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历史文化论文发表

文明，是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精神财富、发明创造。智慧生物为更好地认识世界而团结协作，就构成了文明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文明存在的前提是智慧生物。其余由智慧生物创造出的各种现象只是文明的附属品。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 文化 研究论文 范文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 全文如下：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 雕刻 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 故事 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 传说 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 方法 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 收藏 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 总结 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____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____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9][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第116页。

美国犹太文学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本人认为对其文学的了解是十分必须的，其文化底蕴才是理解国家现实的基础。近期阅读了关于美国犹太文学的若干资料，颇有所思，撰文以抒之，望与大家共享。美国犹太文学是美国文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美国犹太作家，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表小说的美国犹太作家，他们的成就令人瞩目，成为读者和文学批评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他们相继获得重要的全国乃至国际大奖。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是为某个民族的人民写作，而是为所有现代人写作。他们描述了现代状况下普通人的受难、边缘状态、受害、异化和救赎。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辛西娅·奥芝克是最值得注目的美国犹太作家。本论文旨在通过研究他们所属的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的经历和他们的小说，揭示他们如何吸取犹太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精髓，追寻一个新的理想国，以整治美国社会的困境。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的同化进程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作为艺术家的美国犹太小说家。在文化同化方面，美国移民已经吸取了大量的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和民主准则，他们的犹太教信仰、犹太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已经降低至所谓的“象征性犹太教”。在社会结构同化方面，多年的努力已经使多数美国犹太人上升到中层阶级的地位，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比上一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他们在针对属性问题的态度上也有了重大变化。至少就受过教育的中层美国犹太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才是具有犹太性。他们的犹太性已经减弱至最低限度。但由于他们不能完全摆脱犹太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关注着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不过，作为美国公民，他们更关注的是美国社会问题。这对于美国犹太作家来说，尤为如此。他们会表现一些与犹太人有关的主题，如同化、身份，边缘性等，但这些主题常具有普遍价值，而不仅仅是涉及他们所属的种族。由于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是具有犹太性的美国人，他们的小说关注着整个美国社会，但他们在诠释美国现代社会的受难问题时，他们所受到的犹太文化影响从原型的角度为他们提供了启发。无论什么民族都有受难经历，但犹太文化中，受难的异族人这一漫长的历史使他们对受难的解释足以涵盖整个人类的受难。首先，他们提出，人们的痛苦来自美国作为民主典范这一美国梦的虚幻性。他们认识到，文化的同化并不能保证反犹主义就能消失。但是，反犹主义只是美国社会诸多不平等现象中的一例。马拉默德的《基辅怨》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正是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书中将主人公雅克夫的受难不仅与犹太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而且与其他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联系起来，揭示了美国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是对美国民主准则和价值观的背叛。三位美国犹太作家同时还展示，整个美国社会越来越控制在有钱的少数人手里，多数人被社会机器所控制，个人被忽视，生命遭到贬值。贝娄的《赫索格》充分地表现了这一主题。此外，美国梦的另一个核心——成功——也越来越变成对金钱、名利的疯狂追逐。