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法理学被界定为法律的智慧,或者对"法律事业"的性质和语境的理解,而法理可以补充法律的不足,所以有些国家把法理作为最后适用的法源.下面学术堂特意整理了一些好写的法理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997-2007:一国两制法治实践的法理学观察规范性司法解释的法源地位研究反思与重构:研究生法理学教学模式之改革试论中国法哲学自觉的必要性对法律要素理论的再认识法律救济权的法理学探析法理学视角下我国公立大学章程制定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及其法理学思考执行和解的法理学分析司法实践的道路我国民族优惠政策的法理学探析公路规划制度的经济法学研究伦理与技术之间-法理学视角下的代孕问题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反思与发展【内容摘要】从当前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来看,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两类关系,一类是法律和法律制度内部的关系,另一类是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随着知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理学受到相邻学科的冲击,因此法理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是重新认识法理学研究对象的全新视点。【关键词】法理学 研究对象中图分类号:D920.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 9106(2004) 03 - 0073 - 02一、我国学者对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我国法理学近20 年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较大进展,但在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上却基本上没有变化。从能反映这一问题的教材中可以看到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法理学是研究法律现象的共性问题和最一般规律的法学学科。例如:(l)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和法学的一般原理(哲理) 、基本的法律原则、基本概念和制度以及这些法律制度运行的机制。———刘金国、舒国滢主编:《法理学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4 月第1 版,第3 页。(2) 法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法律”和“一般的法律现象”问题,包括法律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发展、形式、法律运用、权利与义务等法律和法律现象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孙笑侠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年6 月第1 版,第14 页。(3) 中国的法理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一般的法,特别是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民主与法制、法的制定、实施、实现、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张贵成、刘金国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8 月第1 版,第11 页。(4) 法理学当以法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内容是研究法的一般概念、范畴与原则,包括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法的功能、法的类型、法的形式、法律体系、法律关系、权利义务、法的效力、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法律意识、法治思想等,还包括法的创制、法的实现等等的一般原理。———王果纯著《: 现代法理学———历史与理论》,湖南出版社,1995 年9 月第1 版,第3 页。(5) 法理学以整个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法理学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卓泽渊主编《: 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8 年11 月第1 版,第3 - 6 页。(6) 法理学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6 月第1 版,第5 页。(7) 法理学是以法的普遍适用的原理、范畴、原则、规律、价值等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分支学科。———徐显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8 月第1 版,第4 页。(8)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具体来说,是法律起源、本质、历史类型、法律与经济基础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法律的制定、形式、规范、作用、法律意识、法律关系、法律体系、法律实施保证、法律的发展规律等。———刘瀚、刘兆兴、刘翠霄编著《: 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指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年1 月第1 版,第5 页。(9) 法理学所研究的是法的一般理论,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具体地说,它要研究有关一般的法,特别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形式、发展以及法的制定和实施等基本概念、原理与知识。———沈宗灵主编《: 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1 月第1 版,第28 —29 页。(10)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即法哲学方向,法社会学方向和法的理论方向。———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1 月第1 版,第10 页。(11) 法理学以“一般法”即整体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 年10 月第1 版,第12 页。归结这些观点,对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实际有如下几种: (一) 以“一般法”即整体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 (二) 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三) 以法和法学的一般原理(哲理) 、基本的法律原则、基本概念和制度以及这些法律制度运行的机制为研究对象;(四) 以法哲学为研究对象; (五) 以法为研究对象,其具体内容包括法律起源、本质、历史类型、法律与经济基础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等。