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季发表学术论文

钟南山同志先进事迹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他既是一名可亲、可敬、可爱、可信的医学专家，又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为祖国争一口气 在旁人看来，抗击非典是钟南山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但钟南山不这么认为，他坦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早年留学英伦时的求学生涯。 1979年钟南山考取公派留学资格，前往英国伦敦爱丁堡大学进修。但英国法律不承认中国医生的资格，导师不信任钟南山，把2年的留学时间限制为8个月，钟南山暗下决心为祖国争口气。他拼命工作，取得了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篇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和糖尿病学会上发表。他的勤奋和才干，彻底改变了外国同行对中国医生的看法，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弗勒姆学院和墨西哥国际变态反应学会分别授予他“荣誉学者”和“荣誉会员”称号。当他完成2年的学习后，爱丁堡大学和导师弗兰里教授一再盛情挽留。但钟南山回国报效的决心已定，他说：“是祖国送我来的，祖国正需要我，我的事业在中国！” 为党工作高于生命 2003年我国局部地区发生SARS疫情，国外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势力借机丑化中国。钟南山作为防治SARS的权威专家，利用经常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机会，实事求是地告诉各国的专家学者在中国发生的SARS事件，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绩。5月28日，钟南山应邀在全美胸肺学会（ATS）上作了《中国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发病情况及治疗》的专题学术报告，他专业、开放、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理有利有节的辩论风格，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著名的CNN电视台在《今日美国》中评论“中国大陆的SARS发病率已经明显下降，令人鼓舞”。钟南山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外势力借SARS事件丑化中国的“话语垄断”企图，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有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那段时间，钟南山既要在临床一线救治SARS患者，又要协调各地的防治工作，极少休息，身体很疲惫。老伴经常劝他少外出、多休息，甚至为此朝他发脾气。但钟南山停不下来，因为他把自己为祖国服务、为党工作的有限时间，看得比健康、比生命更宝贵！ 看病“三个一样” 说起钟南山，广州市邮政局女工阿琼总是很动情。她说：假如不是遇上钟院长，自己就没命了。8年前，阿琼反复咳嗽、气喘，吃了很多药也不行，病越来越重，后来慕名找到了钟南山。根据阿琼的病史和症状，钟南山给她做了哮喘检查，结果呈阳性，一般而言，诊断应该已经明确，剩下的就是对症下药了。而钟南山却不放心，继续细心地观察了一段时间，终于从一个细微的症状里发现了新问题，怀疑是气管肿瘤。为确诊，钟南山亲自为她做了支气管纤维镜检查。病情得到证实后，钟南山又亲自安排了医生手术，术中一看，好险，那隐蔽得很好的肿瘤竟已堵住气管的五分之四，什么时候堵满了，阿琼什么时候就没了。阿琼深情地说：“钟教授的过人之处岂止在于他的医术，他对病人的高度责任心和对病人的爱心，同样常人难及。” 对个别医生索取红包礼物的行为，钟南山深恶痛绝，“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不能有任何折扣，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必须具备这个品德。”在钟南山身边工作的人员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看病只看病情，不看背景。他还有著名的“三个一样”———高干、平民，有钱、无钱，城市、农村，一样的热情耐心，一样的无微不至，一样的负责到底。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现在，“三个一样”成了所内医务人员的共同追求。 科学不能明哲保身 钟南山是一个求实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早在留学英国的时候，他决定开展关于吸烟与健康问题的研究。为了取得可靠的资料，他让皇家医院的同事向他体内输入一氧化碳，同时不断抽血检验。当一氧化碳浓度在血液中达到15%时，同行们都不约而同地叫嚷：“太危险了，赶快停止！”但他认为这样还达不到实验设计要求，咬牙坚持到血红蛋白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22%才停止。实验最终取得了满意效果，但钟南山却几乎晕倒。要知道，这相当于正常人连续吸60多支香烟，还要加上抽800cc的鲜血。 在2003年抗击SARS战斗中钟南山更是这样。他坚持实事求是，不畏权威,勇敢地对“衣原体之说”提出质疑，促成广东省决策层坚持和加强了原来的防治措施，这也是广东省取得SARS患者病死率最低、治愈率最高的很重要的原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科学家应有的良知和勇气。 人要活在理想中 钟南山很喜欢中学老师的一句教导：“人不只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他经常跟身边的人强调，一个人的理想信念最重要，它是精神的灵魂和支柱。 从医以来,钟南山先后取得了国家、省市各级科研成果20多项，其中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部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三等奖一项，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70多篇。他是近十几年来推动我国呼吸疾病科研和临床事业走向世界前列的杰出领头人之一。他和他的同行们在这个专业的突出贡献，奠定了我国呼吸疾病某些项目的研究水平在亚太地区的领先地位。用“著述等身”、“声名显赫”来形容钟南山的成就一点也不为过。但这位68岁的老人，他仍然对事业保持着炽热的追求，在科学的殿堂坚持创新、永不停步。这种性格也深深地感染了他周围的人，熏陶出了一个勇于奉献、蓬勃向上的群体，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成为了国内瞩目的学术阵地———国家重点学科、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药理基地、博士学位授予点。 多年来，钟南山“奉献、开拓、实干、合群”的精神被同志们亲切地誉为“南山风格”。1997年1月15日，中共广州市委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广东省卫生厅也专门行文，要求全省医疗战线的同志学习“南山风格”。2003年6月19日，因在抗非战斗中表现卓越，他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唯一的特等功。2004年4月8日，又被授予国内卫生系统的最高荣誉称号———白求恩奖章。

