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乌克兰局势论文发表

乌克兰“民主化”已经二十多年，最新一波全国性政治危机走向何方尚不可知，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危机过后什么也不会改变，新的危机随时降临到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自14世纪中叶起，乌克兰被金帐汗国、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先后统治。更在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被其他势力瓜分。19世纪时，乌克兰大部归属于俄罗斯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混乱时期，乌克兰曾在1917年至1921年短暂独立。在乌克兰内战后，被迫并入苏联，丧失独立。不过在苏联时期，乌克兰自身的发展却迎来黄金时期，是强大苏联最发达和富裕的地区。随着冷战的结束，乌克兰再次获得历史机遇，独立建国。 当时的乌克兰对未来充满憧憬。在苏联时代，它是粮仓，整体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其他地区。此外重工业和军工业也十分发达，就是现在也是仅次于俄国的欧洲第二大军事力量，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就来自乌克兰。拥有这样的优势条件，又摆脱了前苏联的包袱，再加上西方成功的民主制度，乌克兰自认将很快成为欧洲的新瑞士。然而令谁也想不到的是，走向民主化之后，乌克兰经济却是灾难性的表现，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就是独联体其他地区都恢复增长，乌克兰仍然深陷泥沼，债务累累——到目前外债已达600多亿美元，超过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其外汇储备仅能勉强维持两个月。到今天，一个曾经如此富裕的国家，人均GDP仅仅三千多美元，属于第三世界。不仅如此，乌克兰腐败极为严重，德国透明国际直接把乌克兰经济和政治体制评定为将近世界上最腐败的，其排名一直在一百四十多位徘徊，以至于季莫申科担任总理时十分羡慕中国对腐败的打击手段。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成为世界投资环境最差的地区之一（根据2012年世界银行投资环境排名，乌克兰在1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37位）。更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民主没有带给乌克兰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相反席卷全国的政治危机一场接一场地上演。西方的民主理论一直鼓吹，民主制度可以提供最为稳定的权力合法性，但在乌克兰却是奢望。当然乌克兰危机戳穿的民主泡沫还有很多。重庆事件过后，许多自由派人士故作惋惜地声称，假如是在民主制度下，这样有人格魅力的政治人物绝对不是这样的结局，所以实行民主也是在保护政治人物云云。可是乌克兰的政治领袖们，中毒的中毒，被莫须有关进监狱的关进监狱，还有目前被通缉的、合法选出的总统亚努科维奇。短短二十多年能把一个雄踞世界的前苏联中最富裕的地区改造成如此模样，不得不令人惊叹西方民主的威力。也难怪西方如此热衷要把这套制度送给中国（不过海内外的华人自由派是何动机，百思不得其解）。 乌克兰走向民主所引发的悲剧，除了民主化转型必然要经历动荡、付出惨重代价的普遍规律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乌克兰西部和东部有不同的历史渊源，东部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对两个民族共同的历史源流——基辅罗斯公国有深厚感情；而西部历史上曾是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土，“欧洲情结”浓厚，且相当一部分西乌克兰是二战后新获得的领土，当地居民对和俄罗斯一体化持抵触情绪。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因素，乌克兰形成了亲俄派和亲西方派，双方势如水火，根本无法妥协。当现任总统亚努科维奇决定倒向俄罗斯时（他五十岁才会说乌克兰语），亲西方派不仅立即群起抗议，甚至有西部地区干脆宣布独立。而当亲西方派强行非程序性夺得政权后，亲俄的克里米亚也宣布独立。显然，在一个对国家未来没有共识的地方，要想实行民主制度，结局只能如此。换一个角度说就是，民主根本无法解决一个国家重大的分歧。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乌克兰夹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每一方都通过乌克兰的民主制度全面渗透，分别支持自己属意的政治力量。于是乎，民主化之后，乌克兰开始不断上演革命，比如著名的橙色革命。显然一个夹在大国博弈之间的国家，实行民主反而更易被大国所操弄。由于大国利益不可调和，导致乌克兰民族自己也自相残杀，毫不妥协。这也是为什么尤先科中毒，季莫申科被关进监狱，现在的亚努科维奇被政变式推翻而被通缉。 从目前来看，乌克兰的出路有二。