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论文发表

诗歌教授与杂牌诗人的掐架一位叫风若吹的诗歌写作者，针对李亚伟的《中文系》写了一篇贬抑的杂论，顺便对“诗歌教授”王珂发了几句牢骚，其基本观点是：王珂教授将《中文系》作为范本推荐给尚未具备独立鉴赏能力的学生，为害不浅。王教授不服，跑到风若吹的私人博客上留下了几句“警告”，大致意思有两层：不懂诗歌史就不要胡说八道；年轻人别沾染诗坛恶习，先学会做人，再写诗。王珂教授的警告惹怒了唯恐天下不乱的一堆杂牌诗人，风若吹、陈晓东等年轻的诗歌写作者群起而攻之。以上是发生于一位诗歌教授与一群杂牌诗人之间的一场掐架的基本情况。以福建师大为纽带，王珂教授与这些杂牌诗人构成了广义上的师生关系，而有的则是直接的师徒关系。在恶搞已成为网络媒体最流行的叙事范式的二零零六年，这本是一件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但在对相关的资料作链接式的阅读之后，我对这位诗歌教授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诗歌教授的虚张声势与其提供的微弱的批评文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简单地说，在诗歌批评领域没有任何贡献的诗评家，却挂着诗歌教授的头衍充当诗坛的意见领袖，这是中国学院生产体制与中国文艺评价体制的一种恶性结合。身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王珂先生，在其简介中自称“主要从事现代诗歌文学体研究”。传言王珂教授是生产论文的高手，其学术论文曾被《新华文摘》等权威刊物转载，并被众多得意门生所津津乐道。我从网络上检索到王珂教授最新的一篇文论，《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结果大跌眼镜。一位教授，在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是基本的独立的学术品格，而是走江湖式的炫耀与摆弄，处处张扬自己身份及其与诗坛某某某的关系。官僚式的批评文风更是让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一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官员。看看王珂是如何结束这篇文论的：但愿这次著名诗人被恶搞事件能够给诗坛带来反省，诗人会注重公众形象，诗评界会有些“行业自律”，诗评家会重视“职业操守”……总结为一句话：新诗要重视中国国情，新诗从业人员要自尊、自爱、自强。通过王珂教授的文字，我吃惊地发现，文学批评已远离它的自身使命，向“政治修辞”靠拢。“诗坛隐士”的“两面人生”王珂教授喜欢把自己描述成“诗坛隐士”。这个具有标榜性的称谓多次出现于王珂的自我表述中：“近年我强迫自己‘进入角色’，远离诗坛，躲进学坛，潜心修道，埋头学问，推崇‘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不再过问诗坛事，十年如一日，竟获得了‘诗坛隐士’的名，当然不会去留心诗坛‘八卦’。”在当下蝇营狗苟的诗坛，“诗坛隐士”这一称号似乎为王珂教授带来了道德叙事上的优越，一堆以他的学生为主的杂牌诗人到处传递着这样一位“诗坛隐士”的消息。