学术论文是对我们的知识相能力进行一次全面的考核。那怎么靠发表学术论文挣钱呢?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靠发表学术论文挣钱 第一种盈利方式：中介网站通过自己的各种渠道和手段组织到数量较多的稿子，这样他们即可有资本来同杂志社谈判——请杂志社给他们一个低于正常版面收费标准的“代理价”或者“组稿价”，这样中介网站即有了利润空间。 第二种盈利方式：有些杂志社并不设置双重收费标准，对普通作者和中介网站一视同仁，中介网站则需要收取略高于杂志社收费标准的费用来赚取利润了。 第三种盈利方式：有些需要发表论文的同志可能因为没时间、没精力、没能力来独立完成论文，就可能会委托一些论文中介网站来帮忙找些枪手来写稿子，那就产生了一个代写费用了，这也是论文中介网站一个重要的利润点。 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式，比如作者的稿子难以在一些高要求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中介网站如果有能力可以帮助作者找专家或者编辑润色润色，使文章能发表出来，收取一个“润笔费”。 当然以上说得都是一些遵规守纪的论文中介网站的盈利模式，而那些纯粹招摇撞的家伙手段可能就黑暗多了。 存在必有存在的道理，毕竟很多作者对期刊并不是非常了解，需要懂行的人来指点，需要有人架起作者和期刊之间的桥梁，但是由于中介行业的入行门槛过低，导致行业素质良莠不齐，产生了不少伤害作者切身利益的情况，以致现在行业口碑越来越差，虽然我本人不是中介中人，但是毕竟跟各论文中介网站接触甚密，真心希望各位做论文中介网站的朋友能够自觉维护行业形象，让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发展，不要让作者提起中介二字就哀怨愤懑，失去了作者，此行业将失去生存之源，发展之基，那将是行业的最大悲哀。 关于教师的学术论文 小议教师机智 摘 要： 教师机智是教师才能结构的要素之一，是众多教师的不懈追求。本文提出教师机智以深厚的师爱为前提，以高水平的智力与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完善结合为基础，以高度发展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情感的稳定性为保证。 关键词： 教师机智 师爱 博识 自控 运用教师机智，以助实现有效教学，这是众多教师的不懈追求。 何谓“教师机智”?教育心理学认为：“是在教师的正确教育思想指导下，对解决关键问题选择与运用恰当的影响学生的方式与方法，并善于预见教育措施所产生的后果。”[1]教师机智属于教师的聪明智慧范畴，或者说属于创造性智力范畴，是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高度发挥。它往往是在异乎寻常的情景下，或者是在旧情境向新情境的突然转换或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之际，教师或是能灵活应变，逆向对转;或是能因势利导，巧妙处理。教师机智以深厚的师爱作为前提，以高水平的智力与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完善结合作为基础，以良好的心理素质作为保证。 一、师爱是教师机智的前提 师爱，既是教育者高尚品德的自我表现，又是教育、教学过程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教育手段和力量，还是形成教师机智的制约因素。心理学告诉我们，任何心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要受既成的心理状态的影响。态度是“将产生某种反应的心理上的准备状态”，它一经形成并且受一定强度时，就会产生这样的作用：从人们的周围环境中及其过去的知识经验中，选择出那些为相应的行为实现所必需的事物、经验和知识，使行为得以实现，满足个体的需要。所以对学生深厚的爱，期望学生成长的态度，会积极影响教师机智的产生与运用。 教育、教学实践告诉我们，一个教师，无论他的知识多么渊博，经验多么丰富，思虑多么周密，都难免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碰到偶发事件。对偶发事件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又往往对学生的成长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学生思想品德培养过程中的偶发事件，常常集中暴露学生在思想品德上的比较隐蔽的弱点，因而凡有浓厚师爱的教育者，是很重视运用机智处理好这些事件的。