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文献上发表论文

江西瑞金，从井冈山向西南方向出发，过湘江，到达贵州遵义，到陕西，再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出发地，为何最后归结瑞金为红军长征总的出发地。这首先源于毛主席的总结：“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367天……，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毛主席的话一锤定音，把红军长征出发地统一确定为瑞金。这很好理解，毕竟瑞金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所在地，是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以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出发地瑞金统称“红军长征出发地”最科学。其次长征作为震惊世界的壮举，后人在总结和编写历史时，必须要确定一个总的出发地。比方说中共开始发动武装斗争时，除南昌起义，还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来在确定建军节时，选择了八一南昌起义作为建军节。全国各地解放日不同，但最后将1949年10月1日国庆日这天统一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日子。统一确定瑞金为红军长征出发地也是一样的道理。

“红军长征从瑞金出发”这一历史定论，最终为学术界明确概定，也得到全国人民公认。国家编写了历史教科书，绘制了全国统一的从瑞金至延安的长征路线图。国家公务员考试题库，也是把瑞金作为正确答案选项。

近年来，有些学者专家提出“长征从于都出发”、“长征出发地多元说”，后人的这说、那说，毕竟都只是个人的学术观点。长征距今已经整整86年，年代久远。对已经久远的重大历史事件，今人有疑义，必须坚持“亲历为实，首创为准，当时定论”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毛主席的定义有至高无上的的权威。1934年10月10日，毛主席随中央机关和中央纵队离开瑞金云石山，从这里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毛主席不仅是长征全程的亲历者，更是长征的领导者，是统帅，毛主席的话有无可辩驳的权威和说服力。而且毛主席的定义，不仅是他个人的定义，也是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定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有许多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今人的所有调研文章，哪怕调研的再详实，都不可能超越毛主席和党中央集体的定义。

所以，从毛主席对长征出发地的定义，以及党中央和中央党史部门权威确定的概念来看，严谨的说“红军长征出发地”只能是瑞金，是瑞金的专属名号。其它的地方，只能说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如果长汀、宁化、于都等地，包括湖南桑植，单独强调自己是“红军长征出发地”，就有不严谨和偷换概念之嫌。

关于这个概念，无需太多繁琐的论证，以上的概述就足以证明。凡是读过小学、上过初中的国人，都懂得“长征从瑞金开始”这个概念。80多年来，全国一直都是传承“长征从瑞金出发”的历史定论。2005年以前，于都人也没有争议。为何这十多年来，于都会不惜与瑞金人民闹翻的代价，全力争夺“红军长征出发地”这个名号，这就要从于都的上级赣州市一个发展战略设计说起。

史料记载，1934年10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部署，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在于都河北集结完毕，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以及各军团约8.6万人，分别从于都河各个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所以，过去党史、军史是将于都作为“红军渡口”、“红军长征集结地”来定义。  那么，为什么于都会违背已成定论的长征出发地概念，从“红军渡口”、“红军长征集结地”，逐步演变为“红军长征出发地”，最后公然建碑刻字，向全世界打出“长征从于都出发”这样的模糊概念呢？这源于2005年赣州市委的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个“亮化赣州红色文化”的发展战略，提出打造赣南红色文化旅游地“五朵金花”：瑞金主打红色故都；宁都县主打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兴国主攻“将军县”；大余县是三年游击战争主阵地；而于都县，则扛起“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大旗。

为达到这个目的，于都在舆论上作了大量的工作，请国内一些权威的党史专家进行研讨，发表了部分证明于都是“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文章。还邀请了一些演艺界人士到于都造势助威。近年来，于都县民间人士利用自媒体，微信公众号，抖音视频，互联网等，宣传瑞金是假的长征出发地，于都才是真的，从而引发了瑞金与于都两地人民“口水战”。