然而吊诡的是，这位“诗坛隐士”间或会在得意忘形之际道出“不在学院就没有话语权”的权力真相。学院成了“诗坛隐士”的隐身之处，也成了“诗歌教授”的终南捷径。这就是“诗坛隐士”的“两面人生”。蹩脚的理论和拙劣的实践王珂教授出版过两本诗歌理论专著，《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与诗的创造》和《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两本专著合起来达八十多万字，此外还有数百篇论文发表。已逝的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一生所著论文也才十几篇，相比之下，王珂算是论文生产大户了。然而这种术语乱飞、废话连篇、心智分离的论文既不能解决当代中国新诗的重大问题，也无法对中国文科学术的进步做出有益的贡献，它只在两个向度上是有价值的：一是为王珂教授攫取个人学术资本，二是充实“国家学术”的分量。所谓的“国家学术”，遵循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标准，它拒绝了“学术无国界”的通则，摒弃了“学术的要义在于对人类知识增长的贡献”的普遍价值。可怕的是，蹩脚的理论与拙劣的实践构成了一个相互因果的链条。蹩脚的理论在指导着拙劣的实践，而拙劣的实践也在支撑着蹩脚的理论。在一次聚会中，有人告诉我，师大有一位诗歌教授。当时我还不知道是王珂，但我对“诗歌教授”这个身份表示不屑和鄙夷。这种情绪来源于我对“诗歌”与“教授”这种身份组合的有效性的深刻怀疑。在《厦门日报》，我读到了王珂的一首诗：多想在鼓浪屿浪来浪去在鼓浪石上品味海浪在日光岩顶拥抱朝阳在琴声鸟语中欣赏梦的衣裳诗的芬芳终于在鼓浪屿浪来浪去踱进历史的深巷读出岁月的沧桑浪去的是忧伤浪来的是希望在休闲的天堂游子不再思念故乡生活不再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如果是纯粹的文学文本批评，这样的一首诗本不应该进入批评家的批评视野中去。因为连基本水平线都没有跨过去的一首诗，是没有阅读价值的，也就失去了对其进行分析与批评的必要。王珂的这首诗，也就是一位初学写诗的练习者的水平；如果不把它当作诗歌来阅读，这几行文字所体现出来的表述能力也就是一个中学生的水平。诗无达诂，但有一个绝对标准，那就是具有不可复制性。王珂的这首诗是典型的心智分离的“八古文诗歌”，是造句，不是写诗。教授不会写诗，这不奇怪。但王珂是诗歌教授，不会写诗，也应该会读诗吧？西方现代文学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那就是文学背离世俗文化，从而获得独立的理想主义气质。而中国文学的最大传统就是文学与文化在官僚意识形态的整合之下融为一体。一直到现在，中国文学还是依附于世俗文化。这个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代科举和现代教育这两种整合手段。将文学作为一种学科纳入学院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中去，不但阻碍了中国现代文学迈向自主化道路的步伐，而且给中国的学术生态增加了环境污染的重负。实际上，目前高等院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大部分二级学科已无存在的必要，对这一学科群进行整体性的压缩并取而代之文化学的相关学科，已是当下之急。

