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造星论文发表

在1952年闵桂荣以高分考入厦门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之后因院系问题调整转入南京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东南大学）学习，在1963年在前苏联科学院动力研究所研究生（副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回到祖国，回国之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承担我国航空发动机传热问题的研究工作。1956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关键技术进行全面开展，没有学过也没有干过的人造卫星技术，只有在展览会见过的人造卫星模型的闵桂荣带头研发，整个团体整体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进行研究。先后担任卫星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主任等。

钱伟长,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 科学救国的满腔热情1931年夏天,19岁的钱伟长来到上海参加高考.那时候,升学考试是各个大学自己出题进行的.钱伟长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参加了清华、交通、中央、武汉和浙江五所大学的招生考试,结果同时收到了这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钱伟长的祖父是晚清秀才,终生教书;他的父亲和四叔也都以教书为生.钱伟长从小耳濡目染,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文科成绩一直很好,而理科并不很好,特别是数学和物理.于是他最后选择了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可是,就在钱伟长他们刚刚入学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在一夜之间占领了我国东北辽阔的土地,铁蹄践踏着我国的国土,人民在硝烟与血泪中挣扎.钱伟长和大多数青年一样,激发了"科学救国"的热情.在清华大学1931年的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竟有21人.尽管钱伟长数理化三科的成绩总共不到100分,而其他同学的考分都在200分以上,但他还是决定转到物理系.钱伟长向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和物理系系主任吴有训教授提出了改学物理的请求.吴教授说:"我查过你的试卷,你的文学和历史考得很好.特别是历史卷中的那道关于二十四史的题,我听说只有你一人得了满分;而你的英语和数理化的成绩却不大理想,物理尤其差.对你来说,学中文更合适,为什么一定要改学物理呢?"钱伟长激动地说:"对,我原来是喜欢文科的.但是,在上海考试期间,我看到外国人在上海滩横行霸道,无非就是靠着他们的枪炮比我们好,我觉得文学救不了现在的中国,现在国家更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大炮!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钱伟长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两位教授.吴有训教授答应了他的请求,不过有个条件:一年后数理化成绩必须在70分以上,否则仍然回中文系.同时吴教授还要求他加强体育锻炼,因为物理系功课负担很重,没有强壮的身体,难以应付.钱伟长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2 成绩出众的求学生涯那时候,清华大学理科的许多教材是英文原版的,教师们讲课也用英语.第一学期对钱伟长来说是非常艰苦的,除学习正课和做实验外,还要自己补习英语和中学的一些理科知识.他夜以继日地苦读,首先攻下了英语这一关,同时理科成绩也逐步提高,凭着刻苦的精神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年终考试,钱伟长的各科成绩都达到了70分以上.4年后,22岁的钱伟长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接着又考取了清华研究院物理系的研究生,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从事X光衍射研究.1939年7月,中英文教基金会招考第七届公费留学生,钱伟长从3000多考生中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第二年1月,22名青年满怀雄心壮志,告别了家乡亲人,乘船赴加拿大留学.钱伟长进了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跟随系主任、著名的应用数学家辛格教授从事流体力学和弹性力学的学习、研究.仅仅过了50天的时间,钱伟长就与导师合作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在纪念冯·卡门教授60寿辰的纪念论文集上发表了.论文集上的作者都是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和权威教授,如爱因斯坦、铁木申柯等,钱伟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青年竟跻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引起了冯·卡门教授的注意.1942年,钱伟长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上的一组方程式被国际科学界称之为"钱伟长方程".辛格教授将自己的得意门生推荐给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系主任冯·卡门教授.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对曾在自己祝寿文集上发表过论文的钱伟长表示热烈欢迎.钱伟长跟随冯·卡门教授作博士后,回来又在研究所任研究工程师,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研究工作.钱伟长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导弹的空气动力设计.他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伦敦遭到德国火箭的威胁,英国首相邱吉尔向美国求助,这件事交到了冯·卡门教授的研究所.钱伟长等人议论,德国火箭是从欧洲西海岸向伦敦发射的,多数火箭落在了伦敦东区,这证明德国火箭采用了最大射程.根据他们的研究理论,钱伟长指出,只要在伦敦市中心造成已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蒙蔽德国,让他们的导弹仍按原定射程攻击,伦敦市中心就可避免火箭造成的巨大实质性破坏.英国按这个建议去做,果然将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邱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不胜感激地称赞:"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没有想到,当年使伦敦减轻灾难的是中国青年.3 精诚报国的拳拳之心尽管美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但钱伟长的心中始终燃烧着为自己的祖国做贡献的强烈愿望.当获悉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后,钱伟长立即向冯·卡门教授提出了回国请求.可是教授怎么也舍不得放这位精明强干的学生走.最后,钱伟长提出要回国探望阔别6年的妻子和还未见过面的6岁的孩子.冯·卡门教授无奈,只得放行,他再三叮嘱钱伟长:"早点回来!"1946年5月6日,钱伟长踏上了归国的航程.为了不引人注意,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一些书籍.钱伟长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清华园,立即投入了艰苦紧张的复校工作.开学了,工作繁忙,教学任务很重,生活却非常艰苦,他不得不在好几所大学兼课.这时,美国的研究所托人来邀请钱伟长回去工作,可以全家迁去定居,但要在一个表格上签字,表明一旦中美发生战争,绝对忠于美国.钱伟长说,当初从美国出来,就没有想到要再回去.他毫不犹豫地在那张表格上写下了"NO".4 功勋卓著的科教成就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几十年过去了,钱伟长教授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同时并进,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科学工作者.钱伟长在谈及高校教学改革时说,教师把学生教"懂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典型的"填鸭式"教学.