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啥来着呢
奥地利人斯蒂芬·茨威格，著名小说家，而且不仅仅是小说家，他的一部又一部传记，一般人一生中能弄出一部，而且还能弄出那样的水平，也就不错了。斯蒂芬·茨威格不仅是小说家和传记作家，这本《三作家》的《德译英原序》告诉人们：“茨威格在欧洲大陆评论界的领袖地位无人匹敌，连高尔基和罗兰这样的人都承认其高超的艺术修养。”很早就读过斯蒂芬·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紧接着又读到他《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很受感动，也非常敬佩。21世纪初，上得网去，得到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斯蒂芬·茨威格的形象在我心中越发高大起来。1942年，斯蒂芬·茨威格与他的妻子在孤寂与理想破灭中双双自杀。我想，斯蒂芬·茨威格是被纳粹和二战杀死的，如果斯蒂芬·茨威格坚持活到1945年，也许他就不会自杀。但，20世纪20年代去苏联访问过的斯蒂芬·茨威格，以他的头脑和思想，即使活过1945年，也许，他还会自杀。 《三作家》介绍和评论了三个作家：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卡萨诺瓦 如果说卡萨诺瓦是欧洲某地的一座雕像或一幅画像，在得到这本书之前，我对他全然不知，他对我来说等于全不存在。《三作家》译者王雪飞先生在《英译汉新序》中安慰我说：“卡萨诺瓦何许人也？普遍知之甚少。我是在接受了翻译此书的任务后才碰到这个名字的。”但是，王雪飞先生说，在欧洲，卡萨诺瓦的名字却是妇孺皆知。这个1725年来到这个世界又在1798年离开这个世界的意大利教士、作家、间谍、外交官和冒险家卡萨诺瓦，1757年为法国做出一项很大贡献，是他把彩票引进了巴黎，此举使他在财政金融界有了声望，在贵族当中赢得美名。王雪飞先生介绍，卡萨诺瓦在写作上是多面手，他写过应景诗、评论，翻译过《伊利亚特》，还写过小册子，讥讽威尼斯贵族阶级，特别是有权势的格里马尼家族，他的自传《我的生平》（6卷）是他最主要的著作，写得很生动，另外，他还写了5部长篇小说，20部喜剧和一些乐曲。王雪飞先生这样定位和评价卡萨诺瓦：作为文艺复兴的产儿，卡萨诺瓦是一位典型的自由思想者和世界主义者，他的自传不失为18世纪欧洲各国都会的杰出写照。若在18世纪的中国，卡萨诺瓦未等跨出家门，怕就早已消失不见，一旦跨出门槛，又很可能会向强盗、流氓的路走下去，不敢相信他能成为走进斯蒂芬·茨威格传记里的作家。向《三作家》译者《英译汉新序》中可以知道，卡萨诺瓦年轻时就因品行不端而被圣西普里安神学院开除，从此开始他丰富多彩而又放荡不羁的生涯，一度为罗马枢机主教效劳，后在威尼斯当小提琴手，1755年返回威尼斯后，有人告发他是巫师，被判刑5年，关在总督宫监狱，1756年10月31日越狱后，前往巴黎。斯蒂芬·茨威格《三作家·卡萨诺瓦·好色之徒》这样写道：“就上帝创造的所有艺术而言，卡萨诺瓦是个半吊子，是个写写蹩脚诗歌和干瘪论文的三流作者而已；他拉的小提琴还算凑合；而说到他的谈吐，至大不过是个半瓶子醋的杂家而已。对于魔鬼创造的各种玩意儿，譬如菲罗牌、比利比（biribi）、丢骰子、多米诺，还有信心测定术、炼丹术，以及种种术，他倒是算得上一位行家里手呢。而卡萨诺瓦更是所向无敌的猎艳高手。他这方面的诸多才艺，虽然有些残缺和拙劣，但是加上一点熟练的化学技能，使他成了个情场专家。毫无疑问，他是精于此道的一流天才。他的长相足以表明，他生来就有侍候爱神的造化。历来十分吝啬的大自然对他居然慷慨得很，随意就把青春活力、性欲、体魄和美貌统统赐给了他，使之成为一个合乎女人胃口的雄夫猛男，身子骨像铁塔一般发达健壮，要个头有个头，要体型有体型，真可谓塑造完美的男子范本。”但卡萨诺瓦那部《我的生平》足以使他不朽。斯蒂芬·茨威格让世界看到一个勇敢的人：“卡萨诺瓦果敢地拉开所有的帷幔，让我们任意观察他的内室，要不是有他这么个彻底抛却羞耻心的人，那么，世界文学就会缺少一种对男子性生活的直言不讳的记载。卡萨诺瓦的作品，向我们全面展示了性机能对感觉器官的作用，把污浊不堪的裸体世界暴露无遗，使我们看得深看得透。这个二流子、冒险家、、无赖所表现的率直态度，胜过我们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因为他所描绘的人世间，有美，也有丑，有纯粹的精神，也有粗野的性欲。他并不粉饰太平，把世界说成是一个净化了的理想实体。”斯蒂芬·茨威格认为，和卡萨诺瓦相比，歌德和卢梭等其他人的自传都的确存在一种虚假。文艺复兴创造了卡萨诺瓦，卡萨诺瓦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正像斯蒂芬·茨威格所写：“卡萨诺瓦的天才表现，不在于他叙述自己的生活故事的方法，而在于他的生活方法本身。生活本身就是这位艺术大师的工作间，同时兼备着内容和形式。一般来说，那些靠想象写作的作家们是把创作热情用在各自的诗歌和散文上的；而我们的卡萨诺瓦却把创作热情倾注到这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上了，每个短暂瞬间、每件可能发生而又并未发生的事情，他都满腔热忱、毫不犹豫地用最富戏剧性的语句加以记述。别人非杜撰不可的情节，他却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了；别人非想象不可的韵事，他却以自己那欲火中烧的肉体感受过了。正因为如此，他在这方面无需搜肠刮肚、耗费笔墨，以对活生生的事实加以润色，而只需将业已亮相的情节理出个头绪来就够了。除了后来的巴尔扎克之外，当时不曾有哪位作家创造出堪与卡萨诺瓦的丰富经历比肩的曲折离奇的情节。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再也没有哪个人有过如此大起大落的生活。”司汤达 《三作家》介绍的第二个作家是司汤达。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国人早已都很熟悉，评论家也有许多论述，我们可以省去许多笔墨。这里只说一件事。