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之初谁发表了论文

1948年克劳德·香农（ClaudeShannon）发表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是世界上首次将通讯过程建立了数学模型的论文，这篇论文和1949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一起奠定了现代信息论的基础

元代丘处机随军西征时，曾写一部描写见闻的游记，也叫《西游记》，后人把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和它弄混了，后来郭沫若考证后，才认定两部书的区别。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2、中国社会的变化 政治上：主权开始丧失，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经济上：开始卷入资本主义市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思想上：新思想萌发，“西学东渐”局面开始形成革命任务：肩负反封建反侵略双重任务，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3、中国人民的抗争与探索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爱国官兵：进行英勇的抗侵略斗争，如陈连升、关天培等 人民群众：进行自发的反侵略斗争，如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典型：太平天国运动 原因：矛盾激化[腐朽统治、外国侵略、自然灾害、宗教影响] 过程：前期—1851金田起义；1853定都天京、《天朝田亩制度》； 全盛时期：北伐、西征、东征 后期—天京变乱[原因、过程、影响]；新的领导核心形成与《资政新篇》[内容、评价]；防御战与天京陷落4、清政府的政策：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外：闭关-禁烟-抗击-求和-勾结[基本历史认识]1、到鸦片战争为止，中国的社会变革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夏初，是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大变革，第二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第三次是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的大变革。和前两次相比，历史地位一样，但有许多自身独有的特点。 ①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前两次都处于中国独立发展的时代，变革是在和中国以外的世界隔绝的情况下发生的；而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已有三百多年遭受西方殖民主义骚扰的历史，并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 ②前两次变革，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而此次大变革，虽然也有社会内部发展规律的作用，却没有让中国本身的资本主义势力顺利成长。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有刺激作用，同时又千方百计扼杀它，使它无法独立发展。封建统治势力在外国侵略者打击下无法自立，逐步和侵略者相勾结。③前两次变革，由于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社会生产力有明显进步，经济趋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提高；面此次变革中，虽有西方先进科技被介绍过来，但它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压榨中国人民的工具，大量劳动人才破产流亡，中国民族遭到了空前的民族浩劫。④前两次变革都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鸦片战争后的大变革，除内部矛盾斗争是其基础外，主要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结果。外力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 2、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继续”的依据： ①最主要的是侵华目的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其一，19世纪5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列强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迫切。其二，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与其所想像的商品供不应求，财源滚滚的局面相关甚远。之所以如此，列强认为是因为他们在中国获得的特权太少。其三，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华权益，英法先是提出“修约”，被拒后，又想通过战争来实现。②侵华方式相近，先寻找借口，后不宣而战。③影响一致性。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扩大”的依据：①侵华力量扩大，由一国到英法联合参战。②时间长：2年—4年；③侵略区域扩大：长江以南沿海地区---整个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数目增多；⑤中国丧失了更多主权，侵略势力由沿海开始向内地延伸。 3、香港的被割与回归 香港英文名中HongKkng，因香江而得名，由香港岛、九龙、新界三部分组成，面积1092平方千米。