何为此说?因为我们说的师爱，绝不等同于母爱中某些偏私的溺爱，也不是单纯的情感作用，而是通过理性培养出来的一种普遍的高度责任感。这种爱发端于对“教师角色”的认同，发端于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发端于对中国未来的高度责任感。这种爱，常常会使教师在一些偶发事件中不假思索地产生一些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行为。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位小学语文老师在教《游园不值》这首诗时，突然一位迟到的学生“砰”的一声推门而入，径自入座。教师未露声色，而是就诗取材，巧妙地向学生提问：诗人去拜访朋友，却是“小扣柴扉久不开”，为什么不变“小扣”为“猛扣”呢?经讨论，有学生说：因为诗人有教养、懂礼貌。然后老师走到那位迟到的学生身边，弯腰轻声问他：“你说大家说得对吗?你赞成‘小扣’还是‘猛扣’?”这位同学脸红了，同学们笑了起来，在笑声中大家都受到教育与感化。[2]对学生冷漠的教师，会有如此“教育机智”? 教育实践表明，一些不良心理效应，比如“定势效应”、“光环效应”、“成见效应”等，会妨碍教师机智的形成和运用，而富于爱的教育者常能自觉地克服这些不良心理效应。一般而言，偶发事件的产生，大多与后进生或存在这样那样课堂问题行为的学生有直接联系。如果教师缺乏正确的学生观，缺乏对未来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在“定势效应”、“光环效应”、“成见效应”的笼罩下，必然会对这些偶发事件采取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相反，一个能把爱的种子撒向每个学生的优秀教师，是绝不会简单粗暴、潦草从事的，常会下意识地采取有利于学生身心成长的教育机智。如班级中出现失窃现象时，教师通常会怒发冲冠，恶言斥责先入为主划定的“嫌疑者”，甚至当众搜翻，一旦查实，更是大动干戈。这种“惯例”，虽收一时骇猴之效，却无培养学生完整人格之功。而富有师爱的教师，有长远眼光，能从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着眼，精心创设能相机试探的情境，巧妙架设让行为者消除罪恶感的梯子，以增强塑造完整人格的勇气，其影响往往是深远的。 二、博识是教师机智的基础 “博识”指的是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教师机智究其性质和作用而言，它是充分根据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状况、智力发展的水平和当前的具体的情境而采取的有针对性且十分个别化的有效行为，所以对教师具有的知识和经验有较高的要求。 应变性是教师机智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体现积极影响学生的能力，故要求教师能善于迅速而敏锐地察觉情境的变化，并随机应变地作出教育策略与方法上的调整，这需要知识和经验。我们常常对全国特级教师钱梦龙的教学机智赞叹不已。有一次，他在武汉给近千名教师上示范课，课前气氛显得紧张严肃。当他面带微笑走向讲台，其开场果然别具一格。他亲切地对学生说：“我打个谜语给你们猜一猜，好不好?”经过瞬时的惊愕，学生很乐意地回答：“好!”“‘虽然发了财，夜夜想成才’——打一人名，你们认识的。”片刻后，一位女生举手站起，信心十足地猜答：“钱梦龙!”顿时，全场欢声雀跃，紧张气氛顿消，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一下子营造出来，这样高超的应变机智，显然是博识的外化。 直觉性是教师机智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它表现于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能对突发性刺激迅速作出反应，迅速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及其正确的解决途径和方法。由于教师机智大多显示在突发、偶发情境中，因此它所借助的心理机制不是严密的、繁琐的逻辑思维，其特点是靠对情境的直感，利用一个闪念，抓住突出特征，大胆推测，迅速判断，果断结论。当然，这种直觉思维不是瞎猜，也不是含糊其辞，而是一种同艰苦的思维活动、长期的知识积累有密切联系的思维形式，是长期形成的“悟性”。