教学生思考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这种教"不懂"才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钱伟长教授在科研中也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他擅长应用数学、力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等.现已出版有《圆薄板大扰度问题》、《弹性力学》、《变元法和有限元》、《穿甲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应用数学》等学术专著20余部,在国内外发表的学术论文200余篇.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上都有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主要学术贡献是板壳非线性内禀统一理论,板壳大扰度问题的摄动解和奇异摄动解,广义变分原理,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形编码(钱码)等.他早期提出的"浅壳大扰度方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钱伟长方程";在圆薄板大扰度问题上,他提出的以中心扰度为小参数的摄动法,在国际上称"钱伟长法".有关圆薄板大扰度问题的工作,在1955年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国家科学奖二等奖,广义变分原理方面的工作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此外还有多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北京市、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最近,钱伟长教授关于非克希霍夫-拉夫假设板壳理论的工作,是对固体力学基础理论的新贡献.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钱伟长长期从事高等教育领导工作,为培养我国科学技术人员作出重要贡献.自1946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1954年起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的创始人.1956年起被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1983年起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1984年创建了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任所长.1985-199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积极推动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为了表彰钱伟长教授的杰出贡献,日前,由雕塑家、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教授创作的钱伟长塑像赠送仪式在南京大学举行.塑像高0.5米,为青铜所铸,尽显钱先生从容豁达、睿智的长者风范.钱伟长教授虽已88岁高龄,仍战斗在繁重的教科研和领导岗位上,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闵桂荣长期从事空间技术工作，是我国人造卫星工程开拓者之一、航天器热控制技术开创者，参与领导完成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多颗返回式及应用卫星的研制工作，为我国空间技术发展作出系统、创造性成就和重大贡献。

负责领导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多颗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和飞行工作。他和同事们开辟的航天热控制这门新技术。还先后发表了科技论文七十多篇，还出版了很多书籍。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简历1950年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邓稼先个人概述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邓稼先词是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自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功勋泽人间。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数学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等职，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他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 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 不久，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终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邓稼先贡献研究了原子弹和氢弹 邓稼先的光辉一生（徐焰）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选自2001年6月25日《北京青年报》）三、杨振宁与邓稼先的友谊（徐胜蓝、孟东明）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全国上下为这位中华精英过早离开人世而感到悲痛。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天府杨柳塞上烟， 问君此去几时还？ …… 实验场上惊雷动， 江河源头捷报传。 …… 不知邓老今何在？ 忠魂长眠长江畔。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写道：踏遍戈壁共草原， 三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国务院总理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这样悼念邓稼先。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打来了唁电。杨振宁先生和邓稼先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让我们读一读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撰写的《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的一段吧！“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稼先没有虚度此生！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历史没有忘记他们！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2集的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在第8集里，有这样的画面和解说：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壮丽场面展现在荧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国人民、套红的《人民日报》号外……，邓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躯也出现在荧光屏上。……“1971年，当杨振宁得知，中国两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成的，他离开宴席走进了洗手间，那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