隔深圳河与大陆相望，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自由港。 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一个半世纪，是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缩影。香港被英国割占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香港岛的被割占：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正式被英国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的被割占：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其中规定“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英国在香港地区的殖民地进一步扩大。强租新界：英国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迫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区和附近岛屿，即现在的“新界”。至此，英国完成了对中国香港地区的占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承诺一定要收回香港，邓小平同志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收回香港。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在北京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凌晨，中英双方在香港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香港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董建华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任行政长官。香港人民终于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 自1841—1997年，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经历了155个寒暑。期间，香港总共出现过28位总督：1、璞鼎查：1843—1844 2、戴维斯：1844—18483、文 咸：1848—1854 4、宝 宁：1854—18295、罗便臣：1859—1865 6、麦当奴：1866—18727、坚尼地：1872—1877 8、轩尼斯：1877—18829、宝 云：1883—1885 10、德 辅：1887—189111、罗便臣：1891—1898 12、卜 力：1898—190313、弥 敦：1904—1907 14、庐 加：1907—191215、梅含理：1912—1918 16、司徒拔：1919—192517、金文泰：1925—1930 18、贝 璐：1930—193519、郝德杰：1935—1937 20、罗富国：1937—194121、杨慕琦：1941—1947 22、葛量洪：1947—195723、柏立基：1958—1964 24、戴麟趾：1964—197125、麦理浩：1971—1982 26、尤 德：1982—198627、卫奕信：1987—1992 28、彭定康：1992—1997 4、圆明园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组成，总称圆明三园。占地5200亩，周长近10公里，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千米。从康熙到咸丰的六代帝王，历时150多年，把它营建成为一座举世无双的大型皇家宫苑。乾隆时，清朝国力强盛，大规模扩建圆明园。在圆明园东面，拓建长春园；东南拓建万春园。乾隆六下江南，每见美景名胜便命人在圆明园中仿造。长春园最北边有一组西式宫殿建筑---西洋楼，是乾隆时期根据西方传教士郎世宁的设计，由中国匠师精心建造的。圆明园内珍藏许多中外古今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鼎彝礼器，艺术珍奇，金珠宝石，铜瓷古玩。西方誉之为“万园之园” [概念阐释]1、闭关政策 ⑴起止时间：始于明朝中后期，《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使之开始走向失败，《天津条约》准许外国人自由进入内地标志着它的彻底失败。 ⑵含义：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具体讲，从对象看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来华外国人进行种种限制，二是对国内人民出洋及外国人交往严格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严时松，但其总趋势是走向破产；从内容看，涉及面很广，包括政治、外交、文化、贸易等，其重心是贸易。⑶原因：①经济基础：自然经济。②具有防范外人与国内人民联合反对其封建统治的意图。③长期以来形成的“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意识，使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愚昧无知，视闭关为对付外国侵扰的有力武器。④与殖民者侵略的加剧有直接关系。⑷评价：①起初为抵御外来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②从长远看，其危害严重，使中西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进而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二是使中国失去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和科技的机会；三是使中国军事技术落后于西方。 