从上述罗列的几种略有不同的观点看,我国学者关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有如下五种:(一) 一般法; (二) 法律现象的共同性问题; (三) 法的一般理论; (四) 法律的本质和一般规律; (五) 法律的最一般规律。在这五种观点中,有三种表述谈到了法理学研究对象是法律的规律,有两种表述没有谈到规律问题,这一点可能是我国法理学者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有其不同之处。当然,这几种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与西方法理学流派相比较,有其突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有较为一致的认识,这就是法的共性问题和规律性问题;第二,这种定位目标高远。二、法理学的研究对象那么,究竟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从宏观来看,法理学一词有着多种含义。一般来说,作为一个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它进行界定:第一,它作为“法律知73识”或“法律科学”的同义语,是在最广泛的程度上使用的,它包括法律的研究和知识;第二,它是最一般地研究法律的一门学问,即法律科学的一个分支,有别于某一法律制度的制定、阐述、解释评价和应用,是对法律的一般性研究,着重于考察法律中最普遍、最抽象、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由于法律这一特定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性,使得法理学的内容变得极为庞杂。正如英国法理学家哈里斯(J ·W·Harris) 风趣地指出:“法理学是一袋杂七杂八的东西。关于法律的各种各样的一般思辨都可以投入这个袋中。法律是干什么的? 法律要实现什么? 我们应重视法律吗? 对法律如何加以改进? 可以不要法律吗? 谁创制法律? 我们从哪里去找法律? 法律与道德、正义、政治、社会实践或赤裸裸的武力,有什么关系? 我们应遵守法律吗? 法律到底为谁服务? 等等。这些就是一般法理学所包括的问题,人们可以不管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却并不消失。”①当代美国著名的法理学家波斯纳(Richard·A·Posner) 则认为法理学是关于法律这种社会现象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和最理论化的分析。他认为法理学的问题通常包括法律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是客观的(确定的、非个人的) 和自主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和个人的( Personal) ,法律正义的含义是什么? 法官的恰当的和实际的角色是什么,司法中裁量的作用;法律的来源是什么;法律中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的作用,传统在法律中的作用;法律能否成为一种科学;法律是否进步;以及法律文本解释的麻烦②。从以上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法学家关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为两类关系,一类是法律和法律制度内部的关系,另一类是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正如美国已故法学家帕特森( E·Patterson) 所说:法理学是由法律的(of law) 一般理论和关于法律的(about law) 一般理论构成的。用这样两个命题,人们可以表明有两类法律理论和分析。一类关于法律的内在方面(internal) ,一类关于法律的外在方面(external) ③。当然,这种概括是就整个西方法理学而言的,并不是指个别法理学家体系。可以这样说,在西方国家,有多少法理学家就有多少法理学体系。因此,从当前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来看,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一般法”,这是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第一层次。所谓“一般法”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古今中外的一切法,即法理学应是对古今中外一切类型的法及其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况的综合研究,它的结论应能解释法的一切现象。其二是指法的整个领域或整个法律现实,即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在内的整个法律领域,以及从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法理学应当以各个部门法和部门法学为基础,应是对各个部门法的总体研究,是对整个部门法学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第二层次是(法定) 权利。如前所述,法学的基本问题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问题,现代法学则以权利为本位。作为法学体系最高层次的法理学应以(法定) 权利为其研究对象。法理学研究对象的层次中,第一层次是基础,第二层次是核心。确定第一层次可以使法理学的研究在面上有个范围,以使它与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如伦理学、政治学等) 及法学其他学科(如宪法学、行政法学等) 相区别,确定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第二层次,可以在点上有个中枢,使在面上所研究的对象具有一个中心。这两个层次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三、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的发展法理学在历经上世纪的百年的演进之后,已经走向新的发展之路。从时代的世界背景看,法理学的研究兑现也要有所发展:我们当下所处的是一个整合时代,学科之间的渗透与合作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总趋势。因此,法理学在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相邻学科的入侵,学科之间的边际界限变得有些模糊,这就给法理学造成困境———难以确定纯粹属于本学科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限④。或者说,传统上专属法理学研究的问题(如“法律是什么?”) ,可能会成为一个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探讨的问题;而一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如“进步与代价”) 或部门法学的问题(如“犯罪与刑罚”) 也可能会纳入法理学研究的视野。以问题为中心来选择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姿态已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方向,加强学科与学科之间和本学科内部的交流显得愈加重要,不同法理学流派和学说之间的渗透、吸收成为必然。法理学家们也已感受到:单靠某一学派的方法和观点,不可能完成法理学所应完成的任务。当今的法理学所需要的就是把分析法学(关于法律的概念、渊源、形式、效力的解释) 、社会学法学(关于社会和文化事实的社会学解释) 以及自然法理论中的价值(如自由、平等、安全、人类幸福等) 分析统一起来,建立一门联合诸法学流派的“综合法理学”。而从整个法学体系来看,法理学又居于一种非常独特的地位:一方面,法理学所研究的是法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制度,这种研究对象与人类的生活式样、理念、价值和人文的总体精神息息相关。