一是放弃西方这样的民主制度，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里俄罗斯和中国都可称榜样。俄罗斯从十年的民主惨剧中醒悟过来，创立民主制度外壳下的强人普京模式，不仅实现了国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经济也是迅速恢复和发展。虽然俄罗斯不再被西方承认为民主国家，但和国家稳定、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比就实在微不足道了。中国就更不用说，邓小平开创的后改革体制：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不仅不同于西方社会和阿拉伯社会，更可称前无古人。当然由此创造的经济奇迹成为这种体制最佳的注脚。二是如果乌克兰不想或无力放弃民主制度，就只能一分为二，解体为两个国家。原因很简单，内部矛盾不可化解，外部博弈也同样是零和游戏，民主更把这两种因素加以放大。本来此次危机，亚努科维奇和反对党曾达成妥协，签订和平协定。结果仅仅一天就被反对派以实际行动推翻。或许政党精英想妥协，但西方不答应，民众不答应，结果就只能是你死我活。假如以上两点乌克兰都无法做到，那今天的乌克兰也就是明天的乌克兰。这一次，就算反对派成功推翻亚努科维奇，并且赢得随后的大选，但处于危机中的西方并无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只要乌克兰经济继续恶化，亲俄派就会借助民众的不满卷土重来。亲西方的尤先科就是这样被赶下台的。当然就是亲西方派内部也不团结。尤先科在橙色革命后成为总统不久即和联盟以及最重要的支持对象季莫申科决裂，其后更在2009年11月表示：“我相信，每个礼拜只要季莫申科还坐稳总理宝座，将带领国家走向灾难。因为季莫申科是个危机，一切的危机。”今天的乌克兰经济高度依赖俄罗斯，仅天然气债务就高达170亿美元。急需输血的乌克兰却在西方借债无门。它想加入欧盟，不但当时得不到援助（只能得到15亿欧元的补助），反而面临极高的加入门槛和高昂的代价。假如反对党执政，俄罗斯必然高舞经济大棒施压，乌克兰经济危机迅速接近临界点。经济危机必然引发政治危机，一场新的动乱又将上演。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的是，西方只是把乌克兰当做对付俄罗斯的工具，而俄罗斯则是把乌克兰当做重要的地缘战略缓冲。所以西方不会对乌克兰付出真金白银，甚至乌克兰乱就符合西方利益。西方扮演的角色就是“成事不足败俄事有余”。俄罗斯则为了自身的利益，全力以赴，否则也不会同意乌克兰推迟偿债、付出150亿美元的援助代价以及下调30%天然气价格的举措。作为一名中国人，以悲悯的心态关注乌克兰人民的遭遇，同时不得不反顾自身。我不愿意看到乌克兰人民陷入血与火的乱局，但当下的局势确实给中国提供了巨大启示和机会。首先，乌克兰的乱局再一次证明中国选择走自己的路并开创自己模式的正确性。它的二十多年民主实验，没能提供所谓的最稳定合法性，有的只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动荡与对立；它也没能解决国家内部存在的分歧，反而成为矛盾冲突的催化剂，国家的统一都受到威胁；它不仅不能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成为障碍；它不仅未能带来一个廉洁的政府，相反却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它也未能对政治人物提供政治安全，甚至最基本的人道待遇：季莫申科在监狱中长期受虐待，出狱后只能坐在轮椅中。如果有人还要为这种制度辩护，还要想把这种制度搬入中国，那就先看看乌克兰吧。其次，乌克兰危机，再一次把西方和俄罗斯逼入对决的第一线。本来普京执政以来，和西方在叙利亚、伊朗、斯诺登等问题上处处对立，现在又加上了乌克兰，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和对抗。俄罗斯和西方对抗加剧，一方面都再无力“关照”中国，另一方面还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的外部环境面临的压力会相对减轻。特别是今天的中国由于迅速崛起而面临日本不怀好意的挑衅（日本恐怕还希望如同120年前一样，通过一场外部冲突改变中国内部的政治走向，打断中国再一次的现代化努力）。最后，在两大外部强权博弈之间煎熬的乌克兰，也同样需要第三方力量。当今世界，除了俄罗斯，也只有中国有能力给予经济援助。当然中国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只不过相对于俄罗斯和西方，实在微乎其微：转让或者提供军事技术而已。还有一点同样很重要。乌克兰危机再次显示了西方的双重标准。不久前，波黑发生了类似的民众抗议事件，结果西方一直站到政府一边，支持强力恢复秩序。但同样的事发生在乌克兰，西方就站在抗议者一边，甚至反对党通过非法方式获得政权，也迅速得到欧美承认。本来，乌克兰既然是采纳西方民主制度，权力的更替只能是选票，其他的任何方式都是非法。显然在利益面前，民主等普世价值也是可以交易的。只是此例一开，乌克兰就变成第二个泰国：任何一方都不再信奉投票箱里出政权，而是街头暴力了。当然远望乌克兰，并不是期待中国火中取栗，而是坚定地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十年之后，不同道路选择的成败将以一种谁也无法否定的结局出现。或许到那时，中国已经无需再考虑国际环境变化是否是危还是机，是利还是弊。因为所谓的国际环境就是中国而已。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出路在哪里论文如下：