[摘 要] 1936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创办的《电化教育》（月刊），是中国创办最早的电化教育专业期刊。文章以该刊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分析，阐述该期刊的办刊背景和创刊理念，分析该刊的内容，总结其办刊特点。 [关键词] 《电化教育》； 教育技术史；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曹静（1983—），女，河北邯郸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史研究。E-mail: 。 《电化教育》（月刊）（1936—1937）杂志是由民国政府中宣会及内政部审批，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中国电影教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版的刊物。该刊自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创刊至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五日，共出版期刊五期，此后停刊。①由于该刊是中国创办最早的电化教育专业期刊，因而在中国电化教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以往学术界对《电化教育》关注较少，本文拟对该刊作较全面的探讨。 一、《电化教育》的办刊背景及理念 1936年，“教育部先后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与播音教育委员会分别主持电影及播音教育事宜”，[1]中国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事业得到了大力提倡和积极推进。这一年，“教育部委托金陵大学理学院在南京举办第一期电化教育人员培训班……”，[2]同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和推进电化教育的规划和纲要。《电化教育》（月刊）于同年12月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创办和发行，在此有必要对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及其上海分会作一简要介绍。“1932年成立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是我国最早的电教组织，对电影教育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3]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内与全国教育学术界通力合作，外与国际联合会协同进行”[4]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该协会成立的宗旨是以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之发展。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最早成立的分会，上海在全国首先成立分会是与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分不开的，“上海，就是中国电影及其技术发展的摇篮。早在清末民初，由于远离统治中心北京和租界的开辟，上海就成为开放程度较高、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城市”。[5]上海是我国工商业中心，亦为文化教育中心，学校和教育机构林立，因此是推行教育电影之最佳区域之一。这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会员人数众多，很早就具备成立分会的条件。最终上海分会由潘公展、陈鹤琴、郑正秋、陈白、戴策、杨敏时和卢莳白等人发起组织，于1933年7月9日在上海市教育局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告正式成立。 电化教育在这一时期被给予关注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紧密联系的。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印行的《电影事业之出路》一文中，对我国当时的国情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文中分析了当时国家的五大患是“穷、弱、愚、私、乱”，这些是阻碍国计民生发展的根本问题。“（一）穷。其原因一面是自己缺乏生产力，一面是受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结果。……（二）弱。中国积弱的原因很多，我们应尽量暴露，使民众知所警惕。……（三）愚。迷信是知识不够的病症，不想法提高国民智识，普及国民教育，不希望破除迷信，是不可能的。……（四）私。道德是民族组织的精神条件，失去了道德，就失去了人与人间的援助，其组织就会无形解体。……（五）乱。无组织、无秩序、就是乱。近数百年来中国旧的制度已趋崩溃，新的制度，尚未建立；旧的思想已为人唾弃，新的思想，庞杂无章。……综上所述，吾人如欲为中国求出路，应先解决中国目前的穷、弱、愚、私、乱五大问题。在此五大问题中，充满了电影的材料，指示出电影界必由的大道。电影界如能时时刻刻以寻觅国家民族的出路为职志，我们相信中国电影事业的本身出路，是不必忧虑的。”[7] 出于上述原因，教育界开始寻找各种利于提高民众教育的方法。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试图利用期刊介绍和传播教育电影的理论知识以及国外先进的教育电影实践与理念，为广大的电化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在《电化教育》（月刊）的创刊目的方面，该期刊的主编陈友松博士在《电化教育》的发刊词中有着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该期刊创办的缘起主要有五个方面：“现在中枢方积极提倡电影教育，然而要收‘登高一呼万山响应’之效，必须要有一个深入下层的刊物，作为宣传、研究、介绍、沟通和推动的喉舌。这就是本刊自然的使命之一。”“影片之供给与制造问题，成了极复杂而专门的问题。至于实施方面，必须要适当的教育行政的机构和充裕的教育经费。凡此种种，非电影与教育界严密组织研究不可。这是本刊应有的使命第二” ；“教育电影不是单纯的电影界和单纯的教育界，可以‘闭户造车’的。亦当与全国各种学术团体连成一交通的密网。……然而这种经纬高端的大合作，犹导百川入大海，非籍一有力的专门的言论机关，去策动不行。这是本刊希望的使命第三”；“……可以吸收大量的人材与劳动，我们要研究并实行如何使电影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打成一片，这是本刊要兼顾的使命第四”。“……当研究如何在实施电影教育时兼用其他一切视听用品，种种问题，这是本刊的共存共荣之使命第五。”[8] 二、《电化教育》的概况及内容 《电化教育》（月刊）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创办，刊物中刊登了大量探讨关于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其中还摘录了许多关于电影与播音方面的法令。 《电化教育》虽然仅出版了五期就停刊了，但期刊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该期刊主要分为五大栏目，分别为《电教研究与讨论》、《教育节目播音预报》、《电教技术》、《法令》和《一月间》等栏目。 （一）电教研究与讨论 这一栏目的文章主要围绕电化教育概念、教育电影拍摄方法、教育电影教学方法、国外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等方面进行探讨。全刊编排在这一版块的文章共11篇，分别是方治的《教育电影化与电影教育化》、蒋建白的《实施民众教育与完成电化教育网》、陈友松译自美国《视觉教育》月刊的《电影教学的争议》、张尔椿翻译的《摄制优良教学影片之商榷》、卢莳白的《实施电化教育之商榷》，以上论文发表于《电化教育》创刊号，其中张尔椿翻译的《摄制优良教学影片之商榷》，以连载讨论的方式发表在《电化教育》创刊号、第二期、第三期及第四期的《电教研究与讨论》栏目。发表于该栏目第二期的文章有卢莳白的《美国之合作教育电影库》、许其仁的《电化教育总动员》，第三期有陈友松的《电影的势力及其研究》，第五期则有李祺锡的《巡回电化教育底商榷》以及陈友松的《儿童电影最近的发展》。