因此,法理学总是要站在法学学科发展的最前沿来追踪、吸纳入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反思法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从法学的角度对各种人文思潮做出回应。在一定意义上,法理学(尤其是法哲学) 也属于研究人类精神的学问(人文科学) 之一种,与那些专注于法律的应用与操作的学科(应用法学) 是存在较大区别的。另一方面,从法学体系的内部关系看,法理学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具有“基础理论”的地位。它是建立在诸应用法学(部门法学及其应用学科) 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属性和职能的法学学科,其内容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一般性、普遍性和抽象性,从而对各种应用法学给予理论上的指导,法理学是沟通法学诸学科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法学发展的水平。法理学研究的不发达,必然会对法学其他学科的研究产生不良的后果。因此,强化法理学的基础地位,深化法理学的研究,对于建立一国法学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法理学与法学其他学科的结合,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的发展必然所在。法理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问,这不仅是指它的对外的开放(即法理学与整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 ,而且也指它对内的开放,即在法学体系之内与其他法学学科的结合,不断从其他学科中获取理论和方法上的资源,以丰富和完善法理学自身的理论。例如,法律制度史的研究,国内部门法学(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等) 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有各自学科的优势和特点,它们对历史上的法和现实的法所进行的实证考察,是法理学所不可替代的。而且它们从各自学科出发对法的本质和现实问题所作的结论,对于法理学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法理学若不与法律史、国内部门法学结合,很可能会陷入空泛和游移无根的窘境,也不能起到前导学科的作用,不能对法学其他学科予以理论上的指导。然而,法理学与法学其他学科的结合,决不意味着法理学可以完全照抄、照搬法律史学、国内部门法学的理论,将别的学科的东西据为己有。否则,也就失去了法理学自身的特色。注释:①[英]J·哈里斯著:《法律哲学》,伦敦Butterworth 公司1980年版,第1 页。转引自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2 —3 页。②[美]A·波斯纳著,苏力译:《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序言第1 —2 页。③[美] E·帕特森著:《法理学》美国Foundation press 公司1953 年版,第2 页。转引自张文显著:《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2 页。④舒国滢《: 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 比较法研究》1995 年第4 期。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希望有所帮助吧
2013年12月14日，浙江省法理法史研究会2013年年会在浙江省委党校举行 。本次会议由浙江省法学会法理法史研究会主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协办，会议主题为“社会转型与法律发展”，收到论文18篇。省法学会、浙江省法理法史研究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委党校法学部、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绍兴市人民检察院、西湖区人民法院、德清县人民法院、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湖州师范学院、浙江警察学院、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法律专家和学者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师生共4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在年会开幕式上，省法学会牛太升副会长首先提出了转型时期中国司法面临的“异制与异法”、“法里与法外”、“诉讼与非诉”三种矛盾，引发了与会专家的思考。接着，年会在省委党校法学部林学飞教授、褚国建副教授的主持下，就三个议题进行热烈讨论，理论界、实务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对转型期我国法治建设相关问题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在年会第一阶段的“转型、法治与产权”议题中，省法理法史学研究会会长夏立安教授以《转型期的法治建设》为题，提出我国转型时期法治进程具有“倒逼”的突出特征，强化司法公信力改革是被信访逼出来的，重视环境保护是被GDP逼出来的，人权司法是被冤案逼出来的，等等。这种“倒逼”法治，具有法律实用主义的优点，但也有被动性和短期性的特点，值得研究。同时夏立安教授还介绍了自己团队在“反思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和“土地改革”方面的研究成果。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师封安波博士及硕士研究生何洋同学也做了相关主题演讲，并得到了省法理法史学会秘书长石毕凡副教授、德清县法院沈芳君副院长及浙江警察学院唐长国教授的精彩点评。在年会第二阶段，会议就“转型与社会权利保障”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省委党校王晓杰副教授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生徐逍影同学做了主题演讲，对当前的政府保障体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季涛老师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方建中老师对此进行了细致点评，并认为完善社会保障应将制度层面及实际政策层面结合权利作全方位的社会学考察。在年会的第三阶段，就“转型与司法”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国家法官学院浙江分院吴道富院长、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兼公诉处处长陶建军就当下司法改革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提出了司法管理体制、人员分类及审批组织改革的建议。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法理学研究生范佳洋同学就“中国式能动司法的边界”做了主题演讲。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叶向阳、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邓楚开、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徐明良律师、杭州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桑涛对主题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他们结合自身的实务经验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系统剖析现行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提出权力相互制约要优位于权力的单向集中与转移，对未来中国司法改革做了颇具针对性的分析与展望。本时段主持人袁继红教授最后做了总结发言。法理法史年会为理论及实务界法律专家学者提供了良好的而充分的交流平台，法学理论研究完全能够与法律实务部门的操作密切结合，年会取得了可喜的学术交流成果。
