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笼包不怕胖
这场在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文化运动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与现实的批判运动，是对两千年历史文化的反思。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振兴运动。由于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弱点和危机，引进西方新思想，对古代遗产加以整理、提炼，打开新出路，创造新境界。这场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产生的巨大震动作用，突出表现在它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推动了国民党的更新。所以，这两个党的政治领袖一般都相当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但就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已有人对它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后来新儒家一派学者成为这种态度的代表。也有个别原属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后来转而产生忏悔心理，如钱玄同自认当时所发议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的材料。胡适就不赞成这种态度。他坦然地提出，对已经做过的一切，都无须忏悔，为功为罪，造福造孽，惟有挺着肩膀去承担。现在，新文化运动虽然已经过去70年了。但这个运动所发生的影响，却随时间的流逝，反而显得更清晰了。它所提出的问题，它所开启的新方向，至今仍是我们民族精英们继续思考着的问题。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饱尝斗争与挫折的艰辛、兴奋与痛苦，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尽量理智地对这个运动做出进一步的总结。陈独秀原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但他不曾加入同盟会，不曾加入国民党，始终保持独立的地位。因此，他能对辛亥革命及其结果持有严峻的批评态度。他痛感到“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而“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 。他断言，要确立这种共和制度的“国民政治”，“非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 。但是，中国专制之毒染之太深，去之不易，他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他创办《青年》杂志，宣示“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他提出六条标准，做青年们奋斗之鹄的。他要教育和塑造青年一代，使他们脱离中国旧传统的习染，成为具有独立自由的新观念的国民，从而改造国家，抵于真正民主共和之域。这就是陈独秀给自己提出的历史课题。正因此，他不亟亟于直接参与现实政治，不津津于同统治当局较高低。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齐名的另一位领袖人物胡适，对自己面临的历史课题的理解与陈独秀极其近似。甚至可以说，他比陈独秀具有更为冷静、更为清楚的理解，因此也表现得更为专一。还在留学时期，他就立意为祖国“造新因”。所谓“造新因”，就是造就新人。1916年1月，他在给国内的朋友许怡荪的信中，说，“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又说：“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他怀此素志，于1917年夏回国，当时正好赶上张勋复辟的闹剧，更加坚定了他从根本下手，为国造因的想法。他后来回顾说，回国后所看到的一般状况，使他深知“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至于新文化运动中善战的骁将鲁迅，当时虽名声略逊于陈、胡，但其对一般青年的影响，却甚深甚广。他对历史课题的认同是人所熟知的。在《〈呐喊〉自序》中，他说在日本仙台学医时，有一次看日俄战争画片，见中国人被杀头示众的场面，受到极大刺激。想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新文化运动中驰驱前阵的，中国第一位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对历史课题也有明白的认同。他深慨于国家“一切颓丧枯亡之象”，也如陈独秀一样把希望寄托于青年。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他说：“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显然也以塑造一代青年为己任。在同一篇文字中，他又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打破”。在海外执教的林毓生教授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中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他主要指陈独秀、胡适、鲁迅）以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的姿态出现，而本身却受传统思想模式的支配。他指出，传统思想模式是所谓唯智论的一元论，强调思想文化的变革在历史变革中的优先性地位。据他说，这似乎是中国独有的传统，而且有绝大之影响力，以至激烈反传统的陈、胡、鲁迅诸人，终逃不脱它的支配。这里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值得讨论：（一）陈、胡、鲁迅诸人的历史抉择，究竟是由现实历史条件与其个人的背景决定的，还是中国传统思想模式决定的?（二）从思想文化入手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是中国知识领袖们所独有的传统?凡对清末民初的历史做过深入研究的人都明白，那个时期的中国先进分子，最急迫的问题是救国，从列强瓜分的危机中，从卖国残民的政府手中救出中国。为了救国的需要，他们热切地向西方寻求真理，选择各种救国的方案。为了实施这些方案，他们不能不做些宣传工作。因此，民主共和的观念，君主立宪的观念，都有所传播。甚至为了实施这些方案，他们也曾多少从思想，道德、文艺等方面做过一些输入学理、传播新知的工作。诸如严复的翻译、梁启超的办报，都相当努力地宣传过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公德等思想观念。但当时能够接受这些观念的人，为数甚微。惟其极少，所以宣传家们反倒不以这些人为特定对象，而是诉诸所有的“国人”和“国民”。这种没有特定对象的宣传，不免空泛和抽象。况且，当时的宣传家本人对他们所宣传的东西也甚少理解，往往是现发现卖，应付急需，远不能深入人心。所以认真说起来，清末的宣传家们的活动，只是为救国的直接政治行动增加一些号召力，绝未成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的最大动力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所以，清末民初的那一代志士，大体上都是旧世界的破坏者，而不足为新社会的建设者。他们的奋斗，主要都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紧迫的民族危机和夺取政权的紧张斗争，不容许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深入系统地研究新思想、新理论，更无暇对中国旧的文化遗产做总结整理的工夫。他们自身还带有太多旧时代的烙印。因此，他们没有可能对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做深刻的反思，也就没有可能锻造出切合中国需要的新思想、新理论，并将它们播种到中国人民的头脑中去。正因如此，辛亥革命只成就了“政权革命”，于整个社会甚少触动。革命党中较具新思想的人物，如蔡元培、宋教仁等，于民国成立后，立刻关注到社会改良的问题，但他们本身为纷繁的政治斗争所困扰，不可能认真从事这项运动。而眼前的事实是，昔日的革命党人，有些成了残民以逞、互相争夺的军阀；有些成了卖身求荣的政客；更有的转而去拥护新皇帝。稍具清明之志的开明分子，多被排出政治舞台，流亡海外，甚至遭到杀害。人们对政治普遍感到失望，感到民国的社会仍如清末一样的黑暗腐败。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的变化。官方考选人才仍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一套封建的纲常名教仍是束缚人心之具。社会上一面有嫖妓纳妾之风，一面却又提倡贞节牌坊。至于扶乩设坛，各色各样的迷信活动和陈腐不堪，不合人道的婚丧礼俗就更不在话下了。尤使人刺目的是，民国的总统直接出面搞尊孔祭天活动，所做所为竟与旧日皇帝仿佛。过去做过革新领袖的康有为，竟栖栖遑遑地奔走活动，倡议定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西方各国改专制为民治，同时即实行政教分离。中国本无国教之说，一向政、教两途。如今改专制为民国，却要使政教结合，寓政于教，岂不是大倒退?康“圣人”甚至对共和以来，免除跪拜大礼亦极表不满，竟然指责：免除跪拜大礼，不敬天，不敬教主，则中国人“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总之，政治腐败，思想混沌，尊古复辟，恶俗依旧，整个社会状况令人迷惘、窒闷，而当时国际危机又逼人而来。国家前途何在?个人出路何在?一切不满于现状的人都亟亟渴望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民初最有名的记者黄远庸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信里颇道出那时期有良知者的心情。他写道：“今日政象，乃令一切之人发现其劣点，而不能现其优点”。“世事都无可谈”，“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他感到世势在驱使人堕落，因而想出国游历，“期以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就这样，共和国家只成一个空架子，人们作为人的价值或仍沉埋着，或得而复失。因此，中国若不甘于灭亡，就迫切地需要重振民族精神；中国人若不甘堕落，就迫切地需要发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而后者比前者具有更为根本的重要性。 正如胡适所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就是认识到这个根本性的时代课题，从而做出自己的抉择的。