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革发表的论文

两次工业革命两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确立了现代工厂制，第二次工业革命确立了公司制、垄断制。同时。两次次工业革命在很多方面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以蒸汽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后者以电力、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标志；前者局限于轻工业领域，后者以重工业部门为主体；前者代表性的产业是纺织业，脱胎于传统的手工业行业，后者代表性的产业是以科学技术为本的新兴产业部门，如电气、电机制造、钢铁、汽车、化工等；前者局限于少数国家，持续时间长，进展缓慢，后者几乎同时在欧美诸国展开，见效快；前者开辟的是“纺织时代”和“蒸汽时代”，后者迎来的则是“电气时代”和“钢铁时代”。工业革命有时又称产业革命（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区别1），或者称为第一次科技革命，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有人认为工业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於英格兰中部地区。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气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格兰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一般认为，蒸汽机、焦炭、铁和钢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四项主要因素。在瓦特改良蒸气机之前，整个生产所需动力依靠人力和畜力。伴随蒸气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自蒸气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取代。工业革命是一般政治革命不可比拟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类推向了崭新的蒸汽时代。工业革命对19世纪科学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前的科学研究很少用於工业生产，随著工业革命的发展长大，工程师与科学家的界限越来越小，更多的工程师埋头做科学研究。以前的科学家多是贵族或富人的子弟，现在则有许多来自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人阶级的子弟成为了科学家。他们更加对化学和电学感兴趣，这也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应用于工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化学工业的建立电力的广泛应用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马可尼发送第一封无线电报的设备化学工业的建立诺贝尔生产的炸药应用于开山筑路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历史条件湖北 熊国荣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技术和发明超出一国的范围，出现了明显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重要的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主要集中于英国的特点。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兴起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一. 政权条件：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政权保障。19世纪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的时期，首先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解放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运动席卷欧洲、北美和亚洲的日本。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希腊、比利时的独立战争，俄国1861年改革，美国内战，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日本的明治维新等。这些改革或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得到确立或巩固完善；其次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亚、非、拉地区的侵略，把这些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变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19世纪中晚期，资本主义基本控制了整个世界，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二. 市场条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进行，欧美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德意志、意大利分别完成统一后都开辟了各自统一的国内市场；美国南北战争后，也形成了统一而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列强在侵略扩张过程中，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此期间，轮船等先进的交通工具使长途运输变得更加方便，这有利于资本主义列强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量掠夺工业原料和输出工业品和资本，并进一步打破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原先落后、封闭的经济结构。到19世纪中后期，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即使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生产体系已成规模，但它已不能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它需要更强劲的生产力才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第二次工业革命应运而生。三. 科技条件：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建立为主要标志。而这些工业方面新的成就主要得益于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取得的许多重大突破，以及把这些科学原理转化为技术直接运用于工业生产。如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为主要特点的电力的广泛应用，其理论准备就是电磁学的产生和发展。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在实验中发现磁铁与金属线的相对运动是由磁产生电的必要条件，证实了电磁感应现象，使人类获得了打开整个电能宝库的钥匙。1864年，英国科学家麦克斯韦发表《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建立了系统的电磁学理论，进而推断出电磁波的存在。电磁感应现象和电磁波理论的发现为开辟人类生活的新时代––––电气时代创造了理论条件，在此基础上，人类制成了电动机、发电机，并开创了新的通讯手段––––电报、电话等。此外，化学理论也取得重大成就，19世纪中期，分子––原子结构学说确立，大大促进了化学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末，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为化学工业的新发展提供了条件。生物学方面，德意志植物学家施莱登提出细胞是一切植物的基础和动物学家施旺发现动物组织也是由细胞形成的，确立了细胞学说体系；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立了物种的变异性和继承性”，成为“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另两大发现分别是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19世纪，各门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要求的新技术革命准备了条件，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从而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四. 