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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哲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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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Sophia

内容提要:本文概括地阐述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基本特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影响,提出了针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所应当采取的宏观对策。关 键 词:人口老龄化 对策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一份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该报告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 并且它还严肃指出:“中国即将经历一次惊人的人口转变,一个原本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我国2003年,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11%,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发展老龄事业的工作格局。国家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确定了老龄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基本政策;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把老龄事业明确纳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城市初步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许多地方还对救助贫困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老年服务事业发展迅速。中国政府修订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城市道路和建筑物障碍设计规范》等相关条例,方便老年人的居住与出行。社区卫生站、托老所、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学校、老年休闲广场等老年服务设施逐渐增加,服务老年人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一、未来趋势预测——我国未来面临人口增长三大高峰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总人口继续直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达94100万人,所占比重将增长至2010年,大约占67%左右,届时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会赡养负担最轻,即从现在至2020年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最佳时期,随后从属比上升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未来一二十年我们在面临劳动人口比重和绝对量增长的同时,还将面对失业人口继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劳动就业战略决策的合理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丧失的不仅仅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国家财力和自身养老金积累的“黄金时代”;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如下表所示,未来16年我国将进入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9.96%;此后30年间将进入快速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32.7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二、综观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呈现以下五个特征。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1%。但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4.11亿,占到总人口的29%,它将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的人口总和。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亚洲和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来势猛老龄化可能是由于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造成,也可能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长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发达国家经历了由底部老龄化到顶部老龄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当它们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变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婴儿出生率甚至已经降到了1.0;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70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另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从乡下涌到城市,农村老人因此经常无人照护,因此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现在说“活到70不稀奇”。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三、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美好的愿望,标志着经济、文化、卫生和社会安定的水平。当然,我们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全面看待这个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认真对待。1. 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带来相关影响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二者此消彼长。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口无力储蓄,老年人口减少投资并开始动用储蓄,人口老龄化会使人口从劳动状态转移到退休状态,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这样无疑形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单纯消费增加。