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预测类论文发表

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 [2009-03-28 06:03] 摘; 要：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发展、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 （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 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者在进行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参考汇率（referencerateproposal）：Ethier和Bloomfield（1975）提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应当承诺不推动其汇率偏离一个协议的均衡汇率水平。该均衡汇率水平被称为参考汇率，同Williamson（1985）提出的“基础均衡汇率”很相似。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政府没有义务维持参考汇率，只需要不进行干预或采取其它政策影响汇率。参考汇率使得政府不会为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而导致金融危机，它只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约束汇率干预的一种方法，同中间汇率制度并不相同，因为后者需要政府确定出均衡汇率水平并加以公布。软汇率带制度（softbandorsoftmargin）：在此制度安排下，政府不承诺绝对维持汇率带的宽度。在强烈投资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宣布汇率波动超出汇率带的规定，但同时也警告市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采取政策措施将汇率波动拉回到汇率带限制的范围内。 Bartolini和Prati（1997，1998）正式提出“软汇率目标区”（softtargetzone）的概念，是对软汇率带制度研究的理论贡献。他们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采用将过去和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移动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维持在一个设定的波动范围内而不是仅仅维持当前的市场汇率水平。这样，汇率的波动可能在短期会脱离汇率波动带，但维持了在长期处于汇率波动带内的稳定。

论文：人民币汇率均衡的实证研究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涉外经济发展影响研究：以山东为例2009-8-19摘 要：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刺激我国出口、改善贸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外贸结构优化促进作用明显。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有所减缓，但由于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仍将存在，根据人民币汇率面临长期升值趋势（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其对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作用也将是长期的。本文就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山东省涉外经济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并就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涉外经济发展等提出政策建议。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出口商品结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一、引言汇率作为国内货币与其它货币之间的比价，与涉外经济发展关系十分紧密，而贸易结构作为涉外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受汇率变动影响显著。从改革开放至2005年7月21日汇改前，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贬值通道，贬值幅度在82%左右，通过汇率贬值，我国在二十世纪90年代前期基本结束了贸易收支长期逆差的局面，并完成了从资源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变，这也是适应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变动幅度加大，升值趋势明显。这期间由于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相对不断提高，减弱了部分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相应提高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有所减缓，但由于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仍将存在，根据“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人民币汇率面临长期升值趋势，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促进作用也将是长期渐进的。可见，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出发，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人民币升值对涉外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机理分析汇率变动对涉外经济影响的研究一直是金融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长期以来尤其是汇改前后，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进出口总量、就业等总量效应的分析。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汇率升值步伐的加快，人们将焦点转向升值对外贸结构影响的研究上。管涛、尹祖宁（2006）等通过对汇改前后我国出口商品变动情况的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抑制那些低附加值、低效益的产品出口，而那些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则因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价格的上升并不会影响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人民币的升值会激励这些产品的生产者进一步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设计方面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力。人民币的稳步、适度升值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魏巍贤，2006）。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这一变量进行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指商品进出口差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是用以分析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工具。冯正强、杨晓霞（2007）计算了2005年7月至2006年12月我国三类商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结果显示，随着人民币汇率爬行式缓慢升值，大部分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减少，而劳动密集型商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则在增加，竞争力不断增强，贸易结构得到优化。一般来说，出口商品结构变动取决于经济体内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产出结构变动，而产出水平受制于贸易竞争力，若汇率变动在事实上形成了对经济体内部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价格竞争力的不同影响，那么它也一定会带来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在汇率非中性的条件下，各种产品的价格反应是不同的。而且由于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生产成本、市场组织以及需求弹性等因素存在差异，所以汇率变动之后各种贸易产品的价格反应就会不同。在长期内，不同的价格变动将产生不同的价格压力和盈利差异，这会对社会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产出结构，并最终决定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资源配置和产出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通常是不能实现的，它取决于可变要素累积状况和经济结构的灵活程度，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汇率对出口商品结构的长期影响。