贝娄在《只争朝夕》中，通过威尔姆这一形象，揭示出整个社会充满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空虚和痛苦，缺乏精神追求。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又从犹太传统的角度阐释受难问题。一种解释是，痛苦是与生俱来，不可理解，人类受难，是因为人类处于不可理喻的神圣结构当中，这在《圣经》人物约伯身上得到体现，又在贝娄的《受害者》里拉文莎尔的命运中再现。第二种解释是，受难应理解为代人受过。这种解释就体现在马拉默德小说《基辅怨》的雅克夫和《店员》的莫里斯身上。第三种解释是，受难是上帝对人类不信神却去崇拜偶像的惩罚。贝娄在《只争朝夕》和《洪堡的礼物》中，将偶像崇拜与名利崇拜联系在一起，奥芝克则在《篡夺（他人的故事）》中将之与名望崇拜等同，在《信任》中将之与沉迷于肉欲与金钱等同，在《罗莎》中将之与对同化生活的崇拜等同，同时她还对此提出了警告：追求感官物质享受、名利和权力正是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如果不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话，势必毁灭这些偶像崇拜者。此外，三位美国犹太作家也相信，痛苦来源于人类的邪恶，而邪恶又源于毁灭性的人类欲望，如自我的无限膨胀和权力熏心、对感官物质享受和名利的欲望等。马拉默德在《上帝的恩惠》中甚至想象到，终有一天人类的邪恶会摧毁整个人类社会。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在小说中分析产生痛苦的种种力量时，展现了一种对理想社会的追寻，这种追寻，与柏拉图、奥古斯丁和托马斯·莫尔等的古典乌托邦思想和现代政治哲学有着莫大的渊源，但又有着许多区别。这种哲学意义上的乌托邦，通常是指一个理想的国度，一个井然有序的地方，在社会、政治和道德等方面都达到完美状态。它包括国家或政府以及人民两个方面。古典乌托邦思想比较注重对人的控制和约束，它往往制定种种规范，要求人们严格遵循这些规范。后来的现代政治哲学中，哲学家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和托马斯·佩恩等则对政府体系、机构、和制度等提出了设想。然而，古典乌托邦中，由于人们受到严格约束，人们没有自由选择，缺乏个性，因此期望通过制定规范和强制人们遵循规范来达到社会的完美状态，这是可欲而不可求的。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在他们的小说都探讨了建立传统的理想国的可能性。贝娄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探讨了政治知识分子的理想，暗示了20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政治模式所寄予的希望最终以失望告终。贝娄又在《耶路撒冷往返记》中证明，以色列这一民族国家只是所有犹太人在面临全面灭绝时安身立命的领地，不是一个理想国。此外，奥芝克在《巴特美莎档案》中，让巴特美莎通过廉政建立了一个古典传统中的理想国，马拉默德则在《上帝的恩惠》中，让科恩建立一个由理智和智力支配、避免现代社会种种邪恶的秩序井然的理想国度。但两者都以失败告终，毁灭于无限膨胀的欲望里。事实上，奥芝克指出，只有来世才能享受天堂的幸福，只有在那里，欲望与理智平衡，人容易满足，没有诱人作恶的种种邪恶欲望。然而，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最终是要在当下的美国土地上建立理想国的。他们关注着如何根据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治体系，但他们更关注依照古典乌托邦传统，从人本主义角度提高人的素质。对于他们来说，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体系是依据启蒙时代的伟大政治理想建立起来的，如果不是因为人的腐败，从理论上说本可以是目前最完善、最有利的政治体系。因此，关键是从人本角度解决问题。不过，他们并不象传统的乌托邦主义那样期望通过制定规范、约束人的行为来达到社会的完美状态。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终极目标。他们注重通过对人的教化来改善社会状况，使人与社会不断进步，走向完善。比起古典传统的乌托邦主义来说，这种新的乌托邦思想给了人们以更多的自由选择和发展个性的机会。三位美国犹太作家在探索从人本角度建设理想的生存状态时，由于他们所受的文化影响，犹太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传统和精髓形成了新的乌托邦思想。一方面，他们从犹太传统中找到力量对抗邪恶和人的欲望的负面影响，相信受难具有教化人救赎人的作用，受难经历能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品格，使整个社会不断改善，向理想状态发展。第一，正如马拉默德在《基辅怨》和《店员》中寄托的寓意，人可以通过受难接受代人受过的思想，或者从受难中奋起行动，对抗邪恶和其他毁灭性的力量。第二，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的新乌托邦思想中，突出了集体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受难经历教导人们懂得投身于集体的意义，在集体中制服欲望，集体的力量最终会抑制邪恶的蔓延，减少痛苦。贝娄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人应该由一心追逐独一无二的命运，转而投入到平凡的生活当中。奥芝克在《罗莎》中也强调要投入到集体富有活力的生活中，这才是对抗大屠杀这一人类最大邪恶的真正胜利。同时，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都认为，一个有活力、有力量的集体应当有这着健康的人与人的关系。马拉默德在《天使列文》和《房客》中表示，健康的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包括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而且不同的种族群体之间也要互相团结，相亲相爱，和平共处。此外，马拉默德在《店员》和《新生活》中指出，投入到集体当中，这也意味着要学会承担责任，过着有道德的生活。第三，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探索了关于神的全新概念，表明了人如果能把握有关神的这一内涵并以此作为生活的借鉴和向导，就可对抗邪恶，减少痛苦。