2、租界和租借地⑴含义：租界指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殖民地国家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作为外侨居留和经商的一定区域。租借地指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他国强行取得的供其在一定时期使用和管理的地区，在租借期内主权仍属于出租国。 ⑵ 比较：相同点：①分配地区——通商口岸；②作用——列强侵华基地；③实质——侵略的产物。 不同点：①时间——租界旱；②面积——租界小；③限制——租界无时间限制；④主权——“租借地”主权仍属于出租国。 3、片面最惠国待遇⑴含义：最惠国待遇是一国在通商、航海、税收或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给予另一国享受现时或将来所给予任何第三国同样的一切优惠、特权或豁免等待遇。最惠国待遇的取得必须有条约和根据。最惠国待遇一般是相互的，缔约双方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相互享受最惠国待遇。但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往往只是片面规定该缔约国享受最惠国待遇，而中国并无对等权利，因而是片面的。⑵英国取得此特权是通过《虎门条约》，其内容是“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准英人一体均沾。” 4、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⑴基本含义：“半殖民地”是指丧失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主权，“半封建”是指既保存了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二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严格地说，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的特征，到60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的社会特征。但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则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结束于新中国成立。这也是我国近代社会最基本的“国情”所在。⑵过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开始—形成—深化—结束”几个阶段。⑶理解：对此概念，既不能理解为一半是殖民地的，一半是封建的；也不能理解为政治上是殖民地的，经济上是封建的；更不能理解为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社会，正确理解应为不完全的封建社会和不完全的殖民地社会。 5、《天朝田亩制度》⑴背景：太平天国运动的胜利进军，制定改造封建社会的纲领已成为需要。⑵目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理想天国。⑶内容：①核心内容：以土地制度为中心，建立理想天国②具体理解，可以从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看。a、生产关系上主张平分土地；b、分配制度上主张绝对平均的圣库制度；c、社会关系方面主张人人平等⑷原则：土地分配原则：“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产品分配原则：“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⑸方法：见教材⑹产生的根源：①社会根源：鸦片战争后，人民身受双重压迫、剥削②历史根源：历代农民起义口号、要求③阶级根源：农民阶级⑺评价：①性质：是农民阶级的反对封建统治斗争的纲领，也是太平天国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②革命性：a、它继承和发展了历代农民反封建斗争思想，表达了农民阶级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是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b、为当时的反封建斗争指出了方向。③局限性：表现在空想性和封建落后性两方面。④认识：由上可知，太平天国军事上的胜利是缺乏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牢固基础，因而，不可能彻底有效地改造封建社会，也无法阻止政权的封建化。 6、《资政新篇》⑴背景：天京事变后，新的领导核心形成。⑵目的：为了振兴太平天国。⑶方法：学习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⑷内容；见教材。⑸评价：①这是一个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②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③太平天国的最高决策人希望此举能够扭转时局。④由于缺乏实现这一政治纲领的社会条件，加之战争从未间断，因此《资政新篇》不可能真正实行。⑹未能实施的原因：①根本原因：缺乏实现这一政治纲领的社会基础。②客观原因：战争环境。 7、《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 《资政新篇》背 景 强盛时期 衰落时期经济主张 公有共享和绝对平均主义[消灭私有制] 发展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私有制]群众基础 广泛 不是农民意识的产物作 用 直接推动运动的发展 未能付诸实施反映同一时代的不同特点 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纲领。 8、“落后就要挨打” ⑴“落后就要挨打”不等于落后应该挨打，前者只是客观描述，后者已带有主观的合理与否的判断。 ⑵“落后就要挨打”不是永恒的真理，它只是适用于高科技的现代，却不适用于古代。 ⑶“落后就要挨打”不等于落后一定挨打。 ⑷“落后就要挨打”不等于先进就不会挨打。[例略]