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少偶发事件从其表象呈现的是荒.唐、可笑，甚至有点可恨，但有经验的教师却往往能看出学生的“智慧火花”，从而因势利导。直觉性在外语教学机智中表现更为突出，如有些介词、副词的使用，没有过多的理论根据可讲，直觉的语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教师在课堂上回答者方面问题时，往往靠的就是机智中的直觉。 巧妙性是教师机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常会遇到一些棘手的突发问题，或者是因学生调皮搞恶作剧而生出的一些难题和怪题。那些有经验的教师就会或绕开棘手的地方，或避开难答之点，而作出无懈可击的机智回答。如有一个学生故意从词典里挑出一个冷僻字问教师怎么读、怎么解。老师看透了他的心思，便微笑着机巧地问他：“从什么地方看来的?”那个学生自然不便直说，窘得很。老师又微微一笑，示意学生坐下。该生以后再也不搞类似的小聪明了。这位老师很奇妙地化“被动”为“主动”。 三、自控是教师机智的关键 高度发展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情感的稳定性是教师机智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作保证，要形成教师机智，无疑是天方夜谭。 教师机智是处理偶发事件中反映出来的高超的教育、教学艺术。偶发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聚众性、破坏性等特点。一些不成熟的教师往往因之而怒火中烧，对当事学生倾盆大雨般地严加训斥，造成师生关系紧张，甚至产生严重后果。而具有高度自控能力的教师，往往处变不惊，遇事不慌，能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前提下，有很强的忍耐力和坚持性，在最不愉快的冲突情境中，也能镇静沉着，举止稳重。据有关资料介绍，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位大学教授叫姚明辉，学识高但长相打扮颇有几分滑稽，很容易引发人的联想。一天上课，他刚走进教室，就见黑板上不知谁用漫画笔法画了一只人面猫头鹰，细看活脱脱像他的脸。但他并无因之失态，面无愠色，竟拿起一支粉笔给漫画作注：“此乃姚明辉教授之尊容也。”学生笑了，姚先生也笑了。而那个恶作剧者发自内心地对老师产生了一种高山仰止的尊敬。如此高度的自控，如此应变的机智，怎不令人拍案叫绝。 当然，高度发展的自控能力绝非一日之功，也是长期教育实践磨砺的结果，是建立在对学生内心世界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的。只有了解了学生，才能站在学生的角度，体验他们的情绪，分享他们的快乐和苦恼，欣赏他们的兴趣与爱好，透过学生的情绪引起自己和他们的共同感受。有一位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英语老师，一次上课时发现一个被视为后进生的学生在旁若无人地玩蚕，顿时火上心头，一把抓过蚕盒同蚕一起扔出了窗外，结果是教室里多了个空位子。三年后，该老师正起劲地上课时，又发现了一个学生正专心致志地端详着抽屉中的几只白白嫩嫩的春蚕，她的心为之一颤，特别是当她看到该生那惊恐的大眼睛时，她没有重蹈覆辙，而是抑制住不平静的心情，温和地发问：“知道‘养蚕’用英语怎么说吗?”该生摇头。“那么桑树呢?桑叶呢?蚕丝呢?……”她把这些单词一一写在黑板上，继而又左联右引，开阔学生眼界，使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最后她又点在要处，说养蚕是一种有益的活动，但因之耽误学习可不好。事后，那玩蚕的学生把几只正吐丝的春蚕送给老师，表达自己由衷的敬意。 综上分析可见，教师机智是教师的教育、教学艺术才能的典型表现，是教师才能结构的要素之一，研究这个问题，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赵鸣九.大学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 [2]柏恕冰，丁振芳.教师口才学[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6. 看了“靠发表学术论文挣钱”的人还看： 1. 对发表学术论文心得 2. 励志的赚钱句子 3. 本科生如何发表学术论文 4. 发表学术论文的心得 5. 大学生怎样发表学术论文

