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论文发表心情

心学是对于理学的一种批判，理学注重的社会秩序，是希望建立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而心学则是提倡一直自由积极的社会。理学更适用于古代那种帝制集权的社会，而心学则更适用于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

【摘 要】道德修养一直是儒家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理论内容丰富，具有特色，而对我们来说正确认识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论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宋明理学；道德修养；思想精神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思想学说，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个不断自我更新、完善和发展历程中，它在保持着己有的基本特征的时候，又呈现出不同时代的不同特色。 一、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可谓是哲学化了的儒学。在过去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人们对宋明理学中某些内容的片面理解或曲解，使得后人对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对封建礼教和三纲五常的强化所导致的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所以一直以来对它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今天，我们用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时期的学说时，发现虽然在某些方面它有弊端，但是我们也不能抹杀了它在道德修养方面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纵观中国儒学的历史，其宗旨是内圣外王，即“修己安人”和“经世致用”，旨在强调个体内心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完善，以至于能够将这些“内圣”运用到外在的社会政治实践之中。儒家一直比较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前期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在人的道德修养方面，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后期儒学即宋明理学，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同时，也对这些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对其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浅析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观 理想的人格精神和道德修养也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时期的理学家们充分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们将道德提高到本体，重建人的哲学。牟宗山就将宋明儒学的道德准则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看成一个精神实体，包括主体的“道德自我”（心体）和客体的“道德理性”（性体）两个方面。 宋明理学家很注重研究儒家经典，他们认为经典中有很多伦理思想和道德义理，所以编“四书”，并对其进行阐发。例如《礼记·大学》中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论述了关于道德修养的问题。《大学》以“初学入德之门”而成为理学的重要经典。而且，理学家们还为其著书，例如朱熹编著《大学章句》，王阳明著有《大学或问》。[1]理学家通过学习经典在精神上先陶冶自我，把道德修养作为治学做人的根本。 程颢的“定性”。“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2] “定性”或“定静”能够安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它注重个体内在情感的调节，要求个体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保持心灵的平静，保持一颗冷静清晰的头脑，以期冀达到一种有涵养的人格。 程颐也注重“敬”对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业。”“如何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则自是无非僻之奸。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3]其中，对内讲就是专心、专一，告诉人们做事情要集中精神，专心致志，而不能三心二意。就外在来说，“整齐严肃”是让人有好的行为习惯，做事讲规则，以促使崇高精神的养成，这有助于个体养成一种严肃认真的道德态度。 宋明理学家们主张“学以至圣人”，要求自己和他人能够把圣人作为学习的榜样，以圣人的人格为导向，在精神上不断地努力，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质。学习圣人，加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需要达到圣人所说的克服人的欲望。这就牵扯到宋明理学中一个最著名的命题，即“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理学家们并没有否定人的所有欲望，这里的“欲”指的是私欲、贪欲，是那些不合天理的“欲”，是需要人们摒弃和克服的。例如，朱熹就曾对理和欲进行了分析：“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4] 还有朱熹继承二程“循理而行”的思想并发挥提出的“知行合一”的道德践行观。“知”和“行”分别是指对伦理道德认知、理解及其实践。曾经有学者指出：“实践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更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本质上是人的本源性生存方式和生命活动，理解实践就是理解人。实践问题根本上凸显的是人的实践问题，而人的问题决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本体论’的问题。” [5]其实这个思想和孔子对道德实践的重视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仔细想想，这种道德观最终落脚点还是注重人。结合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到道德实践有助于个人提高道德品格和培养理想人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原则，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是值得人们提倡和借鉴的。 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方法和观点内容丰富，比如张载“天地之性”和“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王阳明“致良知”的道德意识的精神境界，朱熹的“省察”等等，不再一一列举，以上初步整理和分析了几种观点，只是为了更好地阐述出理学中有很多值得世人借鉴和学习的内容。 总之，对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宋明理学家们在道德修养方面，基本是主张动静结合，内外结合，涵养省察，通过“实事”、“践行”、“读书”、“穷理”来认知和践行封建伦理道德。[6]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论作为儒家文化中的一部分，对其进行正确认识有重要意义。 三、道德修养的意义及其评价 合内外之道，一天人之学。大抵古代有思想的人所追求的高尚的道德标准和理想的人格境界都是圣贤理想人士所提倡和具备的，同样也不例外，宋明理学家理想人格的最高目标是“圣贤气象”和“孔颜乐处”。换个角度看，理学家们所追求的那种道德境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它具有审美的特性。宋明理学家关于道德修养功夫的论说其实大体还是可以总结为内在心灵的体验以及体验后达到的感悟。 道德修养倡导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人生理想的和道德的人格，它能唤起并培养人的道德自觉，使人能充分发挥主动性达到自我的实现，既塑造自我，修养德性，对外又成己及人，改造社会。这些都能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 就我们现在看来，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修养方法，既有它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表现在它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些应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应用；当然其中也不免带有一些片面性或局限性，比如强化了封建礼教，束缚了人的自由创造等等，这些是我们应该避免并摒弃的。因此，对待这些道德修养方法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待，采取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总之，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对于道德修养提出的部分科学、合理的方法和观点还是有许多深邃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值得后人研究并加以借鉴。 【参考文献】 [1]祝瑞开.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62. [2]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460，461. [3]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0,169. [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白明，张荣艳.当代中共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四大范式[J].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06（4）. [6]“宋明理学”对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4）.

宋明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积极:1、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2、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宋明理学为儒家思想重回主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维护了君主专制为君主专制提供了哲学的依据，完成了哲学思想上的升华)局限:1、扼杀了人性(三纲五常) 2、加剧了男尊女卑，对女性更加不平等。3、宋明理学完全沦为了君主专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