在现代，神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统，而不是宗教信仰，它更多地意味着人生活中的道德力量，以及规范那些控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力量。从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的小说中，可以总结出关于神的新概念的五大方面。其一，它意味着救赎，这是指人应该努力使人的自然冲动力量和欲望协调适度，以实现完整的人格；它同时也意味着要努力消灭不公正现象和纷争，以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大家互相合作，有机会最大限度地表达自我。其二，它意味着人应当对自己的自由选择承担责任，并承担起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其三，它意味着要有爱心、仁慈、同情与正义。其四，神是一种力量，不是超自然的生命，这种力量中含有一种辨证关系，近似于道教的福祸相依和儒家的中和思想，即无论做什么，走极端有可能促使事物走向它的反面。奥芝克的小说尤其体现了这一思想：情感与欲望是人生而有之的，压抑人的情感或欲望不会实现快乐而满意的人生；但如果让情感和欲望无限膨胀，就会变成偶像崇拜——崇拜感官物质享受、名利和权力，给人带来灾难。只有领会并贯彻这一辨证思想，才有可能实现欲望与理智的平衡。其五是将神与灵魂联系起来，即人应更多地关注灵魂而非肉体，加强灵魂与神的联系，以寻求有意义的人生。另一方面，新的理想国是建立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美国梦的精髓上。美国梦是指诞生于美国领土、移民的国度的观念和理想，包含了自由、平等、保护人的生存权、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意味着通过个人努力和奋斗获得成功，物质成功或得到别人的认可。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更好地实现移民心目中的美国梦，即真正实现自由、平等、保护人的生存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和实现幸福的人生。首先，他们相信促使社会改善和提高的关键在于开明、智慧的政府，因此重要的是要选择能够指导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的领导明智。他们也相信法律体系能够有效地阻止当权人滥用职权，保护人权，只是为一些金钱至上的律师所败坏。如果政府或当权者令人不满，民主精神提出，人们可以不服从或起来反抗。但由于这三位作家更愿意通过改良使社会逐步完善起来，因此他们更推崇培养领导者以德治国的品质。这一点仍然体现了这三位作家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从培养人的德行和素质出发建设理想国的理想。马拉默德在《新生活》中就全面地表达了这些思想。此外，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没有扩展到少数民族和妇女，那么只是空谈。然而，性别歧视就反映在许多伟大的男性作家作品中对妇女形象的刻板形象化、扭曲和忽视上，包括贝娄和马拉默德。奥芝克为文学世界提供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妇女形象，揭示了理想国中女性所应当拥有的权利和地位。其次，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揭示，虽然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思想使人和社会更有活力和发展，但却在美国社会走了极端，促使人们沉湎于物质成功，醉心于追名逐利，导致了邪恶和痛苦。他们提出以艺术培养人的想象力，激活人的思想，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精神生活而不是物质生活，使人的灵魂恢复活力，以此对抗美国成功思想的负面因素。犹太文化与美国梦的精神并行不悖。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吸取的是犹太传统中的精髓，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犹太传统中的人文主义源于西方启蒙传统，而美国民主准则和价值也是源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两者是相统一的。乌托邦思想总有不现实的地方，这三位美国犹太作家的新理想国也不例外。首先在他们对待民主体制的态度上，他们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状况下所谓民主典范的虚幻性，另一方面，因其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他们又相信如果不是当权者的腐败，正义、平等、自由是可以真正实现的。其次，他们不愿意对社会、政府、机构和体制作出变动，而是相信教育和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但这是相当漫长的过程，改良主义思想在面临压迫、不平等和暴行面前是软弱无力的。此外，应当注意到，无论在男作家还是女作家的理想中，都没有涉及到关于有建设性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结构问题。尽管新的理想国存在缺陷，在后现代氛围中的美国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后现代主义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如果全盘接受它却是毁灭性的，因为后现代主义怀疑普遍价值和“宏大叙述”。三位美国犹太作家承认现实与普遍价值间存在距离，现实可以背离普遍价值和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他们相信人通过努力可以接近普遍价值的实现。新理想国的意义就在于它希望并相信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完善；尽管没有一个最终的完美状态，但它是一种乐观的观念、积极的奋斗和追求。对贝娄、马拉默德和奥芝克小说的研究显示，不同的文化都有其珍贵的遗产，但不同的文化又有一些价值观是共同的。在这三位美国犹太作家的小说中表达出的对理想国的追寻，不仅体现了美国犹太读者而且体现了其他读者的心声。虽然路漫漫兮其修远，但这种追寻的精神却与广大读者产生了共鸣，发人深思，催人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