1783年出生于法国的司汤达不知道，远在东方，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年，一个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苍莽大山环抱着的一座小城的职业中学，那所职业中学建在小城市郊的一座山上，他就住在那所学校里。举目无亲，他靠学校阅览室为他做伴，他读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读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也读司汤达的《红与黑》。黑夜之中，站在校舍前，寂寞极了，他甚至在心里喊，地震吧，再来一场运动吧。一个月圆之夜，学《红与黑》中的于连，他用一封信去触摸一位女教师的手。后来听说，他娶妻生子，操持家业，落到实地了。托尔斯泰 《三作家·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一天》：“他猛地一惊，醒了过来。隔壁房间好像有脚步声？是的，偷偷摸摸的脚步！他不声不响地下了床，透过钥匙孔朝书房望去。里面亮着灯。有人在搜他的写字台，翻他的日记本，这个窥探他的良心秘密的人恰恰是他的夫人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她想了解他的内心秘密，甚至不让他有单独接触上帝的隐私权。在住处，在生活中，在心灵上，他处处都被强烈的贪欲和好奇心包围着。”人们都知道，1910年10月28日，一代文学大家托尔斯泰在82岁高龄上离家出走，几天以后，病死在一座小火车站上。托尔斯泰出走前给妻子留下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对于你不能同我在精神追求上保持一致，我没有，也不能指责你。因为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他同上帝之间的秘密，别人无权要求什么。如果我这样要求过你，那就错了，这是我的不对。”终其一生，托尔斯泰的夫人不能理解托尔斯泰，正像余杰在《俄罗斯之魂》中所说的，面对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他几乎无能为力了。编辑本段茨威格论列夫·托尔斯泰 茨威格 他生就一副多毛的脸庞，植被多于空地，浓密的胡髭使人难以看清他的内心世界。长髯覆盖了两颊，遮住了嘴唇，遮住了皱似树皮的黝黑脸膛，一根根迎风飘动，颇有长者风度。宽约一指的眉毛像纠缠不清的树根，朝上倒竖。一绺绺灰白的鬈发像泡沫一样堆在额头上。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你都能见到热带森林般茂密的须发。像米开朗琪罗画的摩西一样，托尔斯泰给人留下的难忘形象，来源于他那天父般的犹如卷起的滔滔白浪的大胡子。 人们无不试图用自己的想像除去他那盖着面孔的头发，修剪疯长的胡须，以他年轻时刮去胡须的肖像作为参照，希望用魔法变出一张光洁的脸。——这是引向内心世界的路标。这样一来，我们不免开始畏缩起来。因为，无可否认的是，这个出身于名门望族的男子长相粗劣，生就一张田野村夫的脸孔。天才的灵魂自甘寓居低矮的陋屋，而天才灵魂的工作间，比起吉尔吉斯人搭建的皮帐篷来好不了多少。小屋粗制滥造，出自一个农村木匠之手，而小是由古希腊的能工巧匠建造起来的。架在小窗上方的横梁——小眼睛上方的额头，倒像是用刀胡乱劈成的树柴。皮肤藏污纳垢，缺少光泽，就像用枝条扎成的村舍外墙那样粗糙，在四方脸中间，我们见到的是一只宽宽的、两孔朝天的狮子鼻，仿佛被人拳头打塌了的样子。在乱蓬蓬的头发后面，怎么也遮不住那对难看的招风耳。凹陷的脸颊中间生着两片厚厚的嘴唇。留给人的总印象是失调、崎岖、平庸，甚至粗鄙。 这副劳动者的忧郁面孔上笼罩着消沉的阴影.滞留着愚钝和压抑：住他脸上找不到一点奋发向上的灵气，找不到精神光彩，找小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眉宇之间那种像大理石穹顶一样缓缓隆起的非凡器宇。他的面容没有一点光彩可言。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没有讲真话。无疑，这张脸平淡无奇，障碍重重，没法弥补，不是传播智慧的庙堂，而是禁锢思想的囚牢；这张脸蒙昧阴沉，郁郁寡欢，丑陋可憎。从青年时代起，托尔斯泰就深深意识到自己这副嘴脸是不讨人喜欢的。他说，他讨厌任何对他长相所抱有的幻想。“像我这么个生着宽鼻子、厚嘴唇、灰色小眼睛的人，难道还能找到幸福吗？”正因为如此，他不久就任凭须发长得满脸都是，把自己的嘴唇隐藏在黑貂皮面具般的胡须里，直到年纪大了以后胡子才变成白色，因而显出几分慈祥可敬。直到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脸上笼罩的厚厚一层阴云才消除了；直到人生的晚秋，俊秀之光才使这块悲凉之地解冻。 永远流浪的天才灵魂，竟然在一个土头土脑的俄国人身上找到了简陋归宿，从这个人身上看不出有任何精神的东西，缺乏诗人、幻想者和创造者的气质。从少年到青壮年，甚至到老年，托尔斯泰一直都是长相平平，混在人群里找都找不出来。对他来说。穿这件大衣，还是那件大衣，戴这顶帽子，还是那顶帽子，都没什么不合适。一个人长着这么一张在俄罗斯随处可见的脸，既有可能在台上主持大臣会议，也有可能在酒肆同一帮酒徒鬼混；既有可能在市场上卖面包，也有可能披着大主教的法衣，举起十字架从跪地的教徒的头上掠过。带着这么一张脸，你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不管穿什么服饰，也不管在俄国什么地方，都不会有一种鹤立鸡群、引人注目的可能。托尔斯泰做学生的时候，可能属于同龄人的混合体；当军官的时候.没法把他从战友里面分辨出来；而恢复乡间生活以后，他的样子和往常出现在舞台上的乡绅角色再吻合不过了。要是你看到一张他赶着马车外出的照片，还有个白胡子随从与他并排坐着，你也许要动脑筋想上好一阵，才能判断手握缰绳的是马车夫，坐在一旁的是伯爵。再看另一张照片，是他在同一些农民交谈。你假如不明真相，根本就猜不出坐在老农中间的列夫是个有地位有钱财的人，他的门第和身份大大不同于格里高、伊凡、伊利亚、彼得等在场的所有人。