邓练贤，汉族，1949年12月9日出生，台山市人，中共党员，生前任中山三院党委委员，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传染病教研室副主任，传染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2003年4月21日光荣殉职。 邓练贤是广东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身后被广东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被中组部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叶欣，抗击非典英雄模范，原是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是该院护士长中最年轻的，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她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另外有其他几位同名人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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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与学术自由

一、引言：美国学术自由的历史渊源

北美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出现了大学。但与后来其他许多国家成文宪法不同的是，美国立宪时并未把学术自由确立为学者或学术机构的权利，以防止其受到政府或者社会利益集团的任意干涉。[1] 学术自由作为宪法权利首先是大陆国家宪法的创造。1850年普鲁士宪法就规定：“科学及其教学应该是自由的”。学术自由观念在美国的确立与传播，则在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一大批19世纪中叶留德美国人回国后致力于建设现代大学、维护学术自由努力的结果。[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起学校当局因为教员个人的学术观点触怒了某些利益集团，并导致校方在利益团体压力之下解聘教员的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大学的教员们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尝试通过教授们的公开结社来保证学术自由，争取学者不因为学术研究而遭受职业风险的保障。这就是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建立。它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对解聘教授事件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予以公布，从而参与形成公共舆论，迫使大学在一定程度认可并接受学术自由的价值。它们还制定并发布自己的学术自由标准，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不断更新着教授们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这些规则后来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学校管理当局的尊重。[3]

然而，美国宪法作为一部公法，除了第13修正案禁止任何人蓄奴以外，它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而不是对公民私人设定义务。所以不论怎样解释宪法，它都不能直接限制利益团体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干涉。学术自由要有机会进入宪法的视野，必须以政府权力对大学的任意渗透和控制为契机。从一战开始，美国左翼运动的出现，使社会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对于“红祸”的极大恐惧，一些限制左翼活动的立法也就随之出现。某些大学教员因为这些立法而被解雇。这也就使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与政府的立法权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而宪法本是一张控制政府权力范围的法网，其职责就是为公权力划定界限。所以，当案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美国宪法中学术自由权利的历史。

二、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对相关宪法判例史的简单梳理

(1)个人学术自由权利的确立：少数意见转变为多数意见的历史

最高法院的判决中第一次出现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概念是在1952年的阿德勒案中。[4]一项纽约州的立法规定教授、倡议以武力推翻政府或者作为这种组织成员的人，将被认为不适于被公共教育系统雇佣。它命令大学的董事会应当在经过告知和听证之后，确定这种组织的名单，并且把作为这类组织的成员身份作为不适于在公共教育机构任职的初步证据。原告阿德勒主张该法违宪，构成了对其言论自由以及作为或试图成为公共教育机构雇员的人的集会权的侵犯。此外，纽约州法对不称职的初步证据规定，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最高法院以6：3的表决结果否定了原告的主张。明顿法官代表法院多数的意见认为教育当局作为市政雇主(municipal employer)，不能被排除对那些能证明其雇员对公共服务而言是否称职的事项的调查权;而且也不存在违反程序性正当程序的问题，因为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原告在程序中已经被给予了提供相反证据的机会。

布莱克和道格拉斯法官的反对意见认为国家的公共教育机构的确不能成为共产主义活动的细胞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讲坛，但原告应该只因为其在教育系统中的公开行为而被认定有罪。本案异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概念。异议认为，州法确定的程序导致因结社而有罪的结果，这与美国社会的原则格格不入。而且一旦社团被初步认定为具有“颠覆”的嫌疑，就导致了对她个人的听证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州法的这种程序对于学术自由产生了巨大的损害。任何社团的建立都有可能是为了反对一股歇斯底里的潮流或者因支持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而具有嫌疑。这样的组织中就可能有共产党的渗透和参与，他们的出现可能传染整个组织，(而使组织看上去具有颠覆嫌疑)，即使组织的计划实际上并不违法。但州法的规定使任何一个陷入该组织的成员都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有罪，因而个人必然倾向于在那些表达争论的社团面前退缩。在州法下发生的一切与在一个警察国家下发生的一切一样，所有的教员都受到持续的监视，对他们过去的仔细排查可以找到其不忠的标志，他们的言辞意见将被认为可以提供“危险思想”的线索，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在1957年的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5]，支持学术自由的观点开始出现在了法院的多元意见中，并对学术自由宪法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肯定。斯威齐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约瑟夫•熊彼特。毕业后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研究志趣发生了根本转向，时任新罕布什尔大学客座教授。因为在州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根据该州1951年的《颠覆活动法》，州总检察长对上诉人启动了颠覆行为调查。虽然被当作颠覆活动的证人，被传唤至总检察长前，回答了包括他本人是否为共产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他拒绝告知他所知的关于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及其成员的情况以及他在州大学发表的演讲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这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总检察长向地区法院申请强制其回答并获得强制令，但仍遭拒绝，地区法院判决其构成藐视法庭罪。

