喵小贝贝
当我们谈论起论文发表这个话题时,很难绕开的问题通常是“某某领域/方向有哪些好发的期刊”,或者更加具体一些,“某某期刊是不是好发”。那么,如何去识别“好发的期刊”或者定义“期刊的好发程度”呢?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面对中文CSSCI期刊版面缩减、机构垄断等形势,我们一直倡导面临考核压力的人文社科研究生和“青椒”们树立国际视野,采取混合发表策略,尝试向SSCI期刊投稿并争取发表。根据我们得到的反馈,面对3000余种SSCI期刊,广大用户最为困惑的还是选刊问题,很难有持续的耐心和充足的精力去从头熟悉本学科的期刊。特别是由于SSCI对于期刊的分类标准与国内学者熟悉的分类并不一致,导致如果仅关注“自身所属学科”的期刊,可能会遗漏部分应当关注的期刊。鉴于此,我们拟尝试甄选“好发”的SSCI期刊,供各位用户参考。遴选标准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想谈谈对“好发”的SSCI期刊的理解。首先,这些期刊的年刊文量不能太少,一种每年只发几篇论文的期刊,想必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必要花时间去碰运气了;其次,这些期刊应当是已经有发表过中国学者的论文,在发表SSCI期刊论文已经不再是新闻的今天,如果一种期刊近年来根本没有刊登过中国学者的论文,那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没必要去尝试当“先行者”了。基于这两个标准,考虑到科睿唯安公布了每种SSCI期刊近三年由中国大陆(包含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不含中国台湾地区)机构署名的论文数量,我们认为,可以初步将以下三类期刊视为“好发”的SSCI期刊,加以深入分析和研判。第一类:中国大陆地区作为发文首要来源地的期刊。这些期刊多由大陆地区相关机构主办,或者关注的议题与中国高度相关。第二类:中国大陆地区在发文来源地中排名靠前(通常为前三)且发文数量没有特别少的期刊。第二个限制条件主要是为了排除发文高度集中于首要来源地且中国大陆机构发文数量仅为个位数的期刊。第三类:中国大陆地区虽然在发文来源地中的排名不够靠前,但发文数量较多的期刊。这些期刊的发文量往往较大,每年动辄大几百甚至上千篇。本期推介本期要介绍的15本期刊分别为:1.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经济学四区)2.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管理学二区)3.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商学二区)4.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商学三区,管理学三区)5. Asian Economic Papers(经济学四区)6.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金融学四区,经济学四区)7.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经济学四区)8.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环境研究一区,商学一区,管理学一区)9. China & World Economy(经济学二区)10.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二区,农业经济与政策三区)11. China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一区)12.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管理学四区)13. Computational Economics(经济学三区;管理学四区)14.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金融学一区)15. Emerging Markets Review(经济学一区,金融学一区)01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发表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各领域的理论和应用论文,也鼓励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现任主编为中央财经大学邹恒甫教授。2019年,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的影响因子为0.396,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349,属于四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的年发文量呈逐年递增趋势,2019年共刊发论文34篇。中国大陆地区是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发文的首要来源地,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02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发表有关亚太地区管理和组织研究的稿件,关注的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决定了组织的成功?涵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组织行为,战略管理。会计、经济、金融、市场营销和运营管理等不属于该刊的选稿范围。该刊致力于成为泛亚太地区内或对该地区感兴趣的管理学者交流思想和研究的主要平台,现任主编为香港中文大学Chi-Sum Wong教授。2019年,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的影响因子为3.064,在管理学226种期刊中排名第84,属于二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的年发文量在40篇左右,2019年发表了45篇文章,较往年略有增长。中国大陆地区是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发文的首要来源地,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浙江大学、中欧国际商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澳门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根据相关新闻报道,近年来,信阳师范学院商学院、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师,以及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均曾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发表论文。03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发表对亚太地区市场营销和物流知识有重大贡献的实证研究、概念性论文、深入的文献综述以及对其他方法和理论的检验。该期刊致力于缩小学术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因此也发表业内观点、案例研究和关于新兴趋势的研究随笔。关注的具体议题包括但不限于:营销策略,关系营销,跨文化问题,消费者市场和购买行为,营销渠道管理,物流,亚太市场的品牌问题,市场细分,营销理论,新产品开发,市场调查,集成营销,法律和公共政策,跨国和跨文化研究,数字营销。现任主编为澳大利亚科廷大学Ian Phau教授。