他们的选择，一方面是应时势之需，一方面也是尽己所长。陈、胡、鲁迅等人都是富于思想家和学者气质的人。他们都没有政党活动的背景，在政治上原无势力和影响可言。他们想避开政治，从思想文化途径上谋求中国问题的解决，或者说，从思想文化上为解决中国问题创造条件。这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又合理的选择。如果他们认为别人也都应该放弃政治上的努力，那自然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他们自己后来也都不免做一些政治上的奋斗。从这一方面来批评他们是有相当理由的。超出这一点，责备他们根本就不该有从思想文化入手解决中国问题的选择，那就完全离开了历史实际和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但它推翻了清朝皇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传播了民主、自由的观念。和任何重大的历史运动一样，总有大批的人是乘运动之势，寻求个人的出路。而同时另有一些人，则真诚地为这个运动的理想奋斗。正是后一种人，不因辛亥革命失败的事实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仍然肩着民族的命运，寻求新的进路：批判旧传统，传播新观念；教育新一代国民，以冀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这就是他们的结论。但假如没有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后出现的社会现实，就不会有这样一些人这样去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一旦新的思想观念得到传播，相当多的人受到激励而引发社会运动，它就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后果。谁都看得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国民党的改组，都与新文化运动有重大的关系。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孙中山就指出：“自北京大学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又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正是受激于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才指示国民党人办起《星期评论》、《建设》等杂志，以求更新党员思想，以为新的运动做准备。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批英气勃勃的新青年，他们冲决封建罗网，摆脱家庭亲长的束缚，到最新的学堂受教育，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在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热情奔放地投身到各种他们认为可以改造国家的运动中去。他们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国共合作，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了政治上吸收新青年的大本营。因此才有“一大”的召开，才有新三民主义，才有一度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试设想，若是没有新文化运动，中国的青年人仍只知道忠、孝、仁爱等一套旧教条，知识分子于“子曰诗云”之外不知有新知识，新观念，于“之乎者也”之外，不知有人民大众的活语言，那么，他们怎么可能跑到工农民众之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怎么会有国民革命运动?不能不说，历史给予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机会太短暂了。新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在广大普通民众中生根，新教育还没有完全走上轨道，一代新人还没有完全长成，急风暴雨就把仅有的一批新青年席卷以去。而他们本身无论是对新思想的理解，还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还都只是半瓶醋，有的还只是稍涉皮毛。他们还不足以真正构成可以肩起民族命运的力量。中国要真正走上现代发展道路，还要经历许多艰难和曲折。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什么? 70年来，一直有激烈的争论。新文化运动还在凯歌行进的时候，胡适就提出一种解释，他说新文化运动（他当时叫做“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他又引用尼采的话解释，所谓“评判的态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这个解释基本可以概括新文化运动诸领袖及其拥护者们的主张。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不承认这种解释。他们根本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对新文化诸义多所曲解。例如“学衡派”健将吴宓即认为“所谓新文化者似即西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他甚至攻击“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以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大体都沿袭此种偏见，把新文化运动只看作是一次“西化”运动，而且是很肤浅很要不得的西化运动。直到70年代，乃至80年代的今天，海外一些新儒家学者仍作如是观。例如钱穆先生即认定新文化运动是“一意西化”。现在又提出一种新指责，说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新文化运动是“全盘性反传统”的运动。他们甚至把新文化运动与六七十年代的疯狂的“文化革命”相提并论。我认为，无论是“一意西化”，还是“全盘性反传统”，都不足以表示新文化运动的实质，都只是极表浅的一偏之见。诚然，新文化运动就其反对国粹主义思潮说，确有提倡“西化”的倾向，但不能归结为西化运动。同样，就其批判尊儒崇古的思潮而言，确也表现了相当的反传统的精神，但不能把它归结为反传统的运动，尤不能概之为“全盘性反传统”的运动。指责新文化运动为“西化”运动，或所谓“全盘性反传统”运动，皆属反对派一种宣传的手法，并没有严密的学理上的论证。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领袖分子，都既非全盘西化论者，也非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我们即以林毓生教授提出的三个代表人物为例：陈独秀要算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最激烈的一个了。林氏批评他全盘性反传统的主要论据是说他全面地反孔教。把反孔教即视为全盘性反传统，已属不合逻辑。此点姑且不说，让我们弄清楚陈独秀到底是如何反孔教的。林氏曾多次征引陈独秀《答俞颂华（宗教与孔子）》一文，但却偏偏不肯正视这篇重要文章最后部分一段极重要的议论。陈氏说：“中外学说众矣，何者无益于吾群?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 这段文字有两点必须注意：一、陈独秀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性反孔教，承认孔教亦有“可取之点”。二、陈独秀之所以激烈地批评孔教，是因为有人力图继续封建王朝时期的圣贤事业，以孔教统一中国人心。陈氏认为，孔教在封建王朝时代，可为统一人心之具，入20世纪，时势大变，孔教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因而也不足以继续统一人心。陈独秀这个反孔的理由也是其他先进分子共同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既有历史的根据，又有现实的需要，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有些学者研究问题，往往缺乏历史的观念。他们把历史上的争论问题，当成是抽象的东西，不肯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分析。谈到陈独秀反孔教问题，就必须记起康有为反对共和，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袁世凯尊孔祭天为复辟帝制开道等等这些历史事实。这是促使陈独秀反孔教的现实理由。当时为孔教辩护的人，则力言两千年来孔教为统一中国人心之具，如去孔教，中国人心即不可收拾。陈独秀反驳他们，指出，封建帝王为统治人民的需要，罢除百家，独尊孔教，以此束缚人心。其结果阻塞了百家竞进之路，阻碍了中国人思想的开拓与进取。因此，孔教对中国的愚昧落后实负有责任。这是陈独秀反孔的历史根据。忘记了或忽视了这些基本的根据，忘记了或忽视了站在陈独秀对立面的那些人的主张，忘记了陈独秀的言论都是有所激而发，有所指而言的，把他的片断言论只当作孤立的抽象的东西，只作为纸上完成推论的材料，是不能得出近乎真确的结论的。再如鲁迅，他用文艺作批评旧传统的武器，往往充溢着愤激之情。如不假分析，鲁迅确有“全盘性反传统”之嫌。但我们细看他那些文章，每一篇都是有所指而言，有所激而发。他针对那些利用传统害人，自己玩赏着传统堕落下去的人，满腔义愤。但每一篇也都流露出对被损害的“下等人”的同情。他为我们塑造了润土、祥林嫂等那样一些纯朴、善良的普通中国人的形象。他对中国民族充分自信。因为“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做“中国的脊梁”。可见，鲁迅在批判那足可害人，并使害人者堕落的旧传统的同时，他渴望发扬光大那被埋没在普通人心灵中的真正优美的中国传统。诚如他自己所说：“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他治中国小说史，关心民俗艺术，都包蕴着如此深心。岂能简单的以反传统来概括鲁迅。胡适的例子会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所谓“全盘性反传统”的指责根本不合事实。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大致划分为思想、学术与文艺三条阵线，那么，陈独秀、胡适、鲁迅实可看作分任这三条阵线的前敌总司令。而学术这条阵线实在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在核心。正因此，反对、否定和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人，越到后来越把进攻的子弹更多地射向胡适。说他是“全盘西化”的罪魁，说他是提倡“全盘性反传统”和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祸首。所以，要澄清新文化运动的本来面目，弄清其实质，有必要多花一些笔墨来讨论胡适的思想主张和他的活动。