争论而已，推荐给你这篇文章，也许有点帮助············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 来源：文汇报 约二十年前，关于《西游记》的著作权以及作品主题的争辩颇引人注目，因为它们都在质疑多年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命题。后来类似的现象又连续不断，它们汇合成一种强烈要求：重新审视已有的基础，获取研究突破的动力。 一、应该如何判断《西游记》的著作权 1983年末，章培 恒先生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指出，从《西游记》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百余年里，各种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没有一本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胡适1921年的《西游记序》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说，胡适得到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便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主张。然而细观他们的考证，所依据的间接材料有二条，直接材料仅一条。 间接材料1：吴玉搢（1698－1773）《山阳志遗》卷四： 天启旧《志》（指天启《淮安府志》）列先生（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吴玉搢距《西游记》问世已近二百年，判断的依据又唯有明天启《淮安府志》，他的发言权其实和我们差不多。 间接材料2：阮葵生（1727－1789）《茶余客话》卷二十一： 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这里判断的唯一依据仍是天启《淮安府志》，据鲁迅先生分析，阮葵生实际上是据吴玉�《山阳志遗》卷四写成，因为它沿袭了该书将《淮安府志》中“复善谐剧”作“复善谐谑”的误书。吴、阮两人都提到书中淮上方言，但都是在先肯定吴承恩之作就是小说《西游记》之后的旁证，但学术界对小说中的方言问题一直有较大争论，清初黄太鸿《西游记证道书跋》就已称：“篇中多金陵方言”。清代称吴承恩为作者的还有丁宴《石亭记事续编》、焦循《剧说》等，但他们或据《淮安府志》，或依《茶余客话》，这意味着将著作权判给吴承恩的依据其实只有一条。 直接材料：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章培恒先生根据这条材料，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证。 正面： 《淮安府志》没有说明吴承恩《西游记》的卷数或回数，也没说明该篇的性质。历史上常有两种著作同名的现象，如清初沈谦与唐孙华就各有一部《东江集钞》，明代与清代都有一部小说名为《如意君传》。约比吴承恩大二十岁的安国也写过《西游记》，不过那是游记之作。因此，并不能据此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百回本《西游记》。 反面： 清初著名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有如下著录： 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 其时距万历二十年（1592）《西游记》首刻刊行已有半个多世纪，它已是大家熟知之书，可是黄虞稷却将吴承恩的《西游记》明确归入地理类，足见该书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就像与吴承恩同时代的人写过《东游记》、《南游记》之类的游记一样。 章培恒先生的论文发表后，引来了一阵商榷或反驳，可是那些论文都总有三条绕不过去： 1、无法否认《淮安府志》著录《西游记》时未说明其性质。 2、无法证明《千顷堂书目》将吴承恩的《西游记》归入地理类是错误的。 3、无法指责根据《淮安府志》与《千顷堂书目》的著录判断 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游记的逻辑是错误的。 如果章培恒先生的论文早六十年发表，其时鲁迅、胡适先生刚将著作权判给吴承恩不久，年仅三、四十岁的他们尚未有如今日这般极受尊崇的学术地位，整个社会也没形成将《西游记》与吴承恩融为一体的思维定势，这时章文以推断严密显然可占上风。但六十年后的局面正好相反，将吴承恩研究为基础的《西游记》研究者对此也不能容忍。章培恒先生继而又写了《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三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辨析与考证更深入。未见《西游记》研究者再有正面回应，而电视剧《西游记》冠以“吴承恩”之名却极广泛地扩大了声势，强大的群体惯性实际上已将章先生的意见“淹没”了。面对六十年来形成的社会思维定势，难道即使正确也只能感慨“我生也迟”？ 二、关于《西游记》的主题 围绕《西游记》的主题也有一场争辩。建国后较长时期内盛行阶级斗争说，作品前七回大闹天宫等故事便被认作“体现着苦难深重的人民企图摆脱封建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其后取经途中斩妖除怪的故事，“寄寓了广大人民反抗恶势力，要求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乐观精神”。这种主题转化说曾在较长时期里定于一尊，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受思想解放运动鼓舞的研究者开始表示异议，有篇论文就提出，既然大闹天宫可比附为农民起义，那么取经途中许多被打杀的妖魔也应视为农民起义军，只要前一比附正确，根据逻辑推理，孙悟空就避不开那顶“叛徒”的帽子。