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马克思论文要多少字

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 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则是毛泽东同志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这两篇都是毛泽东同志最杰出的哲学论著，分别写于1937年7月和8月。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些论文写得很及时，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结束，开始了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共产党内的思想状况存在着两种倾向。经验主义者长期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狭隘的经验，不了解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轻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到处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只言片语，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实践论》就从认识上来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教导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实事求是的轨道，而《矛盾论》则是从方法论上来揭露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的错误，教导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唯物辩证法的轨道。 《实践论》写的是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首先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以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再由实践中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各个事物的片面和外部联系。这些就是认识的感性阶段。随着实践的继续，认识也不断地加深，就由感性认识飞越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才能理解现象的本质，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的感觉它。接着，认识到了理性阶段还没完，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又因为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认识运动也得跟着推移和发展。总的来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的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反复循环以到无穷，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也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矛盾论》第一部分介绍了两种世界观，即形而上学的见解和辩证法的见解，论述了矛盾的世界观基础。第二部分论述矛盾的普遍性。由于作者对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有了清楚的认识，所以这一部分写得比较简单。第三部分讲矛盾的特殊性。作者分了几种情形去论述。第四部分讲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一部分开头指出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最后一段说明了研究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跟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关系。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第五部分讲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是对前面内容的深化。第六部分讲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这是对第五部分矛盾斗争性的细化，作者认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最后，第七部分，作者进行了总结。这几部分连接紧密，结构严谨。 读了这两篇论文，我感受到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渊博的知识，还有缜密的逻辑思维。确实受益匪浅，这对我以后的学习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你选些重要的摘抄下来就OK了，祝你好运！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你是怎么理解的，就怎么写就可以了。

近代中国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 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确有发展甚至成功的机会，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没能把握住。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在相同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这就能说明中共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上适应和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 许多历史的发生由于其条件，过程的特殊性甚至是某些巧合性，往往容易使人对成功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于这种怀疑我想用“存在即合理”来解释，历史的偶然只有得历史的必然?符合特殊条件的规律，的允许才可能发生。 历史的选择应是一种自发性选择，它不是几个伟人、几起事件所能左右的，从根本上说他都在遵循着经济原则，寻求最优结果。无论这样的选择最终会将民族带往何方，但在当时它都是最能解决社会迫切问题，满足社会强势需要的方案（我们要求制度具有灵活性就是反对将一定时期内的解决方案在长远的发展过程中固定僵化，因此“与时俱进”的理论虽然质朴简单，确是针对包括改造上层建筑等问题的最为明智的指导思想）。 制度理论包括蕴涵的政治原则，社会结构等等,就如一个社会游戏的规则，规则的名称并不是改革或革命所关心的，什么样的规则能更好的满足进行游戏（生产、生活）的需要才是人们做出选择的依据。工业化、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这些普遍原则并不是为资本主义所独有，只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体现，人们对西化的追求其实是对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追求。这种追求实际上是对本质的渴望，而人们却常将其理解为对内容的需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既能秉承他们的优秀思想，又能对缺点矛盾进行批判既而提出更加科学完善的构想。照一些学者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目标美好、道路清晰、策略清楚”，具备这些特点的学说对于苦闷的中国人来说，向其靠拢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以上种种只是对疑问的粗略思考，接下来我想通过对中国鸦片战争后的社会进程具体的进行一番梳理，以期从中看出近代历史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国门洞开，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此后的一百余年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可以主要概括为民族危机、乡村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危机。面对发展存亡问题，各阶级依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而先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地主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也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近乎邪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末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周期性农民大起义。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被无可抗拒地卷入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新世界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这些农民运动仿佛成为一种无以为继的历史的倒退。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这里是指对以后格局的影响）仍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在19世纪中叶也开始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罪孽，因此洋务运动的结果也一如其重要的领导人李鸿章一样，仅仅成为大清一时的裱糊匠，勉强维持局面，但在愈演愈烈的欧风美雨面前最终难脱轰然倒塌的命运。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既是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工具的开始，也标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彻底征服。 制度可以被征服而民族却不能任人宰割，差不多与底层歇斯底里发作的同时，上层也首次意识到了救亡图存的紧迫性，“维新变法”迫不及待的展开了。然而这次运动就像一名早产儿，不存在成功的基础。 维新派的主张摇摆于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妥协也没能取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依靠力量无从谈起，仅是寄希望于毫无实权的封建偶像?皇帝身上，这种想法正如运动本身的理想一样虚妄。这样的救亡，难免夭折，结果只是证明希望封建政权本身通过改革顺应潮流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是不现实的，根本在于中国欠缺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的土壤，这种缺乏不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所能灌溉滋养的。 