首先可以肯定一点，胡适一生从未讲过一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话。他留学美国初期，还多次作讲演、发表论文，宣扬中国文化传统。以后思想虽有变化发展，但终未曾有完全吐弃中国传统之想。对中国旧礼俗，也只有改良之意，决无废绝之心。而对中国古代学术则更是饶有兴味。人们读他的《先秦名学史》或《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可能找到什么“全盘性反传统”的痕迹。恰恰相反，在胡适看来，中国人在文化上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冷静的学者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张。这个主张，胡适一生都不曾放弃。人们不应摘取他同国粹主义者、尊古主义者、民族自大主义者辩论时讲的某些稍带激愤的片言只语（实际上，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比较冷静、最少激情的人），就武断声称，他是“全盘性反传统”。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也同样是主张中西两大哲学系统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从中“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胡适一生极力提倡的治学方法，就是将西方校勘学与中国考证学相结合的产物。 足见， 中西结合，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才是胡适抱定的目标。他在《新思潮的意义》那篇说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的著名论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纲领，同样体现了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基本精神。他始终坚持这一基本精神。他有时对旧传统做严厉的批判，那只是为了反对一些人食古不化，把中国传统中某些并非顶高明、顶美善的东西拼命吹嘘，加以膨胀，从而闭塞聪明，自我牢笼。他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把一向被排斥的诸子哲学加以新解释，使之发出光彩。即对孔子及儒家哲学也给予了相当肯定的评价。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搞小说考证，使一向被正统主义者视为邪僻的古代文学作品都得到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给予一些改革家以很高的地位。他这样做，无非是向人们指出，在中国传统中，除了一再被人歌颂的那些徒具虚文，已无实用，或只是迷信的对象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大量久被埋没，因而不被人注意，但至今还保留其光泽的东西。他无非是要打破人们对某些旧传统的迷信，更全面更真切地认识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胡适一生在文化事业上，除了其他重要贡献之外，他还主持了两项重要的工作：一是整理国故，一是编译西书。前者旨在系统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后者旨在系统介绍西方文化典籍。两项工作的根本目的在求中西文化的互相结合。只可惜，时代条件太严酷了，他没有充分的机会把两项工作富有成效地坚持下去。胡适被蒙上“全盘西化”的罪名，至今仍有些人习焉不察，继续如此批判。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绝未说过“全盘西化”一语，更未尝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只是在1929年写的一篇英文论文（《今日的文化冲突》）里，使用过“全盘西化”的字样，但其真实意义，远不象人们所批判的那样 。因此，说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或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都是缺乏根据的。总之，新文化运动几位最重要的领袖，都不是简单的西化论者或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而是追求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先驱分子。这对于我们认识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察一下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将使我们对这个运动的实质获得更明确的认识。文学革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争论最激烈、影响最深广，而成绩亦最卓著者。但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谁也不能说这是“全盘西化”，谁也没有根据说这是全盘性反传统。白话文学是固已有之的，并非胡适所创造，只是它一向被排斥于文坛之外，为正统文学大家所鄙弃。文学革命运动使固已有之的白话文学取代古文文学的正宗地位，使千百个文学家运用新的语言创造新的文学，反应新的时代。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诚然受到西方近世文化运动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启示，但能说他把西方的语言文学搬到中国来了吗?能说他废弃了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了吗?鲁迅用白话创作的新小说，诚然也是受了外国文学大家的影响，但能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等，是西方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吗?能说鲁迅的创作与中国古典文学毫无关系吗?只要不怀偏见，谁都看得出，白话的新文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借鉴了西方文学的长处，在反映中国现代生活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功。白话新诗，一直受人垢病，至今仍有人怀疑它的生命力。过去曾有人误解“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胡适曾坚决驳斥这种说法，他强调新诗“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如果研究一下中国新诗发展史，我们就会明白，最早的一批新诗人是如何逐渐从中国古代诗人的格调中挣脱出来的。就是说，白话新诗不但受到西洋诗的影响，同时也有自己民族的根源，它有一个从古代诗歌脱胎的过程。胡适的《尝试集》最可表现这一点。因此，中国白话新诗实在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新文化运动中另一个斗争的焦点是有关伦理观念的问题。陈、胡、鲁迅等人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引起守旧人士的激烈反对。斗争的中心是个人价值问题。旧派人士认为，固有的纲常伦理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忠、孝为人伦大本，事上必以忠，事父母必以孝，妻事夫必以从。这些都是无条件的。尽管历代学者偶有委婉的解释，但大纲已定，优势已在“上”、“父”、“夫”一方，为臣，为子，为妻者断无自由可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为这是窒息人性，压抑创造力，阻遏民族生机的大问题，乃奋起疾呼：要独立的人格，要自由的意志，要个人的发展。概括言之，提倡个人主义。由于中国人受旧礼教束缚数千年，绝少有人真能懂得个人主义之为何物，一讲个人主义，必以为是自私自利，逞情肆欲。其实，喜欢高谈礼教的人，往往本身是自私自利、逞情肆欲之徒。因为惟有把别人的利益、情欲之路堵塞，他们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旧礼教大多只是虚文，越到后来，越具有欺性。真正的个人主义，从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中挣脱出来的个人主义，从旧礼教的批判中得到伸展的个人主义，究其实，不过是认取个人价值，力求实现个人的价值这样一种观念。诚然，我并不认为这种观念具有人类发展终极的性质。但我们可以说，与封建纲常名教和各种宗教箴规相比，个人主义毕竟是更为健全的观念，是更加合乎人道，更有益于发展人类的各种美、善本质，发挥其创造智慧的观念。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原则起了非常健全的作用。如今又有些人在做统一思想的迷梦，幻想复兴儒家一尊的地位。他们的尊古崇儒的热情如果发自衷心，我们可以给予相当的尊重，正如我们尊重任何宗教徒的虔诚信仰一样。但如果他们要求别人也须象他们那样尊古崇儒，否则即斥为“全盘西化”或什么“全盘性反传统”，那就犹当别论了。我个人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除了其他条件之外，将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再现百家争鸣、诸流并进的局面。
基斯颠奴86
