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通集团上涨分析论文发表

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近日开展“广西文艺评论推优活动”，从推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中，可以管窥到新时代广西文艺评论旨在提升自身理性力度和感性温度、助力八桂文艺发展繁荣的不懈努力和显著成效。广西文艺评论工作者切实提高认识和站位，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充分发挥真善美的价值导向和引领作用；强化问题意识和学理探索，在历史纵向上深度溯源中华美学精神和地域性、民族性的广西文艺基因，在现实横向上广泛关注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动态，敏感而准确地捕捉重大问题、重要现象和重点作品，及时开展富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分析评价，以厚积薄发、掷地有声的学理洞见和体验真切、态度真诚的平等对话增强文艺评论的说服力和认同度；借助全媒体时代各种传播手段，增强文艺评论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占比最大、份量也最为厚重的是评论家们对重大文学关切的学理深度阐释和系统化构建。容本镇、张淑云等合著的《壮族文学二十年——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研究（2000-2020）》以文学地理学为抓手，在文学地理空间、作家文化身份、文学审美精神等多维交叉融合的视域中探究新世纪壮族文学转型发展的显性景观与精神内核，兼具“史”“论”的多重意识和独到见解，研究方法的借鉴和拓展颇具启迪意义。叶君的专著《新世纪乡村叙事研究》体系化精研细读近二十部乡村叙事作品，并跨学科将虚构性的文学乡村叙事与非虚构性的社会学乡村叙事参照互证，以自觉的学理诉求和社会责任感勾勒了新世纪乡村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型和局部乡村现实图景。耿文婷、刘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艺术探索与创新》从真人真事的审美优势、守正创新的史学根底、虚实相生的影像叙事等视角，揭示新时代语境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呈现高原与高峰、成为铸造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力量的“神奇密码”。胡大雷《传统文论的境界》在经纬交织的缜密梳扒中深入探讨传统文论境界传统文论的境界包括哪些方面、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以实现以及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境界，纵论传统文论以“经”“道”为境界导引、以“成一家之言”为精神境界、以博通古今为学术境界、以构筑“文”的大一统为理想境界、以“化天下”为最高境界之说，考证周密、见地洞明。文学评论聚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评论家们对文学桂军代表性作家作品触角敏锐、洞隐烛微的品味和解读。李北京《陆地创作的心灵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文学批评的篇章和著作有： 曹丕《典论·论文》 、 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 钟嵘《诗品》、萧统《昭明文选》。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许多品评诗文的篇章和著作，综观此时文艺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可窥见文学创作发展、演变的过程。第一节 曹丕《典论·论文》《典论》是曹丕的学术专著，作于他做太子时期。全书已不传，今只存《论文》和《自叙》二篇。《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的一篇文学理论与批评专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篇制虽短，但已涉及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文学的作用，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提出了“文气说”。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气”，指的是作家的气质、才性及其在文章中的表现。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是文艺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曹丕最早触及这一问题，指出文章不同的风格源于作家具有不同的“气”，这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三是提出了文体论。首先区分了不同文体的特征：“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一划分方法虽比较粗疏，但大体划定了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的范围。而其中特别标举的“诗赋欲丽”的主张，强调了文学对华丽形式的要求，既是曹丕本人诗赋实践的理论反映，也代表了建安文人共同的文学观念。四是关于文学批评。阐明了文人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各种文体特点不同，除少数通才能备其体，一般说来作家不能兼擅，不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批评了“文人相轻”的古来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文坛不良风气。对"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给予恰如其份的评价。全文说理与抒情融合,极富感染力。