2019年,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的影响因子为2.511,在商学152种期刊中排名第76,属于二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的年发文量有较快增长,2019年发表了103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力压澳大利亚,是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刊文的首要来源地,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院、重庆大学等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根据相关新闻报道,近年来,信阳师范学院商学院教师等曾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发表论文。04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是针对亚洲管理和商业的学术期刊,关注的主题涵盖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组织行为、组织理论、战略、技术管理等。区别于一般的商业和管理期刊,该刊聚焦亚洲,这也是其最重要的最具吸引力的特点之一。无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定量、还是定性、或是混合方法,抑或是概念性工作,只要有助于加深对亚洲商业和管理问题的理解的稿件,均有望在该刊发表。现任主编为德国哥廷根大学Fabian Jintae Froese教授。2019年,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的影响因子为2.192,在商学152种期刊中排名第91,属于三区期刊;在管理学226种期刊中排名第129,亦属于三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的年发文量逐年提高,2019年发表了16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是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发文的首要来源地。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通过查阅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网站,该刊新近录用的稿件中,第一作者所属高校包括浙江财经大学、西南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深圳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05Asian Economics PapersAsian Economic Papers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马来西亚双威大学Jeffrey Cheah东南亚研究所、印度尼西亚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所、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联合支持。该刊的文章聚焦对亚洲某特定经济体或泛亚洲地区重要经济问题的严谨分析,并为这些亚洲经济问题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现任主编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Wing Thye Woo教授。2019年,Asian Economic Papers的影响因子为0.596,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324,属于四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sian Economic Papers的年发文量在2017年达到峰值(31篇),其后逐年降低,2019年发表了24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和韩国并列为Asian Economic Papers刊文的首要来源地,但位列前十大来源机构的大陆高校仅有北京大学一所,说明在该刊上发文的中国大陆学者所在高校的分布较为分散。06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发表经济学和会计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关注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审计、财务报告、盈余管理、财务分析师、会计信息的作用、国际贸易与金融、产业组织、战略行为、市场结构、财务契约、公司治理、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现任联合主编有:台湾大学Hong Hwang、香港城市大学Jeong-Bon Kim、台湾大学Shu-Hsing Li、香港城市大学Yue Ma、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Suresh Radhakrishnan。2019年,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的影响因子为0.705,在金融学108种期刊中排名第96,属于四区期刊,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305,亦属于四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的年发文量逐年递增,2019年发表了39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是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刊文的首要来源地,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07Australian Economics Papers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发表来自理论、实证和政策经济学领域国际顶尖经济学家的高质量论文,覆盖的议题非常广泛,除了经济学的主要领域外,还包括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宏观与微观政策分析等。现任总编辑为越南胡志明市经济大学Sarath Delpachitra教授,主编为西澳大学Jakob Madsen教授和世界银行Richard Damania博士。2019年,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的影响因子为0.783,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288,属于四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的年发文量在2018年达到峰值(28篇)后有所降低,2019年发表了18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超过澳大利亚,为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刊文的首要来源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08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力求加深对改善环境绩效的商业反应的理解,寻求检验竞争战略与环境管理之间的联系,关注系统和标准、合作环境管理工具、组织和管理、特定行业及企业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反应等议题,尤其是法规和政策在商业领域中的作用,并鼓励开展跨国分析。