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张明发表的论文

侧目而﹙视﹚

注：2020年12月18日，由中央 财经 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央 财经 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央 财经 大学金融学院共同主办，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第一 财经 研究院和普华永道中国协办的“第九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会议特邀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研究员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参加这个会议。我准备就金融开放的主题，讲四个问题。

第一，金融开放的四个维度。

金融开放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至少可以分为四个维度，第一是金融市场的开放，具体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额度的开放，第二方面是机构的股权比例的开放，最近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第二个维度是资本账户的开放。第三个维度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第四个维度是货币的国际化。

这四个维度的开放各自都有一个最终目标。对于中国来讲，金融市场的开放指的是对境内外投资者投资额度完全放开，对境内机构的股权比例完全放开；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的目标是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最终目标，就是自由浮动，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就是成为能和美元、欧元相提并论的第三大国际货币。

第二，金融开放维度的不对称格局。

迄今为止，金融市场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这两个维度呈现出非常强的不对称性。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程度要远超过我们对内地投资者投资于海外市场的开放的程度。换句话说，在资本账户开放领域我们有很典型的宽进严出的现象。举个例子，2019年9月我们取消了QFII和RQFII额度限制，理论上来讲外国机构投资者可以大量的投资于中国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但是我们在QDII的开放方面，额度管理相当的严格。最近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我们在QDII的额度管理方面稍微有一些放松。

目前我们不对称的金融开放格局的形成，主要是2015年“811汇改”后，为遏制本币贬值的压力而采取的，未来我们应该尽快纠正这个不对称的金融开放格局。

第三，金融开放维度的次序安排。

谈到金融开放四个维度的优先次序，最优先的不好讲，但希望最后一个是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根据我们研究团队的研究，资本账户的适当管理是中国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它的拆除应该慎重，并且需要一些前提条件。比如目前，我们的金融市场在加快开放，但是资本账户的开放还是比较审慎的。

关于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两个方面应该统筹起来看。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都是因为形成了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之间的恶性循环，两者相互强化，最后形成了触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在目前我们国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没有得到根本消除之前，要么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快一点，但是汇率机制市场化应该慢一点。要么汇率的形成机制可以快一点，但是资本账户开放应该慢一点。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情况，应该加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与此同时保持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

第四，金融开放下的风险防范。

在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前瞻性地防范风险，要做好风险防范的预案。

第一个维度，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之后，我们必然会迎来短期的大进大出。 不要认为外国资本一定会持续流入，他们对利差变动非常敏感，证券投资的波动性也是非常强的。这两年沪港通北上资金的波动性就非常强。

未来如果短期内资本大进大出，我们应该怎么来治理？从目前来看，宏观审慎政策是一个更好的治理方式，比如托宾税。

此外，短期资本大进大出必然会导致汇率的频繁波动，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好，是不是到了一个能够承受汇率非常大幅波动的时候，在短期内我们是一步到位走向自由浮动好，还是有一个汇率的目标区，在这个目标区内汇率可以自由浮动，但是一旦逼近目标区的上下限的时候，管理会加强。自由浮动与汇率目标区孰优孰劣，我们可以讨论。

第二个维度，最近几年来中国国际收支的脆弱性有所加强。 一方面，地下渠道的资本流动规模依然较大，从目前发布的数据来看，在今年2季度资本外流的规模很大。另一方面，虽然由于疫情原因，今年经常账户顺差异常地好，但是过去两年萎缩得比较厉害。过去两年我们的国际收支表有这样一个特点，也即经常账户余额加上金融账户余额，等于一个规模较大的地下资本净流出。在这个情况下，再考虑到金融开放可能带来更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我们需要提防国际收支异常波动带来的潜在风险。

