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展台湾发表的论文

一楼不懂的不要乱讲，免得以讹传讹误导他人。目前史学界公认的研究台湾历史最著名的人是连横。连横，号雅堂，即台湾著名政治家连战的祖父，清光绪四年即公元1878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南的一个富商之家。清初其先祖从故乡福建龙溪移居台湾省，到连横时，已历七代200多年。连横一生著作甚丰，但生前出版的仅两种，《台湾通史》即其一。连横修撰台湾历史的愿望发端于他13岁那年。当时，其父连永昌有感于山雨欲来，似怀着未雨绸缪之思想，买了一部《台湾府志》送给他，并告诉他：“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乙未割台后，连横看到日本统治者为了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竭力弃毁台湾的历史文献，有意伪造虚假的历史愚弄当地民众，感于“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古训，立下编写一部贯通台湾千年历程的信史的宏志。他网罗旧籍，博采遗闻，旁及西书，参以档案，穷十年之力而终告竣事。 《台湾通史》为文言纪传体史书，略仿司马迁《史记》之法，凡36卷，为纪4、志24、传60，共88篇，都60万余言(表则附于诸志之末，图则见于各卷之首，这是作者的创举)，完整地记载了台湾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290年可以确凿稽考的历史。 《台湾通史》杀青，结束了“台湾三百年无史”的历史，也使日本人士大惊。原来日据台湾之后，为了了解和治理台湾，早想编写一部台湾历史，并在总督府下设置了专门机构，但因为作之不易，积久不能成事。连横之书一出，日人立即为其才学倾倒，虽然他们甚不满于连横的立场，但此书也正因他们需要，于是两代总督为之题词。此书一出，全岛风行，督府当局自觉才力难匹，从此再没有出版类似著作。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台湾通史》当时未获在大陆发行。连横的知音章太炎读后叹为“必传之作”。直到抗战将要胜利的1945年春，才由商务印书馆在国内重印。上世纪80年代，大陆中华书局新出版了这部著作。 1936年春，连横在沪患肝病，6月28日病逝，享年59岁。弥留之际，嘱咐连震东：“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克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后不到二月，震东诞子，因名之为“战”（即连战）。

底下都是「所有的台湾历史学家」没有列出表的 都是些阿猫阿狗我是台湾大学历史所研究生* 柏杨* 陈永发 * 陈荆和 * 陈芳明 * 陈鹏仁* 傅乐成* 郭廷以* 胡春惠 * 许达然 * 许冠三 * 胡秋原 * 黄昭堂* 蒋永敬* 林满红 * 林瑞明 * 李敖 * 李筱峰 * 刘翠溶 * User:RushdimIDlike * 廖风德 * 卢建荣* 史明 * 宋晞 * 沈刚伯* 陶元珍 * 杜正胜* 吴密察 * 吴相湘 * 吴俊才 * 王曾才 * 王泛森 * 王裕民 * 汪荣祖* 王育德* 许世楷* 严耕望 * 余英时* 张炎宪 * 张玉法 * 朱倓 * 朱浤源* 吕理政* 康乐* 彭国栋* 曹永和* 王远义* 连横* 钮先钟 * 钱穆

若依照版主希望看书...我就建议你看一本叫做鲲岛探源..全书共8册 作者：林衡道，杨鸿博/著 出版社：稻田 出版日期：1996年05月15日 语言：繁体中文 ISBN：9579503222 装订：盒装 林衡道 台湾省台北县人，民国四年五月二日生，毕业於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经济学科。曾任台北市文献会主任委员、台湾省文献会主任委员，并在淡江、淡专、东吴、东海等各大专执教，现为国立艺术学院教授。 他是国内第一位以田野调查方式研究台湾平地民俗史迹的人，曾获国家文艺奖、行政院文化奖。著有「台湾历史百讲」、「台湾开拓史话」、「台湾寺庙大全」、「台湾胜迹采访册」七册、「台湾寺庙概览」、「台湾史迹源流」及口述「鲲岛探源－台湾各乡镇区的历史与民俗」、「林衡道谈俚谚」等书。

二楼也请看清楼主的提问，其中包括现今台湾现状研究的。目前研究台湾历史最著名的人当首推曹永和先生。 曹永和先生（现已七十六岁），台北市人。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曹教授精研早期台湾史，尤其是荷郑时代，学界公认为该领域之泰斗。《台湾早期历史研究》乃曹氏长年浸淫所凝聚之结晶，是台湾史之经典作品。书中之各篇论文展现独到之见解或新发现，照亮不少历史盲点；考证尤称细致，旁征博引中外资料；立论亦严谨客观，不妄下断言，深具史家风范。曹教授博览群书，见野宽广，故能将台湾史置于东亚史甚或世界史的范畴做整体观，乃一兼能见木又见林之大学者，诚难能可贵。 曹教授精多种语文，除中、日文外，亦通英、荷文，故学术资源丰富，以「活的百科全书」驰名台湾史界，并广受国际学术界之重视。他经常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不仅个人名闻国际学坛，亦大裨台湾史在国际上之声誉。被评定为第十九届吴三连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历史学类得奖人。 曹永和先生是最资深的台湾史研究者之一，在历史学的领域中，有其卓然超群的地位。他的研究范畴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台湾研究」，举凡与台湾开发、发展有关的，包括与中国大陆、东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曹永和都予以关注，且都有精辟的研究成果。 