不仅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第二节 陆机《文赋》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一篇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著，着重阐述创作论。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的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的写作经验，企图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在创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陆机认为构思是创作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作家构思,必须聚精会神,精益求精。构思中要有想象,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善于捕捉客观世界的形象诉诸文字。《文赋》把文章分为十类,其中就诗赋特征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较之《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论点，更为明确而具体，强调了文学中情与美并重的重要意义，这反映出魏晋以后诗赋写作风格的新趋势,也表明晋代作家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准。陆机提倡文艺的创新，希望作家的创作有新的思想和境界:“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遣词造句要讲求完美,但应以意为主,即“理扶质以主干,文垂条而结繁”,只有用思想做主干,文采才能繁茂。《文赋》还涉及到文学的体裁风格、功能作用等理论问题。此外，还探讨了创作过程中应注意和避免的一些弊端，如讲求熔裁，善用警句。不要重辞轻情,内容空洞，迎合时尚，格调卑下等。除陆机《文赋》，晋人的文学批评论著还有挚虞《文章流别论》，葛洪《抱朴子·外篇》中也有不少涉及文学理论的内容。第三节 刘勰《文心雕龙》刘勰（465？—520？）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终身未娶。依附和尚僧祐十余年，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笃志好学，博通儒学和佛教经纶，又擅长骈文。《文心雕龙》这部集大成的文学理论著作约成书于南齐末年。《文心雕龙》共五十篇。最后一篇为全书的自序，说明自己创作这部书的目的和部署的意图。按《序志》的说明，全书可分为上、下两编。前二十五篇为上编,主要论述文学的基本问题及各种不同文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后二十五篇为下编,着重论述有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的历史发展、作家的才能与修养等理论问题。全书精心结撰，组织严密，自成系统，体大思精。《文心雕龙》是在儒、道、佛三家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熏陶下产生的一部文艺理论巨著，它不仅全面地总结了齐梁以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经验和成果，而且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和主张。如论文学的发展，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序》）的观点；论文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同上)的著名论断；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反对“为文而造情”，主张“为情而造文”（《情采》）；论文学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提出影响作家个性有四方面因素，即才、气、学、习；论文学鉴赏的方法，提出“博观”的主张：“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知音》）书中对历代文学风格及作家风格的论述尤为精彩，如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词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明诗》）极为精练准确地概括了刘宋时期的诗风，屡为后人所征引。此外，《文心雕龙》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范畴与文学理论概念，如“神思”、“隐秀”、“虚静”、“风骨”、“通变”、“奇正”、“体势”等。《文心雕龙》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既有源远流长、丰富灿烂的文学创作作为前提条件，又有其现实意义。刘勰生活的时代的文坛，由于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生活方式以及魏晋以来盛行的重视辞藻、对偶、声韵之美风气的影响，作品内容空虚，文风日趋讹滥华靡，《文心雕龙》正是刘勰力图纠正弥漫文坛的不良风气，使文学创作得以健康发展的产物。当然，时代风气是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影响，在这方面刘勰亦未能完全避免,如《文心雕龙》用当时风行的骈体文写作，便妨碍了一些概念的明确表达,有些意思也难以索解。书中有些立论也不免偏颇,如对民间乐府的无视等等。但这丝毫不影响《文心雕龙》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煌煌巨著，文艺理论宝库中极其珍贵的遗产。第四节 钟嵘《诗品》钟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历仕齐、梁两朝。所作《诗品》（原名《诗评》）成书于梁天监年间，略晚于《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也是我国诗话的开山之祖。《诗品》书前有序，表明著者的文学思想。