孔子谈谦虚，在《论语》中是屡见不鲜的。他的弟子子路性格直率，过于鲁莽，很多时候也表现得不够谦虚，孔子常常批评或教训他。有一次，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闲坐，孔子说：“你们平时总是说：‘没有人知道我呀！’假如有人知道了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子路急忙回答说：“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夹在大国之间，加上外国军队的侵犯，甚至还赶上荒年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只需用三年的功夫，我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作人的道理。”孔子听了以“哂之”（微微一笑）表示对他的批评。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讲礼让，可是，子路说话却一点不谦让，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还有一次，孔子带着几个学生到庙里去祭祀，刚进庙门就看见座位上放着一个引人注目的（qì）器，据说这是一种盛酒的祭器。学生们看了觉得新奇，纷纷提出疑问。孔子没有回答，却问寺庙里的人：“请问您，这是什么器具啊？”守庙的人一见这人谦虚有礼，也恭敬地说：“夫子，这是放在座位右边的器具呀！”于是孔子仔细端详着那器，口中不断重复念着：“座右”、“座右”，然后对学生们说：“放在座位右边的器具，当它空着的时候是倾斜的，装一半水时，就变正了，而装满水呢？它就会倾覆。”听了老师的话，学生们都以惊异的目光看着他，然后又看着那新奇的器。孔子看出大家的心思，和蔼地问大家：“你们有点不相信吗？咱们还是提点水放到器里试试吧！”说着学生们就打来了水。往器里倒了一半水时，那器具果然就正了。孔子立刻对他们说：“看见了吧，这不是正了吗？”大家点点头。他又让学生继续往器具里倒水，器具中刚装满了水就倾倒了。孔子赶忙告诉他们：“倾倒是因为水满所致啊！” 那位直率的子路率先发问：“难道没法子让它不倾倒吗？”孔子深深地望了大家一眼，语重心长地说：“世上绝顶聪明的人，应当用持重（举动谨慎稳重）保持自己的聪明；功誉天下的人，应当用谦虚保持他的功劳；勇敢无双的人，应当用谨慎保持他的本领……这就是说要用退让的办法来减少自满。”学生们听了这含义深刻的话语都被深深地打动了。 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不但才华横溢著作等身，而且广招门生奖掖后进，运用著名的启发谈话启迪青年智慧。每当人们赞叹他的学识渊博，智慧超群的时候，他总谦逊地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自己的无知。” 被人们称颂为“力学之父”的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在热学上，他确定了冷却定律。在数学上，他提出了“流数法”，建立了二项定理和莱布尼兹几乎同时创立了微积分学，开辟了数学上的一个新纪元。他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伟大科学家，然而他非常谦逊。对于自己的成功，他谦虚地说：“如果我见的比笛卡尔要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的缘故。”他还对人说：“我只像一个海滨玩耍的小孩子，有时很高兴地拾着一颗光滑美丽的石子儿，真理的大海还是没有发现。” 扬名于世的音乐大师贝多芬，谦虚地说自己“只学会了几个音符”。 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说自己“真像小孩一样的幼稚”。 法国化学家安德烈取得了化学成就时，他对慕基人之一。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欧文斯学院专门为他设立了有机化学的新教授职位，格拉斯大学选他为名誉博士，这许多荣誉丝毫没有改变他的谦虚为人。肖莱马逝世后，恩格斯在悼文中称他：“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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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好我有长的，短的（两篇）希望你采纳复制必究长的：《假如给我3天光明》读后感：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以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她是一个度过了88个春秋，却熬过了87年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独岁月的弱女子----海伦·凯勒。她把生活中经历的点点滴滴都用笔记录下来，写成了她的自传《假如给我3天光明》影响了世上的千万人。一个在聋哑世界里的人，一生困难重重但她一直很乐观，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用爱心去拥抱世界，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最后又把慈爱的双手伸向全世界，办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海伦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后，视力听力尽失，她不能喊一声妈妈，也不能述说心中的感受，她的心灰意冷到极点，但她毫不气馁，丝毫没有放弃生活。我想如果换了别人，也许早就自暴自弃，也许会依赖父母过一辈子，可她却不一样，一个人坚强地走了下去，书的字里行间中，无不洋溢着她对生活的热爱，8岁时在老师的帮助下凭着坚强不息的精神学会了无人想象的说话，并通过艰苦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哈佛大学。海伦说：“身体不自由但是她的心是自由的。”她能把别人看到的当作自己的光明，把别人听到的音乐当作是自己的音乐，把别人的嘴角的微笑当作是自己的快乐。海伦没有哀叹命运对于自己的不公，不接受和渴求他人的怜悯，而是勇敢的接受命运的挑战，自强不息的毅力面对困境，凭着坚强的毅力到达理想的彼岸。我常想起海伦说过的话“只要朝着阳光，便不会看到阴影”我做为一个正常人是太幸运了，我拥有优越的生活学习条件，健全的体魄……，我可以很轻松的做到很多事情，获得许多知识，享受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总认为是理所应该的，当遇到困难时就退缩，往往喜欢找客观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海伦说：“我努力求取知识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人类贡献一点力量。” 知识的力量多么巨大，它能使一个残疾人，变成一个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的人。但是做为学生的我却往往为让我多看些书多做些题目的妈妈闹不愉快，想想真惭愧！今后我一定合理安排好学习，努力学好本领，长大报效我们的祖国。《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书内容令我受益匪浅，告诉了我一个道理，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有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有了这种品质，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就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在今后的人生道路和求学的道路上，我将勇敢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一切困难和挫折，学习她永不放弃的人生信念。短的：（1）读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的朋友一定会被作者的坚强、奋斗、乐观与勇气深深感动。如果你还不了解作者海伦凯勒，那么就让我来向你作介绍吧。海伦凯勒原来是位健康活泼的小女孩，在19个月大时，因一场急病导致失明、失聪和失语，从此小小的海伦凯勒变得暴躁、任性和孤独。直到七岁，，她在充满爱心与耐心、曾经接近失明、当时只有20岁的莎莉文老师费尽心思的引导下，走出了黑暗与孤寂，感受到了语言的神秘，领悟出了知识的神奇。从此，海伦凯勒求知若渴，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在莎莉文老师的教育和帮助下，以优等的成绩完成了哈佛大学四年的学习，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的盲聋人。（2《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书内容令我受益匪浅，告诉了我一个道理，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有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有了这种品质，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就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在今后的人生道路和求学的道路上，我将勇敢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一切困难和挫折，学习她永不放弃的人生信念。希望采纳，谢谢
南京1942
在我读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书后，我深深地被了海伦·凯勒坚强不屈的精神感动了。马克·吐温曾经说过：“19世纪有两个奇人，一个是拿破仑说过海伦·凯勒。” 出身19个月就成了聋子和瞎子，连说话都困难的海伦·凯勒，当她完全失去了活着的信心。就在这时，她认识了莎莉文老师，莎莉文老师来到她的生活中，使海伦·凯勒似乎感受到了生命是什么，发现生命，观察生活。于是她克服种种困难，从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为世界慈善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用心写字，让世界震惊。 失明的海伦，能发现这么多东西，而健康的我，却常常忽略生活的美。 假如我只有三天光明的时间，我会用我的眼睛做什么呢？我没有失明过，不懂得黑暗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于是，我闭上眼睛，在屋子里走。 当我闭上眼睛的第一秒，我的心不知为何突然凉了下来。我感觉世界由明朗一下子变得漆黑，心里就没了数，显得很不安稳。当我准备向前迈一步时，我却发现平常满不在乎的走路现在也变得如此困难，我发觉我不敢迈，我害怕，害怕自己会摔倒，害怕什么东西会碰到自己，伤害到自己。这还算好的，我还可以用耳朵听，但凯勒呢？她既看不见，也听不见。那她面临多大困难，面临多大危险，我们怎能知道，怎能了解，又怎能体会！ 我们生在福中不知福，既能看到充满阳光的世界，又能听到各种美妙的声音。我们还有什么遗憾呢？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想：虽然凯勒看不见，听不到，但在她心里也有她自己想象出的世界，那是凯勒的世界，它只属于凯勒自己。我相信她的世界也会充满阳光、充满笑声。海伦的一生，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却给人类带来了光明的一生。她用行动证明了人类战胜命运的勇气，给世人留下了一段永不遗忘的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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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巨匠 • 华罗庚——自学成才识今古，论著充栋誉中外
华罗庚，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华罗庚少年时期命运多坎。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中贫困，他只好缀学回家。但不甘平凡的华罗庚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人生，他开始了顽强艰苦的自学之路。18岁那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数学论文。1920年8月，他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用6年半时间读完高中至大学的全部课程，同时学习英、法、德语言，并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5篇。虽然只有初中毕业文凭，但华罗庚一生研究成果卓著，写有10多部著作，200多篇论文，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2.科学巨匠 • 钱学森——五年归国漫求索，火箭航天导弹成