虽然乌克兰危机表面上是军事和政治对抗，但如果不运用经济理论，尤其是博弈论，那就无法完全理解此次美俄冲突。以下提供几个思考的角度：

核威慑：根据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的博弈论，该冲突可以放在核威慑的框架中去理解。自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后的乌克兰放弃了从苏联继承过来的核武器，以换取其领土完整，俄罗斯和美国都对此签了字。

(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苏联的1000枚核弹头，是当时世界第三的核大国。但随后乌克兰与美俄达成协议，销毁了其核弹头以换取双方对其领土完整的承诺。美国承诺在乌克兰领土受到俄罗斯威胁时对其进行保护。)

那时看来，乌克兰这么做是对的，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然而，如今回过头来看，如果乌克兰如今还是一个核大国，那么显然不会再俄罗斯面前显得那么无力。

临界点：谢林在其著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建立了临界点模型。该理论既适用于战争，也只用于经济、邻国间冲突和其他国内问题。在乌克兰事件中，事件从协商解决发展到政治冲突，如今克里米亚的事态又将局势进一步推向深化，将世界带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临界点。

首先介绍一下背景：除了前南斯拉夫和格鲁吉亚，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地区大体是和平的。边界的重新划定较为有序，政治交易也是基于各国领导人对本国利益的理性评估上。

政治学家Jay Ulfelder最近在一个博客中指出，过去25年中，全球的军事冲突比预期要少。但最近，和平解决冲突变得越来越难。这种变化可能只是数据统计中的随机事件，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冲突可能在变得更多。

政治分析师认为，乌克兰政治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虽然是乌政府2013年11月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但最根本原因还是国内民众在“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问题上的深度对立。这一根本矛盾没有化解，乌克兰局势升级的土壤就始终存在。费希尔说，从人口和地理因素分析，大约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口讲俄语，大多生活在靠近俄罗斯的东部地区，主张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大约三分之二人口讲乌克兰语，主要生活在中西部地区，倾向于更亲近欧盟。费希尔认为，无论谁当选总统，都会被其中一派视作“自己人”，而被另外一派视为“敌人”或者某一境外势力的“代言人”。这种对立情绪始终没有得到缓解，从而成为酝酿更多危机的温床，在出现诸如财政危机恶化、政府立场突变的事件后发酵成政治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