在曹永和五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发表过数以百计的研究作品，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有「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及「胡椒贸易在东亚」，可说是他的代表作。「胡椒贸易在东亚」是台湾史学界首次在著名汉学杂志「通报」上发表的作品，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则以明郑的台湾开发为主要研究课题。 著作目录： 期刊论文 1.1941.12，〈士林古碑〉，《民俗台湾》1卷6期，页20-22。 2.1941.12，〈士林传说〉，《民俗台湾》1卷6期，页24-25。 3.1941.12，〈士林寺庙志〉，《民俗台湾》1卷6期，页36-41。 4.1941.12，〈士林听书〉，《民俗台湾》1卷6期，页44-45。 5.942.6，〈民俗采访会－大龙峒三题〉，《民俗台湾》2卷6号，页45。 6.1951.12，〈士林的传说〉，《台湾风物》1卷1期，页24-25。 7.1954.5，〈士林古碑〉，《台湾风物》4卷5期，页29-36。 8.1956.12，“Incunabula in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7期，页1-4。 9.1961.3，〈从荷兰文献谈郑成功之研究〉，《台湾文献》12卷1期，页1-14。 10.1962.6，〈欧洲古图上的台湾〉，《台湾文献》1期，页1-66。 11.1963.4，〈早期台湾的开发与经营〉，《台北文献》3期，页1-51。 12.Ts'ao, Yung-ho, 1967,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China: A Brief Observation in the Case of Taiwan,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Its Inter-relation in the Settlement of Chinese in Taiwan,”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vol. 6, nos. 1~4, March, 1967, pp. 52~72. 13.1972.6，〈台大图书馆所藏最早西洋刊本——一四七九年刊博物志〉，《图书馆学刊》2期，页121-125。 14.1975.12，〈清季在台湾之自强运动——沈葆桢之政绩〉，《中华文化复兴月刊》8卷12期，页17-24。 15.1976.3，〈荷据时期台湾开发史略〉，《台湾文献》26卷4期、27卷1期合刊，页213-223。 16.1978.3，〈台湾荷据时代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台湾风物》28卷1期，页18-39。 17.1985.5，〈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思与言》23卷1期，页3-17。 18.1988.12，〈有关日本长崎华商「泰益号」文书与台湾商界的关系〉，《史联杂志》13期，页1-15。 19.1990.6，〈台湾史研究的另一途径——「台湾岛史」概念〉，《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15期，页7-9。 20.1993.11，〈台湾史的研究〉，《台湾研究通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台湾研究室，页20-23。 21.1995.5，〈简介维也纳国立图书馆所藏荷兰时代台湾古地图〉，《台湾史料研究》9号，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页133-154。 22.Ts'ao, Yung-ho, 1997, “Taiwan as an Entrept in East As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tinerario, Vol. XXI (1997), No.3, (Leiden, 1998), pp.94-114. 23.1998.9，〈十七世纪作为东亚转运站的台湾〉，《台湾风物》48卷3期，页91-116。 24.1998.10，〈多族群的台湾岛史〉，《历史月刊》129期，页93-95。 其他著作请参考：

—为《YAN说：媒介口语传播新论》作序游梓翔 台湾世新大学特聘教授、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系教授非常高兴看到山东大学周妍副教授优秀的硕士生闫利超，出版了这本《YAN说：媒介口语传播新论》，集合了他曾发表或新发表的多篇精彩文章，从多个层面探讨播音主持作为一种口语传播现象的意义，呈现了他颇有见地的“媒介口语”关注。我非常同意以“媒介口语”来梳理播音主持与口语传播的关系。其实，多年前我在一篇发表于台湾《中华传播学刊》，名为〈传播学门的再思考〉的论文中，曾分析口语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八种对话或合作可能，当时我就将广电口语列在“媒介的言谈”（media talk）类目下[1]，我希望强调的就是播音主持专业跨越口语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跨界”特性。年轻热情的利超找到了我，希望我为他所著的大作写序，我想利用这个缘分，花些篇幅谈谈“播音主持专业”与“口语传播学”的关系，希望能为利超在媒介口语方面的学术耕耘，提供一些思考背景与历史脉络。