他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和政策、国际环境资源法律和政策、可持续发展法和政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参加《环境保护法》等10多项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的立法起草研究工作。曾主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六五”、“八五”、“九五”规划法学重点项目等10多项科研课题。已发表190多篇论文、20部著作或教材。多次组织和主持召开全国性环境资源法学会议及环境资源法学国际会议。从1985年起招收环境政策和法律硕士研究生，从1996年起招收环境法博士生，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环境保护局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和国家重点学科（环境资源法学）的学术带头人。是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多次获湖北省、武汉市社会科学和法学优秀成果奖。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0年12月授予他“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荣誉称号。代表著作有《中国环境政策概论》（1988年）、《国土法的理论与实践》（1991年）、《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行政诉讼》（1992年）、《环境外交概论》（1992年）、《环境法教程》（1995年）、《环境资源法论》（1996年）、《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1999年）、《环境资源法学教程》（2000年）、《当代海洋环境资源法》（2001年）、《欧盟环境政策法律研究》（2002年）、《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法制建设》（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调整论》（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环境资源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代表论文有《应该提倡环境道德》（1981年）、《环境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1981年）、《环境权初探》（1982年）、《论环境法与可持续原则的关系》（1992年）、《行政处理环境污染民事纠纷中的‘二论’》（1996年）、《论可持续发展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1997年）、《论当代环境法学的发展》（1998年）、《环境法学理论的要点和意义》（2001年）、《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环境资源法》（2002年）、《论法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以环境资源法学为视角》（2003年）、《第三种调整机制──从环境资源保护和环境资源法角度进行研究》（2004年）。他热心环境资源保护事业、法律事业和教育事业，对环境资源法制建设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环境保护工作的第一线，致力于推动我国的环境资源法学、环境资源政策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他是建立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在他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从无到有，逐步发展成了中国最早、亚洲最大并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环境法研究所，成了我国最大的环境资源法学博士点、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级重点学科。 1、《中国环境政策概论》，蔡守秋独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2、《国土法的理论与实践》，蔡守秋独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3、《环境外交概论》，蔡守秋独著，香港中华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4、《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行政讼诉》，蔡守秋独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5、《中国环境法制通论》，蔡守秋与马骧聪二人合著，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6、《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韩德培主编，蔡守秋为主要撰稿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7、《环境法教程》，蔡守秋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8、《环境资源法论》，蔡守秋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9、《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蔡守秋独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环境资源法学教程》，蔡守秋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002年再版、同时在香港出版繁体本教材。11、蔡守秋担任《外国环境法选编》丛书编委会编委，担任《外国环境法选编》（第一辑，上下册）的常务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2、《当代海洋环境资源法》，煤炭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蔡守秋、何卫东著。2002年在香港出版繁体版。13、《欧盟环境政策法律研究》(万字)，蔡守秋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4、《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修订版，2002年4月出版），蔡守秋为环境法的副主编，并撰写了近万字的环境法词条（5条），即：环境政策；国土整治法；环境外交；环境行政复议；环境资源纠纷的行政处理。15．《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修订版，2002年版）》撰稿，共撰写5篇文章：《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环境法基本制度》、《环境标准》、《环境监测》、《可持续发展》。