他的面相完全没有特征，完全属于普通的俄罗斯人，因此，我们得把他称为普通人，而且此刻会产生这么一种感觉，即天才没有任何特殊的长相，而是一般人的总体现。所以说，托尔斯泰并没有自己独特的面相，他拥有一张俄国普通大众的脸，因为他与全体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因此，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人，一开始都无一例外地感到失望。他们有的坐火车旅行漫长的路程，有的从图拉驾车赶来，在客厅里正襟危坐地等待这位大师的接见。他们早就形成了对他的主观概念，希望从他身上找见威严非凡的东西，希望看到一个貌似天父的美髯公，集尊贵、轩昂、伟岸、天才于一身。在即将亲眼见到大活人之前，他们对自己所想像的这位文坛泰斗形象颔首低眉，敬重有加，内心的期望扩大到诚惶诚恐的地步。门终于开了，进来的却是一个矮小敦实的人，由于步子轻快，连胡子都跟着抖动不停。他刚进门，差不多就一路小跑而来，然后突然收住脚步，望着一位惊呆了的来客友好地微笑。他带着轻松愉快的口气，又迅速又随便地讲着表示欢迎的话语，同时主动向客人伸出手来。来访者一边与他握手，一边深感疑惑和惊讶。什么？就这么个侏儒！这么个小巧玲珑的家伙，难道真的是列夫·尼克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吗？这位客人不无尴尬地抬起眼皮直勾勾地打量着主人的脸。 突然，客人惊奇地屏住了呼吸，只见面前的小个子那对浓似灌木丛的眉毛下面，一对灰色的眼睛射出一道黑豹似的日光，虽然每个见过托尔斯泰的人都谈过这种犀利目光，但再好的图片都没法加以反映。这道目光就像一把成锃亮的钢刀刺了过来，又稳又准，击中要害。令你无法动弹，无法躲避。仿佛被催眠术控制住了，你只好乖乖地忍受这种目光的探寻，任何掩饰都抵挡不住。它像枪弹穿透了伪装的甲胄，它像金刚刀切开了玻璃。在这种入木三分的审视之下，谁都没法遮遮掩掩。——对此，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上百个人都作过无可置疑的描述。 这种穿透心灵的审视仪仅持续了一秒钟，接着便刀剑人鞘，代之以柔和的目光与和蔼的笑容。虽然嘴角紧闭，没有变化，但那对眼睛却能满含粲然笑意，犹如神奇的星光。而在优美动人的音乐影响下，它们可以像村妇那样热泪涟涟。精神上感到满足自在时，它们可以闪闪发光，转眼又因忧郁而黯然失色，罩上阴云，顿生凄凉，显得麻木不仁神秘莫测。它们可以变得冷酷锐利，可以像手术刀、像 x射线那样揭开隐藏的秘密，不一会儿意趣盎然地涌出好奇的神色。这是出现人类面部最富感情的一对眼睛。可以抒发各种各样的感情。高尔基对它们恰如其分的描述，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托尔斯泰这对眼睛里有一百只眼珠。” 亏得有这么一对眼睛，托尔斯泰的脸上于是透出一股才气来。此人所具有的天赋统统集中在他的眼睛里，就像俊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丰富思想都集中在他的眉峰之间一样。托尔斯泰面部的其他部件胡子、眉毛、头发，都不过是用以包装、保护这对闪光的珠宝的甲壳而已，这对珠宝有魔力，有磁性，可以把人世间的物质吸进去，然后向我们这个时代放射出精确无误的频波。再小的事物，借助这对眼睛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像一只猎鹰从高空朝一只胆怯的耗子俯冲下来，这对眼睛不会放过做不足道的细节，同样也能全面揭示广袤无垠的宇宙。它们可以照耀在精神世界的最高处，同样也可以成功地把探照灯光射进最阴暗的灵魂深处。这一对烁烁发光的晶体具有足够的热量和纯度，能够忘我地注视上帝；有足够的勇气注视摧毁一切的虚无，这种虚无犹如蛇发女怪那样，看到她的人就会变成石头。住这对眼睛看来，没有办不到的事情，除非让它们陷入无所事事的白日梦中，在优雅而快活的梦境里默默无声地享乐。眼皮刚一睁开，这对眼睛就必然毫不含糊，清醒而又无情地追寻起猎物来。它们容不得幻影，要把每一片虚假的伪装扯掉，把浅薄的信条撕烂。每件事物都逃不过这一对眼睛，都要露出赤裸裸的真相来。当这一副寒光四射的匕首转而对准它们的丰人时是十分可怕的，因为锋刃无情，直戳要害，正好刺中了他的心窝。 具有这种犀利眼光，能够看清真相的人，可以任意支配整个世界及其知识财富。作为一个始终具有善于观察并能看透事物本质的眼光的人，他肯定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丫丫由由
吴冬梅，女，1964年出生，教授，管理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杂志总社社长，《经济与管理研究》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副主编，博士生导师。北京市行为科学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主要承担本科、硕士生、MBA和博士生的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成就主持和承担了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课题4项； 围绕人力资源管理和公司治理结构两个主题进行学术研究，出版专著2本，发表论文20篇，特别是对职业能力、科技人才激励问题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 获得北京市第六届和第七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专著二等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 北京市优秀青年科技论文三等奖；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研究》课题，对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 承担北京市软科学课题《北京市高科技产业人才激励机制研究》和《北京市科技创新人才环境研究课题》，对北京市科技人才激励和科技人才环境建设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花开旭航
