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医学杂发表论文

谷镜汧身体力行，积极倡导尸体解剖。1950年，他在《大众医学》、《中华病理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发起签名运动，促进知名的科学家、社会名流生前立下遗言，志愿死后作尸体解剖。他在上海市政协会上多次发言，申述开展尸检工作的重要意义，得到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取得了临床学家的密切配合，使教研室尸检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从未有过间断。这也为临床、教学、科研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提供了珍贵的病理标本。他在上海医学院建立了国内第一流规模庞大、病种齐全的病理标本陈列室。他在身处逆境、惨遭迫害，身患重病的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自己死后遗体要做解剖的诺言，叮嘱亲属将其遗体送去解剖，查找病变和病因。 谷镜汧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导思想是“立足于国内”、“理论联系实际”、“洋为中用”。他着重研究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常见病多发病，希望解决中国自己的科研难题，从而建立中国自己的医学科学学派和科研梯队。早年他的科研兴趣十分广泛。1930年代留学欧美时，他接触到淀粉样变的实验研究。谷镜汧不是一个一味追随别人，亦步亦趋的人，他的研究着眼于此病为何在西方人中发病多，在中国则甚少。经过研究，他发现淀粉样变的发病与膳食组成成分有一定关系，由于西方人的食物高脂肪、高蛋白质，而中国人则以植物蛋白质或素食为主，这种膳食成分的差异与该病发病有一定关系。1939～1941年在昆明，他对当地高发的地方性甲状腺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亲自去屠宰场收集大量猪和山羊的甲状腺肿标本，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他潜心观察和研究克汀病，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最后完成了国内当时惟一的有关克汀病病理变化的论文。1942～1944年，他在宜宾同济大学执教时，对流行于川南的痹病进行了研究，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亲自动手，饲喂动物，夜以继日地进行实验研究，最后终于揭开了痹病的真正原因——食盐中的硫酸钡中毒。1950年代以后，他多次参加中国新发现疾病的研究，如1962年研究江西湖口病的病因，经多学科综合研究发现该病与当地农药中的有机汞中毒有关。他不远千里，多次了解和亲自观察克山病尸检的标本切片，参加全国克山病病因研究讨论会并发表了自己对该病病因的看法。在谷镜汧的科研实践中，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血吸虫病病理研究，结核病的病理和发病机制研究，以及肝炎、肝硬变、肝癌的研究3个方面。 1950年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是日本血吸虫病高发地区。谷镜汧组织和领导的科研力量，对血吸虫病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早在1950年代初，谷镜汧从血吸虫病病理尸检材料入手，亲自整理和分析了近100例尸检资料，撰写了《血吸虫病的病理变化》、《晚期日本血吸虫病的病变》等文章。这些论文系统而细致地揭示了该病在全身各脏器的病理变化，是迄今世界上对日本血吸虫病病变最全面最详尽的文献。在此基础上，他指导应越英完成关于脑血吸虫病的研究；指导程德成等进行血吸虫病引起的先天性侏儒的研究；以后，又进行了一系列利用实验动物有关发病机制的研究，包括幼虫在动物体内穿行造成的损伤和病变，又在尸体皮肤上观察尾蚴入侵的过程。1963年，他对血吸虫病肝硬变发病机制的研究，达到了他对血吸虫病研究的“高峰”。他一方面进行动物实验，一方面利用尸检标本进行塑料灌注和病变的立体重建，分析和研究晚期血吸虫病在肝内门静脉分支系统中一系列细致的病理变化。结果证明，晚期血吸虫病时，大量虫卵堆积于门静脉分支的入口静脉处，引起肝内门静脉区周围高度纤维化，使门静脉血液在进入肝窦之前即发生阻塞——所谓窦前阻塞。由此而产生的门静脉高压要比一般肝硬变出现得早，食管静脉曲张、脾肿大、腹水等的程度也更严重（因为一般的肝硬变中的门静脉高压系由窦后阻塞或其他原因所致）。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指导临床治疗晚期血吸虫病门静脉高压症起到重要作用。 谷镜汧对结核病病理形态及形态发生学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从1950年代起，临床上开始使用一系列抗痨新药，如键霉素、异烟肼等，胸外科也大力开展肺叶、肺段切除术，他对如何控制结核菌株，以及空洞治疗机理、结核球的处理等问题很感兴趣，组织了教研室一批骨干力量，亲自带头与临床学家吴绍青、崔祥宾，微生物学家郑子颖，组成多学科协作组，针对临床提出的以上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相互配合，解决了防治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他们研究胸外科切除的肺结核标本，发现经过以上药物治疗后，结核性空洞吸收加快，肉芽组织丰富，还可以发生开放性愈合。他们认为，近年来结核球病例的增多，患者年龄的变小，稳定性的增高也可能与抗痨药物的广泛使用有关。谷镜汧认为无论从临床角度还是从病理角度看，结核球尽管是一种局限性病变，但还是手术的适应证。键霉素治疗可能导致结核性脑膜炎后期粘连并发脑积水，谷镜汧对此也提出了有力的证据。对结核杆菌耐药性问题，他们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小鼠经敏感菌株感染后，异菸肼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受耐异菸肼菌株感染后，则无疗效可见。谷镜汧与临床肺科专家的合作也成为科研协作中的良好典范。 1960年代以前，许多肝脏疾病的根本性问题（如肝硬变的病因学，肝硬变的分类，中国究竟是哪一类肝硬变为主，病因为何）尚未澄清，肝炎的病毒学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肝炎如何引起肝硬变，肝硬变与肝癌是什么关系等也不清楚。1950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临床认识的提高，一方面由于中国流行性肝炎，实际发病数也有增加。1960年代初，又出现原因不明的“肝肿大”，肝硬变、原发性肝癌病例逐渐增多，这些情况引起谷镜汧的严重关注。他首先注意到，西方人中的门静脉性肝硬变绝大多数与饮酒有关，即所谓酒精性肝硬变，是以肝脂肪变为基础病变的。而中国的肝硬变情况就不同，他逐一复查了上百例肝硬变尸检标本，排除了酒精性肝硬变的可能。他在《原发性肝癌》一文中指出，中国人的肝硬变中与传染性肝炎最有关系的是坏死后性肝硬变，其次是混合性，再次则是门静脉性。同时又指出传染性肝炎能引起各种类型的肝硬变，并通过肝（或胆管）细胞的增生、间变，最后发生癌变。因此，他认为传染性肝炎与原发性肝癌的病因学关系值得重视。此外，他在该论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血吸虫性肝硬变只引起肝细胞严重的萎缩，一般无肝细胞增生，更没有癌变的可能，从而排除了血吸虫病与肝癌的病因学联系。这篇总结了107例尸检原发性肝癌的科研论文，反映了自1938～1960年上海市全部3498例尸检中肝癌病例的病理学，也反映了中国原发性肝癌病理形态学及病因学的基本情况。因此，当该论文在第八届莫斯科世界肿瘤会议上宣读时，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该文是国内最早全面提出肝炎与肝癌在病因学上联系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