会进步做出诸多贡献。那么当年，他们在海外所作的学位论文和潜心研究的是些啥课题呢？因为这是诸位先贤事业起步时的一重要台阶，相信这是许多人，特别是今天校园里众多师生所感兴趣的话题。（注：本文仅讨论当年文史类留洋学生的学位论文）

为此，笔者就专门此查阅了相关材料，想从中发现当年这些学人选择研究课题时，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其中是否有特别之处？在作一番了解后，发现这话题还蛮意思的。其结果与事前预想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般以为，出国留学青年，自然是应该睁大眼睛把西域先进文化和思想理念学回来。其实不然，至少有部分日后成为人文学科领域大学者的朋友,其当年在海外留学时所专注的学术方向和其最后的专业论文选题,恰恰关注的仍在“中国”。

如著名学者钱钟书，当年他是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钱钟书在今天人们眼里，可谓是学贯中西的楷模。而他当时的学士论文题目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冰心女士，她是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完成她的硕士论文。她的论文选题是个让国人多熟到滚瓜烂熟的话题：有关中国宋朝词人“李清照”（注：其硕士学位论文标题是《李易安女士（宋代·李清照）词的翻译和编辑》。

1923年春，冰心是在读燕京大学时，由英文老师鲍贵思(Grace Boynton)决定给予其美国威尔斯利大学两年奖学金——每年800美金的学·宿·膳费，供其攻读硕士学位。冰心1923年8月乘船赴美就读。（注：当年司徒雷登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和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是‘姐妹学校’）

相对冰心笔墨下“李清照”所为人熟知，著名语言学大师王力在赫赫有名的法国巴黎大学所作博士论文，则绝对是个“冷门”。

王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广西诸多方言中之一偏门，论文题目是《博白方音实验录》。这个论题会让多少有点语言学知识的人想起香港吴宇森在美国好莱坞拍摄的电影《风语者》：影片中的“那伐鹤人密码机”，即二战中美军“人体密码机”。

那伐鹤人语言对普通人群而言就对之宛如天方夜谭。而广西方言中有一支：博白方言。博白方言中又有地老话和新民话两支，属粤方言桂南系的次方言，与汉族普通话差别甚大。而王力自己则出生在广西博白，这样说下来诸位是不是感觉非常绕？

图为1931年，王力自费留学法国巴黎，在他读书头两年，其费用全由父亲供给，每月100盾荷币。之后，王力就自己翻译法国的著名文艺作品来解决留法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论述“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论文提交伦敦大学专门考试委员会，其答辩过程被费孝通日后笑谈为是“完全走的形式”：考官只有一个：罗斯爵士。考试地点是其博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家里，过程是喝酒。这篇论文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

图片说明 费孝通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之名提交伦敦大学专门考试委员会。此论文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

大名鼎鼎的学者胡适，当年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做他的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胡先生昔日留洋读书的故事是相当精彩和丰富，且待日后再细说·····

图片说明 胡适先生总是如此潇洒。从这张照片里你我都能读出些其当年物质生活品质的许多信息·····

与此相近的是人文历史学者冯友兰，他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他的学位论文，内容也是有关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损易论》。

对此，有同样留学海外经历的鲁迅先生曾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其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

可别以为，鲁迅讽刺的“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是随便一说。这里且让我们用一真实事例来证明之。

说起乔冠华，可能大家不会陌生，他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上世纪70年代曾担任我外交部门要职。但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是早年党内真正的留洋博士。乔冠华当年是在德国蒂宾根大学（国内也有译“图宾根大学”）（Eberhard-karls-universitat zuTubingen）读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正是研究“庄子”的。

当年，其博士论文发表后几乎没被人关注。之后多年间的德国汉学家也少提及他的博士论文。现据有关学者称，查得他这篇46页的论文是1937年由德国符登堡州的一家URACH印刷厂印刷的。上面记录他博士学位的口试时间是1937年2月18日。他的德国导师后来说，他在匆匆写完他的“所谓”博士论文，交给导师后就投身于他所热心的“抗日救国活动”中去了。

乔冠华在他的论文中认为“ 庄子并非一个体系的创造者，他从来没有有意地创立什么体系”。所以，他总是用比喻和形象的方式来说明，多以对话的方式来概括自己的特点。他的魅力是其对于生活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也必然把他看作是一位诗人。这就是此篇论文的主要观点。

图片说明 这是1952年，马寅初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一国际会议上的照片。

或许，今天的我们仅从上述有限事例中难以得出和当年鲁迅先生相同的观点。但我们还是应该清醒认识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深度，远不及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度。时至今日，我们对西方社会文化和科技的认识和了解还有待好好继续努力。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

费孝通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费孝通《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一本好的书应该是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更重要的是是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给人以无限的使命感。《江村经济》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答辩论文，而其内容则源自1936年其在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作者通过试验检验的理论总结是这本书的生命源泉。试验让费孝通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真实的资料，也让他的理论有了支撑，从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也成就了他。 在费老先生的书的序言中，老先生特别提到：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他的妻子即是在陪同他考察时不幸遇难的，老先生的至情至性，使他对妻子难以忘怀，而这也成为他从事研究和成就事业的动力，在他以后的路程中对妻子的不舍和爱陪伴了他一生。 在书的开头，布马林诺夫斯基的序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概括和精要。在序中马对文章内容做了精要概述，他总结道；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在生产的过程。我读过之后发现也确是如此，在整部书中，费老先生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细微处着手，历时两个月对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从而得出具体的结论，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状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尤其是第十二章《蚕丝业》，它是所有分析中的精华之篇，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进而影响了其它关系。费先生从历史角度出发，进行动态分析，而得出科学令人信服的结论。他通过分析当地蚕丝业的发展和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在社会个层面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出的是国际蚕丝市场的变幻、村民的欲望、利益集团的贪婪，通过分析这些我们看的清清楚楚。费先生分析了改革的重要性，改革是必要的，费老先生甚至描述了改革的全过程，但他同时也也认识到改革中的困难：改革者未能控制价格，直接原因是资金问题。外部和传统力量相互碰撞，使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前景，但又顾虑重重。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也成为他今后几十年特别是他后来重访江村的首要原因。 他还提到农村传统习俗，那些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在他的研究下显出了其历史存在的合理解释。这也就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比如说生辰八字，通常中国的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之间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时辰。(www.aiyangedu.com)媒人把女方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男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其实算命先生在这里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最后的结果。 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婚姻是包办的，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要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无异于赌博。每户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媳妇，这个好，意味着能生育，能干活。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么这是命运，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费老先生的研究找到了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算命存在的深层原因，这就是：心理安慰。 在书中老先生提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坐在办公室想出的。费老先生通过实地调查，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是恢复农村企业。暂且不论这个观点对不对，至少这是费老通过具体的调查得出的，而且今天乡镇企业确是成为了农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农村问题任然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农村问题任然没有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是离富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解决农村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调查，作为一个社会学学生，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甚为赞赏：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未发现这种迹象。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费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的大量东西。这也正是我所推崇的地方，一个学者只有毫无偏见，专心于自己的学术，有着自己的道德原则，遵守学术道德，才能在学术上和社会上赢得大家的尊重。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时期，红色革命也愈演愈烈，但费孝通并没有偏袒或惧怕哪一方而是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农村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并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提出自己的观点，为解决农村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纯朴而原始的愿望诉说着一个爱国者的赤子之心。他知道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最好的交代就是搞好自己的研究，为寻求新的民族出路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这是费老提出的期望，也确是我们所应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