我们知道，无论播音主持或口语传播，都算是大传播学下的分支。传播学最早发展与美国，在20世纪初期，从新闻学和口语学等两个源头开始。其中新闻学偏重记者与报学训练，口语学则重视修辞及口语表达。1912和1914年，在相距两年的时间内，新闻学与口语学分别成立了颇具代表性的跨校协会[2]，开始了，迈向现代学科之路。1920年代，传播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商业广播电台出现了[3]，广播作为以“口语”（spoken words/speech）为主要内容的全新媒体，开始普及，这当然吸引了新闻及口语学者的注意，特别是口语学者。从当时口语传播学的代表性期刊《口语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中，不难看出口语学者们对这个“新媒介”的兴奋之情[4]。于是口语学展开了“广播口语”（radio speech）或是对广播媒体整体发展的教学与研究。口语学跨校协会的创会会长欧尼尔（James O'Neill）在他的《口语的要素》一书第二版中，就放进了“广播说话”一章。这个时期也有学者开始使用“广播播音”（radio announcing）一词。从1920到1940年代的三十年中，可说是美国播音学的“萌芽成长期”。新的广播口语与播音教学的出现也获得了美国媒体的关注。1933年4月2日的《纽约时报》，就有一篇名为〈教导一门崭新艺术〉的报道[5]，报道中提到了设有广播口语课程的16所大学，也提到另有50所大学开设了广播相关课程。1940年代美国播音学的成长更是明显。美国教育部曾经在“联邦广播教育委员会”（Federal Radio Education Committee）的协助下对各大学广播课程进行调查[6]，结果发现：1939到1940年，设有“广播剧和广播口语”（Radio Drama and radio speech）课程的学校仅有34所，到了1940至1941就增长七倍到了230所，开设“广播播音”课程的学校也从25所翻了一番成为49所。美国播音学最早的教科书也现身于1940年代，第一本应该是吉尔摩（Art Gilmore）和米德尔顿（Glenn Middleton）在1946年出版的《广播播音学》[7]。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四十年间，则进入美国播音学的“成熟发展期”。这个时期除了因电视媒体开始普及，“广播口语”和“广播播音”扩展为“广电口语”或“广电播音”，1949年，吉尔摩和米德尔顿在第三版更新时就把他们的播音学教科书更名为《电视与广播播音》。1959年，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海德（Stuart Hyde）教授，也以《电视与广播播音》来命名他的播音著作。该书至今发行了12个版本，可说是最受欢迎的播音学。更关键的是播音学无论在口语学发展而成的“口语传播学”或是新闻学发展而成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中，都受到相当重视。首先，这个时期的口语或口语传播标准入门教科书，普遍收录有与广电口语有关的章节[8]。其次，美国播音学成为众多新闻与大众传播系课程的一部分。根据尼文（Harold Niven）在1960年对79所开设广播电视课程的大学所做的调查[9]，其中就有超过半数的40所设有“广播电视播音”，另有36所设有“广播电视演出”的独立课程。1980年代至今的40年则是美国播音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我把它称作“转型调整期”。在这个时期中，广电口语必须思考在逐渐转型的口语传播学中该扮演何种角色，广电播音则必须思考如何在“重学术轻演出”的大众传播学中找到定位。首先，为回应整合口语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呼声，以及想摆脱口语总挥之不去的技术意涵，美国的口语传播学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调整学科名称的一场“去口语”运动[10]。经过多年争辩，“口语传播协会”最终在1997年更名为“全国传播协会”，自此“口语传播”成了“传播学”。将“口语”自品牌名称中移除的一项结果是；长期与口语传播关系密切的“演出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类课程，如“文学诵读”（oral interpretation）和剧场表演，还包括存在多年的广播电视口语，都将面对转型带来的淡化。此外，在新闻与大众传播科系，也因为媒体研究更加学术化的趋向，影响了师资的来源和养成，无法避免边缘化部分实务技术课程的结果，这使得广电播音课程在大学中不如早年盛行。虽然播音在更重应用于技术养成的两年制学院中仍然收到重视。根据1999年的一项调查[11]，“播音/演出”课程在美国两年制学院广播电视的十大核心课程中，仍然排名第六，不过在四年制大学中排不进前十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调查显示，口语传播学的传统课程“演讲学”，在四年制大学广电十大核心课程排名第七。其中原因或许是人文教育底蕴更丰厚的“演讲学”于技术导向的播音学相比，更能满足大学的设定的教育需要。虽然不如成熟发展期流行，播音学课程仍然活跃于一些知名的四年制大学中。例如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在广电新闻专业设有3学分的「空中播报、访问与主持」（JRN 303: On-Air Announcing,Interviewing and Hosting）[12]，而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则在广电科系设置「媒体演出」（Media Performance, BECA 350, 450）初阶进阶各3学分课程，另外还有3学分的「配音艺术」（The Art of Voiceover, BECA 351）[13]。