这一结论使人感情上接受不了，那个逻辑推理却又绕不开，后来一些研究者干脆不再与农民起义挂钩而另寻主题，于是“市民说”、“安天医国说”、“诛奸尚贤说”、“歌颂反抗、光明与正义说”与“‘破心中贼’说”等接踵而出。鲁迅曾说：“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但它故事幻诞，思想复杂，故而“皆得随宜附会”；胡适称此书“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用什么微妙的意思”。与《西游记》著作权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大家都不愿理会鲁迅、胡适的意见，因为人们从小学开始就被训练着对每篇课文概括中心思想，如果若大的作品竟无主题，岂非咄咄怪事？ 何为主题？倘若是指作者通过作品所反映的主要思想，问题将变得较为麻烦。记得读过一篇英国小说，说是某科学家发明了能使古人来到今世的装置，他最崇拜莎士比亚于是便召来了他。莎翁惊讶地发现书房中有许多研究他的书，当听说科学家的朋友在大学开设“莎士比亚研究”课程后，便欣然前去注册听课。学期结束时，科学家向朋友询问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本学期确有一个古怪的老头来听课，态度极认真，还时而露出惊讶或迷惘的表情。可是考试时，他对莎士比亚的创作过程与思想都胡说一通，我只能判他不及格。科学家闻言大惊，很后悔未及时将真相告知这位莎学研究权威。他赶紧开动装置，可是莎士比亚却再也召不来了。这篇科幻小说很有点讽刺小说的意味，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状况，很不幸地颇像被讽刺的对象。尽管一些研究者反复沉潜，句栉字比，进入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甚至与作者合而为一的境地，可是却没有客观方法能证明这确为作者的意思，所能见到的只是研究者本人的直觉与自以为排除了一切主观偏见的自信，而人人都如此，结果只能是种种主题说并存。倘若主题是指读者看出的作品的主要思想，那么谁都可以看出个主题来，见智见仁、千人千面更是必然的事。目前中国古代小说中几部最重要的名著都有七、八种甚至十余种主题说相持不下，实都由上两种情形造成。 于是就得追究“主题”这一概念是哪里来的。古今中外有相当多的作品所表现的主要思想无异议的一目了然，主题就是对这样一种创作现象的概括，而这概括本身已包含对概念适用范围的规定，但后来人们不加辨析地无限制地反复使用，竟使它成为超越范围的理所当然。既然创作中存在着无主题的现象，那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抽象出相应的理论或概念，或根据作品实际情况恰如其分地运用“主题”概念，如对《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等不同片断自可得出相应主题，但对整部《西游记》来说，似还应认同鲁迅与胡适先生不作“主题”的硬套。 文学研究中的照搬套用远不止于“主题”之类概念，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搬弄西方文艺理论名词与概念的大竞赛则是更典型充分的表现。搬弄者忘记了学术研究应切实解决问题的宗旨，且又不清楚那些名词与概念的出现是针对当时当地何种特定问题的解决，其运用需相应的条件与背景，更何况其间还相隔了翻译一层。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使不少学者视此为既可吓人又可成名的速成通道，形成的局面则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言必称“斯基”，争先恐后照搬苏联的理论相类，所不同者，当年是政治上积极上进的一种表现，今日则在表示对时尚与时髦的追赶。由此又可联想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照搬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八十年代热衷“新方法论”时从自然科学领域搬用名词概念，甚至数学公式。尽管今日搬弄西方文艺理论者颇为鄙薄前几次的搬弄，但精神与思想方法实是一脉相承，拉大旗作虎皮的手法实是五十年未变，而一旦形成风气，一些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纷纷卷入，乐此不疲。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有句名言：“从来如此，便对么？”现在似还应再加上一句：“大家如此，便对么？” 里决非反对向外国或其他学科领域作借鉴，而是痛感名词概念的炫耀多，有助于研究切实解决问题的太少。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各种理论，都是人类从不同方面、通过不同途径探索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认识的结晶，它们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借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决不是可 以随心所欲的。任何学科研究的进行其实都有三个层面，最高层是哲学思想的指导，它抽象但适用于任何学科；其次是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方法论，各学科因性质不同而各异，但互相可以借鉴；再次是直接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它有很强的针对性，有时只适用于某学科中的特定问题。现在多见的是最低层的名词概念的搬弄，故而常常是文不对题、削足适履或干脆是硬性镶嵌。跨学科或领域时应该是中间层面的借鉴，而每个学科的方法论思想都有其独特的智慧之处，如对“亦此亦彼”阶段的承认，对以量变完成发展变化的途径的揭示等，都可以电光石火般地给人以豁然开朗的启迪。而且，借鉴时又何必凸现标记让人钦羡，化其于无痕，与本学科融为一体地解决问题方可真有畅快之感。 