沃伦、布莱克、道格拉斯和布伦南法官认为州立法机关缺乏权力要求证人告知总检察长想获知的任何信息的权力。仅仅传唤证人，并强迫他违背其意愿，揭示他以往表达和结社的本质(to disclose the nature of his past expressions and associations)，就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的措施，但这里却存在着《权利法案》和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对于上诉人学术自由和政治表达的侵犯。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对其侵犯极度保留、克制。

法兰克福特和哈伦法官的赞同意见同意多数的判决结果，认为要求证人回答问题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并且，州没有为这种侵犯提供基于保护州利益的正当化理由。赞同意见对学术自由有了更丰富的阐释：自然科学需要在假设与推断中成长，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为了社会的善，如果理解的确是一种非常关键的社会需要，那么对于社会的研究、思考就必须尽可能的不受约束。政治权力必须戒除对于这类追求明智的政府管理和人民福利的(学术)活动的侵犯，除非理由是紧迫的和不可抗拒的。基于一大群显著的证据，基于自由社会对自由大学的依赖性，上述论断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意味着大学中的知识生活必须排除政府的干扰。

在1967年的凯伊锡安诉董事会案中，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特别关注的地位得到了多数意见的完全肯定，从而具有了先例的效力。[6]该案推翻了1952年的阿德勒案判决。本案的上诉人是州立大学教员。按照纽约州法，他们被要求签署保证书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每个人都被通知拒绝签署的结果就是解雇。州以此防止其雇员中出现颠覆分子。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判决州法违宪。布伦南法官传达的多数意见认为，州法规定的具有煽动性言辞即可解雇教员的条款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没有教员能够把握对抽象教条的陈述与直接煽动的界限。州法禁止雇佣任何鼓励或者散发鼓励暴力推翻政府材料的人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它可能也禁止雇佣宣传抽象原则的人;州法规定共产党身份既构成不适合担任公职的初步证据，违宪地剥夺了结社自由，因为其不允许提供自己并非积极党员或缺乏促进非法目标的意图之抗辩。

多数意见高度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地位，认为我们的国家致力于保卫学术自由，它是一种对我们而不只是对有关教员而言至高无上的价值。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注，它完全不能容忍法律在课堂之上建立正统观念。教室就是思想的自由市场。美国大学中自由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可以低估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这些教育青年的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给我们大学中的知识领袖们穿紧身衣只会使国家的未来陷于危机之中。而且也没有什么教育的领域已经被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发现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为鲜有什么原则被认为是绝对的。学术不可能在一个充满怀疑与猜忌的氛围中兴旺发达。教员和学生都必须可以自由的调查、学习和评价，以得到新的成长和理解。否则文明就要陷于停滞并死亡。

至此，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之一被彻底确立起来，面对立法对于学术自由的侵犯，公民可以寻求宪法的保护。在1985年的一个案例中，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再次获得最高法院的讨论，确认了机构自治也是学术自由的重要方面。[7]最高法院认为，学术自由的兴旺不只依赖于教员和学生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交流，也在不同的层面依赖于学院的自主决定;基于学术理由决定接收谁入校学习的裁量权是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之一;在决定学生的学术表现和他们的晋级与毕业方面，大学教员必须有一种最宽泛的裁量权;当法院被要求审查这种学术决定的实质时，法官必须对教员的专业判断展示最大限度的尊重;除非证明负责的委员会或个人实际上没有执行专业判断，偏离了公认的学术规范，否则法官显然不能推翻他们的决定。