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在美学习工作20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决定回国效力，但遭到美国国防部和海军阻挠。美国海军次长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为此，他受到美国政府迫害，经历了长达5年的监禁生活；5年后，才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回国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发展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并参与制定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为中国火箭、航天和导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科学巨匠 • 杨槱——造船初心强国梦，海洋情怀永传承
杨槱，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家，中国船舶计算机辅助设计创始人、船舶技术经济论证开拓者、船舶帆船史奠基人。
少年看船、青年学船、中年造船、教船、老年写船，杨槱先生一辈子从未离开过船。以至于有人说，这位中国船舶界的“活化石”不只是在造船，更是在造梦——让中国成为第一造船强国。为传承情怀，杨槱先后捐赠了毕生积蓄的100多万元人民币，设立“杨槱院士奖学金”，激励晚辈学习奋发，并培养了一大批造船界的骨干精英。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徐芑南（“蛟龙”号总设计师）、朱英富（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总设计师）、曾恒一（中国第一艘海洋石油钻探船设计师）等都是他的学生。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船舶海洋事业发展的同行者与见证人。
4.科学巨匠 • 霍金——瘫坐轮椅研黑洞，身残志坚探宇宙
斯蒂芬·威廉·霍金，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
命运对于霍金来说残酷到了极点。21岁，霍金因身患绝症（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而完全瘫痪，从此被禁锢在轮椅上。43岁，他又因肺炎手术被剥夺了说话的能力。数十年残酷的病痛折磨，霍金从未轻言放弃。在全身瘫痪不能言语的情况下，他写下了著名的《时间简史》，并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是当之无愧的“宇宙之王”。
5. 科学巨匠 • 柯俊——冶金“宗师”，科技报国
国际著名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 他是钢铁科学与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开拓者，我国金属物理专业的奠基人，可谓是冶金界的“一代宗师”。甚至立下遗愿，将遗体捐献给母校武汉大学，用于医学研究，为科教事业作最后贡献。
36岁的时候，他就因为首次发现了钢铁中贝茵体的切变机制，被国外同行称为“贝茵体先生”。美国、德国和印度等国的科研机构先后向他发出邀请，他都婉言谢绝。他说：“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那里一吨钢的作用，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
6. 科学巨匠 • 南仁东——拼二十余载，铸大国重器
南仁东，国际天文界的一流科学家，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天眼”，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的国家。
早在1984年，他就成为全世界最顶尖的天文科学家之一。他放弃一切选择回国。他说：“在我眼中，知识没有国界，但国家，要有知识。”
在当时的中国探测宇宙没那么容易，他胼手砥足二十余载，带领团队翻山越岭，克服艰难险阻，甚至化身推销员去跟合作单位拉赞助。在FAST项目动工之后，南老亲自参与到项目的每一个环节，因为来之不易，他尽善尽美。“中国天眼”FAST 望远镜，这个让世界瞩目的国之重器就是这样，一砖一瓦的修建完工。
7. 科学巨匠 • 朱显谟——黄河流碧水，先生终梦圆
朱显谟从中央大学农业土壤肥料专业毕业后，就投入到改良土壤的使命中。他认为治黄问题实质上是黄土高原的土地合理利用问题。为此，他积40余年科研成果和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治理方略并被采纳。
他在88岁时表示：倘若一切顺利，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也许还能看到'黄河流碧水’呢！然而走过了一个世纪的的朱显谟，因病于2017年10月逝世，享年102岁。
为了心中“黄河清”的梦想，朱显谟先生默默奉献，为黄土高原治理与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爱党爱国，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和大西北的青山绿水不懈奋斗了一生。
8. 科学巨匠 • 高伯龙——科学梦不泯，化作至强光
高伯龙是国防科技大学原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世纪，他率领国防科大激光陀螺研究团队从零起步。没有实验室，没有试验设备，没有经费，他带领大家克服困难。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艰苦鏖战，1994年11月8日，中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在“陀螺人”们手中诞生，填补了我国激光领域的空白。
进入耄耋之年的高院士已是步履蹒跚，哮喘病、高血压已拖垮了他的身体。然而，他依然像红烛一样拖着带病的躯体坚持工作，用自己率直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化作一束至纯至强之光，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
9. 科学巨匠 • 李四光——无愧党和人民，堪称后世师表
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 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10. 科学巨匠 • 邓稼先——默默无闻数十载，中国核武动乾坤
邓稼先 （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开创祖国的未来，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红旗，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国难当前，方显英雄本色！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他面对重重困难，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站在选择面前，他毫不犹豫，愿以身许国，因为他心中怀有梅风傲骨，是龙的传人，这是不可动摇的内心、血液。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却又在众人面前不动声色，默默无闻。
11.科学巨匠•钟扬——跋涉藏区十六年，双肩承载满誓言
钟扬，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1/5。
超越海拔6000米，抵达植物生长的最高极限，跋涉16年，把论文写满高原，倒下的时候，双肩包里藏着你的初心，誓言和未了的心愿，你热爱的藏波罗花，不求雕梁画栋，只绽放在高山砾石之间。2017年9月25日不幸遭遇车祸逝世。2018年3月29日中央宣传部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9月25日，钟扬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
12.科学巨匠•茅以升——跨长江，天堑变通途；扬国威，中华显力量
茅以升，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上世纪30年代，他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我国桥梁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晚年，他编写了《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在工程教育中，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教育改革，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长期担任学会领导工作，是我国工程学术团体的创建人之一。1989年11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13. 科学巨匠•王选——实干兴邦，科技助国
王选，(1937年2月5日-2006年2月13日)，江苏无锡人，出生于上海，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当代中国印刷业革命的先行者，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被誉为"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
王选院士最突出的是他的创新精神，在世界上他首先用激光照排技术实现了印刷革命，使中国在这一领域领先于国际水平。王选院士既是优秀的科学家，又是杰出的企业家;他既有精湛深厚的学术造诣，又有坚毅不拔的实干精神。他通过创办方正，实现了中文激光照排技术的产业化，为自主创新发展中国的科技和产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4.科学巨匠•黄旭华——本是中流砥柱，甘愿默默付出
黄旭华，男，87岁，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被选中参研核潜艇，他把家安到实验基地。没有参照无计算机，他带领团队从研究模型起步，靠算盘演算出成千上万数据，还为获一手资料亲自深潜。因工作保密，30多年只见了母亲一面!