一、 生平简介 邓稼先(1924—1986年)中国核物理学家，1924年6月25日生于安徽怀宁，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其父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平，16岁随其姐来到四川江津念完高中。1941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受业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返北平，应聘于北大物理系任教。1948年到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念研究生，被选入“留美科协”总会干事会。新中国的诞生促使他决心尽早回到祖国。1950年8月，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冲破重重险阻登上了回国轮船。1950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后历任研究所付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付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付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付主任，是我国核武器理论与技术的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院学部委员。 1985年7月患直肠癌，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86年7月29日卒于北京。终年62岁。 二、科学成就 邓稼先是我国两弹元勋，由于保密原因，不能一一列举他亲自领导和参加的各个核装置或产品型号的名称，也不便列出全部科研成果目录，只能摘要列举几例。 他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既阐述了流体力学、爆轰物理、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有关基本理论，又详细描述了原子弹物理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图象，并对其中的物理规律作了深入的探讨，诸如球面爆轰波理论，冲击波与金属的相互作用，冲击波的聚焦和不稳定性，核材料压缩度的粗估方法，裂变系统深燃耗的解析表达式等等。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又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由于保密原因，国外不发表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国内还不具备实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邓稼先指导科研人员从已经发表的其他金属材料的状态方程，推出了低压区铀的状态方程，同时，他又对托马斯——费米(Thomas-Fermi)理论作了修正，求出极高压下的核材料状态方程，并且巧妙地与低压区状态方程连接，给出了相当大区域之内完整的状态方程，满足了理论设计的需要。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但终因工作任务过于繁忙，再加上癌症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只写了开头几章就辍笔，未能全部写成。 三、趣闻轶事 1．顶住重重压力，为核试验呕心沥血 1959年后，苏联毁约停援，我国又连续三年发生自然灾害，在既无图纸又无资料的艰苦条件下，我国开始了自己的核武器研究。邓稼先组织理论队伍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用的是几台电动计算机和手摇计算机，先后共进行了九次试验，就这样迈开了中国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第一步。 正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集中力量对氢弹原理攻关之时，十年动乱开始，邓稼先以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把日益分裂、进行派别斗争的科研人员组织在一起，在“抢在法国人之前搞出氢弹”口号的激励下，争分夺秒地投入研制氢弹的最后战斗，这时他的家庭受到极大冲击，但他没有为家庭不幸遭遇所压倒，他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仍然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为早日研制成氢弹而四处奔波。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某些人利用连续三次冷试验没有得到预期结果的技术问题，组织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向理论部进行批判围攻。作为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如果在技术上说一句违心的话，他本人也许会暂时得到解脱，但很多无辜同事就将被问罪，技术问题可能被歪曲，被掩盖，给核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他不管个人安危顶住了种种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使技术问题得以解决，又保护了一大批科技骨干，避免了重大损失。终于在1966年底，进行了突破氢弹原理的核试验。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 2．为了祖国强盛，甘当无名英雄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放弃了在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冲破阻力回国参加建设；他中止了已有相当成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隐姓埋名投身于核武器的研究事业。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3．深切的悼念，崇高的评价 他的挚友、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给许鹿希(邓稼先的妻子)的慰问信中写道：“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他说：“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国务委员、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在邓稼先的追悼会上说：“邓稼先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而党和国家授予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却永远闪耀着光芒。 生平 ■21岁便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26岁在美国成为“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后第九天便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 ■1958年以后神秘地“消失”。在戈壁大漠中，创造出世界上研制氢弹的最快速度 ■临终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背景 ■杨振宁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回答：“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激动得流出泪水 邓稼先的一生，是中国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在抗日救亡的呼喊中长大，在“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声中走上科学之路。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抱定了以科技强国的宿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兴亡紧密相连。同时，他在党的教育下知道了应该如何发动群众进行科研攻关，为此而终生奋斗不惜个人的生命。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核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故事 ■他从美国归来，带了几双尼龙袜子送父亲，还带回一脑袋原子核的知识 ■岳父支援的一点粮票，他都用来买饼干与同事们分享；他在基地度过10年单身汉生活 邓稼先于1950年夏天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完全可以留在那里并拥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但他毅然回来建设仍一穷二白的祖国。同年国庆节，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邓稼先还强调试验的基本原则是亲临第一线。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一次，航投试验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他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检验，自己受到致命的辐射伤害 ■得知患癌症，他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