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丙嗪在中国市场论文发表

1928年3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郊区的一个普通家庭。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战火纷飞的岁月。投笔从戎，立志救国的思想吸引着当时广大的青年学生。1944年夏天，16岁的胥彬和堂兄一起征得学校的支持，偷偷地逃离了家庭，徒步跋涉10多天，到了安徽天长县，找到了新四军军部，不久被介绍到军医学校学习。1945年，军医学校正式组建成华东白求恩医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又与山东的其他高校合并成为山东医学院。1946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华东地区恶性疟疾大流行，山东省的灾情特别严重，胥彬参加了当时的防疫大队，带领一个小队到穷乡僻壤去抢救病人。当时药品供应奇缺，阿的平是唯一救命的抗疟药，高烧病人，药到病除，可是恶性脑型及耐药疟疾死亡率极高。他耳闻目睹种种惨状，心情难以平静。防疫任务结束后，他虽立功受奖，但也内疚。他深感疫区需要医生，更需要特效药。为人民研究和寻找好药的强烈愿望开始在他心中孕育滋长，这也构成了他从事几十年药理生涯、立志研究新药的早期动机。1949年，胥彬以优良成绩在山东医学院医疗系毕业，留任医院内科医师，后调任药理学助教。在周延冲教授的指导下，他勤奋学习和工作，在教学和科研上都表现突出，学院曾授予 他二等模范的称号。1950年，胥彬被推荐到上海医学院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领导下的药理研究室进修。在张昌绍和有关老师的帮助下，他完成了《钾钙离子对洋地黄收缩期停止作用的影响》的学术论文。当时，临床上应用的强心药洋地黄，缺乏中毒解救方法，胥彬发现低钙及高钾溶液能对抗洋地黄引起的心脏中毒，不但有实用价值，理论上也有意义。他还和杨藻宸合作完成了《白果、大蒜和其他几种食用植物在玻器内的抗结核杆菌作用》的研究。那时结核病猖厥，化学治疗处于兴旺时期，特效药链霉素刚在新中国的市场上出现，如何从植物中寻找毒副反应更小而价格低的药物是人们颇为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外的学术趋势影响下，他开始对化学治疗这门新学科发生浓厚兴趣。并对以后从事肿瘤化学治疗产生了影响。1951年夏，当他刚从上海回到济南山东医学院，得知中央卫生部在燕京大学进行留苏考试，胥彬通过测验和选拔，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赴苏留学唯一的药理学专业学生。他被派遣到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药理系学习神经药理。列宁格勒是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创造条件反射学说的故乡，神经生理和药理研究基础深厚，神经论学说异常活跃。胥彬的导师是在苏联享有盛名的神经药理学家查库硕夫，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第一任全苏药理研究所所长。查库硕夫教授擅长镇痛研究，当时他对新合成的化合物普罗梅多尔(promedokum)兴趣很浓，于是阐明此物质的药理作用便成了胥彬的主攻课题。经过3年多系统的药理研究，他证明此化合物有良好的镇痛效能，产生耐药性的危险性小，与已知镇痛药相比有它独到的优点，从而为此药的临床应用提供了药理基础。有关此药对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的影响以及镇痛作用和耐药性等3篇论文在苏联药理学和毒理学学报上相继发表；胥彬被推荐出席1954年全苏第8届生理科学大会并作报告。此事在研究生中是一种殊荣，使胥彬在神经药理学界崭露头角。1955年，他获科学副博士学位，嗣后又到莫斯科全苏药理研究所短期从事抗生素药理和化学治疗研究。1955年8月回国后，胥彬在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从事神经药理和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在神经药理的领域中，胥彬的研究是富有成效的，他曾经发表了50多篇论文，培养了10多名神经药理研究骨干。他和金国章、邹冈在国庆十周年的总结文章中较系统地回顾了这方面的成绩及自己实验室的工作。他除了从延胡索、石蒜等中药中发现了有用的药物外，还解决了治疗精神病常用药物阿米那嗪(即氯丙嗪)在中国投产中的药理问题，并用运动防御条件反射的试验方法研究了此药对高级神经活动的影响。尽管后一项工作未向上级申请奖励，但在实际应用中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影响深远，使广大病员受益。他在肿瘤药理研究方面发表了70多篇论文。近年来，他又和他人合作主编了(药理学总论》和《肿瘤药理学及化学治疗学》，总结了他数十年的研究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