三、重新审视研究基础的意义 关于《西游记》的上两则讨论以及后来的实际情况，都涉及到学风、学术环境与学术机制问题，同时，它们又是对研究体系基础重新审视的开始。对任何学科来说，质疑基础的提出与增多，意味着体系已走到需有突破性发展的边缘。如物质运动与时空关系以及粒子运动是对被誉为尽善尽美的牛顿经典力学的质疑，重新审视其体系及基础核心的结果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诞生；几何学典型地靠几条公理推演出一个体系，“过一点可以且只能作一条已知直线的平行线”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对它的质疑长时期被讥为“奇谈怪论”并备受打击，但人们最后还得承认非欧几何的正确，而欧几里德几何所刻画的只是有限空间里的特殊状态。对基础的重新审视也可能导致体系更替，如天文学中哥白尼体系取代托勒密体系。现在地球绕太阳转是常识，可是早几百年这样说就会被活活烧死。总之，体系动荡变革将随全面审视基础而至，这并不是灾难，相反，学科的飞跃发展往往由此而来，人文社会科学的进程也不例外。 二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发生了诸多争论，仅是明代“四大奇书”，许多基本命题都受到挑战。作品著作权不同程度地遭到怀疑，作品问世年代时见新说，版本嬗变也被重新检讨。《金瓶梅》研究的纷争曾甚受关注，“文人独创说”遇上对手“世代累积说”，作者考证的可能性又为逻辑推理所反对。至于各书主题，则是众说蜂拥而至。鸟瞰整个领域，争端头绪繁多，此伏彼起，如历来就是多事之地的红学界，围绕脂批真伪就曾掀起大波澜，至今有些红学家对此还耿耿于怀。近年“新说”的出现似在加速，相当多的学者不同程度地卷入各类争辩，主张新说者未必是莽撞、缺乏宏博基础的青年人，甲问题上旧说的艰苦捍卫者，也可能在乙问题上对旧说作勇猛批判。战线犬牙交错，争辩因涉及基础而愈显凶险性，而这些出现在近二十年又有其原因。 古代小说研究可大致分三个层次：钩稽考辨作者生平、成书年代、本事源流及版本嬗变等；分析作家作品艺术上成败得失及思想倾向；宏观考察各创作流派乃至整个小说发展历程、特点与规律以及种种文学现象。后层次研究须以前者为基础，反之，只有在后层次研究中也能得到合理解释，先前的成果方可得到认可。该学科的始端《中国小说史略》是宏观考察，但鲁迅长期的艰苦准备中已包括前两个层次的工作，故而能展现出古代小说有规律的运动状态。当时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使许多细节尚不清楚，于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后来者展开了互有分工的深掘式研究，基本完成第一层次的框架性工作；建国后，研究重点转至作家作品的艺术与思想分析。数十年来的成果需进一步升华乃是必然趋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宏观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同时研究也开始向其他领域渗透。体系的缺陷正是从这时开始逐渐暴露，而对具体问题的追踪辨析，常会导致对某个基本命题的质疑，这对研究体系来说决非小事。 古代小说研究体系的构建始于鲁迅、胡适与郑振铎等人，他们为各特定问题提供了答案，寻求答案的过程演示了发现与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这些成果与思想方法是体系的基础核心，后来者以此出发作常态推进，成果的积聚形成环绕核心的保护层。其时种种商榷辩驳都展开于保护层，它的组成部分须首当其冲地受到检验，不断调整乃至更换，处置标准则视其是否与核心相符合。随着一、二层次框架性工作基本完成，保护层的动荡渐趋稳定，整个体系也相应巩固与成熟，基础核心因不断得到强化而渐成“硬核”。在此过程中，对开山宗师的尊崇孕含着将其绝对化、偶像化的危险，如将解决特定问题的方式神化为不可置疑的法规，各具体命题升华为天经地义的真理，甚至连宗师尚还存疑的判断，也迫不及待地当作定论接受。宗师总是从这样或那样的疑难与困惑中走来，鲁迅先生就曾因“时虑讹谬”而将《中国小说史略》的书稿“久置案头”，不付排印。即使体系已开始形成，那些疑难与困惑也并未全数消除，硬认定为业已解决，甚至列为研究的基础，结果矛盾的暂时掩盖更增强了日后面临挑战的严峻性。而且，任何体系都有“度”的限制，但体系又本能地不断扩张，在运动过程中总想将与之相关的问题与现象全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如古代小说研究已开始与民俗学、社会学、史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乃至法学相结合，原有命题与研究方式超出其适应范围便无法应对。 这些年来，一些批评已直指体系的“硬核”，而非保护层的某些内容。尽管学者们只是各自质疑某个命题，切入角度与侧重方面也不尽相同，但质疑的汇合却形成要求重新审视以往研究基础的倾向。这一要求遭到激烈反驳是情理中事，因为一旦某些公理性命题被推翻，相关研究便将陷入灾难性混乱。大量著述因失去依据而化为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学者们数十年的心血也将随之付诸东流。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多年研究成果的保卫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挑战态势由三部分内容汇合而成，一是确为击中基础缺陷的要害，一是情形不明，有待于进一步探究，一是哗众取宠，故作浮躁不实的惊人之论。可是不管结果如何，原先的一统天下已不再宁静，人们的怀疑不断被诱发，曾被视为公理性的诸命题不得不走上理性的审判台，或申辩存在的理由，或放弃自己的生存，而研究体系将因基础的调整组合而趋于相对完善。 章培恒先生等人的论文刚发表时，人们关注的是《西游记》的著作权或作品主题，原先的体系似未感到威胁，人们也没料想到各种质疑随研究深入会接踵而出。如果说二十年前是天空依旧晴朗，只是天际边飘过一小朵乌云，那么现在已可听到滚雷的轰鸣了。纵观这些年来争辩的发展，章培恒先生论文的意义便不再仅是考辨《西游记》的作者，它实为挑战体系态势形成的始端，这也是今日重提这篇论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