我们从何而来，大概是每个人都会思索的疑问。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

“中国”从何而来？

这看起来是个非常易于回答的问题，“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而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民国”的缩写依然是中国，因此我们理所应当的会使用“中国”来自称了。

但问题是，在一开始我们为什么会采用“中华”冠于民国之前呢？

其实中国的概念起源非常早，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之中，就已经提到了“中国”。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但这里的“中国”其实是中原的意思。“宅兹中国”，就是住在中原。

而我们如今所理解的“中国”，其实是起源于梁启超之笔。

01

在近代以前，我们是没有“民族”的概念的，直到1899年，梁启超才从日本引进了“民族”的概念。

两年后，也就是1901年，梁启超发表论文《中国史叙论》，在这里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次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在这一文中，梁启超第一次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内涵及概念，“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从“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由梁启超所创作的“中华民族”一词，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对于提升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提振民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内聚性”，这种民族性格的形成，和中国文人的热情创作不无关系。

那么说回正文，创造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是何许人也？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邀人写一篇贺词，辗转找到了一位当世名流，并报价20万白银。该人随即回复“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让我写可以，还请斩我首级，在下去九泉之下纵笔狂歌，但我还活着的时候，你休想让我写出一个“吾皇万岁”来。

20万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一年的工资约为3000元上下。放在今天，在教育部供职，月薪起码都有个5000上下，年薪约为6万元。也就是说，这20万白银，最少相当于今日的400万。

拒绝了400万一篇的天价稿酬的这位先生，正是梁启超。

02

梁启超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学子，只是他参加科举的那一年比较特殊，清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这一年甲午战败，要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进京赶考的书生意气填膺，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此事，史称“公车上书”，梁启超则是当时的两位组织者之一，另外一位是他的老师康有为。

随后这两位参与光绪帝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可惜百日之间，化为乌有。

这些经历让梁启超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不变法就会亡”。

但是要如何推动变法呢？

梁启超思来想去，发现书生百无一用，唯有一身才气，兼有一身傲骨，于是他决定用他所擅长的笔杆子来说话。随即创立《万国公报》，以此来传播理念、灌输思想。

在媒体界，梁启超的行为应该是一大创举，因此，说梁启超是当时的“新媒体”第一人完全没有问题。

当时的泱泱大清，国内其实只有少数几家报纸，《万国公报》正是其中一家广受喜爱、口碑优良的报纸。

于是梁启超为自家报纸也取名为《万国公报》，直接拷贝，这应该是历史上新媒体行业第一次同名号蹭名气的行为。

我记得很久前各类公号就曾经流行过这一手，各种大号的高仿小号层出不穷，这种行为的开山鼻祖，正是你梁任公先生。

不过，由于梁启超他们干得太好，他们的报纸很快就出名了，没有了蹭名气的必要，随即改名为《中外纪闻》。

当时梁启超22岁，担任《中外纪闻》的主笔，在其上鼓吹变法，介绍西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梁启超就是20世纪初大名鼎鼎的新媒体写手。

大家都知道，人红是非多，《中外纪闻》名气越来越大，就吸引到了一些人的注意。

别忘了这时候大清朝可还没亡呢，哪能容忍梁启超天天叫嚣“不变法大清迟早要完”。我不知道我们大清会不会完，但我可以让你小子先玩完。

于是，《中外纪闻》很快就被迫停刊了。

03

可惜，有些人一旦醒来，你再指望他睡下去，那就很难了。

《中外纪闻》停刊后，各类报纸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在干着梁启超原本在干的事情。

谁说星星之火就不能生长成燎原的野火呢？

1896年，梁启超接受黄遵宪、汪康年的邀请，担任《时务报》主笔。汪康年是个生意人，他要梁启超写些低俗的民间八卦，或者无独有偶的社会奇闻。

但梁启超对此嗤之以鼻，坚持要写政论文章。他的政论文，针砭时弊，笔风凌烈，字字直指时代的痛点。

可以说，他就是要做一条狗，一条声震四海，叫到天崩地裂，能叫醒四万万中国人的吞天之犬。

1896，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横空出世，霎时梁启超名动四海，风头一时无二，“上自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他犀利的政论直指当时的腐朽，官僚之腐败，种种诸如外行领导内行、贪恋权位、尸位素餐等行为遭到了他力透纸背的抨击。

随后，《时务报》再次停刊。这说明一个问题，笔杆子没有钱袋子好使，也没有枪杆子好用。

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创立《新民丛报》，一如既往。很快，《新民丛报》再次火热，粉丝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黄遵宪说“半年之内，中国就有四五十家报刊在模仿《新民丛报》。”

1912年，民国成立，梁启超随即动身回国，创办《庸言》，此时在梁启超身上出现了一个新媒体行业的奇观，梁启超开小号，一日之间小号成头条，粉丝粘性堪称奇迹，不管梁启超跑到哪，他们都能追到哪，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人们到底需要什么？人们到底想看什么？是花边新闻？是娱乐八卦？还是别的更有深度的东西？

04

郭沫若说梁启超“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谁能敌得过梁启超这支笔呢？卓如之笔，可敌十方报纸。论战之中，梁启超在哪个阵营，哪个阵营就能占据上风。

他是当之无愧的新媒体界的泰山北斗。中国近现代史上，顺风倒的无良文人如过江之鲫，此类反动文人犹如丧家之犬，今日在此狺狺狂吠，明日便转投他处，其行其性，令人不齿。

在九十年代，论文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发表的，在各行各业中，需要评定中高级各类职称的人必须发表涉及本专业论文3篇，其余在职人员想发表论文，都需要专业造诣很深的各方面独立性专业人才啊。谢谢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