劳动力条件：一方面，欧美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如俄国通过1861年改革规定农奴在法律上获得人身自由，美国经过南北战争解放了黑人奴隶等；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更加重视对工人阶级的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如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时代，就规定实行义务教育，1860年普鲁士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97.5％，文盲率仅为5.52％。其它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政策使自由劳动力在数量上大量增加，而且使劳动者在素质上有了本质的提高，这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劳动力条件。五. 经济条件：19世纪中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阻碍，又经过对外扩张获得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兴起和向其它国家的扩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强劲的动力，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怎么写《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论文辛亥革命刚刚过去一百年，其历史意义我们并不太容易看得清，尤其是这场革命直接后果还在今天继续发酵的情形下，我们能够概括出的主题似乎就是革命、共和，我们能说的意义，也就是终结了清朝，终结了帝制，各方势力知进退知妥协，有坚持有让步，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和持续性的动荡。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值得张扬，值得肯定。 辛亥革命将清朝送进了历史 如同中国历代王朝结束时的大部分情形一样，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意味着清朝末年就是那样的不堪，真的是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其实真实的情形或许相反，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到那一步，既基于一系列突发事件，又有其必然的历史关联，既是清廷的宿命，又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如果从历史进程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导源于两个事情，一个是清廷将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另一个是铁路国有化政策导致全国性骚乱。而面对这两个事情，清廷不知退让不知妥协，或者退让迟了妥协晚了，效果也就没有了。 按照清廷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走向立宪国家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具有有限责任的政府，只有这个责任政府宣布成立了，从皇帝那里分享了权力，君主立宪体制才算走出了第一步。清廷在后来确实是这样做的，只是清廷错误理解了宪法大纲的精神，将这个事情给做砸了。在清廷宣布的十三个内阁成员名单中，皇室和皇族的成员竟然占了九名，这当然引起了立宪党人的不满。立宪党人多年来的政治追求就是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分享权力，现在清廷公然堵塞了这条路，怎能不让这些改良主义者彻底失望怒火中烧？ 立宪党人的愤怒并没有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清廷援引宪法大纲强调任命百官是皇上的专权，现在君主立宪了，满汉平等了，为什么还一定刻意强调满汉出身不同呢？清廷的解释当然具有法理上的依据，只是很难由此说服立宪党人。第一，宪法大纲那样规定皇权至上有具体的背景，因为那时的皇上是年富力强的英明君主，现在的小皇上怎能与光绪大帝比？第二，责任内阁宣布前，中央部院实行的满汉首长双轨制，汉大臣虽然比满大臣略少，但也不至于少到现在这个比例，既然说满汉平等了，不分种族和出身了，那为什么满汉比例不能随人口比例颠倒过来呢？ 如果说责任内阁变成皇族内阁阻断了立宪党人在政治上的路，那么与此相联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则是从经济上剥夺了立宪党人和那些民族资本家在经济上的机会，略有“国进民退”的意思。当然，如果仅仅从铁路建设本身说，盛宣怀推出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具有正当性，因为民族资本在那之前几年捣鼓的铁路，或者技术不过关，质量不过关，或者因为资金挪用、被占，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朝廷适时出手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四国银行团的贷款兑换各省自筹资金承建的路权，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精明的盛宣怀没有想到以立宪党人为主体的各省铁路公司特别是资金被严重挪用严重亏损的川汉铁路公司高层会用民粹主义对付他。 川汉铁路公司的做法今天看来当然是有问题的，但在那个时候，当“不明真相”的民众被动员起来了，甚至成立了保路军之类的政治组织后，朝廷的政治选择显然更值得检讨。清廷既没有开诚布公表达立场，没有适度退让，没有将经济上切实受到伤害的一般民众与铁路公司高层区别开来，而是采取鸵鸟政策，自5月至9月长达四个月的时间，竟然听之任之，拿不出办法果断止损。 长时间的僵持总不是办法，僵局总要打破。特别是当四川保路军中已经渗入许多哥老会成员甚至革命党的情况下，保路运动的性质也在变化，革命的意味也就越来越浓。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发生流血惨案，三十多条生命终于打破僵局，一场改良主义的运动终于向革命急剧演化。 期待流血的肯定不是朝廷，只是既然流血了，朝廷就在道义上沦为劣势。朝廷此时如果致歉善后，妥善处理，或许还有和缓的机会，无奈清廷没有向柔性方向选择，而是选择了强力镇压。湖北新军被抽调入川了，武昌防务空虚了。更重要的是，全国持续快半年的混乱局势使新军将领新军士兵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对朝廷负有责任，应该站出来说话，于是就有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湖北新军以一场军事哗变的方式表达态度，施压朝廷。一个偶然事件终于掀翻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 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年帝制 新军是大清国的柱石，是清廷过去十几年投入巨大创建的一支新型军队，只是这支军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没有完成职业化转型，始终对于国内政治怀有浓厚情结。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湖北新军发难，湖北军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对朝廷施加压力，但并不一定要革命，并非执意推翻朝廷。假如清廷对湖北新军的政治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大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不可能，清廷或许应该很容易地将那些官兵劝回军营。无奈，清廷依然没有清楚自己的处境，依然被自己的强大所迷惑，依然相信武力，相信镇压。然而，各省新军对于清廷的自信并不认同，他们不是响应清廷的号召给予配合，而是响应了湖北军政府的号召，相继宣布光复，宣布独立，宣布脱离清廷。更可怕的是，拱卫京师的新军第二十镇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下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即刻下诏罪己，重回君主立宪正确轨道，尽快召集正式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干预政务，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为清廷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清廷在随后也确实按照这个方向走了一大段，摄政王引咎辞位，下诏罪己，清廷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撤销皇族内阁，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新内阁。公平地说，清廷的这些让步和新政策都是对的，虽说迟了些，但真的认真执行，切实兑现，革命虽然已经在局部地区发生，但从总体上照样有机会重建和平，恢复秩序，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大清王朝应该还有存在的机会。 