在今日传播生态下，随着移动数字等新科技带来的网络社交媒体传播，新的直播与视频表达模式让播音学有了新的研究与教学需要[14]，这给了播音学新的发展契机。利超在这本《YAN说：媒介口语传播新论》相当显著地关照了这个最新现象。这也包括我任教多年的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也为了因应这个趋势下，在2020年扩展成为“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系”，尝试让历史悠久的口语传播学，和社交媒体下新的传播样态兼容并蓄。我始终相信，基于口语传播的独特魅力，媒介科技发展不但不会减损其重要性，反而经常给了口语传播更新的地位[15]。像是翁（Walter Ong）形容的那样，电子科技范儿造就了口语的“文艺复兴”[16]。许多人对于包括媒介口语在内的口语传播过于技术导向的批评，一方面是来自许多论者对口语与媒介口语学术深度的认识不够全面，另一方面则确实是相关专长学者的学术科研产能有待提升。要让口语传播和媒介口语得到应有的重视，就必须靠口语传播同好们持续不断的努力，透过这本《YAN说：媒介口语传播新论》，利超做出了他的贡献，这对他个人或是整个口语传播与媒介口语学术的发展，都是可喜可贺的事，很荣幸能为他的新书作序。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1] 游梓翔、夏春祥 (2003)，〈传播学门的再思考：口传与大传的分立史与整合路〉，《中华传播学刊》，4，109–144，页130。[2] 新闻学的跨校协会是“美国新闻学教师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Journalism），后来在1982年更名为现在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口语学的跨校协会则是“全国演讲学教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ing），1923年改名“全国口语教师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peech），1946年改名为“美国口语协会”（Speech Associationof America），1970年改名为“口语传播协会”（Speech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1997则再次更名为现在的“全国传播协会”（National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3] 多数传播史家认定的首个广播电台是1920年11月在美国匹兹堡开播的KDKA电台。[4] 如Lawton, S. P. (1930). The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radio speaking. QuarterlyJournal of Speech, 16(3), 255–277. ；Riley, D. W. (1938). The place of radio in the speech curriculumtoda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24(4), 622–627. ，当年《口语季刊》[5] Teaching a new art: Colleges offer courses in broadcast speech and microphonetechnique. (1933, April 2). New York Times, 8X.[6]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1942).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Made to the Secretaryof the Interior for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41. United State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 112.[7] Gilmore, A., & Middleton, G. Y. (1946). Radio announcing.Hollywood Radio.[8] 如Brigance, W. N. (1947). Speech communication: A brief textbook.Appleton-Century-Crofts、Robinson, K. F., & Lee, C. I. (1965). Speech In Action.Scott, Foresman.[9] Niven, H. (1960). The radio‐television curricula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4(2),154–163. https://doi.org/10.1080/08838156009385916[10] Gunn, J., & Dance, F. E. X. (2015). The silencing of speech in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P. J. Gehrke & W. M. Keith (Eds.), Acentu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the unfinished conversation (pp. 64–81).Routledge.