在两地部分人民激烈论战的过程中，于都把这赣州高层设计的这一发展战略逐步付诸行动，从一开始弄的“长征第一渡”，然后到“红军集结出发地”。到最后，在没有权威部门认定、做出于都是“红军长征出发地”结论的情况下，将“集结”两个字扔掉，正式对外宣称“长征从于都出发”。将原来碑刻为“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改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并在于都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树立起大型群雕上镌刻“长征从于都出发”。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碑刻“长征源”。至此，于都从宣传造势开始，到付诸实际实施，最终事实上完成了赣州市打造于都为“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战略构想。

赣州这一战略设计，于都县一系列以“红军长征出发地”、“长征从于都出发”的纪念碑、大型群雕，以及对外宣称于都是“红军长征出发地”，是违背史实的。因为，除少数所谓的党史权威专家个人的调研文章肯定，并没有上级党委和党史部门的正式认定。党史专家，哪怕是具有领导职务的党史专家所发表的言论、调研成果，都只能作为学术的交流，不能也无权用个人的观点去推翻已经公认、经党中央和党史部门已经做出结论的重大历史概念。如果地方未经上级党委和党史部门正式认定，都能按照地方的需要，随意曲解、或者断章取义已经概定的重大历史概念，那危害是相当严重的。从这点来看，赣州市、于都县这种做法明显是犯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实用主义的错误。

首先，这样做是不讲政治的表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充分利用地方的传统文化优势发展经济没有错，但前提是要尊重历史，尤其是重大的历史概念。毛主席说，长征从瑞金出发。领袖的话就是政治，不能不听。讲政治的表现首先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与领袖的讲话保持一致。

其次，长征概念，并不止是瑞金和于都乃至赣南的事，也不是哪一级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割裂定义的。长征是全中国人民一种不屈不挠、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精神的一种体现，长征精神已经成为融入中国人骨髓里的血液，容不得任何人随意的篡改。随意篡改历史，伤的不仅是瑞金人民的心，也是伤害了全体国人的认知权，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瑞金于都长汀宁化下面为正文江西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由集结广场、纪念广场、长征渡口、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组成。在集结广场，地面镌刻了一幅巨大的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路线图上标明中央红军是从雩都(于都)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之路;纪念广场上也矗有“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而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一块巨大石碑上，还刻着红色醒目的“长征源”三字。它们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于都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于都县政府提供的一份县情简介亦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集结于都，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都从此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然而，在福建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展示的一幅长征路线图标注的长征出发地却有四地，龙岩的长汀、三明的宁化以及赣州的瑞金、于都。观寿公祠建于明末清初，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2年前，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就是从长汀观寿公祠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事实上，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红色旅游都在打“红军长征出发地”牌。宁化、瑞金官方对外也称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点。2007年，宁化还斥资2092万元建设了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到底哪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呢?还是长征出发地本来就是多个地方，而不仅限于一地?澎湃新闻记者查阅相关论文和资料发现，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党史研究专家都曾就长征出发地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或文章。2003年10月，时任宁化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登洲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宁化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之一的地位不容动摇》的文章。上述文章称，宁化县委、县政府正在湖村镇锣鼓坪筹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并开发东方军入闽作战、彭湃县等革命旧址，作为在2004年10月举办中央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份厚礼。但却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只是江西于都，而否定了闽西长汀、宁化、瑞金与于都等4个起点县的历史事实。吴登洲在文章中列举了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等五份党史、军史资料证明，宁化与长汀、瑞金、于都等县同属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的历史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8年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151页注释中记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康模生也曾于2006年1月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论文称，近些年在报纸杂志上不提福建长汀、宁化，而只说江西的瑞金、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这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的，也不是实事求是。康模生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福建、江西的几个地方出发。红九军团是中央红军中率先出发的长征部队，也是惟一一支不在于都境内集结而离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长汀是中央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2006年，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在长汀纪念红军长征研讨会上的讲话也称，长汀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而在2006年9月，时任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黄鹏生在《党史文苑》发表《揭秘长征出发地之争》一文中提到，长征出发地之争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长征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阶段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从国内到国外，基本上说中央红军从于都(1957年前称雩都)出发，未发现其他不同说法。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刻着“长征源”。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描述是，“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根据当时的翻译吴黎平说，《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都是毛泽东同志亲口介绍，记录整理后还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 第二阶段，自1949年全国解放后至1985年，这一时期在各类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由“一地”变成了“四地”，即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一地”变“四地”的根据源于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注释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第三阶段，1985年至2002年，这一时期，党史权威部门的表述中“四地出发”修正为“两地出发”，即瑞金、于都出发。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及1991年该书修正后的版本，皆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此以后，在一些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一般不再提长汀、宁化。第四阶段，2002年后，这一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亲临长征出发地考察，又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出发理论研究会，党史权威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基本统一了认识，党史界基本认同于都出发的说法，同时也还有少部分同志持瑞金出发的观点。2002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改编后出版，对长征出发地改为以下表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黄鹏生认为，上述表述保留了原版第一句话，是由于当时的瑞金领导对中央党史研究室考察人员提出了异议，但这种表述已明确肯定了中央红军出发地就是于都。黄鹏生的文章还透露，2005年11月，中共赣州市委组织召开有瑞金、于都的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加的全市红色旅游理论研讨会，会上市委领导强调长征出发地问题不要再争了，明确由瑞金打“红都”牌、于都打“长征牌”、宁都打“反围剿”牌、兴国打“将军”牌、大余打“三年游击战争”牌，并把它们称为赣南红色旅游的“五朵金花”。上述文章还提到，按理，长征出发地应该没有再争议的必要了;不过，党史和军史界的个别同志仍然有异议，瑞金市委党史办刘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健英等同志仍坚持认为瑞金是长征出发地。2003年，刘良在《党的文献》第5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一文，王健英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和时间考辩》等两篇文章坚称瑞金是长征出发地。公开资料显示，刘良曾是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王健英是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原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历史学教授。即便如此，直至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仍未有定论。长汀、宁化仍坚持“四个出发地”的说法;瑞金则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机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瑞金的云石山出发的。云石山是一座海拔较低的小山包，坐落于瑞金市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乡境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共中央局、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等中央机关各部委驻扎地。云石山，虽然山势不高，但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是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因此又被称为“长征第一山”。2016年9月1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不是一个地方。就中央红军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中央红军一、三、五、八军团及中央第一、二纵队)的集结出发地。各部队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时所撤离的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长征出发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不过，石仲泉说：“瑞金和于都是主要的，但并不排他。”所以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哪？在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四个地方

