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地质论文发表

20世纪初，一些外国地质学家来到中国陕北延长：美孚公司的富勒（M.L.Fuller）和克拉普（F.G.Clapp）在延长钻探失败后，便认定那里不能聚集成油藏。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进行地质调查，回去后写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发表在《美国矿冶工程师学会报》上。其文章归纳了三个原因大意是：中国的中、新生代缺乏海相沉积；古生界又不是含油类型；除西藏、西北某些地区外，各时代地层都遭受了较强的褶皱、断裂以及火成岩的侵入。于是他断言：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的石油。”从此，这篇无视中国地质实际的论文就变成“中国贫油论”，像瘟疫一样向世界流传开来。

早在1928年，李四光就在《燃料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

1932～1935年间，潘仲祥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就先后到过陕北延长地区和四川巴县等进行石油调查，多次见到油气苗、油页岩和采集到丰富的植物化石标本，经他确认这些地层是属于晚三叠纪和侏罗纪，都是陆相地层。1940年夏，潘仲祥去美国留学，先后在堪萨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学石油地质。当时许多教科书上写的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都是说海相才能生油，陆相不能生油。潘仲祥回想他在国内时勘查过的几个油田，四川自流井层石油，陕北三叠统及侏罗系石油，都是在陆相地层中，而且又不可能是从下面海相地层中运移上来的。于是，他就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会志第二十五卷第十一期上，发表题为《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地层的陆相生油》的论文，大胆地提出了陆相生油说，向传统的唯海相生油说进行挑战。他回国后，看到中国西部很多中生代和新生代油田都是陆相油田，于是又写了《中国西北部陆相生油问题》，对“陆相生油说”作进一步的阐述。

1940年，黄汲清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后，于次年和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和翁文波等率地质队去新疆进行石油资源地质考察，曾先后调查了北疆乌苏独山子油田、南疆库车铜厂油田、温宿塔克拉克油田等。于1943年，黄汲清写出《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并于1947年地质调查所第21号《地质专报》发表。报告中提出了“多期多层含油论”（后来演变成多旋回成矿论），认为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生油层，竭力主张陆相侏罗纪地层，是新疆的重要生油层之一。

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王仰之同志，对我国早期陆相生油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对“陆相生油说”，作过客观而公证的评论。他说：“从时间上说，潘钟祥是在1941年，黄汲清是在1943年；而提出这一学说的地点，黄汲清是在中国，潘仲祥则是在美国，而且处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在发表这一学说之前，据说两位学者彼此并没有联系，更谈不上研究讨论和互相影响。只是由于中国陆相油田几乎到处都有，他们在进行地质调查时，都曾多次地接触过，才使他们几乎在同时产生了同一的认识，因此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陆相生油说”。黄汲清在晚年时又提起此事，那是1977年7月18日，国家地质总局在北京召开“找大庆”座谈会，张同钰副局长主持，塞风同志和黄汲清、潘仲祥、孙殿卿、关士聪等领导和老地质学家应邀参加，吕华同志和我对座谈会都作了详细记录。

黄汲清在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了大庆油田的发现。他说：“旧中国从光绪末年到国民党撤出大陆几十年时间里，请来了日本技师在延长打钻；美国学者来中国说：中国的石油地质储量只有几百万吨，而中国的地质工作者的才志却得不到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来年就发现了大庆油田，这真是奇迹。虽然过去日本人也在东北打过钻，但始终没有找到油。我衷心感谢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我们建立起来的陆相生油论，大庆油田的发现就得到证实。”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中国陆相生油理论的建立，还得追朔到潘仲祥以前。我国老一辈的许多著名地质学家，如严爽、孙健初、翁文灏、谢家荣和张人鉴等，他们先后都到玉门一带进行地质调查，观察到的陆相地层常见含油。其工作实践和成果积累，为陆相生油说打下了基础。

玉门油田是世界上开发最早的陆相油田之一。

从陆相生油说到理论的形成，是经过石油工业部、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地质、石油院校以及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通过反复实践和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最终以大庆油田的发现才奠定了陆相生油理论基础。

大庆油田的发现和中国陆相生油理论的建立，是中国油气勘查史上的伟大创举和里程碑，这在世界石油勘探史上也是罕见的，无疑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根据李四光的新华夏系构造体系理论，松辽与华北盆地同处在第二沉降带上，大庆油田的发现，对正在开展的华北油气勘探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