下分三卷，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先例，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略以时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逐次论述了自汉古诗迄梁代122位诗人及其作品。钟嵘《诗品》反映的文学理论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指出诗歌的产生来源于社会生活，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情性，形诸舞咏”。这里的“物”，既包括自然景色，也包括社会生活。二是针对时弊，反对用典和声病说，认为“吟咏情性，何贵于用事”，说讲究声律“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主张语言自然和谐。三是讲求诗的“滋味”，如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强调了诗的情感因素和形式特征。这些主张在南北朝诗风颓靡的情况下都有补偏救弊的历史作用。在具体评论每个诗人时，《诗品》大都立论公允全面，并能捕捉不同诗人的风格特色。如评论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能够知人论世，不以偏概全。当然，钟嵘也难免因时代风气和审美标准影响而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如将陆机、潘岳列为上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曹操列为下品，都不够确当。此外，将诗人强分三品的做法本身就不够科学。钟嵘前后，还有裴子野《雕虫论》、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等重要文学理论论著。第五节 萧统《昭明文选》萧统（501—531），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字德施，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公元502年）立为太子。三十一岁病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具有文学批评著作的价值。萧统在文学上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他曾为陶渊明作传编集，可见他的文学观点与萧纲等人并不一致。他在《文选序》里谈到选文的标准，认为经史诸子等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文选序》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作品。《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选录了自先秦至齐梁时期的许多诗文作品，包括诗歌、辞赋和其他杂文三大类，共三十八种文体，七百五十二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有一百二十九家。选入的多数作品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佳作，基本上囊括了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所包括的时代虽长，但由于他选文的标准着重辞采，所以选录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详近，重视南朝作品。《昭明文选》所确立的文学观念，以及分门别类选录文章的标准，都成为后世同类著作的楷模。此书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释以后，就得到广泛流传。后代文人研究《文选》及李善等人的注释，形成了所谓的“选学”，至今不衰，可见这部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本文从学理和实践写作经验两方面，从写作的原则与方法、写作目的、选题、资料收集、创新思维、写作的语言等等方面，论述了写作文科论文应具备的态度与方法。 一、文科论文和理科论文的联系与区别        什么是研究？所谓研究，都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在前人理论或实验的基础上，把研究对象的真理性、客观性向前推进一步的工作。我们的研究，都只是整个研究的一部分，是前面有人，后面也有人的接力运动。有人以为，进行理科研究不用翻阅前人的文献资料，有实验室就行了；其实，在进实验之前和进实验室之后，进行理科研究对文献资料的依赖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文科论文，要在大量调查和统计数字的基础上揭示事物内部的规律。说花“ 好看还是不好看” 的并不是文科论文( 有人误认为这就是文科论文了) ；文科论文应该研究花是“ 什么颜色的，为什么是这种颜色的” 。譬如枫叶，到秋天颜色渐渐变红。枫叶为什么到秋天颜色变红呢？这和花青素有什么关系？花青素变化与土壤、气候、温度有什么关系？         文学研究是一种追问的研究，不仅应该和历史、哲学不分家，也应该和地理、天文、生物、环境等科学交叉起来。其实，许多研究都有一条潜在的“ 研究链” 。譬如，我们从“ 化学” 这条道路出发，从“ 无机化学” 走到“ 有机化学”；再从“ 有机化学” 走到“ 生命科学”，此时，人和人脑便是“ 生命科学”的核心，而人脑产生的“ 意识” ，又是“ 生命科学” 中最奇特、最珍贵、其复杂性可与地球和外宇宙媲美的神奇事物；而在人的“ 意识” 中， “ 文学” 又是其中最鲜丽的花朵之一；研究“ 文学”，就是研究人类特有的“ 意识花朵”，不仅很有意思，而且也与“ 无机化学” 在同一条“ 研究链” 上，从这个角度说，文科、理科是分工不同的研究。文科论文和理科论文，就科学性来说应该是一样的，真正的研究论文，都应该有很强的客观性。 二、写作文科论文的原则与方法        写作论文，特别是写作学位论文，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既是态度，也是方法。文史专家王运熙老师对我们说，以前郭绍虞先生（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他这么大的学问，他也只写他所熟悉的诗文部分。不写小说、戏曲。后来周扬一定要求他写，他写完一点，就请专治小说、戏曲的赵景深先生看一点，最后请赵先生把关，才敢拿出去。