当然从近期看,消费增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从长期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后劲,必须继续扩大积累,持续增加投资。3.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列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4.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影响家庭结构和赡养功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我国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据从中国老龄人协会和劳动保障部获得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目前65岁的老人中,有64%与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这一比例在农村显得更高;而在老年妇女中,65岁至79岁的有67%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相比之下,80岁以上的则有80%与自己的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5.人口老龄化使完成脱贫任务更加艰巨中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绝大多数享有退休金,但其经济收入受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物价等因素影响较大,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家庭成员资助生活养老,其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 �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中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人均储蓄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世代同堂比例下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我国尚有500万贫困老年人口,他们有的处于老少边穷地区,有的身为孤寡,有的染病在身,有的身患残疾。在人生的晚年仍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他们成为社会最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和脆弱群体。6.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口的心理变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帮助中国的老龄工作刚刚起步,基层服务网络薄弱,专业工作人员缺乏,老龄工作资源不足。城乡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项目少,服务水平低,服务对象覆盖面窄,老年人的参与率和收益率不高,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都将给老年人的心理带来极大的伤害。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问题就更为突出。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千万。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人经济上的赡养,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体贴、照料、尊重和帮助。四、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产物。发达国家大部分早在50年前就已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因此我们也不必“谈虎色变”。正因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波及许多领域的重要趋势,因此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必须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综合考虑,协调运筹,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全面策划,及早部署。1、做实“个人帐户”,逐步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目的就是为了迎接下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养老金支付的危机。基金累积制养老金拥有许多优势,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的不断提升,它能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成功的果实,并且拓宽和拓深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由于当前国企处于战略重组阶段,经济效益不佳,养老金替代率又不断提高,因此现在的“个人帐户”实际上起不到积累的作用,存入的基金甚至不能满足当期的支付,“个人帐户”只起到了支付退休金的作用,基本是“空帐”。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模式顺利转变,为制度转换成本寻找积极有效的支付手段已经迫在眉睫。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只递增0.38%,到1978年职工的货币工资平均才615元,1978年居民人均储蓄额仅有21.88元。而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其中有的年份高达43.8%,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8.9%。所以国有资产的存量是政府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从理论上说,通过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支付社会保障的转制成本,将“老人”和“中人”的空帐填实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关于这笔转制成本的估算,国内外专家的测算不尽相同。据世行1994年测算,大约有19170亿元,只占当年GDP的40%多一点。据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1997年的测算,大约在27628亿元—108260亿元之间。笔者认为,如果剔除1997年提前退休者集中以及投资回报率不高等因素,这个成本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水平。另外,这个转制过程将经历30年,因此分摊到每一年大约只占GDP的3%左右。尤其是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而总抚养率相对较低的时期,应当抓住这个黄金时段,增加积累,将空账填空,顺利完成转制的历史性任务。2、建立老年医疗健康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按照人的生理演变,人的一生80%的医疗费用在60岁以后,但目前大部分老龄人存在看病难的问题。主要因为经济拮据,无钱看病,有了病也只能“硬撑着”。