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外交官,也就是翻译官.“而理想如星辰,我们永不能触到,但我们可像航海者一样,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这是史立兹先生著作的,也成为我追求理想的座右铭,而诗句“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又是我最欣赏的诗句,我把它记在心中,为我对理想的奋斗增添信心.当我幻想着：有一天,我当上了一名外交官,带好东西,走上了飞机,前往驻外使馆.在那,我用一口流利的语言,悠然自得地与外交官员交谈,谈判,这是多么伟大而又自豪的啊事!是啊!作为一名外交官,能在驻外使馆工作,能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微薄之力,何尝不是一件快乐,自豪的事呢?我想当外交官,更是因为我喜爱外语这一门功课,它使我感觉非常新奇,也想把这门外语用上好的方向,能帮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可有些人觉得：哎呀!当上外交官可了不得了,有的是钱,多好啊!可我觉得：作为一名外交官,首先心中是大公无私,对得起国家,而不能只是为了金钱,权势,和荣耀.而要成为一名好的外交官,名利,权势就不能在心中有立足之地.我选择成为外交官,首先是我非常热爱英语这一门功课,然后,又在电视中经常能看到新闻的一些国际论谈和外国使者会见,谈判.其中,都有外交官默默无闻的身影.我着迷了,我看见她们无私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我被折服了,被感动了.从此,我定下誓言,我会为自己拟定的理想而奋斗.在长大后,我会用自己的博学去帮助国家,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的人.现在,我就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第一步：学习好语文和数学,打好基础.并好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第二步：学习好英语,要好好背单词,多听听磁带.第三步：在外补习英语,好好做卷子,好好考试,并且还要适当的把学过的单词复习一遍.不要忘记,并要一直坚持.作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需要的不仅是大公无私的心态,更是要有一个宽阔的心田,不要因为别人的嘲讽和不屑就低头,那就不行.我们应该昂首挺胸的去面对!我认为;总有一天,我对理想的付出,终究会有一定的回报!我也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对理想的坚信!加油吧!让我们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吧!
末日女友CCCccC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1872.03.31～1952.03.09）是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者，，她的名字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被击败的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直到今天，他还是被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奉为先驱。列宁政府中唯一的女性，世界第一女大使，女权主义者先驱。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俄国女革命家。是俄国革命中一位有重大争议的人物，主张对俄国传统的社会习俗和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俄罗斯帝国军队中一名将军之女。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进行革命宣传。1906年加入孟什维克派，1908-1917年侨居国外，曾在英国、丹麦、挪威及其他国家居住，她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历次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团，出席1907年在斯图加特、1910年在哥本哈根、1912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曾为《真理报》的女工栏撰稿，1915年受列宁委托，为俄国士兵和俘虏写一本小册子《谁需要战争？》1916年旅美，发表演说，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回到俄国，参加由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所领导的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受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委托在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和彼得堡士兵间进行鼓动工作，曾任布尔什维克的《女工》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1917年6月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齐美瓦得左派代表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是列宁的政府中唯一的一名妇女。