(2)学术自由的发展：自由的限度所在

经历了权利确立与扩充的时期之后，对学术自由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其界限的认识。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否则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不可能。所以就应当避限制那种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为自己的任性而为做掩护的情形。

在1987年的一个案例中，出现了政府以学术自由为名变相支持某种宗教信仰而违反立教条款的情况。[8]一项路易斯安娜州的法律要求州的公共学校必须平衡对待“创世科学”与“演化科学”。州法把这两种科学定义为证明创世和演化的科学证据以及由这些科学证据得出的推论，但并没有定义何为“创世”和“演化”。州法要求只要一种科学被教授，公共学校就必须教授另一种科学。为了“创世科学”，课程指导和研究服务才被发展和支持;禁止学校董事会歧视任何选择作为创世科学家或教授创世主义的人。州法宣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公立学校学生的家长、老师和宗教领袖起诉州法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根据先例，如果立法机关的立法缺乏世俗目的，而证据证明立法被设计去推进特定的宗教教条或禁止教授某些教派所厌恶的科学理论，就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发现本案中州法通过在公共教育的整体中以要么完全排斥演化论、要么反对演化论的宗教观点必须得到同时展现的方式来推进一种宗教教条;州法也没有推进其所宣称的保护学术自由的目标。因此，州法被认为试图利用政府的象征性和财政性支持以达成一种宗教目的，故而违反了立教条款。

在1990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案中，对私立大学的学术自由，最高法院的解释倾向于限制其内涵。[9]显示了学术自由必须与其他宪法价值相协调的要求，也就更不能容许大学以宽泛的“学术自由”为名主张性别、种族等就业歧视。Rosalie Tung是私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籍华人副教授，宾大拒绝了她的聘用申请。她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该拒绝是为1964年《民权法》所禁止的基于种族、性别、和国别(national origin)的歧视。在该委员会的调查中，根据立法授权，委员会向宾大发出了传票，要求提供Tung和其他五位据称获得优待的男性教员的任职评审文件。宾大要求委员会修改传票，排除调取“保密的同行评审信息”。宾大主张政策考量和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原则要求承认宾大具有一项适格的特权，或者委员会应当采取一种平衡的进路(balancing approach)，只有在证明具备超越于相关性的特殊理由时，才能调取同行评审材料(peer review materials)。

布莱克门法官传达了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否定了宾大的主张。认为大学并不具备可以抗辩公开在聘任决定中与基于性别、种族、国别歧视指控相关的同行评审材料之义务的任何特权;并且因为委员会的传票是内容中性的，既没有命令大学内的演讲偏离或靠近某个主题或观点，也没有在禁止国别、性别、种族歧视之外为大学选择教员提供任何实质的标准，所以宾大主张其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权所受到的侵犯是微不足道的。公开同行评审材料将会危害对于同行评审过程至关重要的保密性，使得大学获得与学术理由相关的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聘任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危害是推测性的;至多只能在所主张权利缺位的情况下逐渐产生。

宾大所主张的特权也根本不能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宾大对学术自由方面本院判例法的依赖实际上是错置的。学术自由应对的是政府基于内容对大学演讲的控制以及对按照学术理由任命教员权利的侵犯问题。上诉人并没有主张任何内容管制问题，而是说公开同行评审材料会导致“教学和研究水平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学术自由都不能包括宾大主张的扩及同行评审材料保密的要求上。如果宾大的主张能被接受，那么许多普遍适用的法律，比如税法，都可以被认为在影响大学雇佣的情况下而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