实事求是还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态度上，文学研究因为有“ 人” 在，有“ 情” 在，就容易把“ 研究对象”看成是“ 崇拜对象”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研究对象看作是“ 调查对象” 和“ 解剖对象” 。古代诗人、作家经常受到贬谪，而我们往往站在诗人、作家一边，因为喜欢他的诗歌或文学作品，就以为该诗人是受了诬陷，非常同情他们。        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从当时的法律来看问题，要区分受诬陷打击和确实是犯了经济或其它错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譬如对苏东坡的经济问题，辛弃疾的经济问题和对下级过于粗暴的问题。又譬如，范仲淹《岳阳楼记》里写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确有贪污问题才被贬到巴陵郡的，范仲淹的文章有为他说好话的意思，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方法是一种传统的理性精神。乾嘉学派的研究者为了探求真理，有时甚至会批评自己父亲的文章，说: “ 家大人之说非也。” 这种精神是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首要条件。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必然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他的研究是“ 即山铸铜” 式的，即是从深山开采矿石提炼精铜，以备铸造鼎彝或钱币之用。这句话被不少学者引用。清代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把他们自己的研究归结成一句话：即后人的研究绕不开他们的成果。因为他们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这是“ 二王” 不被人忘记和他们引以自豪的原因。后人前进，必定要在他们的基础上起步，这样事业才会趋新，研究才有价值。        我们是后来者，应该继承前人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由此开创新气象，拓展新局面。除了像乾嘉学派那样重视材料，认真细密、实事求是的方法和风格( 由此派生出日本的“ 京都学派”) 以外，我们还要注入新的思路和新的时代精神。程千帆先生说过：学术也像体育，也有记录；作为学者，不仅要打破前人的“ 学术记录” ，创造“ 新的学术记录” ；还要打破自己创造的学术记录，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理科的论文往往是世界性的; 文科的论文, 也应该是世界性的。随着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在意识形态、心理特点、文化方式上互相渗透融合,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财富都在迅速世界化, 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 早已不是中国学者的专利, 故当今之世, 要把过去视为国粹的中国文学研究, 放在“ 汉字文化圈” 的平台和世界汉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这种开放型的研究和理科精神是共通的。 三、写作论文前，先问几个为什么 写一篇论文前，先问自己几个为什么： 第一，你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 第二，你这篇论文解决了什么问题？ 第三，对这个问题，你解决到什么程度？解决得可靠不可靠？ 第四，你写这篇论文的意义在哪里？        笔者多次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或论文评奖，以上几点，都是评委评审优秀论文的标准和要问的问题。写一篇文科论文，就像做一道几何题：已知什么？求证什么？已知条件是你收集来的文献材料，你的结论就是论文要证明的问题。做几何题时，要有大前提、小前提和推论；推理要符合逻辑， 得出的结论要可靠。        因此，每一篇合格的文科论文至少要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其然”（该事物是怎么样的）； 二是“其所以然”（ 为什么是这样的）； 三是这篇文章意义何在。 四、文科论文的选题        在复旦大学时，我的导师王运熙教授反复对我们说，写好一篇文科论文（这里以中文系为例），第一步是选题，题目选好了，论文就成功了一半。论文的题目有大小之分；有宏观、微观之分；有生、熟之分。我对研究生的希望是，题目先小一点，微观一点，生一点；以小见大，先微观，后宏观。        题目有很多类型：如作家、作品研究；某种文学思潮的研究；某一作家群体、文学集团的研究；某一体裁、题材、主题、类型的研究；专书研究；某一文论范畴、概念、术语以及意象的研究；比较研究(有影响比较或无影响比较) ；跨学科交叉研究( 如历史与文学、地理与文学、天文与文学、文字学与文学、语言学与文学、哲学美学与文学等等)。选题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定，有人擅长文献考证，有人擅长理论分析，选题时有所侧重，才可以扬长避短，把论文写好。题目的来源，可以是导师上课，你突然有了心得，产生灵感。最好的方法是划定一个读书范围，在阅读中积累心得，做成读书札记，然后整理札记，写成论文。写作论文的时候，不必全面展开写，而应重点写自己的见解，凡是别人说过的、别人写过的，就不必再写。立题的技巧也不能忽视，要把你论文中的思想、最精彩的观点放在论文题目里，表述的时候要新颖、要陌生化，让人看了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五、文科论文收集资料的方法         写好一篇文科论文，收集材料很关键。有人收集材料很容易，有人收集资料很困难，为什么？问题出在会不会使用工具书、会不会在互联网上查找各种资料上。         工具书分好几类：如版本、目录类工具书，如书目解题、年谱综录、论文目录索引、类书、方志、家谱等等；网上有各种书籍、期刊。         收集材料也有学问：收集材料时，不能单一收集某种材料，而要注意材料之间的联系。要注意某作家此作品与彼作品、不同体裁作品间的联系。