以武汉市汉阳区为例,老年人中享受公费医疗的只占全区老年人的38%,大部分老人患病时,医疗费全要自己出,那些退休金少而又不能按时足额拿到手的老人显然是难以看病的。至于农村,合作医疗未能普及,许多地方缺医少药,农村老人看病更难。首先我们要建立和健全老年医疗保险制度。与总人口相比,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利用率的特点。位于前五位的慢性病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眼及其附属器官疾病。身体机制的退行性改变以及疾病导致了老年期伤残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76、7%的60岁以上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听、语言、智力、肢体等功能方面的残疾,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3、6倍。因此,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及其家庭不致因为疾病导致个人及家庭经济危机。在建立面向整个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有必要对老年人制定有关政策(可根据情况先从高龄老人开始逐步进行),以保障老年人医疗的基本需求。开展面向老龄化社会的教育,医学教育要兼顾人口老龄化有其对医疗保健需求的特殊性,在医学院校、护士学校的课程中增加有关内容,使医务工作者系统掌握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疾病特点。同时要培养一批适合社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全科卫生工作者,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成员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面向社会、家庭和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包括保健常识,护理知识,紧急状况下的应急措施,提高人群对老年身心特点的认识和一般保健护理知识。努力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城镇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农村探索多种形式的健康保障方法。逐步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改善特困老年人的医疗条件。其次要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国际上的有关研究和经验均表明,疾病和伤残并不是老年期的必然产物,通过努力完全和可以把它们压缩到生命最后的较短时期内,即实现健康的老龄化,这是老年人及其家庭乃至老龄化社会的期望。在促进老龄人的全面健康对策中,要建立医院、家庭、社会(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组成的健康促进整体。特别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趋势下老年家庭看护照料的供需状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强调并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3、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①。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根据社会需要和自愿量力的原则,鼓励和引导老年人从事教育传授、社会公益事业、社区服务和自我服务等活动。对于从事教育、科研、医务工作和有其他特殊专长的老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按规定和需要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为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有条件的老龄工作机构可帮助把退休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组织起来,让他们为企业界充当顾问,提供咨询服务。三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四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4、在农村实行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制度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子女依靠),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据不完全统计,这项保险在辽宁、福建等地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4500万户,投保金额在40亿元以上,受到这些家庭的欢迎,他们由养儿防老走向投保养老,观念得到很大转变,今后还应继续加大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的力度。从80年代兴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顿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停办了2年,现积累基金184亿元。对于这项制度下一步向何处去?移交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维持现状,则现有的管理人员继续消耗着管理成本,长此以住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响,因此应当抓紧决断。笔者建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另外,该公司还可以开展全国农作物财产保险业务,填补我国在这一业务中的空白。在组建完毕正常运营之后,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司的功能转移到保监会去。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建设,发挥社区养老功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功能基本上由单位和家庭承担。随着我国“入世”之后,企业不仅面对国内竞争,而且面对国际竞争,企业中的“小社会”功能一定要向社区转移。老年人口中的大多数已从过去的劳动岗位上退下来,活动范围圈在缩小,因此社区成为老年社会活动的基本领域。社区养老服务包括提供家务劳动、家庭医疗保健、老人照料、护理等,还包括在社区兴办老年食堂、茶室、托老所、老年病防治站、法律咨询服务站、以及各种老年文体设施等等。面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功能、多形式的系列服务,努力做到老年人的小事不出家门,难事不出居委会,有些大事也不出街道。社区养老服务是一项公益事业,要发挥社区助老功能,不以盈利为目的,有社会公益性质;但同时,又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实行合理收费,维护良性循环。一方面,开展邻里互助,组织低龄老人、健康老人参加力所能及的社区服务工作,动员社会各方义务为老人服务等等;另一方面,还有不少项目可以按保本微利原则提供有偿服务。这既可以补充街道、居委会的经费,又可以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社区养老功能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团组织具体组织实施。他们在社区住宅设计中早就提出所谓“太阳系”的建筑格局。以老人住宅为中心,在周边建设为老人服务的医疗、娱乐、学习、健身的设施。有的国家还建立了“日托中心”(Day Center),白天把老人送到中心,晚上接回家与子女团聚。既解决了子女在白天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困难,又满足了老人与子女经常在一起的精神需求。社区养老的独特优势,既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补充了家庭结构变化后单纯由家庭养老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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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很S

