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导师同时发表论文

在校生发论文，即使是研究生一般第一作者也是导师的名字。第二作者也有一定的含金量，例如工作后，凭职称需要发三篇论文，只需要一篇是第一作者即可，其他两篇就可以是第二或第三作者了，希望对楼主有些启示。

可以的。跟企业研究生导师是可以发文章的，也可以和企业研究生导师一起合作发表文章或者和别人一起合作发表文章，但是合作完成的论文必须要注意署名问题，署名的先后通常是由作者贡献的论文大小来定的。

每年三四月份研究生论文审读定稿的时候，导师们的“吐槽”声总是不绝于耳。这也难怪，平时看上去古灵精怪、口吐莲花的学生，写出来的论文却是语言贫乏，词不达意，疙里疙瘩，搞得师徒一起着急上火，寝食难安。几经修改润色，直到使论文在表面上“看上去挺美”，才敢长舒一口气，定稿交稿，在焦虑中等待后续的评阅和答辩。经此“磨难”的老师，在感慨“带学生很难”之余，也会发誓以后要“高标准，严要求”，在平日里就督促他们读书写文章，只是决心易下，执行挺难，等到下一届来学生入学了，依然是放养为主，学生们呢，巴不得你想不起他来，放养的模式自由而快乐。读研这事确实挺苦，你得有研究的兴趣和天赋，还要能坐得住冷板凳。只可惜现在的读研成了延迟就业的“缓刑期”，且找工作时还可以因研究生的学历而增强竞争力。所以考研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每年的三四月份也是研究生复试的时节，学生们要参加各种面试笔试培训班，还得到处打听调剂的信息，而且现在是一人考研，全家上阵，陪考陪复试，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由此又自然而然地催生了一种考研经济。经历了如此的艰难才获得了读研的入场券，到毕业时论文却是那般难产，个中缘由，大概只能到“过程”中去找了。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似乎是说成不成器，关键在于学生个人的努力。这话虽然不假，但也有点儿“师父”推卸责任的意味。就说写论文这事吧。其实对于研究生来说，上过几门课，成绩多少并不是很重要，能不能毕业关键就是看论文写得怎么样。而对于平常练笔少，积累又不多的学生来说，要想写出篇像样的文章来着实不易。选题不易不说，即便选好了，因相关知识储备不足，也无法使文章变得丰满且言之有物。因此，博览群书是必须的。温梓川先生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文作家，他的“朋友圈儿”里可都不是一般人，他和郁达夫、曹聚仁等交谊甚笃，和梁实秋、沈从文、徐志摩等亦过从甚密。在其《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里，温先生记录了他的老师冯三昧对他走上写文字道路的引导。他说在冯的课堂上，曾写了一篇小说，交给老师几天后，老师约他去喝茶，并让他看一个日本作家的小品。等温看完后，居然发现他自己的小说和日本作家的文章很相似，不过这并不是抄袭的问题，而是碰巧构思或利用了同样的题材。冯先生的教导是这样的：“既然发现了自己的作品与人家的作品有巧合之处，那么作品大可以作废了的，写作要言人所未有才能够代表你自己。以后，你至少要先读完了一二百本外国小说才动笔，那么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所要说的东西，有没有人说过了，应该怎样着眼于人家所未知的东西了。要从事写作，绝对不能贪懒的。”其实写学术论文或学位论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发现别人不曾研究过的专题，然后做下去，才会有新意。所以准备写论文的学生，至少也该读几十部本专业的经典。在法言法，法学的研究生自然应该去读大量的法学经典。当然，如果师父不仅是领进门，还督促你“修行”的话，即便资质平平的学生，也会学有所成。现在这样的导师少了，但也并非没有。前几年有位年轻人在复旦读古典文学的博士，她的导师已经70多岁。老先生要求他的学生每周见一次面，汇报上周都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心得，下周准备读什么，督促得紧着呢。博士生说她和同门师兄妹最怕的就是见导师，每次见导师前，有的会习惯性地肚子疼。他们那几个学生，每天都会乖乖地早起，然后早早地坐到图书馆看书。这是因为她们的导师起的也很早，图书馆开门后，他就进去逛一圈儿，看到他的徒弟们都在，就满意地回家；如果有谁没在那里，他就会亲自去宿舍敲门，直到把羞愧的大懒虫叫到图书馆为止。像这样负责任的博导还真是少见。一般的导师大多洒脱自由，学生们自然也乐得潇洒，过得滋润。只是这样一来，三年以后的论文是个什么样子也就能想象的出了。复旦的这位博士生，在平日里也不乏对严厉导师的抱怨，可是在成果频出且顺利毕业的时候，她对导师却是万分地感激。

一般导师比较值得骄傲的论文是不会带上学生的 而且第二作者基本没啥大用

朋友你好，可以的。但是，有的单位或部门在使用论文的时候，往往只承认第一作者，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受到影响了。但是，如果只是证明论文的发表与否，倒也无所谓。如果想要以后使用，最好独自创作、单独署名。祝你们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