1919年任克里木共和国宣传与鼓动人民委员，1920年，她任全俄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提倡自由恋爱，简化结婚和离婚手续，消除对私生子的社会和法律歧视，以及从各方面改善妇女地位。当时她已经发表了许多批判家庭关系和资产阶级性道德的著作。她在这些问题上的毫不妥协的立场（往往袖曲解为一种“自由恋爱”的立场），突出地表现了一种理想主义和个人关系的自由意志论，后来由于一起爱情风波，她被指控犯有渎职罪，经列宁出面干涉后，才免于被判处有罪。柯伦泰后来（1920年11月-1921年3月）加入工人反对派——反对日益加强的官僚主义化、精英人物统治论以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要求更多的党内民主和工人在党的事务中有更多的决定权——这使她赢得了一般党员的欢迎，但却和主流越走越远，因此她必不可免地失宠了。1952年的柯伦泰由于她几乎掌握欧洲11国语言，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历任驻挪威公使（1923～1925）、驻墨西哥公使（1926～1927）、再度任驻挪威公使（1927～1930）和驻瑞典公使（1930～1945），成为正式担任驻外公使的第一位妇女。1943年后领大使衔。1944年主持苏联和芬兰停战谈判，结束了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敌对状态。1945年起，出任苏联外交部顾问，荣获一枚列宁勋章和两枚劳动红旗勋章。[1] 《A.柯伦泰选集》于1978年出版。柯伦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和演说家，但在苏联，她作为女性先驱主要表现在她个人成为世界第一个女大使，而不是她的思想。在西方，她始终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人们热情地捍卫她的思想，尊崇她的生平事迹和信仰，并且把她看作是男性统治和官僚主义化的党的正统观念的殉难者。关于柯伦泰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至少是因为她对否定她的思想的党仍然保持忠诚，她宁可作出被和平地流放的选择而不是继续支持其反对派立场。柯伦泰夫人是世界上第一个担任正式大使的妇女，原先曾有一段漫长而与众不同的政治生涯，他和斯大林都是原先布尔什维克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不同的是她出生于圣彼得堡贵族家庭，父亲是沙皇时期的将军米哈伊尔·多蒙托维奇·德夫蒙特 (Dovmont) 亲王（立陶宛的道曼塔斯 (Daumantas)）的后裔。德夫蒙特是普斯科夫的王子，以在十三世纪时，抵抗条顿骑士团、保卫大诺夫哥罗德而驰名。她的父亲曾在1877年-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中担任将军，也曾于1878年至1879年间担任保加利亚的俄国政府的大使馆首长。她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玛萨琳-穆拉汶斯基，则是芬兰木材富商之女。柯伦泰的出世就是反叛的结果。她的母亲在和她父亲相爱后，因门第不相配而被自己父亲强迫嫁给一个工程师，生下三个儿女。十年后这对有情人重逢并怀上了柯伦泰，她母亲决定和丈夫离婚。柯伦泰出生于她母亲和前夫正式离婚之前。这有点象安娜·卡列尼娜和沃伦斯基的故事。但故事的下半部分和托尔斯泰设计的不同。柯伦泰父母的离经叛道并没有以悲剧收场：她父亲是军官，这场婚姻并没有妨碍他的晋升，象沃伦斯基遭遇的那样，而柯伦泰母亲也不象安娜那样受歧视，而是仍然容光焕发地在彼得堡社交圈里周旋。生活的逻辑比老托尔斯泰安排的要平淡。柯伦泰小名叫舒拉，她继承了母亲的反叛性格。二十岁前她爱上了一个叫柯伦泰的年轻军官，但受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理由一是他穷，二是不如她聪明。他们甚至把女儿送到西欧去，想让她忘掉那个军官。家庭战争持续了两年。1893年，舒拉胜利了，从家中搬了出去，从此用柯伦泰的姓。她父母给了她一个佣人和一些旧家具，预言有朝一日她会痛定思痛，后悔当初没有听话。柯伦泰父母的预言没过几年就被验证了，但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柯伦泰的婚姻不过是她反叛精神的一种满足，一旦婚姻成为现实，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就变成了枷锁，反叛的对象也由父母转移到丈夫。弗拉迪米尔·柯伦泰是个军事工程师，对所有抽象的东西都兴趣索然，从来没有耐心听太太的幻想和思辩。于是柯伦泰开始写作，处女作就是对维多利亚式道德－－即对男女采用双重道德标准－－的反抗，说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男子去西欧，当一回旅行情人的故事。幻想的反叛很快就变成现实中的偷情。柯伦泰周围不乏醉翁之意不在酒地对她的创作才华表示赞叹的异性朋友，她很快就和丈夫的一位叫佐亚的同事好上了。佐亚相貌平平，但却有她丈夫所缺乏的趣味。（这段文字显然是错误的，左亚不是男人名字，而是俄罗斯女性的名字，通常翻译成卓娅，在亚历山德拉的青年时代有两位好友都叫左亚，其中一个是中尉军官的妻子，另一位则是她的革命同志，她在国内时就住在革命的卓娅那里，一直到20年代她被派到国外做外交官为止——观澜堂主8808注，参见《科伦泰夫人》传记）然而除了情人，其他人都觉得柯伦泰的小说一是太过分，二是太抽象，象论文而不象小说。于是他们鼓励她写作其他类型的作品，主要是社会和文化批评。这样，柯伦泰就走上了差不多所有19世纪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从文学创作或文化评论到社会批评，最后变成革命家。和这些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一样，柯伦泰起先也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很快她就觉得这个主义“太浅薄，太消极，在很多方面太缺乏力量。”