酒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饮品,千百年来为我国人民所钟爱,享有“玉液”“琼浆”之美誉。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酿酒饮酒历史悠久的四川,在成为酒的主产区的同时也成为酒的主要消费区。在不断增加的饮酒人群中,部分基层干部的饮酒观念值得关注,酗酒诱发腐败与贪杯误事的事例屡见不鲜。这一现象,究其原因,除制度约束缺失外,我们认为,主要在于日常生活中缺少一种积极健康的、更少功利性的、融入了我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审美情趣的“酒德观”。我国是世界三大酒系之一——白酒的发源地,中国的曲药酿造技术和酒文化,曾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有着杰出的贡献,被称为“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巴山钟灵,蜀水毓秀,勤劳智慧的巴蜀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酿酒业。如果说中国酒文化是一曲旋律优美的交响乐,巴蜀酒文化则是其中一篇最动人的乐章。这从历代巴蜀名酒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届酒类评比中可见一斑。距今四千余年成都宝墩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以及其后三星堆与彭县竹瓦街出土的精美青铜酒器,无不表明古蜀先民很早就掌握了谷物酿酒技术。西汉之时,四川酒便以文君当垆的典故引人入胜,汉代的画像砖更是形象生动的再现了当时四川酿酒业的发展盛况。唐代“剑南之烧春”被作为宫廷御酒,至此,四川酒跻身于华夏名酒之列。建国以后,四川酿酒业获得空前发展,成为全省食品工业的支柱产业,多年来对全省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酒类发展中也占有重要一席。四川名酒之多为全国之冠,享有“六朵金花”的美誉。时至今日,四川白酒业仍居行业领先地位。四川酿酒自古兴盛,酿酒的原料、水性、土质和气候条件得天独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酒乡的四川人,在长期生产酒、消费酒,全方位地与酒打交道的过程中,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之中,无论是建房起屋,还是婚娶丧葬、祝寿请客乃至饯别,酒都是少不了的。尤其是每逢祭祀、节庆、游赏,酒的需求更甚。除夕之夜,合家欢聚,有“团年酒”;正月里亲朋好友聚会,有“请春酒”;端午节为图吉利,要喝“雄黄酒”;九九重阳节,成都人要到望江楼或城内之鼓楼蒸酒;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要用酒祭灶。此外,还有“寿酒”、“婚酒”、“送亲酒”、“满月酒”等等,数不胜数。可以说,四川人举宴必酒,逢会必酒,会友须酒,待客须酒,就连平时宴请客人,不叫“请吃饭”,而是“请吃酒”。此外,巴蜀地区世代居住着彝、藏、羌、土家、苗、回、纳西、僳、布依、满、傣、蒙古等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有着各自独特的饮酒习俗,其丰富多彩的饮酒风俗给巴蜀酒文化增添了浓郁的民族风味。彝族谚语说:“汉人贵茶,彝人贵酒。”“为人不喝酒,白来世上走。”酒被彝民当作敬献英雄的琼浆,知心相遇的桥梁。藏族同胞普遍好酒,尤为喜爱青稞酒,青稞酒是藏族人民喜庆佳节,欢呼胜利,嫁娶迎接,至友团聚,别离饯行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饮品。羌寨是充满酒香的世界,男女老幼几乎无人不喝咂酒。土家人平时用咂酒驱除疲劳,客人来时就用其招待,直到酩酊大醉为止。苗族同胞除饮咂酒外,还酿糯米酒、黄谷酒、玉米酒等,祭祖庆丰收,佳节喜事都喝酒。迎客有“迎客酒”,招待宾客有“交杯酒”,送客有“送客酒”。情真意切,叫人不得不喝。纳西族是豪饮的民族,而且能自酿水酒和白酒。僳僳族男女老幼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水酒,其待客的最高礼节是饮“双人酒”。饮酒时,由主人斟好大婉酒,主客各一手捧住酒碗同时饮下,表示宾客之间亲密友好,情谊深长。悠久的酿饮历史,丰富多彩的酒文化,使四川人不但与酒结友,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嗜酒成癖。卫生部在全国开展的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中,对四川省21个市、州中30个乡镇和30个街道的15岁以上城乡居民共10277人的饮酒状况进行了调查。其中经常饮酒的为12.5%,男性经常饮酒的为22.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今年年初,中国保健协会发布了《2007年度关于四川省民众健康饮酒状况的调查报告》,四川饮酒人群平均单次饮酒量为2.76两(以38度酒为标准),折算为纯酒精41.95克,超出了国际及我国现行的安全饮用标准。中国保健协会相关人士表示,根据调查,四川大多数饮酒者的健康饮酒状况不合格,如果以100分为满分,63.02%的饮酒者健康饮酒状况得分在59分以下,属于亟待加强科学饮酒观念的人群;60~74分之间的有30.70%,属于科学饮酒观念有待提高的人群;75~89分之间的人群只有6.14%,属于需要养成良好饮酒习惯的人群;90~100分的人群仅有0.14%,属于具有正确饮酒观念的人群。佳酿之乡的四川人在日常生活中与酒结下了深厚情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际交往的增多,酒作为交际的媒介和手段,在庆功祝捷、结婚祝寿、签字立约、团圆接风等比较隆重的场合往往能更好地调节情绪、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增进友谊。而酒作为人际交往的媒介在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相当作用。然而,在不少地方的一些部门,变质的官场酒局应酬已经明显超出了“合理”范畴,空耗了领导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领导干部忙于应酬,必然会产生误导,使下属视应酬为“工作”而仿效之,渐渐疏于职守,正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极易扭曲工作作风滋生腐败,从而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一些部门,官僚作风严重,不但普通群众上门办事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即使是下级党委、政府到上面去办事,也不容易。然而,很多事情在餐桌上比在会议室里更易于解决。于是,为了今后到上面办事容易点儿,下级干部则充分利用请客吃饭这一增进了解、加深感情的有效手段,只要上级机关的领导下来,就赔着笑脸来接待应酬。结果,筷子一举,酒杯一端,谈笑之间很多成问题的问题及不成问题的问题,均能迎刃而解。人们在酒局社交中相互联系、互通信息、互相依存,形成酒桌上的熟人同盟,所以才有了一切情谊尽在酒中、酒逢知己千杯少、谈事儿要酒局,没事儿更要酒局等这样一些耳熟能详的表达。