这里因着维新派就顺便提到立宪派，他们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并且是刚由或正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那部分上层资产阶级，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身二任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特别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从眼前利益来说，他们一般是不太欢迎以武装暴动形式发动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的。这个问题在下文中还会有详细论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革命凭借几分幸运的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这种现象既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也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使是表面的貌似平静，只要不至于危及生存他们也不愿加以破坏，从而损害眼前利益；而一旦有成功的希望，也能热情的支持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毕竟只有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最大保障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 革命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风暴过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仍旧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砍倒了一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抱的大树，它们的枝叶在革命后仍纠缠散落在中国大地上，它们的根仍深埋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各路封建军阀就是代表），虽然少了参天大树的遮蔽，但是新生命依然难以尽情成长。 “实业救国”“政党内阁”是民初的两大政治思潮，但是两者却都难以完全付诸现实，更别说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对外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驱除鞑虏不过是排满而已。原先人们以为革命一旦胜利那么各项如关乎民族、民权甚至民生问题的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可大家发现事实上周围仍是一片黑暗，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 但是一个全国性政权的瓦解毕竟还是能给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更为自由的试验实践的空间，让他们证明自己的道路能否带领中国走向成功。 首先要介绍的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们产生于半殖半封的社会，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形态，由于没有私人资本发展作为基础，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始终在限制、利用、打击、吞并私人资本，通过将社会生产力控制在手中以达到维护他们封建半封建统治地位的目的。，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其形成有主要来自依靠发行公债和银行垫款的政府财政拨款，而这些负担最终都会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转嫁到人民身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到了畸形膨胀的地步，他的结果是使普通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其次是位于中上层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一些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始终希望通过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使政权资产阶级化，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在土地制度上主张不触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维护他们所由出生和依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对外态度上，虽反对帝国主义却并不坚决，因为天然的“软骨性”和先天不足，在资本积累和开拓市场方面都必须依赖外国资本曲折地突破封建制度、军阀统治和自然经济的制约。这样的态度既难以在政治赢得广泛的支持，在经济上也会使国内市场狭小，两极分化严重，影响力量的壮大。 接下来看看以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实际上是由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它们的主张常被概括为“三民主义”，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发展又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是以上几种中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由于还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因素（如平均地权时要“涨价归公”“照价购买”，节制资本时要利用“发达国家资本”，要“不失国家主权”的借用外资，这些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不现实的或者至少说是缺乏可操作性的），使它难有推广实行的机会。 1914?1918年正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中国人民热切地渴望全面学习西方的时候。可是一战爆发了，它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生产力缺乏，民生困窘，原先在中国人心目中近乎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原来耀眼的光辉，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须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社会主义“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彷徨的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 在思考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两个近几年很有影响的学派：“新启蒙”与“新儒家”，其中的“新儒家”试图通过中西社会文化本质差异性来分析近代历史的发展，这种研究纲领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因此我也试着先从文化层面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兼容性。 我始终认为革命党人的“民智未开则以革命开之”这句话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他们显然过分相信革命的作用了。革命的确迫在眉睫，但是观念作为一种心理承袭，其养成是几十年的耳濡目染，几十代的薪火相传，希望一夕之间，天翻地覆是不现实的，对于传统只有最大程度的接近它，然后才谈的上慢慢的改造它，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尤其需要如此。 西方强调个人本位，自由意志，这显然与传统文化有很大抵触的，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却有天然的一致性，类同的道德价值取向、积极进去精神、哲学基础、社会理想都使它最容易为中国人民和社会发展所认可和接受：一，集体主义观念提倡的是社会本位主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二，相似的社会理想，对未来目标有一定的趋同性，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不但形似而且神似。按需分配，消灭剥削与农民起义时提出的“等贵贱，军贫富”口号也有相似之处，可以说光是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号召力便是其他学说主张难以望其项背的，因为农民阶级恰恰是历种主张运动所从来没有真正重视和发动过的----这种现象竟然发生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压倒性比例的国家实在是一件另人难以想象的事。 当然除却文化上的相融性，在现实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体现出了巨大的对具体国情的针对性。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彻底“砸烂这个旧世界”的精神始终贯穿于三个理论组成部分。封建压迫，列强侵略，面对奄奄一息的中国，任何看似四平八稳的药方都不能起死回生，只有痛下虎狼之药，以死求生才有一线生机。义无返顾地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连根拔起，这种推倒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是其它阶级观念所不具备的。其次，任何阶级都要求有理论为本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正是日渐壮大成熟的无产阶级期盼以久的代言人，正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工人阶级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而无产的特性又使得他们的革命性最为坚定。这里不能不提到五四运动，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登上政治舞台了。 后记：这篇文章的写作历经数星期，其间充满了痛苦，对于近代史中的种种问题愈是深入思考了解便愈陷入自我怀疑的境地，有时会像发现新大陆一般的有了新的思路，但很快又会被自己所推翻，始终都难以自圆其说。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思维是否从最初入手之时即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之后的种种论述始终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阐发，这种想法往往使我大为恐惧，直到文章划上句号，疑问犹盘旋于脑中。从来认为如此未必便是对的，我感到自己的观点仍没有跃出以前的思维模式，其中细微处有自己的理解但大处并无新意且有失片面。另外，关于维新变法，三民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等问题的讨论由于知识储备的欠缺都显得十分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