她需要的不但是观念，而且是行动。于是她渐渐被彼得堡激进知识分子圈子里的社会主义者所吸引，参加了他们的地下活动。1898年她决定离开俄国去苏黎世大学，参加那里的政治活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她把这次出走看作是又一次争取自由，当时她丈夫正在外地服役，她在出国途中写了封信通知他自己不会回到他身边了。虽然她和丈夫分手了，但她后来一直没有改掉柯伦泰这个姓。这个姓氏也将由于她而青史留名。激进的女权主张从1898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柯伦泰由一个自由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又从其稳健的孟什维克一端最终转到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年间她发表了大量的宣传革命、尤其是妇女解放的文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出名的女活动家（除了她就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情人印涅莎）。她对妇女问题的基本看法来自恩格斯和奥古斯特·倍倍尔，认为妇女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这个社会里女人被当作男人的财产。她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婚姻，二是卖淫。前者充满虚伪，后者则是毫无遮掩的买卖关系。二者不过是同一种奴役的不同表现罢了。只有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平等。但这种象一加一等于二的初级算术那样简单的解释，显然不能使柯伦泰这样智力水平和情感需要的女人满足。柯伦泰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又有自己的和现代女权主义相近的观点。她是俄国妇女中最早为妇女应该从两性关系中和男人一样获得精神和生理满足而大声呼吁的。她所理想的“新妇女”是这样一种类型，对于她们，和男人的关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当她身上燃起激情时，她决不拒绝生活向她发出的灿烂的微笑，她决不虚伪地用女性美德的破烂外衣将自己包裹起来。不，她将紧抱她的所爱，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无论它有多深，直到自己满足。当爱的杯盏倒空后，她将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将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柯伦泰认为现代社会的男人和女人都比过去更孤独，更需要异性的交流和关爱，但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去爱。只有在将来的理想社会，人们才能学会真正的爱。在她那里，两性之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毫无疑问，爱将成为未来人类的宗教。”1908年他被放逐出俄国，与其说是妇女工作，不如说她攻击了沙皇俄国对待芬兰的政策，她在国外继续进行活动，1911年在巴黎领导了一次罢工，后来又在意大利波伦亚演讲，1912年又在比利时的波林内奇的煤矿工人中进行工作。往后在1912年，柯伦泰夫人又在瑞典参加青年运动，1914年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在托洛斯基的领导下在斯堪的维亚为争取和平而工作，1916年她被监禁，继之获释以后，曾与1916年在美国旅行，就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讲演，后来她拜访了每一个有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举行群众大会的中立文明地区，唯有德国例外，在那里她是一个公敌。柯伦泰起先把实现这个未来社会的理想寄托在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身上，后来发现这个党的妥协折衷性和党的领导人身上浓厚的自由主义不合她的口味，于是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在海外期间，柯伦泰有过好几个情人。经济家马斯洛夫是其中之一，他年长她五岁，已婚，有五个孩子。他吸引柯伦泰的是他的智力、学识和成熟。但柯伦泰渐渐发现他对自己的兴趣仅仅是生理上的。她的另一个叫斯里亚普尼柯夫的情人则是不同的类型，他比柯伦泰小十多岁，究竟小多少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出身贫苦，父母都不信教，出身时没有登记，只知道是1880年代中期。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就受尽歧视，长大后又因参加工人运动而受尽迫害。但他是布尔什维克的出色活动家，强壮、镇定、和善，和柯伦泰过去身边的那些知识分子类型的男人相比，他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正是情人斯里亚普尼柯夫帮助柯伦泰最终转向布尔什维克，也是他第一次带柯伦泰去见列宁，时间是1916年十月。当斯里亚普尼柯夫问列宁是否可以带柯伦泰来见他时，列宁说：“如果柯伦泰同志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列宁的女性盟友柯伦泰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阵营后带来了她的活力、干劲和声望。