注意一个作家与其他作家的联系，尤要注意朋友、师生、亲戚等关系，如收集白居易的材料，也要注意元稹的材料；研究谢灵运的时候，同样要注意颜延年的材料；研究苏轼，更要看看他们父子兄弟的材料。要注意作品与同时代评论之间的材料；要将作品和当时的理论互相参读；将文、史、哲互相参读；将地下出土的材料与纸质的文献材料互相参读。注意作家、作品与当时社会、时代风气、当时审美意识的联系；注意时代横的联系和历史纵的联系，如与前后时代作家、作品和理论的联系。我们往往觉得自己的论文写得单薄，没有厚度和深刻性,，就是因为你在收集材料的时候，没有注意以上几种联系。 六、要建立自己材料的“根据地”        真正做学问的人在收集材料的时候，还有一个诀窍，即建立自己材料的根据地。前人的体会是熟读一种书，你的许多学问都和那一本书有关，随时可以回到那一本书里去，找你要的材料。陈寅惜虽然博通中西典籍，但最熟悉的还是新旧《唐书》。他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都与新旧《唐书》有关；直到他晚年双目失明后，写文章、做学问的时候，还经常对女儿说，某段话在两《唐书》中哪一段，叫女儿帮他校对。杨树达熟读《汉书》，他就以《汉书》为根据地做学问，写了《论语疏证》( 汉代人对《论语》的看法)、《婚俗考》(汉代人婚嫁习俗) 等，取得很高的成就。他的侄儿杨伯峻，也从杨树达的读书方法中得到启发，写了《论语译著》、《孟子译著》等系列著作。熟读的书不必是僻书，可以是常见的书，但应该是处于学问要津上的书，或历史，或哲学，或文学，最好是材料信息丰富，又是文、史、哲结合的书。所以，余嘉锡说：“要读常见的书。” 西方谚语说：“ 要注意对一本书读得很深的人。” 七、对材料要正确读解        对收集来的材料，要正确读解，要注意它是否可靠。这就要注意查前人补正的书。二十五史、《四库全书》都有补正、辨伪的专书，后者纠正了前者的错误；国外材料也一样，譬如，黑格尔的美学固然是权威，但是在德国，辩证、补充黑格尔书中错误的著作，也成了经典；读黑格尔，要了解这一情况，并读一读辩证的书。再如美国理论家韦涅克·沃伦写过《文学原理》，里面有几处错误，他在第二本著作《诗学》里已经作了订正，你如果不注意他的《诗学》，就不知道他错在哪里。《诗学》尚未翻译成中文，要看英文原版书才行。所以，文科学术研究也是艰难的工作。有些人看外国文艺理论只看译本，看中国古典著作也只看白话文翻译就进行比较研究，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情；有条件的同学，应该尽可能地看原版书，至少核对原版原文。 八、创新思维加文献实证        写好一篇论文，第一种功夫是努力发现新材料，尽可能让新材料说话；第二种功夫是运用新思维，让常见的材料说话，让旧材料出新观点。        发掘新材料靠文献学功底；在常见材料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靠创新思维；这是新与旧的辩证法。文科论文在用文献学的方法收集材料的同时，还要学习新理论，特别是国外的哲学、美学等等。20 世纪王国维用尼采、叔本华的理论研究中国词学，发明地下发掘与典籍记载互证的“ 二重证据法”； 陈寅恪“ 以诗证史” 和“ 以史证诗” ，都是创新思维和文献实证的典范。        现在，有人用荣格的原型理论研究曹植的《洛神赋》，有人用弗洛伊德的“ 恋母情结” 研究《孔雀东南飞》，都获得了成功。 九、写作的语言和技术性问题        初写论文时应先立个提纲，再分段论证；为求清晰，每段文末可以用几句话小结一下，归纳一下；一篇论文完成后，最后再用几句话总结一下，就像实验完毕填好数据、报表，让人看起来眉目清楚、主题突出。论文的语言可以风格多样，什么样的语言都可以，但要简洁、明白、畅达。“ 达” 就是“ 语言到位” ，这其实是写作中一种很高的境界。写科学论文，追求的应该是论文的逻辑意义，在文字上不必作过分的修饰，有文采当然好，但不要以文害意，最忌把简单的道理用很“ 深” 的语言来表达，让人看不懂。论文的引文要可靠，要规范；要尽可能用第一手资料；如果用了第二手材料，一定要核对第一手原文，要符合学术规范。        最后的注释要注意“ 十大要素” ：①时代或国别；②作者； ③译者； ④书刊名称； ⑤卷次； ⑥章节；⑦ 出版地点； ⑧出版单位； ⑨ 出版时间； ⑩页码。

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许多品评诗文的篇章和著作，综观此时文艺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可窥见文学创作发展、演变的过程。第一节 曹丕《典论·论文》 《典论》是曹丕的学术专著，作于他做太子时期。全书已不传，今只存《论文》和《自叙》二篇。《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的一篇文学理论与批评专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篇制虽短，但已涉及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关于文学的作用，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提出了“文气说”。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气”，指的是作家的气质、才性及其在文章中的表现。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是文艺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曹丕最早触及这一问题，指出文章不同的风格源于作家具有不同的“气”，这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三是提出了文体论。首先区分了不同文体的特征：“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一划分方法虽比较粗疏，但大体划定了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的范围。而其中特别标举的“诗赋欲丽”的主张，强调了文学对华丽形式的要求，既是曹丕本人诗赋实践的理论反映，也代表了建安文人共同的文学观念。 四是关于文学批评。阐明了文人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各种文体特点不同，除少数通才能备其体，一般说来作家不能兼擅，不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批评了“文人相轻”的古来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文坛不良风气。