在他带领下，我国研制出自己的核潜艇。正如感动中国颁奖词所说：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15.科学巨匠•钱伟长——只要祖国需要，甘愿弃文从理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他为中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钱伟长一生传奇，年轻求学时弃文从理，只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晚年，他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16.科学巨匠•李政道——身在海外，心系国家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出生于中国上海。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
李政道和杨振宁是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真是用心良苦，竭尽全力。
17.科学巨匠•叶培建——为国担责，义不容辞
叶培建,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月生，江苏泰兴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在各号嫦娥方案的选择和确定、关键技术攻关、大型试验策划与验证、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8.科学巨匠•吴文俊——创“中国方法”，寻数学之“道”
吴文俊,男,汉族，中共党员，1919年5月生,2017年5月去世，上海市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作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影响深远。
他用算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了分析,同时提出用计算机自动证明几何定理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吴方法”。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科学巨匠•孙家栋——航天报国，初心不改
孙家栋,男，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4月生，辽宁复县人,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科技委主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七、八、九、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为我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
20.科学巨匠•顾方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顾方舟，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6月生，2019年1月去世，浙江宁波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研究员。他是我国脊髓灰质炎赛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
他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人无脊髓灰质炎时代。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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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璞 (276～324)字景纯，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博物学家。河东喜（山西省闻喜县）人。生于西晋咸宁二年，卒于东太守二年。东晋初为著作佐郎，后王敦任为记室参军。敦欲谋反，命其卜筮，璞谓其必败，因而为敦所杀。郭璞曾注释《尔雅》、《山海经》、《方言》、《穆天子传》等。其中《尔雅注》含有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尔雅》是中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一部著作。全书19篇,最后7篇《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著录了590多种动、植物，并根据形态特征予以分类。此书文字古朴，不易被人看懂。在郭璞前，虽有10多家为之作注，但“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郭璞研究和注解《尔雅》历时18年，在生物学上作出一定贡献。首先，他以当时(晋代)通行的或某地方言的动、植物名称，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其次，他丰富并发展了《尔雅》对各种动、植物的具体描述他还开创了动、植物分类的图示法。据《尔雅》注郭璞序所载，郭璞还为它注音、作图。据《隋书·经籍志》载:“《尔雅图》10卷,郭璞撰。”可见在梁代，人们还看到郭璞所作的《尔雅图》。现在所见的《尔雅音图》乃是清代嘉庆六年（1801）影宋绘图重摹的刊本。在《尔雅音图》中，凡是郭璞有注解的动、植物才有图；否则无图。这样的《尔雅》注已具有动、植物志的雏形。由于郭璞的研究和注解，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宋代的《证类本草》一书，就大量吸收了郭璞注解《尔雅》的成果。而《证类本草》又是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蓝本。唐代以后，所有大型本草著作，都沿用了郭璞的方法配有动、植物插图。贾思勰中国古代著名农学家。北魏时(386～534)山东益都今山东寿光县）人。曾任北魏青州高阳郡（今山东淄市临淄北）太守。他“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写成《齐民要术》一书而留名于后世。其他生平事迹不详。《齐民要术》写作年代，约在公元6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全书92篇，11万余字，反映了中国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当高水平的农业生产技术。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包括了公元6世纪以前中国人民所掌握的不少有关生物学的知识。书中多次提到动、植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的概念。以“性”或“天性”来表示动、植物的某些性状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遗传性。认识到桃、李结实迟早、树龄短长，都是它们内在本性各异所致；梁粟等作物子实的是否容易脱落，也由于世代相传的本性不同。马和驴杂交，能否产生后代和后代的强弱也受遗传性支配。他亲自观察到大蒜、芫菁、豌豆、谷子等易地种植的变异现象，并认为这是由于土壤、地理条件不同而引起的。关于动、植物的形态性状，书中有不少精确的记述。其中对大麻的性别和繁殖，记述得尤为精确（如说:雄株散出花粉后可将它拔去；如果在散放花粉前就拔去雄株，雌株就不会结实）。根据形态性状 把86个粟的品种加以分类；又从粟的成熟期、秆长、结实率、抗逆性、米质、出米率等来鉴别品种，划分类型，很有实用意义。书中还记述了植物的生长发育特征与农 时的关系，以及动物的生长发育状态与年龄的关系。如把农作物的生育过程分为“生”-“秀”-“成”（熟）3个时期；而从牙齿的生长状态鉴别马的年龄更是一种既科学而又是切实可行的方法。用煮沸法测定韭菜种子的发芽力是符合科学道理的。瓜豆混播助长出苗也符合生理互利的原理。根据不同植物种在一起会互相争光的规律，总结出培育行道树树苗的方法：将出芽后的槐树种子和大麻种子混合撒播，当年槐树苗和大麻长得一样高。 到大麻成熟时，将大麻割去，留下槐树苗。这时的槐树 苗又细又长，须缚以木条。第二年在槐苗丛间再撒播大麻种子，迫使槐树向上生长。经过两年这样处理后，到第三年正月就可将树苗移栽，这样培育出来的树苗“亭亭条直，千百若一”。在卷 7、8、9中，还记述了作曲法、造酒法、作酱法和作乳酪法的共通特点，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对微生物的发酵作用已有相当的认识。沈括 (1031～1095)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家。字存中。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至和元年(1054)，沈括以父荫入仕，任海州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修筑渠堰，开发农田，颇有政绩。嘉□六年(1061)，兄沈扶受命往江南芜湖视察废 秦家圩，沈括力赞沈扶，修复旧圩，易名万春圩，辟田千余顷。嘉□八年，登进士第，次年，任扬州司理参军。治 平三年(1066)，入京编校昭文馆书籍。熙宁年间(1068～1077)，宋神宗赵顼用王安石为相， 锐意改革，沈括也参与了当时的许多活动。熙宁四年十一月，迁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次年，兼提举司天监。他首革弊政，罢斥不学无术之徒，起用布衣盲人卫朴修订新历。后制成新浑仪、浮漏，修成《熙宁奉元历》，受到迁官嘉奖。是年九月，又奉命督浚汴河水道，用先进方法测量了汴道地形。六年三月，迁集贤校理。五月，参与详定三司令□。六月，出使两浙路，相度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并兼察访。