然而更重要的是她成了列宁的盟友。二月革命前，柯伦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游说，宣传列宁的变世界大战为国内革命的主张。二月革命后，列宁回国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要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用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为退出战争不惜和德国媾和。这个主张被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认为是异想天开。1917年四月四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一部分孟什维克的代表在塔夫里达宫举行会议，当列宁摊出他的方案时，他得到的不是讨论和反驳，而是震惊。其他领导人没有想到他们朝思暮想盼回国的最高领袖会提出这么一个完全不现实的方案。这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柯伦泰气得满脸通红，走上讲坛发表支持列宁的讲话。她后来说：“我当时太气愤了，甚至一点都没有通常在这种场面下讲话时的紧张，虽然我看到下面那些恶意的眼光，听到那些轻蔑的喧嚣。在第一排坐着克鲁普斯卡娅和印涅莎·阿曼德。她们朝我微笑，仿佛鼓励我说下去。弗拉迪米尔·伊里奇（列宁）坐在讲坛上，当我讲完后，我走过去和他坐在了一起。”然而，柯伦泰的支持在许多布尔什维克领袖那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他们更加觉得列宁的主张是异想天开，因为它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女流之辈狂热的拥护。一个与会的孟什维克后来回忆说，柯伦泰的发言引起的只是窃笑和喧哗，会议马上解散了，因为“任何严肃的讨论都不可能了。”后来一个笑话说：“不管列宁叽叽咋咋说些什么，只有柯伦泰在帮腔。”当柯伦泰再要发言时，人们会朝她嚷道：“列宁主义者，我们知道你要说什么！下来吧下来吧！”然而当列宁的主张终于被多数人接受的时候，柯伦泰的处境就不一样了。1917年七月她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在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中名列第五，排在列宁，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之后。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十二个成员表决以十比二通过了列宁（他本人躲在芬兰）的武装起义的提议，柯伦泰也对这个历史性提案投了赞成票在那段时间里柯伦泰东奔西走，到处发表演说，为布尔什维克争取群众。当时俄国的政治局面十分混乱，彼得格勒就象一个喧闹的政治集市，各种党派都利用一切机会兜售自己的主张。谁的嗓门大，谁有更具吸引力的演说家，谁就占有优势。作为一个女性演说家，柯伦泰的热情和演说才能在很多场合下压倒了她的男性对手。有个叫索罗金的社会革命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在一次演说中败给了柯伦泰，羞愤之余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至于那个女人，很清楚，她的革命热情不过是她色情狂的一种满足。虽然她有数不清的‘丈夫’，但柯伦泰－－起初是个将军的老婆，然后是一打男人的情妇－－从未满足过。她在寻找新的性虐待的对象。我希望她能成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其他心理学家分析的对象。她倒确实有可能提供他们一个罕见的案例。”母亲宫的幺折十月革命后，柯伦泰被列宁任命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她成了布尔什维克内阁中唯一的女性成员，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女性政府部长。这个职务使她觉得自己可以在妇女选举和参政、妇幼保健和社会福利这些问题上发挥作用，这也是她革命前为之呼吁了多年的。象布尔什维克的所有革命家一样，柯伦泰也迷信政治权力和自己的超人智慧，觉得一切社会弊端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造成的，现在自己手中有权了，什么社会改革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过去遗留下来的制度和习惯是否有超越阶级性的、普遍适用的那一方面；社会的黑暗面和弊端是否都由阶级利益和政治统治所造成；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自己除了有本事把旧制度打个稀巴烂外，是否对管理社会有最起码的经验和了解；以及少数知识分子觉得既完美又公正的、用政治权力推行的改革是否一定胜过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制度和惯例，所有这些是他们从不考虑的。柯伦泰上任后一个重大的也是最具体的举措是：宣布取消所有“资产阶级”的妇幼保健和福利设施，把它们全部归并到她这个部里面。她在命令中说：这是为了在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气氛中创造精神和身体都强健的新公民。为了给这项改革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她宣布建立一个免费的妇保医院。这个医院取名为母亲宫，地址就利用一个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教会育婴堂。这个鸠占鹊巢的决定受到了育婴堂嫫嫫和护士的强烈反对：一百多年来这里一直收养弃婴，她们都以它的历史和善举为荣，现在布尔什维克凭什么下一纸手令就要将她们扫地出门？