对"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给予恰如其份的评价。 全文说理与抒情融合,极富感染力。不仅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第二节 陆机《文赋》 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一篇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著，着重阐述创作论。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的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的写作经验，企图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在创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陆机认为构思是创作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作家构思,必须聚精会神,精益求精。构思中要有想象,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善于捕捉客观世界的形象诉诸文字。 《文赋》把文章分为十类,其中就诗赋特征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较之《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论点，更为明确而具体，强调了文学中情与美并重的重要意义，这反映出魏晋以后诗赋写作风格的新趋势,也表明晋代作家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准。 陆机提倡文艺的创新，希望作家的创作有新的思想和境界:“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遣词造句要讲求完美,但应以意为主,即“理扶质以主干,文垂条而结繁”,只有用思想做主干,文采才能繁茂。 《文赋》还涉及到文学的体裁风格、功能作用等理论问题。此外，还探讨了创作过程中应注意和避免的一些弊端，如讲求熔裁，善用警句。不要重辞轻情,内容空洞，迎合时尚，格调卑下等。 除陆机《文赋》，晋人的文学批评论著还有挚虞《文章流别论》，葛洪《抱朴子·外篇》中也有不少涉及文学理论的内容。第三节 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465？—520？）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终身未娶。依附和尚僧祐十余年，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笃志好学，博通儒学和佛教经纶，又擅长骈文。《文心雕龙》这部集大成的文学理论著作约成书于南齐末年。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最后一篇为全书的自序，说明自己创作这部书的目的和部署的意图。按《序志》的说明，全书可分为上、下两编。前二十五篇为上编,主要论述文学的基本问题及各种不同文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后二十五篇为下编,着重论述有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的历史发展、作家的才能与修养等理论问题。全书精心结撰，组织严密，自成系统，体大思精。 《文心雕龙》是在儒、道、佛三家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熏陶下产生的一部文艺理论巨著，它不仅全面地总结了齐梁以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经验和成果，而且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和主张。如论文学的发展，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序》）的观点；论文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同上)的著名论断；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反对“为文而造情”，主张“为情而造文”（《情采》）；论文学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提出影响作家个性有四方面因素，即才、气、学、习；论文学鉴赏的方法，提出“博观”的主张：“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知音》）书中对历代文学风格及作家风格的论述尤为精彩，如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词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明诗》）极为精练准确地概括了刘宋时期的诗风，屡为后人所征引。此外，《文心雕龙》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范畴与文学理论概念，如“神思”、“隐秀”、“虚静”、“风骨”、“通变”、“奇正”、“体势”等。 《文心雕龙》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既有源远流长、丰富灿烂的文学创作作为前提条件，又有其现实意义。刘勰生活的时代的文坛，由于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生活方式以及魏晋以来盛行的重视辞藻、对偶、声韵之美风气的影响，作品内容空虚，文风日趋讹滥华靡，《文心雕龙》正是刘勰力图纠正弥漫文坛的不良风气，使文学创作得以健康发展的产物。 当然，时代风气是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影响，在这方面刘勰亦未能完全避免,如《文心雕龙》用当时风行的骈体文写作，便妨碍了一些概念的明确表达,有些意思也难以索解。书中有些立论也不免偏颇,如对民间乐府的无视等等。但这丝毫不影响《文心雕龙》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煌煌巨著，文艺理论宝库中极其珍贵的遗产。第四节 钟嵘《诗品》 钟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历仕齐、梁两朝。