募饥民兴修水利， 上言罢免两浙岁额外预买□绢十二万匹。七年三月，迁太常丞、同修起居注。七月，迁右正言；擢知制诰，兼通进银台词。九月，兼判军器监。八年夏，辽人意欲侵 占宋朝河东路沿边土地，引起边界纠纷。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奉使交涉。他事先在枢密院详阅档案，弄清了宋辽双方以前议定疆界在古长城的事实。到辽廷后， 据理力争，先后六次辩论，辽人不能屈，获成而还。他在出使途中绘记了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成《使虏图抄》，上于朝廷。不久受命权发遣三司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九年十二月，迁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十年七月，受劾贬官，以集贤院学士出知宣州(今安徽宣城)。元丰三年(1080)六月，再次受宋廷重用，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兼□延路经略安抚使，成为边防帅臣，积极练兵备战。四年，西夏太后梁氏专政，宋朝乘机发兵大举进攻，败于西平府（今宁夏灵武西南）城下。西平府之 役后，□延路军兵在沈括指挥下先后攻占了细浮图等诸寨。为了进一步遏制西夏，沈括等人提出了在横山一带修筑城堡的战略方针，被宋神宗采纳。五年八月，给事中徐禧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遭西夏围攻，全军覆没。沈括因此责授均州团练副使，随州(今湖北随县)安置，自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大赦，沈括改授秀州（今浙江嘉兴）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二年(1087)，他完成了在熙宁九年即已奉命编绘的“天下郡县图”。全图包括大小总图各一幅，分路图十八幅，定名为《守令图》， 于次年投进。后来，宋廷给了他一个左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的虚衔，准其任便居住。沈括便移居到润州（今江苏镇江），将他以前购置的园地，加以经营， 名为“梦溪园”，在此隐居八年后去世。其间，写成了他的科学名著《梦溪笔谈》，以及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已佚）、医学著作《良方》等。沈括所著诗文，在南宋时经编成《长兴集》四十一卷，今残存十九卷。沈括的主要著作有《梦溪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长兴集》19卷，《苏沈良方》15卷等。其中以广泛记载各地动植物的《梦溪笔谈》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科学著作，它还记载了其他方面的生物学知识。沈括资质聪颖，勤于思考，见多识广，能够向各行各业能者学习，在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医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和贡献，在化学、工程技术等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例如他在数学方面首创的隙积术和会圆术，提出了高阶级差求数和公式及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他提倡科学的十二气历，意识到石油的价值，表明了他卓越的科学见识。他的调查、观测、科学实验等方法，在当时也十分先进。北宋时期许多科学发明，例如活字印刷、指南针应用等技术，都借助沈括的记载而得以流传。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而沈括则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此外，沈括在文学、音乐、艺术、史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他通过对动植物的观察和研究，在其名著《梦溪笔谈》中广泛记载和描述了各地所产的动植物，如南海的砗磲、潮州的鳄、西北的枸杞、北方沙漠的跳鼠等。他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留下了不少科学的记录。关于动物方面，如描述海蛤，“海蛤即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棋子，细者如油麻粒，黄白，或赤相杂，盖非一类，乃诸蛤之房”，“蛤之属，其类至多……不适指一物，故通谓之海蛤耳。”海蛤是海产双壳类的总称。可知当时人们已了解到海蛤的种类很多，并能根据大小、颜色形态特点来辨认它们不是一类。而是各种蛤类的总称。沈括还描述了鳄的形态和习性。“大体其形如鼍，但喙长等其身，牙如锯齿”，“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并介绍了当地人利用鳄的这种习性“设钩于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鳄尾而食之，则为所毙”，从而灭之。在《梦溪笔谈》中还记载了利用河豚“触栅则怒，而腹鼓浮于水上”的习性进行捕捞。书中还载有关于庆州地区利用“步行虫”防除农业害虫的事例，以及河北沧州景县一带人民防御蚊虻的方法等。在植物方面，他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和观察后，根据实物，校正了前人认识的错误，如指明蒲芦是香蒲和芦苇，赤剑是天麻，以及枳实、枳壳的区别等。他以中 国南北不同地区的物候为例，说明植物生长与温度的密切关系，他说：“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桥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此外，他在解剖生理方面也有比较精深的研究，他在《梦溪笔谈》中，明确提出，人有咽和喉两个部分，咽用来咽食食物，喉则用来通气。他对化石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在太行山上看到螺蚌壳化石，据此他正确地指出这一地带过去乃是海滨。为了纪念这位世界闻名的中国古代科学家，1979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该台在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编号2027）命名为沈括。李时珍(1518～1593)字东壁，晚号濒湖，中国明末医药学家和博物学家。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蕲州东门外瓦硝坝，卒于蕲州。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走街串巷的“铃医”；父亲李言闻是当地名医，著有《人参传》、《艾叶传》和《四诊发明》等。他幼时常随父上山采药，获得不少动、植物和医药知识。嘉靖十年(1531)，14岁时考中了秀才，但以后 3次参加举人考试都未中。于是立志行医看病研究医学。1551年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正，掌管良医所，后又被推荐到京城太医院，担任院判。在这期间，他有机会饱览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的医药学典籍，并看到许多平时难以看到的药物标本。他特别注意对历代本草的研究。发现“旧本草玉、石、水、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或虫入木部，或木入草部”，存在着名称、分类等混乱。因此，他认为需要重新编写本草书。他曾把重修本草的希望寄托于太医院“官修”，但太医院的官员竟指责他:“擅动古人经典，狂妄已极。”他便于1561年托病辞归，立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为了编写好这部著作，他不仅参考了近 800多种历史文献，而且走遍大江南北实地考察、收集验方，他先后到过太和山（湖北武当山）、庐山（江西）、摄山（江苏栖霞山）、茅山(江苏)、牛首山（江苏）等地采集标本，摹绘图象。经过27年的努力，三易其稿，终于在他61岁时(1578)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巨著。《本草纲目》全书25卷 190多万字。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除载金、元以前名家所录1518种外，新增加了374种），集方8160首，附图1160幅。总结了中国明代中期以前的药物学知识和用药经验，纠正了本草书中的许多错误，把中国的医药科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它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动、植物著作，它所记载的药物，主要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3大类，其中植物1167种，动物478种，这比收载动、植物种类最多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还多200多种。李时珍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动、植物分类方法。在《本草纲目》中，他将所有动、植物分为:草、谷、菜、果、木、虫、鳞、介、禽、兽和人等11部。部下又分类。在各类下，分别记述若干种植物或动物。他在记述“类”下的动、植物时，往往将相同科属的植物或动物相连排列。例如，在“山草类”中，他将属于桔梗科的沙参、荠尼和桔梗排在一起。在“芳草类”中，将属于伞形科的柴胡、前胡、防风、独活等植物排在一起，在“毒草类”中，他又将属于大戟科的大戟、泽漆、甘遂、续随子等排在一起。能将同科属的植物连排，显然是基于他对植物形态，尤其是植物繁殖器官形态的精细观察。《本草纲目》中描述蛇床的形态中写道:“其花如碎米，攒簇。