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数学系，获数学学士。1982年－1985年在四川省甘孜州民族干部学校任教。1985年－1987年就读于上海机械学院中美合办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研究生班。1987年5月至今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从事西藏及藏区的社会经济研究。1991年－1993年，参与藏研中心与北大社会学所合作的课题“西藏社会发展研究”。1994年－1996年，主持并参与国家重点课题“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研究”。1997年受国务院扶贫办和“全球环境与发展组织”（NGO）之委托，主持课题，“对西藏的环境状况和太阳能的开发利用评估”。1997年至1999年今主持并参与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西藏扶贫问题研究”。1999年，也就是在获得副研究员任职资格后就主持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西藏扶贫攻击研究”，2001年该课题成果通过中心学术委员的评审。2001年，接手西藏自治区政府委托藏研中心的重点研究课题“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区域发展成本差异研究”。在主持该课题的过程中，本人大胆聘用外部人才，通过“借脑”的方法联合攻关。2002年底，该课题与其它众多课题在接受中心学术委员会的结题评审时，以91分的高分被审定为当年唯一的优秀成果。次年，该成果又接受了西藏自治区政府组织的高规格评审，并顺利通过评审。2003年底，根据西藏自治区政府的要求，本人再度担任新设立的中心重点课题“区域成本差异对西藏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主持工作，与此同时，本人还承担有国家重点课题“西藏反贫困战略研究”之子课题的研究工作。在任期内的5年，在主持和承担重点研究课题期间，本人长期坚持深入到农户家中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始终关注西藏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深入的调查和科学的研究，本人还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文章。李铁映主编的《1999年中国人文科学前沿报告》对本人发表在《西藏研究》上的文章“太阳能与西藏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该文代表了这方面（西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2002年1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藏学研讨会上所宣读论文“西藏的人口、资源、劳动力供给与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政策”得到与会国外同行的好评。宣读论文的当天，就有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学者邀请我做这些大学的访问学者。此外，还将在西藏实地调查期间发现的一些突出问题以研究报告的形式上报国家，得到积极反响。一篇发表在《藏事探索》2002年第一期的文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增加西藏农牧民的收入可从胶鞋做起”被新华社收入《参考清样》供高层领导参阅后不久，引起国家六个部委的重视，文中所提建立悉数被国家采纳，西藏农牧民的穿鞋问题得到解决。该成果获2002年藏研中心科研成果一等奖。另一篇根据西藏国民经济发展资料并结合第一手材料撰写的名曰《农牧区的相对贫困：西藏强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的内参报告，在被藏研中心内部刊物《藏事探索》2002年第二期刊出后，引起中央统战部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呈送给了中央高层领导，而后又引起了中央主要领导的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和其他多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该文进行了批示，中央采纳了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其中的部分建议在中央的指示下已转化为推动西藏农村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群众增收的重要政策和手段，为西藏的农牧民办了一件实事。该成果获2002年藏研中心科研成果一等奖。著作、论文及重要技术报告1、著作类《西藏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西藏山南地区简介》，五洲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西藏的民族手工业与工艺品》与扎嘎合著有，藏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西部开发与西藏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民族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西部大开发－西藏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与中科院地理所同志合著， 藏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与马戎教授等合著有一书，藏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2、论文类“小额信贷扶贫在西藏珠峰自然保护区的实践与应用”，《西藏研究》1999年第一期。“西藏扶贫攻坚调研报告”，《中国藏学》1998年第四期，1.7万字。“南木林县反贫困实践研究”，《中国藏学》2000年第四期。“正视西藏农牧区的相对贫困，深化扶贫攻击工作”《西藏研究》，2001年第一期。“非公经济与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原载拉巴平措、格勒主编《当代藏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12 月第一版。“从个案研究西藏农村的相对贫困和“扶贫攻击”工作“，《西藏研究》2001年第四期。“西藏的人口与土地承载力研究”，《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二期。An Assessment Report to The ‘Sunlight Plan’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The population,resource,labor supply and population policy of TAR, 宣读于2002年1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藏学研讨会。A story about Tibetan nomads,grassland,yaks,foxes and rodents—A case study of Tibetan ecosociety and its effect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astoralism of TAR宣读于2000年6月在荷兰莱顿召开的第9届国际藏学会。A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the Tibetan Population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and the Current Han Population in TAR宣读于2003年9月在英国牛津召开的第十届国际藏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