三、美国宪法对学术自由保护的启示

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相关案件的粗浅梳理，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美国宪法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的某些特征。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时甚至存在内在价值张力的复杂体系。这就决定了对于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绝对不只是第一修正案独自能够承担的。实际上，学术自由内部不同的价值要求，使得宪法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起到保护学术自由价值的功能，即使并非以保护学术自由为名。对法人财产权的保障即是一例，在学术自由概念正式进入法院并得到承认之前，它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学术机构自治性的功能。[10]总之，宪法已经在国家与学者个人的矛盾冲突面前，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学术自由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如何平衡政府、学校、教员、学生四方的关系，从而使得学术能够在这“四角关系”难免的纠葛下获得一种不断发展与持续成长的自由感觉。当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而不单只是一种宪法权利时，它就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学生，学术自由可以意味着学习与研究的自由，包括一定范围内的选课与听讲的自由;对于教员，则可以意味着自由的研究问题、授课、并发表研究成果，具备相应的职业保障，不因正当的科研行为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对于教育机构，学术自由可意味着自由选定科研项目，实行学术自治，按照学术标准选任与评定教职人员等级，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包括政府与社会在内的对学术自由各种各样潜在的侵犯者，也就存在着多样化的学术自由要求。而显然，并非所有的这些要求都能立刻，以及应当成为宪法加以保护的对象。比如在今天，对于教员学术自由更大的侵害可能并非来自陷入“颠覆”恐惧的政府权力，而是来自大学管理层和学术同行的偏见与敌意。除了公立大学可视为政府机构要服从宪法之外，私立大学与学术同行都作为私方而通常不能成为宪法约束的对象，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侵犯学术自由;相反，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比如，对某些激进主义研究倾向的敌意，就导致在一个同行评价对于学者学术事业发展日渐重要的学术环境里，它们在大学中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压缩。[11]虽然，立法或许会主张学术自由的价值而对私人任意的歧视与敌意加以控制。但与19世纪末的种族歧视案类似，法院也会主张也是自然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不是法律能够消除的。[12]虽然该案所代表的宪法理论被推翻了，但是与种族偏见相比，这样的理由，用来证成伪装在学术外衣下的偏见、甚至学术政治斗争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法院只能根据是否偏离公认的学术标准来审查学术决定。[13]但问题是公认的学术标准本身可能就是偏见的伪装。实际上，正是社会自治与自我协调的无效性，才导致了社会向立法寻求保护，有动力向法院寻求救济;而司法也有责任以立法和宪法来保护失调的社会机制下无法得到保障的某些价值。这就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边界应当有继续拓展的可能

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些形式化的教条原则根本不能成为宪法拓展自己保障范围的障碍。比如同行歧视问题，就应该区分真正严肃的学术评判与那些打着学术旗号却实际上以纯粹的敌意和偏见、甚至教职分配、职级评定等等方面的私人利益为根据的任意评价。认为学者的判断都是来自科学与理性，从来没有任何偏见的看法是不可能通过事实得到检验的。尤其对于州立大学来讲，作为“政府雇员”的激进主义教员，作为一种“离散与孤立”、因而民主过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的少数。[14]如果同行评审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发挥了替代作为雇主的州立大学进行雇佣决策的功能，比如同行多数决定什么刊物才具有学术价值，而一些登载激进主义研究的刊物长期因为偏见而得不到承认，导致学者在任职评级时相关的学术贡献不能获得认定;并对学者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如果不转变研究方向，其学术生涯就不能持续下去。这时，依据宪法及相关判例，同行因其实际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雇佣权力”也就可以被施加禁止特定就业歧视与禁止侵犯言论自由的义务。[15] 当然，正如，毕克尔所言，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应当采取“深思熟虑的速度”，应给政治机构和整个社会、尤其是是学术界在法院宣布“权利的原则”之后进行另一类的复审工作留下探讨与对话的空间。[16]以使学术自治的本质不会受到司法能动的侵害，正如一位法官所说：学术自由的观念，其根基是在学术著作中，而不是在法院[17];但是司法本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多数人因秉持自己的独到观念而歧视少数人时为少数提供救济。拿捏好司法能动的尺度，的确是一门需要高超政治智慧与法律素养的裁判技术。

在这个领域，宪法保护、立法保护是与社会自我维护的界限必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最终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人心民意的走向，也就是“大众宪法观”;毕竟社会运动、政治、经济以及更多的因素引导着我们对宪法的理解，也决定了宪法的含义。[18]

注释:

[1]比如现在的“八二宪法”第47条“文化活动自由条款”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2]参见赵叶珠，“移植与创新:德国学术自由理念在美国的嬗变”，载《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6期。

[3]参见李子江，“学术自由的危机与抗争：1860至1960年的美国大学”，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

[4]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342 U.S. 485.

[5]SWEEZY v. NEW HAMPSHIRE，354 U.S. 234.

[6]Keyishian v. Bd. of Regents，385 U.S.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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