其子两片合成，似莳萝子而细。亦有细棱。凡花实似蛇床者，当归、芎□、水芹、胡萝卜是也。”这里所提到的植物，都属于伞形科。他在《本草纲目·凡例》中说：编排“部”的顺序时，是遵循“从微至巨”和“从贱至贵”的原则的。这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意识到动、植物界存在着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的自然等级。这在他的动物分类系统中反映得尤为明显。他的分类方法虽还不够完善，但以动、植物的形态、性味、习性、生境、用途等为依据，类聚群分，把植物纳入5部（纲）28类（目），把动物（包括人类）纳入5部（纲）18类（目），各种动、植物，又各以类从；这种以纲（部）统目(类)，以目（类）统种，有条不紊的分类方法，在当时，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世界，都是很先进的。在《本草纲目》中，各种动、植物，首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次为集解、释疑、正误，再次为气味、主治和附方。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取舍精当，切合实际。在释名中将各种动、植物古今不同的称谓，分为“正名”和“别名”，以最早著录的为“正名”，其余的都列为“别名”并分别注明其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生物的名称。在“集解”项目中着重描述各种动物或植物的形态、生态、产地以及用途等。例如对于鹈鹕，不仅合理地将它放在鸟部水禽类中，而且对它的形态、生态作了逼真的描述：“鹈鹕处处有之，水鸟也。似鹗而甚大。灰色如苍鹅。喙长尺余，直而且广。口中正赤。颌下胡大如数升囊。好群飞。沉水食鱼。”（卷四十七）对蕲州命名的蕲蛇（俗称白花蛇）作过实地考察，并在《本草纲目》中作了准确的描述：“花蛇（即白花蛇）湖、蜀皆有，今惟以蕲蛇擅名，然蕲地亦不多得。市肆所货，官司所取者，皆自江南兴国州诸山中来。其蛇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肋有24方胜纹，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此外，《本草纲目》还收载了 200多种矿物药，并对这些矿物药的形状、颜色、鉴别和探掘方法做了描述；《本草纲目》在化学方面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对金属与合金的区别的记述比前人详细得多。李时珍还对中医理论和疾病的诊断作了深入的研究，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和《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等（后3种已失传）。万历二十四年(1596)，即李时珍逝世后3年，《本草纲目》在南京首次出版，即金陵版。1603年又在江西翻刻，此后被辗转翻刻了几十次，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和对动、植物的研究。17世纪初《本草纲目》就传入日本，至迟在18世纪初传入欧洲，并相继被译成日、朝、德、法、英、俄、拉丁等多种文字，对世界医药界和博物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童第周 (1902～1979)字蔚孙，浙江鄞县人，中国胚胎学和发育生物学家。 生于1902年5月28日，卒于1979年3月31日。1930年毕业于 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1934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获哲学博士。曾任山东大学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等单位的教学、科研及行政领导职务，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关于文昌鱼发育的实验研究。由于文昌鱼在分类上的地位，其胚 胎发育一向受到重视。过去曾认为其发育属于镶嵌型，如 缺损其一部分，不能通过调整作用补充完善。他用分离、 置换分裂球等方法，证明了文昌鱼早期胚胎分裂球的发育命运是有一定的可塑性的。而且，分属于3个胚层的分裂球，在实验条件下可以通过细胞间的相互作用，有不同程度的相互转化。此外，他还发现文昌鱼的胚胎发育中，具有与脊椎动物相似的诱导作用。这些研究，揭示了文昌鱼与脊椎动物在发育机制上的一致性。从而证明了文昌鱼在从无脊椎动物进化为脊椎动物过程中的重要地位。60年代初，他应用细胞核移植技术，把金鱼的细胞核移植到去细胞核的鰟鲌鱼卵内，发现移核后幼鱼的早期性状似乎是根据细胞质的。他把鲤鱼细胞核移植到 去细胞核的鲫鱼受精卵内，发现卵发育到成体后有些性 状介乎二种鱼之间。这二种情况都显示卵的细胞质对性 状形成的影响。他还发现金鱼的细胞核移植到鰟鲌鱼卵子中，发育到一定时期再移回金鱼受精卵，有时能产生出鰟鲌鱼和金鱼杂交胚胎的性状，很可能金鱼细胞核在鰟鲌鱼细胞质中短暂停留，也会受到某种影响。他曾设想通过移植细胞核来进行育种：把两种不能杂交的鱼的优点结合起来，并使之遗传下去。他的研究，为动物育种提出一个新的、可能的途径。他的关于海鞘的研究，主要是在50年代前进行的。他的研究证明了其胚胎发育中有些组织器官是有可塑性的，纠正了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其发育属于严格镶嵌型的见解。 从40年代至50年代初，他在鱼类早期发育的实验研究中，还证明了鱼卵受精后原生质向动物极流动，其组织中心在受精后不久就建立起来了。这一现象，可能在脊椎动物的发育中具有普遍意义。在这期间，他对于两栖类胚胎纤毛运动的研究，断定了纤毛运动方向对中胚层组织的依赖性，后者可能通过化学物质产生影响，由此，他探讨了胚胎组织的极性。70年代以后，童第周开始注意用生物化学的方法研究核质关系。他与合作者还研究了核酸对金鱼性状的诱变作用，取得了很多成果，并发表了论文。他的科研工作始终贯穿着一条线索，这就是从卵子在受精前后的结构到细胞质与细胞核在发育中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细胞质在性状遗传中的作用。谈家桢中国遗传学家,浙江省宁波市人。生于1909年9月19 日。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0～1932年在北京 燕京大学当研究生，在李汝祺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异色瓢虫鞘翅色斑遗传的研究，取得硕士学位。1932～1934年在东吴大学任教。193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深造，于193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生物系，继续从事果蝇和瓢虫方面的研究。1952年起在复旦大学工作,历任生物系主任、遗传研究所所长、副校长和校长顾问。现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34年在T.多布然斯基教授指导下从事果蝇进化遗传学研究,利用当时研究果蝇唾腺染色体的最新方法,分析了果蝇近缘种之间的染色体差异和染色体的遗传图，促进了“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形成。在美国工作期间，先后单独或与美、德等国科学家合作发表论文10余篇。1946年,在亚洲异色瓢虫中发现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现象，受到国际遗传学界的重视。谈家桢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他还广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身兼多种职务，主要有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第十五届国际遗传学会(1980)副会长、上海市自然博物馆馆长、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民盟八届主任委员、联合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非政府性组织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未利用植物开发委员会委员等。1985年被美国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称号。
兰州大学本科生发表31篇论文引发关注，这些论文的涉猎非常广泛，从医学到城市发展都可以看到他的论文。这位学生所学的专业是临床医学，很多人在看到他写的论文时，都感觉
告别了以前 4人参与回答 2023-12-10 中国梦是什么呢?中国梦是一双温暖无比的手，它会拉着你走向幸福的生活;中国梦是一辆 赛车 ，它会乘着你开向成功的道路;中国梦有一种非凡的力量，它可以释放出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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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y777777777777777 6人参与回答 2023-12-06 他在文章以及作文中和数学中都有一定的成就，经常的去报刊登记，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地位，经常受到人点赞,也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好想你chen 6人参与回答 2023-12-08 念念不忘 外婆找来很多报纸。报道小狗咬人或者别的途径导致人身伤害的新闻。傍晚。妈妈把乖乖带出家门了。我知道。她是想丢掉它。乖乖出门前。我抱抱它。它舔舔
糯米团子05 6人参与回答 2023-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