但柯伦泰置之不理，把士兵和工人派去接管。结果这个历史悠久的育婴堂几天后在一个晚上被大火夷为平地。在审问育婴堂人员时，她们有的说这是对布尔什维克无法无天和反上帝的报应，有的说是进驻育婴堂的士兵目无规定晚上抽烟引起了火灾。尽管柯伦泰本能地觉得是育婴堂的嫫嫫故意纵火，但最后因为实在找不到证据而作罢。在一定意义上，夭折的母亲宫是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即使人们假定布尔什维克的动机都象柯伦泰那样善良，但他们狂热的自信、对传统盲目的破坏和对他人意愿的无视，已经决定了他们社会实验的灾难性后果。新的情人十月革命不但给柯伦泰开辟了改造社会的天地，而且为她提供了选择新情人的机会。这次是一个名叫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的男人，是布尔什维克海军人民委员，也相当于部长。这人是红色舰队的偶像，曾经把涅瓦河上的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从喀琅斯塔特开到彼得堡，在11917年11月的革命时向临时政府的总部冬宫开炮，第一届政府的照片上，他和柯伦泰都紧挨着列宁。他更年轻，比柯伦泰小17岁，农民出身，身高肩宽，胡须浓密，革命前是个水兵。十月革命中，他所领导的水兵是布尔什维克最有组织的武装。柯伦泰是在1917年春天去德边科所在的海军营地演说时和他相识并堕入情网的。和柯伦泰的前一个情人斯里亚普尼科夫一样，他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无产阶级。（她和德宾科相识于十月革命前夕在波罗的海舰队发动水兵革命时期，当时德宾科是舰队中央委员会主要领导，她是党中央派去的代表，直接领导德宾科。一直到卫国战争以后，苏联海军都对科伦泰抱有很高的敬意，把她看作苏联红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伊萨科夫海军元帅在二战胜利不久后的回忆录里还专门提到这位传奇式的女革命家。——观澜堂主88-8注））两个部长的婚姻他吸引柯伦泰的是“热情，坚定，有魄力”，是“水兵的灵魂”。柯伦泰自和丈夫分手后就一直保持自由，拒绝任何情人结婚的请求。但这次德边科不干，他要和柯伦泰成为布尔什维克婚姻法颁布后的第一对新人。柯伦泰过去的情人听到后纷纷吵嚷起来，但他们的醋意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藉口：柯伦泰这个名字已经成了妇女独立的旗帜，“难道你现在要为了他而收起这面旗帜吗？”可是德边科取得了胜利，因为他说如果柯伦泰不愿意和自己结婚，就是看不起他的农民出身。1918年一月他们正式结婚。柯伦泰的这次婚姻不但在俄国，而且在欧美也成了新闻：两个革命家结了婚，一个是大知识分子，一个是大字识不了一筐的水兵，女方差不多可以做男方的母亲，而且这个女的一直把独身视为妇女自由的前提。德边科与柯伦泰当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使得世界眼花缭乱时，柯伦泰的婚姻成了一个花边新闻。美国纽约晚邮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写道：“我们一觉醒来，被多才多艺的柯伦泰和一个水兵结婚的消息惊呆了。”法国驻俄国军事代表团（当时俄国还未退出大战，协约国在俄国有代表团）的团长说：“自从创世纪以来头一次，人们看到两个政府部长结了婚。”布尔什维克的同僚们虽然嘴上没有公开嘲笑这对新人，但他们很多人暗地里都把这个婚姻看作是柯伦泰的任性放纵，一味追求感情和性欲的满足。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男人和比自己年轻得多、家庭背景也差得多的女性结婚是可以接受的，反过来就成了笑柄。斯大林当时就取笑过柯伦泰的婚姻。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最粗鲁和藐视妇女的。1922年当他和列宁夫人争吵时，曾经在电话中对她破口大骂，克鲁普斯卡娅自己不敢告诉病中的列宁，但又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告诉了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后者再婉转地告诉列宁。列宁立刻写下了一纸便条，要斯大林向自己老婆道歉，否则和他断交。斯大林只好照办。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自己十月革命后不久，和一个同志的女儿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先同居再结婚，当时女方只有16岁，比他小20多岁。斯大林这样的婚姻在双方的年龄和社会地位上同样不相称，然而不但没有人觉得奇怪，更没有人说三道四，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问题还在于：要是刚刚颁布的苏维埃婚姻法（规定合法婚姻的年龄是18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话，斯大林这个政府部长应该下狱。柯伦泰的这次婚姻使得她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陷入一种微妙的孤立：没有人公开批评她，但人人都觉得应该和这个女人保持一点距离。人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怀疑这样的婚姻能维持多久。当时有个传说：柯伦泰婚后放下工作和德边科跑到克里米亚去度蜜月，政府其他部长到列宁那里去告状。列宁说：应该罚他们五年之内不许离婚。这个故事虽然没有根据，但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倒是真的，它也成了柯伦泰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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