[11] Kock, E., Kang, J. G., & Allen, D. S. (1999). Broadcasteducation curricula in 2-year and 4-year colleges. Journalism & MassCommunication Educator, 54(1), 4–15.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9905400101[12] Concentration in BroadcastJournalism,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rts and Sciences, Michigan StateUniversity, https://comartsci.msu.edu/academics/academic-departments/journalism/undergraduate/concentration-broadcast-journalism[13] Broadcast and ElectronicCommunication Arts (BECA), Academic Bulletin {2021-2022}, San Francisco StateUniversity, http://bulletin.sfsu.edu/courses/beca/[14] Hausman, C., Benoit, P., & Messere, F. (2019). Announcingfor broadcasting and the internet: The modern guide to performing in theelectronic media. Routledge.[15] 参见游梓翔 (2014)，〈数字时代的口语传播学：一个学科名称、核心概念与核心能力的分析〉，刊于李展编，《数字化时代的口语传播：理论、方法与实践》 (页1–14)，厦门大学出版社，以及游梓翔 (2018)，〈传播学对新媒体时代的因应〉，《青年记者》，1，67–68。[16] Ong, W. J., & Hartley, J. (—为《YAN说：媒介口语传播新论》作序游梓翔 台湾世新大学特聘教授、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系教授非常高兴看到山东大学周妍副教授优秀的硕士生闫利超，出版了这本《YAN说：媒介口语传播新论》，集合了他曾发表或新发表的多篇精彩文章，从多个层面探讨播音主持作为一种口语传播现象的意义，呈现了他颇有见地的“媒介口语”关注。我非常同意以“媒介口语”来梳理播音主持与口语传播的关系。其实，多年前我在一篇发表于台湾《中华传播学刊》，名为〈传播学门的再思考〉的论文中，曾分析口语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八种对话或合作可能，当时我就将广电口语列在“媒介的言谈”（media talk）类目下[1]，我希望强调的就是播音主持专业跨越口语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跨界”特性。年轻热情的利超找到了我，希望我为他所著的大作写序，我想利用这个缘分，花些篇幅谈谈“播音主持专业”与“口语传播学”的关系，希望能为利超在媒介口语方面的学术耕耘，提供一些思考背景与历史脉络。我们知道，无论播音主持或口语传播，都算是大传播学下的分支。传播学最早发展与美国，在20世纪初期，从新闻学和口语学等两个源头开始。其中新闻学偏重记者与报学训练，口语学则重视修辞及口语表达。1912和1914年，在相距两年的时间内，新闻学与口语学分别成立了颇具代表性的跨校协会[2]，开始了，迈向现代学科之路。1920年代，传播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商业广播电台出现了[3]，广播作为以“口语”（spoken words/speech）为主要内容的全新媒体，开始普及，这当然吸引了新闻及口语学者的注意，特别是口语学者。从当时口语传播学的代表性期刊《口语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中，不难看出口语学者们对这个“新媒介”的兴奋之情[4]。于是口语学展开了“广播口语”（radio speech）或是对广播媒体整体发展的教学与研究。口语学跨校协会的创会会长欧尼尔（James O'Neill）在他的《口语的要素》一书第二版中，就放进了“广播说话”一章。这个时期也有学者开始使用“广播播音”（radio announcing）一词。从1920到1940年代的三十年中，可说是美国播音学的“萌芽成长期”。新的广播口语与播音教学的出现也获得了美国媒体的关注。1933年4月2日的《纽约时报》，就有一篇名为〈教导一门崭新艺术〉的报道[5]，报道中提到了设有广播口语课程的16所大学，也提到另有50所大学开设了广播相关课程。1940年代美国播音学的成长更是明显。美国教育部曾经在“联邦广播教育委员会”（Federal Radio Education Committee）的协助下对各大学广播课程进行调查[6]，结果发现：1939到1940年，设有“广播剧和广播口语”（Radio Drama and radio speech）课程的学校仅有34所，到了1940至1941就增长七倍到了230所，开设“广播播音”课程的学校也从25所翻了一番成为49所。美国播音学最早的教科书也现身于1940年代，第一本应该是吉尔摩（Art Gilmore）和米德尔顿（Glenn Middleton）在1946年出版的《广播播音学》[7]。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四十年间，则进入美国播音学的“成熟发展期”。这个时期除了因电视媒体开始普及，“广播口语”和“广播播音”扩展为“广电口语”或“广电播音”，1949年，吉尔摩和米德尔顿在第三版更新时就把他们的播音学教科书更名为《电视与广播播音》。