所作《诗品》（原名《诗评》）成书于梁天监年间，略晚于《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也是我国诗话的开山之祖。 《诗品》书前有序，表明著者的文学思想。下分三卷，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先例，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略以时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逐次论述了自汉古诗迄梁代122位诗人及其作品。 钟嵘《诗品》反映的文学理论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指出诗歌的产生来源于社会生活，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情性，形诸舞咏”。这里的“物”，既包括自然景色，也包括社会生活。二是针对时弊，反对用典和声病说，认为“吟咏情性，何贵于用事”，说讲究声律“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主张语言自然和谐。三是讲求诗的“滋味”，如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强调了诗的情感因素和形式特征。这些主张在南北朝诗风颓靡的情况下都有补偏救弊的历史作用。 在具体评论每个诗人时，《诗品》大都立论公允全面，并能捕捉不同诗人的风格特色。如评论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能够知人论世，不以偏概全。 当然，钟嵘也难免因时代风气和审美标准影响而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如将陆机、潘岳列为上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曹操列为下品，都不够确当。此外，将诗人强分三品的做法本身就不够科学。 钟嵘前后，还有裴子野《雕虫论》、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等重要文学理论论著。第五节 萧统《昭明文选》 萧统（501—531），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字德施，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公元502年）立为太子。三十一岁病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具有文学批评著作的价值。 萧统在文学上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他曾为陶渊明作传编集，可见他的文学观点与萧纲等人并不一致。他在《文选序》里谈到选文的标准，认为经史诸子等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文选序》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作品。 《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选录了自先秦至齐梁时期的许多诗文作品，包括诗歌、辞赋和其他杂文三大类，共三十八种文体，七百五十二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有一百二十九家。选入的多数作品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佳作，基本上囊括了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所包括的时代虽长，但由于他选文的标准着重辞采，所以选录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详近，重视南朝作品。 《昭明文选》所确立的文学观念，以及分门别类选录文章的标准，都成为后世同类著作的楷模。此书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释以后，就得到广泛流传。后代文人研究《文选》及李善等人的注释，形成了所谓的“选学”，至今不衰，可见这部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文学批评的篇章和著作是曹丕《典论·论文》 、 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 钟嵘《诗品》、萧统《昭明文选》。

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具有独特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经过萌芽、开创、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并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中心在江南。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成就，南朝远远超过北朝，文学理论批评更是如此。

这一进步，也普遍反映在当时的史学著作中。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认为文学创作不同于经史之作，其特点是“直举胸情，非傍诗史，……高言妙句，音韵天成”，并认为谢灵运的创作是“兴会标举”。

《文选》李善注：“兴会，情兴所会也。郑玄《周礼》注曰：‘兴者，托事于物。’”认为文学创作是“情兴所会”的产物，既应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又应“托事于物”，具备具体、形象的特点。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则认为“文章”是作者“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要“图写情兴”、“事出神思”，富有艺术想象性。

这些见解，更加切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点。“兴会”之说，后来又发展成为“兴趣”等，对后世的诗论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