山西师范大学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独立设系，1992年改为政法系（含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学教育两个专业），2002年系改院变为政法学院。 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政法学院现已成为山西省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党政机关干部和法律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截止2003年，政法学院共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近10000名，其中有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冯仲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杨海蛟博士等，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例如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上海证监会主席耿亮、山西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凯、山西省临汾市市委书记张茂才、临汾市市委副书记张克强等；有教育行政部门及高等院校的领导,例如现任山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秦良玉、山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忠康、山西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高国顺、晋东南师专校长王守义等，此外，还有一批中小学校长、特级教师。尤其是近几年，一批批毕业生先后考入国内名牌大学继续深造，在上世纪90年代全省团干、妇干选拔考试中，该院学生连续三年夺冠。现毕业生一次签约率更是高达95%以上。 在学院建制方面，现有两个系三个研究所。两系分别为思想政治教育系和法学系；三个研究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比较法学研究所。 在办学层次方面，现有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三个层次。其中，本科层次有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两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层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理论、社会学和课程与教学论（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在师资队伍方面，学院现有专业教师45人。年轻教师基本实现了硕士化。 近年来，政法学院教师先后主持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国际交流项目和十余项省部级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党的文献》、《政治学研究》等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0篇，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形成了一批标志性的科研成果，多人次荣获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政法学院始终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开放式办学方针，与国内外许多兄弟院校建立起固定的交流关系，特别是与日本关东学园大学法学部结为姊妹院系，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相关院所合作，为学院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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