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发表政论文章的背景

《原强》一文收入光绪二十七年南昌读者有用书之斋刻印的《侯官严氏丛刻》和光绪二十九年作新译书局出版的《严侯官文集》。面对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严复意识到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的边沿，很可能会沦落为印度、波兰一样的下场。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

严复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 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目前严复的故居，位于福州三坊七巷 郎官巷中

清末，沉醉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大清，被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得渐渐苏醒过来，有识之士开始摸索救国图存之路。福州的马尾船政学堂，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立。船政学堂是新式学堂，与中国传统教学格格不入，是传统文人眼中的不务正业。因此，报考船政学堂的人并不多，为了解决生源问题，船政学堂出了一套招生政策---包吃包住还给钱。此政策一出，立即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报名，严复就是其中一个。严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念完几年私塾后，父亲就去世了。后因家庭贫困，在1867年报考了船政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了船政学堂的第一批学员。十年之后，也就是1877年，严复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在英国的两年时间里，严复对英国的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并深受达尔文的影响，并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能改变大清积贫积弱的局面。回国后，严复任教于马尾船政学堂。然，其志不在此，他想改变中国，改变中国就必须入仕。因此，严复北上天津，在北洋水师任总教习，欲倚靠李鸿章进入高层，推行自己一套救国方案。可事不遂人愿！李鸿章虽表面器重严复，但因两人政见不同，故而李鸿章并无意举荐。此时的严复欲进入仕途，唯有通过科举，可是因常年受西学熏陶，严复是屡试屡败。郁郁不得志，愁上心头。严复无处排解，染上了鸦片。李鸿章见状，曾多次劝严复：“你是一个人才，应该尽早戒掉鸦片。”鸦片之毒，一旦染上又如何能说借就借，一心有志于改革社会的严复，却屡屡仕途不顺，此等烦闷又是常人所能理解。直到最后去世，严复也没有戒掉鸦片。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严复深受刺激。第二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论诀》、《原强》、《辟韩》等四篇论文，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批判君主专制理论，强烈要求通过创设议会和提倡西学来挽救中国。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严复毅然创立《国闻报》，并在1897年，连载自己翻译的《天演论》在，立即轰动了中国的知识界，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以后的鲁迅、胡适等人，无不交口称誉。那句经典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成为社会上流行的口头禅了。之后，严复又翻译了《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等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的名著，并在书中加了大量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成为当时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总代表。也正是确定了中国的翻译标准和原则：“信、达、雅”，同时成立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个强调版权意识的知识分子。严复一套完整的改革思路，改革需要人才，先从教育入手，主张废除禁锢思想的八股，兴办学校，推西学，培养人才。1905年，严复远在法国，马相伯请他回国“合办新学院”，严复立马回国，两人合力创办复旦公学，任总教习，并与马相伯共同拟定了复旦大学的第一份章程。第二年，因马相伯前往日本，辞去复旦公学一职，严复受邀担任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同年，应安徽巡抚恩铭之邀，到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1907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1909年，命不久矣的大清朝，垂死挣扎，意图通过“预备立宪”挽救濒死的国运。严复到此时方得清廷重用，赐进士，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1911年，严复为大清创作国歌《巩金瓯》，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灭亡。辛亥革命成功后，胜利果实为袁世凯“窃取”。受袁世凯委任，1912年，严复被正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也成为了该北京大学改名后的第一任校长， 1913年袁世凯任命严复为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次年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1915年，袁世凯意图恢复帝制，一心希望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严复，发起成立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当上皇帝不久后死去，当时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1920年，常年吸食鸦片的严复，哮喘病发医治无效，遂回福州养病，次年严复于福州病逝。严复，是福州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一个近乎全才的大家。无论是教育、思想、翻译都有着极深的造诣，并深深地影响后世。