1959年，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海德（Stuart Hyde）教授，也以《电视与广播播音》来命名他的播音著作。该书至今发行了12个版本，可说是最受欢迎的播音学。更关键的是播音学无论在口语学发展而成的“口语传播学”或是新闻学发展而成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中，都受到相当重视。首先，这个时期的口语或口语传播标准入门教科书，普遍收录有与广电口语有关的章节[8]。其次，美国播音学成为众多新闻与大众传播系课程的一部分。根据尼文（Harold Niven）在1960年对79所开设广播电视课程的大学所做的调查[9]，其中就有超过半数的40所设有“广播电视播音”，另有36所设有“广播电视演出”的独立课程。1980年代至今的40年则是美国播音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我把它称作“转型调整期”。在这个时期中，广电口语必须思考在逐渐转型的口语传播学中该扮演何种角色，广电播音则必须思考如何在“重学术轻演出”的大众传播学中找到定位。首先，为回应整合口语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呼声，以及想摆脱口语总挥之不去的技术意涵，美国的口语传播学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调整学科名称的一场“去口语”运动[10]。经过多年争辩，“口语传播协会”最终在1997年更名为“全国传播协会”，自此“口语传播”成了“传播学”。将“口语”自品牌名称中移除的一项结果是；长期与口语传播关系密切的“演出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类课程，如“文学诵读”（oral interpretation）和剧场表演，还包括存在多年的广播电视口语，都将面对转型带来的淡化。此外，在新闻与大众传播科系，也因为媒体研究更加学术化的趋向，影响了师资的来源和养成，无法避免边缘化部分实务技术课程的结果，这使得广电播音课程在大学中不如早年盛行。虽然播音在更重应用于技术养成的两年制学院中仍然收到重视。根据1999年的一项调查[11]，“播音/演出”课程在美国两年制学院广播电视的十大核心课程中，仍然排名第六，不过在四年制大学中排不进前十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调查显示，口语传播学的传统课程“演讲学”，在四年制大学广电十大核心课程排名第七。其中原因或许是人文教育底蕴更丰厚的“演讲学”于技术导向的播音学相比，更能满足大学的设定的教育需要。虽然不如成熟发展期流行，播音学课程仍然活跃于一些知名的四年制大学中。例如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在广电新闻专业设有3学分的「空中播报、访问与主持」（JRN 303: On-Air Announcing,Interviewing and Hosting）[12]，而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则在广电科系设置「媒体演出」（Media Performance, BECA 350, 450）初阶进阶各3学分课程，另外还有3学分的「配音艺术」（The Art of Voiceover, BECA 351）[13]。在今日传播生态下，随着移动数字等新科技带来的网络社交媒体传播，新的直播与视频表达模式让播音学有了新的研究与教学需要[14]，这给了播音学新的发展契机。利超在这本《YAN说：媒介口语传播新论》相当显著地关照了这个最新现象。这也包括我任教多年的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也为了因应这个趋势下，在2020年扩展成为“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系”，尝试让历史悠久的口语传播学，和社交媒体下新的传播样态兼容并蓄。我始终相信，基于口语传播的独特魅力，媒介科技发展不但不会减损其重要性，反而经常给了口语传播更新的地位[15]。像是翁（Walter Ong）形容的那样，电子科技范儿造就了口语的“文艺复兴”[16]。许多人对于包括媒介口语在内的口语传播过于技术导向的批评，一方面是来自许多论者对口语与媒介口语学术深度的认识不够全面，另一方面则确实是相关专长学者的学术科研产能有待提升。要让口语传播和媒介口语得到应有的重视，就必须靠口语传播同好们持续不断的努力，透过这本《YAN说：媒介口语传播新论》，利超做出了他的贡献，这对他个人或是整个口语传播与媒介口语学术的发展，都是可喜可贺的事，很荣幸能为他的新书作序。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1] 游梓翔、夏春祥 (2003)，〈传播学门的再思考：口传与大传的分立史与整合路〉，《中华传播学刊》，4，109–144，页130。[2] 新闻学的跨校协会是“美国新闻学教师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Journalism），后来在1982年更名为现在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口语学的跨校协会则是“全国演讲学教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ing），1923年改名“全国口语教师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peech），1946年改名为“美国口语协会”（Speech Associationof America），1970年改名为“口语传播协会”（Speech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1997则再次更名为现在的“全国传播协会”（National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3] 多数传播史家认定的首个广播电台是1920年11月在美国匹兹堡开播的KDKA电台。