同时，随着汇率变动，经济体内部由于各个产业或产品的投入品来源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成本变化，进而产生不同的价格压力变化。一般来说，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需要更多非进口投入，汇率变动导致其更大幅度的进出口变化，而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对进口投入的依赖性较强，因而汇率变动仅导致其较小幅度的变化。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山东省涉外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山东省对外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对外贸易额从1998年的175.4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底的1581.4亿美元，增长了9倍，其中出口额从108.6亿美元增长到931.7亿美元。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成为推动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比达到42%，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为充分反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山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我们借助《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将贸易结构分为初级产品、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三类。通过分类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计算（见图1），可以发现山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几个显著特征：（一）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初级产品逐步失去竞争优势2008年，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初级产品在全省出口额中的占比为15.5%，较1998年下降6.9个百分点，其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0.2739，而1998年这一指数为0.4038，初级产品出口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大。（二）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不断增强2008年，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0.1359，而1998年这一指数为-0.0571，近年来竞争优势不断扩大。（三）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仍占较大比重2008年，全省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0.4501，在三类产品中竞争优势最强，其出口额占全省比重为53%，这一指数较2006年下降0.1924，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加快，竞争优势在降低。（四）从企业规模看，“强者衡强，弱者更弱”效应明显中小企业由于转嫁成本的能力有限，且本身利润空间不大，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部分竞争力较弱、依靠退税维持经营的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而对于拥有自主品牌、掌握一定定价话语权的大型企业来说，由于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提高价格等措施来应对汇率升值，因而不仅未受影响，而且市场占有率得以提高。以纺织业为例，2008年31.5%的大型企业利润额占全行业的89.2%，其平均利润率为8.4%，是全行业平均利润率4%的1.1倍，比上年同期增加1.4个百分点。为进一步分析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本文选用1998—2008年山东省进出口年度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集合，利用Eviews软件对各类商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平稳性及协整检验后，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如表1：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是三类商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Granger原因，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加快，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四、当前需要关注的几点问题及有关建议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大环境下，推动贸易结构升级对全省对外贸易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由于山东独特的经济结构、企业缺乏竞争力、无序竞争等因素的存在，制约了汇率升值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一）经济结构不合理，贸易结构转型缓慢长期以来，第二产业在山东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原材料加工型行业又占据第二产业的主导，以2008年为例，纺织、机械、食品、化工、冶金、建材六大传统行业的销售收入占第二产业销售收入的70%左右。出口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机电产品仅占出口总值的36.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也低于广东、江苏、浙江的69%、70%和43%。竞争优势不突出，结构转型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二）传统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影响较大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的加快，其对企业的影响不断深化，尤其是对农产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产品附加值较低，提价存在一定困难，回旋余地较小，受影响较大。以纺织业为例，2008年全行业利润约在4%左右。部分外资企业甚至出现破产逃逸现象。虽然近期为应对出口下行风险，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率有所提高，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部分行业的窘境。（三）出口企业中无序竞争、相互倾轧现象严重由于龙头企业竞争力不突出，企业无序竞争、相互倾轧现象严重，出口企业难以通过提高价格化解汇率升值带来的压力。据山东海化进出口有限公司反映，其主要出口产品纯碱属于高耗能、资源性产品，发达国家基本不生产，其产品国际需求较稳定，但由于国内同类企业相互倾轧现象严重，企业根本无法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获取更多的收益。（四）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方式亟待升级面对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因素，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对汇率条款的幅度难以把握，只能被动地接受汇率损失。目前大多数企业仍习惯采用提前结汇、延迟付汇等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的避险操作方式，缺少自身对未来汇率走势的正确判断，在人民币汇率波动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亟待升级。对此我们建议：一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促进外向型经济优化升级。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作用。三是完善有关管理政策，避免部分传统行业过快衰退。四是加大引导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参考文献：[1]戴祖祥.我国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1981-1995[J].经济研究，1997，（7）.[2]魏巍贤.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J].统计研究，1997，（5）.[3]马丹，许少强.中国贸易收支、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6）.[4]管涛.汇制改革初见成效——对外贸进出口的影响评估[J].国际贸易，2006，（2）.[5]尹祖宁.弹性汇制下更应关注和维系人民币汇率稳定[J].经济学动态，2006，（6）.[6]胡均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结构的影响[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山东济南分行 刘连营；中共山东威海市委党校 邓卫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