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困境论文发表

有这作业、冯建？ 采纳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代理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代理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代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代理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代理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代理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代理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代理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代理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给你找一篇吧20年间中国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史学家来说，搞不懂的并不是中国在过去20年里为什么成长这么快，而是首先她为什么这么穷。二战后追赶上西方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只有两个国家例外，那就是中国和朝鲜。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工作机会都流向了那些现在抱怨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的地区，比如南卡莱罗纳的纺织厂或者意大利的皮革业，因为中国选择了拥抱计划经济和经济自给自足等不好的政策。目前这种工业资源重新布局的加速显示了这些错误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尽管这些分析不能缓解调整带来的阵痛，但确实阐明了为什么现在西方的工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们，正在承受由中国崛起带来的成本调整。第二个合理的观点是，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中国飙升的需求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但由于某些原因，西方的媒体和政策圈把中国的崛起固定在负面影响上。造成对中国的这种颠倒看法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选择了用最不被人看到的方式给世界带来好处，而以最能让人看到的方式从世界获利。就拿贸易来说，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这点被商业媒体和政策分析师广为传播。先别说贸易逆差是否真的对美国有伤害，就说中国把贸易顺差中的大部分又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给美国带来了低利率环境。但是，西方却很少有买房者因为低利率受益而向中国的崛起干杯，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说起中国贸易政策的不公平上却毫不犹豫。第三个观点是，中国的崛起，本质上和西方的利益是互补而不是竞争。中国不像七、八十年代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而是选择了更多地依靠FDI而不是培育国内的民营企业作为发展和贸易的一个来源。2003年的前三个季度，美国公司在大中国区的全部利润超过了从日本这个大得多的经济体中所获得的利润。2002年，中国前15大出口企业中，有5家，包括第一和第二家，都是外国公司。摩托罗拉、罗技和戴尔分别排名第二、第十和第十一，为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出口奇迹”做贡献。因此，“中国制造”本质上是误导的，“中国加工”更准确。西方国家应该用合理的分析，而不是歇斯底里和夸张来面对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这种态度在美国进入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总统大选季时更加需要。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今天中国经济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GDP总值是2.2兆美元。若以PPP（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中国GDP实际上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到2013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以美元计算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股市在世界排21位，但到2013年，中国股市应该是世界上三大股市之一。但中国经济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银行体系尽管得到国家大量注资，不良资产比例出现明显下降，但是银行体系的商业运作模式还没有达到世界标准，新的不良资产随时可能出现，可能危及到中国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中国至少还有2亿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状态，就业压力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持续下去。人民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都在急剧扩大。今天的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进入老年后，指望的不是国家福利而是自己的钱包和子女的钱包。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2年前的中国。1994年，香港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有一个香港经济分析师，而这些分析师只花他们10％的时间顺带研究一下中国经济问题。今天，几乎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有中国经济分析师，他们大部分人同时也是区域的首席经济分析师，手下有一个团队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不过是美国经济的20％，；但换个角度看，去年世界经济的增长为4.9％，其中1.4％来自中国，美国的贡献为0.7％，日本的贡献仅为0.2％。换句话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牵引力，超过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牵引力的总和。中国的城镇化势头，在以每年建造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世界上每年生产钢铁的40％和每年生产水泥的60％，被使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需求是刺激德国、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点。可见，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中国经济是怎么崛起的？有些因素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些因素未必很清楚。中国神话中讲得最多的是工资。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3，而马来西亚是日本的1/10；中国工资是墨西哥的1/3，而墨西哥是美国的1/10.换句话说，中国制造业工资与世界一流发达国家的差距，大约是1：30.工资优势是外界对中国经济腾飞归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很少被人提出，那就是中国的资本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利率水平很低，我们今天放在银行的储蓄只拿百分之二点几的利息。除去通货膨胀和利息税，钱几乎是白白地放在银行里。从银行角度看，大量的资金贷给了不应该贷给的企业、项目。且不说贷款利率与风险之间不成比例，很多的贷款项目亏了，项目主管人走了，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就不了了之了，最终还是纳税人来买单。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基本上是“储蓄人资助投资人”的过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工业上的过度投资、产能过剩才从一个产业向另一个产业、再向下一个产业转移。资金过度便宜，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前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基础设施的变化。在过去几年原材料价格大涨，但中国出口商的出口价格涨得有限。当然中间有一部分是出口商用自己的利润顶替掉了，但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增加、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解决的。五年以前，在东莞一批货从出厂到装上前往美国西海岸的货轮，整个过程需要12－15天的时间，而现在只需要3－5天时间。我认为，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道路、港口、电力供应效率的提高对中国生产力的提升、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有一个非常浓厚的“以GDP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地方官员如此注重GDP，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几乎是看不到的。GDP本位的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就非常有兴趣、有积极性去发展GDP.上述这4个因素，都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下一步会怎么走我认为有下面三个比较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农村的发展。今天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对经济发展来讲，犹如一条长腿、一条短腿一样，已经开始拖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后腿。同时，它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安定带来了直接威胁。因而，现任领导人把“三农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注程度。第二，资产升值在中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过去20年，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在资产价格上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在今后十年，资产价格会出现喷泉式的上升。第三，金融改革进入一个全面攻关的阶段。今后5年，银行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汇率改革、资本项目的开放，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经济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根据我们的研究，从以美元计算收入分配来看， 1999年时，中国人均收入大概有10％在1200美元左右。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就有4000美元左右。从消费来看，今天美国占世界消费的32％，中国仅占3％；而到了2014年，美国占世界总消费的28％，而中国能占到11％。换句话说，美国基本维持了一个相对强劲的增长，但是由于中国需求的逐步扩大，尤其是个人消费的增长，中国会成为世界总消费的第二大国。如果从当年的增长来看， 预计2014年——2015年世界的订单中有22%是来自中国。到时候跨国集团所收到订单的中，5000多亿美元来自中国，美国大概是2600多亿。到2014-2015年时，中国不仅是世界的生产大国，同时也成为世界消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