该期刊致力于引起广泛的跨学科读者的兴趣,包括学者、从业人员、业务经理和顾问等。现任主编为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萨辛管理学院Richard Welford教授。2019年,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的影响因子为5.483,在环境研究123种期刊中排名第10,在商学152种期刊中排名第19,在管理学226种期刊中排名第21,均属于一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的年发文量在2018年突破100篇,2019年发表了117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为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刊文的首要来源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香港理工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根据公开的新闻报道,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等院校近来均有教师在该刊发表论文。根据期刊公开披露的信息,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从论文提交到作出第一次决定仅需6天时间。09China & World EconomyChina & World Economy是中国国内创办的最早的经济类英文学术刊物,致力于推动国际国内学术界开展与中国经济相关的研究及其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注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国际金融、贸易、投资、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能源等。现任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研究员。2019年,China & World Economy的影响因子为1.865,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119,属于二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China & World Economy的年发文量在30余篇且呈下降趋势,2019年发表了34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是China & World Economy发文的首要来源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浙江大学等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上海财经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在该刊也有不错的发表记录。10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倡导针对中国农业改革和实践的深度分析,关注的议题包括:农业、农村发展、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现任主编是中国农业大学辛贤教授。作为SSCI和SCI双检索期刊,2019年,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的影响因子为1.753,在经济学(SSCI)371种期刊中排名第132,属于二区期刊;在农业经济与政策(SCI)21种期刊中排名第11,属于三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的年发文量呈增加趋势,2019年发表了52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为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刊文的首要来源地,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等机构在该刊也有不错的发表记录。11China Economic ReviewChina Economic Review关注的议题涉及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及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尤其欢迎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和绩效的量化分析,并鼓励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进行比较。现任主编为北京大学张晓波教授。2019年,China Economic Review的影响因子为2.736,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71,属于一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China Economic Review的年发文量呈逐年递增趋势,2019年发表了115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是China Economic Review刊文的首要来源地,期刊发文的前十大来源机构基本上被中国大陆地区高校包揽,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12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提供中国CEO、高管团队、学者等对管理的最新思考,发表对中国管理思想、哲学和过程的深入分析、关于中国的实证论文、以及采访和对话等,致力于展示中国学者的管理研究能力以及全球对中国管理的兴趣。现任主编是莫纳什大学Cherrie Jiuhua Zhu教授。2019年,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的影响因子为1.036,在管理学226种期刊中排名第195,属于四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的年发文量逐年增加,2019年发表了51篇文章。用户点评:这个期刊是四区的SSCI期刊,影响因子接近1,主要刊登有关中国管理学领域相关的论文。我于2019年6月份投稿,2016年11月份收到审稿意见,三个审稿人都认为论文很有意义,但是都认为需要修改,修改意见2页多。因为接近寒假,比较忙,所以一个月的修改时间很紧,我又申请延长了10天左右的修改期,我于2020年1月份返回修改稿。2020年2月份受到二审意见,这次是两个审稿人的意见,其中一个审稿人建议发表,另一个审稿人是上次三个审稿人中的一个,认为我修改的不够,建议继续修改,尤其是政策建议要突出创新点和对实务界的启示。约一个月后修回,之后就是等待。2020年4月中旬我收到主编邮件说论文已经录用。感觉这个期刊审稿速度不算快,但审稿人提的意见很好,很中肯,也确实有助于论文质量的提升。虽然是四区期刊,也没有很简单,之前师兄投过两次中过一次,师姐好像也投过,但没中。所以现在发论文并不容易,能发一个SSCI期刊还不错。匿名用户:师门偶有在该刊发文 作为本人独立写的第一篇英文论文 夜尝试投了该刊 5月18号提交论文 半个月后进入外审 再一个半月后7月20号收到退稿邮件 第一次外审速度还OK 后面就不太清楚了 一共三个外审专家 一个给大修 两个给退稿 确实是文章水平的问题 给的意见也都很中肯 当然也不乏有一些批评的语言 总的来说对未来的研究完善有挺大的益处 之后还会继续尝试该刊中国大陆地区是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发文的首要来源地。