不可否认,在社会生活中,酒局在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许多由专业领域和正式组织领域中产生的原则和制度有一部分被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网所战胜,这种强化力量使得酒局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酒局可以不断延伸关系的网络,可以获得新关系,巩固老关系。从“不会喝酒,前途没有;一喝九两,重点培养;只喝饮料,领导不要;能喝不输,领导秘书;一喝就倒,官位难保;常喝嫌少,人才难找;……”、“酒杯一端,政策放宽”、“能喝半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要提升”等调侃、夸张的顺口溜中,多多少少反映了部分基层单位官场酒文化中的不正之风。但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说,应酬太多,自己不情愿,家人埋怨,群众抱怨,严重损耗了工作精力和身体健康,影响了干部形象。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酒桌上不分彼此,公事就很难做到公办。“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一些基层干部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情变自然地大于法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豆腐渣工程”、“虚假数字”通过了;不该拨付的款项划出去了;一些“歪”干部提拔上来了……甚至邪念、色欲、胆量也随着酒气的升腾而冲向脑门,于是乎在头重脚轻、歪歪斜斜、晕晕乎乎之时干出了违法乱纪的傻事、坏事。针对这一状况,有人提出“禁酒”,一些单位明令禁止工作日午餐饮酒。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干部还找出种种借口为自己开脱:部属请,不喝容易脱离群众;下乡下点,不喝怕被人家猜忌。更何况,“酒桌能搞调查研究,喝酒可以摸到实情”。理由既如此堂皇,焉有不大喝特喝之理?!少数基层干部更是把陪领导喝酒作为联络感情的重要手段,不惜“喝坏党风喝坏胃,喝得单位没经费,喝得群众背靠背”。某些基层单位酒风仍然长盛不衰。不少基层干部反映,越来越多的应酬、不必要的接待,好似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过多的应酬接待已严重影响了基层干部作风,尤其是过度饮酒,使一些基层干部苦不堪言。但为何部分基层干部嗜酒之风却日甚一日呢?我们调查以为,除制度约束缺失外,主要是人们对酒缺乏一种正确的认识。数千年来,有人视酒为福浆,不可一日无酒;有人视酒为祸水,宁可终生远离。酒,并非人人都喜好。爱酒的人,对它赞美备至,把它比作“玉液”、“甘露”,称之为“太平君子”、“天禄大夫”,不可须臾离之。“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李白诗),直到“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杜甫诗)。他们终身与酒为伍,直到死而后已。恶酒的人,则把酒说得无一可取,非但不喝,有的一见就反感,甚至“头疼”。有的人认为,酒是致疾败行、乱性伤身的凶物,乃至说“亡国之君、败家之子”的出现,莫不与酒有关,可谓“深恶痛绝”。对于同一种食品,爱恶悬殊,对立鲜明,应该承认也是罕见的。酒如同一把双刃剑,严格地说,酒本身并无功过之分,骂酒誉酒,酒功酒过,全在于饮者自身如何把握。“过犹不及”,正反皆然,诚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酒极则乱,乐极生悲,万事尽然”。显然,建立一种积极健康的、更少功利性的、融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审美情趣的“酒德观”,定能扬其酒的积极一面,抑其消极一面。中华民族的饮酒历史源远流长。古代先哲很早就强调饮酒不能过量并倡导饮酒有节。“唯酒无量,不及乱”,“不为酒困”,照各人的酒量、财力和劳作时间,适量饮酒,以不及于困乱为度,这是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丘对“酒德”言简意赅又能身体力行的理性论断。“酒德”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酒德的含义是说饮酒要有德行,不能像纣王那样“颠覆厥德,荒湛于酒。”遵循酒德,方为君子。饮酒讲究德量。所谓德量,是指饮酒要有节制,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古人对饮酒之量很有研究,认为“以半为好”,有诗为证:“好花乘看半开时,好酒宜在半醉中”。提倡“饮随人量”,“酒遇故人随人量,花当好处及时看”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可以避免“酒逢知己千杯少”所造成的酩酊大醉。古人强调饮酒注重德量,说明很早以前人们便明了饮酒量与健康的辩证关系。《本草备要》写道:“少饮则和血运气,壮神”。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少则益,多则弊。少饮增加唾液、胃液的分泌,促进胃、肠的消化与吸收,增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振奋情神,消除疲劳。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指出:每天饮酒不超过二盎司纯酒精(约合白酒1.2两),有助于减少冠心病。提倡“适量饮酒,增进健康”的理念,是倡导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以和谐、健康的酒文化促进社会的安定,使饮酒进入一个积极主动、可以控制的新时代。任何一种食品都一样,食用适量,于人有益;食用过量,有损健康。酒也不例外,它的益害尤其显著。因此,传播现代酒道,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一个重要的当务之急的社会课题。“适量饮酒,增进健康”就是提倡一种科学健康的饮酒主张,适量饮酒就是提倡理性地饮酒,适度地饮酒,科学地饮酒。理性地饮酒即饮好酒(指纯粮固态发酵的名优酒)、低度酒,不嗜酒成习,每周至少两天以上不饮酒;适度地饮酒就是饮酒要适量,不强饮,不酗酒,每日饮酒量相当于每公斤体重饮1g酒计算,一般约100mL白酒;科学地饮酒为饮酒时心境要好,不空腹饮,不混饮,饮必小咽,饮后少茶。酒的属性似乎注定了酒天生就是是非之物,酒中有乐,但乐极生悲。酒是人际交往中的催化剂,人们适量饮酒,可以起到调剂生活,振奋精神,增添喜庆情趣,和谐人际关系,没有酒的人生该是多么枯燥乏味!然而,醉酒伤身和酗酒败事的负面又是我们不能不引为鉴戒的。“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徘徊的境界。不醉、不困、不暇、饮酒有节,应是酒德的真谛,亦是中国酒文化的精华。愿我们的基层社会与基层干部都成为与酒有缘的和谐社会的“德性饮者”,而非饕餮酒徒。[来源:论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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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泽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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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illem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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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猫fi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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