《天演论》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久负盛名。它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1854—1921年）最早翻译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也是他影响最大的译作。它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简洁语言，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 一翻译过程与版本流传 严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其祖、父均以行医为业，从而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长大后因家贫进入洋务派所办船政学堂读书，学习西方船舶制造知识。1876年，因为成绩优异，他被派往英国留学。在英国学习期间，正值进化论、庸俗进化论流行，严复接受了这一思想观念，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尤为感兴趣，并广泛涉猎了西方学术、政治思想。回国之后，严复痛感于国家危急，又对洋务派所谓的“新政”不能真正改变国家前途而不满。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自强求富的努力化为泡影；而随后接踵而至的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狂潮，更使得每个爱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更为有效的救国途径。严复亦不例外，他深切地感觉到亡国变种的“巨变”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为了保种自强，他发挥自己“中西兼通”的长处，有选择地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等名著进行翻译介绍，希望能对启迪人们的思想，改变中国的现状起到积极的作用。《天演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译成的。 《天演论》是英国科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节译本。此书是赫胥黎189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罗马尼斯”讲座的讲演稿。他在此前加了一个“导论”，于1894年用《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书名出版。此书的主导思想是宣传达尔文主义。不仅如此，赫胥黎还在一定程度上用自然界生存斗争的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著作时，书名称为《天演论》。所谓“天演”，就是进化的意思。这是原著第一部分的名称，而其实际内容也包含原著的第二部分。他这样定书名，是有其用意的。一方面，他不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对原著进行介绍，而是通过这种有裁剪的翻译工作，把他认为最切中国实际，最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成果引入进来；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原著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论与人类社会关系、道德哲学分割开来。而是主张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熔宇宙自然过程与社会伦理过程于一炉，即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这既是对《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重要的改造，也是严复为中国敲响警钟的理论依据。严复认为研究学问要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发现问题。所以，他在译著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并不仅仅注重忠实于原著，而是在行文典雅，篇目安排，全书结构、表述方式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力争让《天演论》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有着种种外在与内在的联系，使之具有更强的可读性，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如他将赫胥黎《天演论》中“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的观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联系到一个思路上去认识；而把斯宾塞的“大昏存在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的观点，与古代黄老“无为”思想视为一脉相承。这种将赫胥黎的观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认识联系起来考察的特点，既体现了严复纵论中西文化的渊博与严谨，也大大增强了《天演论》一书的宣传性和鼓动性。与此相联系，《天演论》还联系现实政治，就原著的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阐发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有些注明“复案”字样，可以判断是严复自己的思想，有的则未加注解，夹译夹议于译述之中，反映出译者的观点及其倾向性，表现了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在《天演论》总共35篇的译文中，严复共写了28篇按语。其中有4篇的按语与原文相当，有5篇的案语超过原文。例如，卷上导言三《趋异》篇，按语超过中译原文的二分之一；导言十五《最旨》篇，按语则是中译原文的两倍多。从内容看，如果说赫胥黎的原著讲述的多为自然界生物进化论，那么严复的按语则多为借题发挥，由论述自然界生物进化论引伸到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与认识。据统计，《天演论》的按语所涉及的古今中外人物有：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申不害、商鞅、墨子、老子、庄子、荀子、孟子、班固等。这些思想家分布于英国、荷兰、美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西班牙、菲律宾、瑞典等。其思想流派涉及面之广，所涵盖的历史范围之大，都是少见的。这充分体现了严复纵论中西，横贯古今，广泛联系社会思想发展进程，来解释进化论的鲜明特点。严复着手翻译《天演论》的时间，据其长子严璩在《侯官严先生年谱》中所记，应当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即1895年4月。对这个记载，王蘧常在《严几道年谱》中提出了疑义，认为《天演论》的翻译应在1896年。从现在所能见到的《天演论》版本与其内容再以及相关史料来看，当以后者的结论为允当。书稿译成之后，严复将它交给桐城派古文大家、自己的师长吴汝纶加以审读，吴氏在读译稿时拟了各篇小标题，并对书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意见。之后，严复遵照吴氏的意见，做了认真的修改。这一修改工作大约在1897年11月完成。1898年，吴氏再读译稿，非常满意，欣然同意为《天演论》作序。在序中，吴氏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爱国保种，救亡图存的目的大加赞扬；并对严复译文的文采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能熔中学西学为一体，天下只有严复一人。由于吴氏的地位与名望，这一序言对严译《天演论》的宣传起了重要作用。《天演论》最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97年12月18日）《国闻汇编》上发表，刊登了《译天演论自序》、《天演论悬疏（导言）》两篇。此后，《国闻汇编》第四、第五、第六册，连续刊载了《天演论》。之后，严复将《天演论》的译稿借给朋友卢靖抄录。卢靖（1856－1948年），字勉之，改字木斋，室名慎始基斋，湖北沔阳人。民国以后，经营致富，捐款兴建大学图书馆，命名为“木斋图书馆”，又在北平自设“木斋图书馆”。生平致力于数学研究，著述宏富，辑有《慎始基斋丛书》11种。严复的《天演论》译成以后，卢靖认为应该早日使之出版，公诸海内，于是以“慎始基斋丛书”名义刊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严复在此书正式付梓前夕，在“慎始基斋”校样本上做了第二次修改，并参照吴汝纶、夏曾佑等人的意见，在各篇名下增设小标题。这样，《天演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式出版面世。当年11月，又由天津嗜奇精舍石印出版。因戊戌政变，此次出版删去了译例言中原列梁启超的名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富文书局出版《赫胥黎天演论》一册。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1903年7月），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此书据吴汝纶日记所录《天演论》付排。同一年，《经济丛编》第三册至第六册，也刊载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这个节本是内容精练的《天演论》译本，有其特点，成为当时中学生喜爱的课外读物。1905年，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天演论》，并在1931年将此书与其他三部严译西方学术著作汇为“严译名著丛刊”问世。总之，自《天演论》面世以来，风行海内，先后出版数十次。从此以后，人们逐渐了解了西学，严复的社会知名度也随之提高了。由于严复的译著，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外文化关系史和中国翻译史的重要资料，故建国后《天演论》又有多种版本，三联、商务、中华等出版社都出版过它。由于历史原因，《天演论》的文字在今天读来已不是十分流畅；加之其内容多为意译，难于按原文字句加以对照，难免会影响人们对原著的理解与学习。但也正因为如此，严译《天演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著述，其价值非其他新译本可替代；也正因为如此，《天演论》才在近代历史上激励、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起到了原著无法起到的历史作用。二《天演论》的主要成就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读物，《天演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所介绍与论述。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笛卡尔的怀疑论、古希腊各学派以及佛教的神秘主义等；除此之外，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还提出了至今为我国翻译学界所推崇的信、达、雅三条标准。这决定了它在近代思想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