清廷在滦州兵谏发生后的回应是对的，也算是及时的，袁世凯在此后的处理也是有力的坚定的，他在用强力手段压制湖北新军的同时，不忘柔性安抚，期待用政治谈判化解政治危机。在袁世凯软硬两手策略压制下，湖北军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袁世凯继续君主立宪的政治安排，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危机完全有可能很快结束。然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真正阻力终于浮上了台面，大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满洲贵族的王公大臣特别是正在担负着政治责任的王公大臣却不愿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不愿就此交出已经攫取的政治权利。和平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变革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阻力，没有革命，也就根本无法解开这个扣，革命于是再次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段。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识时务，拒绝改革，拒绝让权，拒绝分享权力，终于激怒了北洋新军将领。被派往前线镇压湖北新军的新军第一军总统、湖广总督段祺瑞派员与革命党领袖黄兴取得联系，双方代表于1911年12月20日就中国未来政治安排达成谅解：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至此，一代中国人追求十多年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成为历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追求十几年的民主共和政体成了未来中国的惟一选项，守旧的不思进取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论怎样凶悍怎样颟顸，其实都成了历史，都成了被别人安排的局外人，尽管还算是利益相关者。 段祺瑞与黄兴的政治共识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正确方向，稍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孙中山既是政治对手，又成了共同劝退清帝的同盟军。在他们的努力下，南北和谈终于达成，各方力量终于就中国未来、清皇室的未来安排等达成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终于被送进了历史，从此之后，民主共和政体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或艰难险阻，但中国人的民主信念却从来不曾动摇过，任何试图恢复帝制恢复专制的想法与做法再也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一丝可能性。 辛亥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辛亥革命的目标，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说，毫无疑问是要模仿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架构重建中国政治体制，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从孙中山开始闹革命起，模仿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即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惧牺牲，一次次失败，依然一次次继续，用武装暴动为中国历史发展营造了一个巨大动力。 换言之，如果我们强调清廷在最后十几年确实有过一些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的话，这个改良和进步的动力，不再是列强的压力，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这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几年奋斗牺牲的意义。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的，但是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廷阵前换将，起用先前被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全权负责处理武昌起义的善后之后，南北对峙迅速由孙中山所说的满汉冲突转变为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一直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正当性。 更为蹊跷的是，南北对决的双方基本上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太大关系，南北主力阵容其实都是清廷在最后十几年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新军。南方的主力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体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系统，但毕竟都是汉人，都同样接受了近代东西洋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那时朝廷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中立化，而总是鼓励新式军人关心政治，于是这批近代军人到了关键时刻竟然成为左右大局的主要力量。 南北僵持了两个月之久，南方的条件非常简单，先是要求朝廷尽快答应立宪派多年来的要求，这也是朝廷预备立宪规划中已有的项目：提前立宪，立即召集正式国会。这个要求只是将规划中的项目予以提前。然而，朝廷对于这样的要求吞吞吐吐，于是弄得全国不耐烦，十四省相继起义，宣布独立，号称光复。从此，君主立宪也就成了过去，南方革命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提高了要价，要求朝廷承认民主共和，否则就诉诸武力，准备北伐，直捣龙亭。 革命党人要北伐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如果清廷一直僵持，一直不答应南方的要求，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一场混乱，或者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复仇血腥屠杀，也未必不会出现，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面临着一场空前的考验。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人的中国，外国资本经过甲午战后持续进入，已经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占据相当份额，持续的政治动荡不仅不合乎中国人的利益，也不合乎列强的要求，国际国内都希望南北中国人能够各让一步，达成妥协，重建秩序与和平。于是，经过漫长的南北和谈，应该说南北双方都有让步。清廷牺牲了自己的江山，以一种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实现了晚清政治领导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假如不发生后来的帝制复辟，满洲人的小朝廷依然可以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那也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南方革命党人也有让步和牺牲。在新军将领要求下，南方革命党人没有坚持过去多年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政治立场，而以比较妥协比较柔性的立场尊重大清国的历史，尊重一个王朝为国家为未来作出的牺牲，在商榷清帝退位条件和文件时，尽量关照清廷统治者的感受和尊严，没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更没有进行清算，或宜将剩勇追穷寇。 现代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协商过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共赢双赢多赢，大家都没有输。这些启迪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被淹没了掩盖了。我们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实更应该用一种温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参加者，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