[4] 如Lawton, S. P. (1930). The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radio speaking. QuarterlyJournal of Speech, 16(3), 255–277. ；Riley, D. W. (1938). The place of radio in the speech curriculumtoda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24(4), 622–627. ，当年《口语季刊》[5] Teaching a new art: Colleges offer courses in broadcast speech and microphonetechnique. (1933, April 2). New York Times, 8X.[6]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1942).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Made to the Secretaryof the Interior for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41. United State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 112.[7] Gilmore, A., & Middleton, G. Y. (1946). Radio announcing.Hollywood Radio.[8] 如Brigance, W. N. (1947). Speech communication: A brief textbook.Appleton-Century-Crofts、Robinson, K. F., & Lee, C. I. (1965). Speech In Action.Scott, Foresman.[9] Niven, H. (1960). The radio‐television curricula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4(2),154–163. https://doi.org/10.1080/08838156009385916[10] Gunn, J., & Dance, F. E. X. (2015). The silencing of speech in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P. J. Gehrke & W. M. Keith (Eds.), Acentu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the unfinished conversation (pp. 64–81).Routledge.[11] Kock, E., Kang, J. G., & Allen, D. S. (1999). Broadcasteducation curricula in 2-year and 4-year colleges. Journalism & MassCommunication Educator, 54(1), 4–15.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9905400101[12] Concentration in BroadcastJournalism,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rts and Sciences, Michigan StateUniversity, https://comartsci.msu.edu/academics/academic-departments/journalism/undergraduate/concentration-broadcast-journalism[13] Broadcast and ElectronicCommunication Arts (BECA), Academic Bulletin {2021-2022}, San Francisco StateUniversity, http://bulletin.sfsu.edu/courses/beca/[14] Hausman, C., Benoit, P., & Messere, F. (2019). Announcingfor broadcasting and the internet: The modern guide to performing in theelectronic media. Routledge.[15] 参见游梓翔 (2014)，〈数字时代的口语传播学：一个学科名称、核心概念与核心能力的分析〉，刊于李展编，《数字化时代的口语传播：理论、方法与实践》 (页1–14)，厦门大学出版社，以及游梓翔 (2018)，〈传播学对新媒体时代的因应〉，《青年记者》，1，67–68。[16] Ong, W. J., & Hartley, J.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Routledge.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