期刊发文的前十大来源机构基本上被中国大陆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揽,包括中国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13Computational EconomicsComputational Economics介绍讲计算科学与经济学所有分支相结合的新研究,涵盖滤波、贝叶斯和非参数方法、马尔可夫过程、蒙特卡罗模拟等计量经济学的计算方法,仿真模型方法,机器学习,进化算法,神经网络建模,动态系统计算,优化,最优控制,博弈,均衡建模,硬件和软件开发,建模语言,接口,符号处理,分布式和并行处理等。现任主编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Hans M. Amman教授。2019年,Computational Economics的影响因子为1.317,在经济学371种期刊中排名第200,属于三区期刊;在管理学226种期刊中排名第185,属于四区期刊;作为SSCI/SCIE双检索期刊,Computational Economics在数学跨学科应用106种期刊中排名第65,属于三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Computational Economics的年发文量自2018年以来持续增加,2019年发表了131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是Computational Economics发文的首要来源地。期刊发文的前十大来源机构中,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院所最多,包括中国科学院、南方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厦门大学等。14Finance Research LettersFinance Research Letters欢迎来自泛金融学各个领域的稿件,字数一般不能超过2500个。该刊关注的议题包括:精算研究;另类投资;资产定价;破产清算;银行和其他存托机构;行为和实验金融;金融的文献计量和科学计量研究;资本预算和其他投资;资本市场与会计;资本结构和支付政策;大宗商品;传染,危机和相互依存;公司治理;信贷和固定收益市场与工具;衍生品;新兴市场;能源金融与能源市场;金融计量经济学;金融历史;金融中介和货币市场;金融市场;金融数学与经济物理学;金融监管与法律;预测;前沿市场研究;国际金融;市场效率与实践研究;合并与收购;微型金融机构;微观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个人财务;投资组合选择与投资;房地产金融与投资;风险;中小企业、家庭和创业金融。现任联合总编为主编为马来西亚北部大学Jonathan A. Batten教授、阿联酋沙迦美国大学Narjess Boubakri教授、爱尔兰都柏林大学Samuel Vigne教授。2019年,Finance Research Letters的影响因子为3.527,在金融学109种期刊中排名第9,属于一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Finance Research Letters的年发文量有显著增加,2019年发表了240篇文章。用户点评:最近12个月内,周围四个中国人投此刊全部被拒,均来自985高校。此刊金融经济相关都可以投,发文量这几年很稳定,今年升入1区估计投稿量更多,难度更大。从我们四个人的经验来看,编辑直接拒会在半个月左右决定。第一轮审稿意见回来估计1到3个月,一般只有一到两个审稿人,所以审稿人的意见很重要。letter期刊很少,其中frl和el偏难,ael相对容易。这三个期刊相对长文来说审稿和出刊都比较快。另外这三个期刊都有投稿费,没有版面费。匿名用户:8月份投了这个期刊的special issue,由于时间比较赶,文章写的质量一般,当然快速得被拒了。。150美元的审稿费 被拒的理由说文章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150美元买了比较中肯的审稿意见,哈哈 文章字数要求2000字 个人觉得,letter的文章,不求长,但是idea一定要新!理论基础要扎实。从投稿到给出被拒,两周,速度比较快。中国大陆地区是Finance Research Letters发文的首要来源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等中国大陆地区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15Emerging Markets ReviewEmerging Markets Review旨在成为发表新兴市场金融领域重大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该刊优先考虑的论文包括:全球和区域视野下的比较研究,解决特定国家的关键政策问题并具有重要全球和区域影响的研究,以及应对国家和国际金融架构相互作用的研究;尤其欢迎制度和金融视角下的论文。现任主编为马来西亚北部大学J.A. Batten教授。2019年,Emerging Markets Review的影响因子为3.092,在金融学109种期刊中排名第12,在经济学373种期刊中排名第58,均属于一区期刊。从近年情况看,Emerging Markets Review的年发文量呈逐年增加趋势,2019年发表了60篇文章。中国大陆地区是Emerging Markets Review刊文的首要来源地。西南财经大学是入围该刊发文前十大来源机构的唯一一所中国大陆地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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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学的发展 一、金融问题中的不确定性研究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 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代理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 and 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 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 and 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 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 of 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代理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代理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代理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代理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代理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 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 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 Trade 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Lisa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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