16、《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法制建设》, 蔡守秋等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17、《环境资源法学》（21世纪法学创新系列教材），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本书蔡守秋教授任主编，并承担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的撰稿任务（约16万字）和统稿工作。18、《环境法学教程》，蔡守秋主编，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19、《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蔡守秋独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0、《环境资源法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蔡守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1、《人跪狗善哉》于2011年1越20日晚在博客发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商榷。 蔡守秋秋著的《应该提倡环境道德》等一组论文1982年获武汉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蔡守秋等人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修订稿（讨论稿）及研究论文），1983年获武汉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蔡守秋著的《环境权初探》，1985年获湖北省法学会法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蔡守秋的自编教材《中国环境政策概论》，1987年获武汉大学优秀教材二等奖。蔡守秋著的《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开放地区环境立法及其理论研究》一组论文，1986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同时获1986年湖北省法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蔡守秋著的《关于环境保护制度立法研究》一组论文，1989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同时获1989年湖北省法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蔡守秋著的《中国环境政策概论》，1991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同时获1988－1989年度湖北省法学会优秀成果奖。蔡守秋1993年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蔡守秋著的《环境外交概论》一书，1995年获武汉大学第七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科研成果奖。蔡守秋著的《环境资源法论》一书，1997年获武汉大学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蔡守秋著的《关于提高武汉市环境质量的政策措施的研究》和《论建立中国式的源削减法律制度》论文，1998年6月获武汉市法学会第四次法学优秀论文（1995－1997年度）二等奖，1998年10月获“武汉市第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奖”。蔡守秋著的《论当代环境法学的发展》（系列论文）》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4-1998年）三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于2001年10月8日颁发奖励证书。蔡守秋著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环境资源法》（1999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获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1999年优秀成果奖。蔡守秋著的“实现环境法治的前提条件”，获“21世纪中国法治展望征文”优秀论文二等奖。蔡守秋著的蔡守秋著的《论环境资源法学理论体系的框架》（2000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获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00年优秀成果奖。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1年1月授予蔡守秋“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蔡守秋著的《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获武汉市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司法部2002年优秀成果三等奖。蔡守秋著的《环境资源法学教程》，获2002年武汉大学本科优秀教材奖。
刘谷来的老婆是王晓晓，这个名字的人个性善良，温文尔雅，有智慧，有才华，头脑灵活，做事都能经过仔细考虑。其人意志坚定，能为自己的理想不断奋斗，耐性佳，贵人运很好，能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学士。蒙柳，女，苗族，民建会员。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法学学士。江西财经大学法学硕士，现为武汉工程大学教授，湖北省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在CSSCI等国家核心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编教材2部，参编教材2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等多项。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湖北省法学会优秀论文一二等奖等多项奖项。
校长刘谷来妻子单怡静和海外投资人钱进，在铅山县有些公司
◆《论担保物权的竞存》，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1999年第10期转载）。获2000年山东大学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山东省教育厅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第十五次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获山东省第十七次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共同保证的结构形态与保证人责任的承担》，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获山东省法学会法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我国物的担保制度的完善》，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1996年第1期转载），获山东大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山东省法学会法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担保物权的竞存及其效力关系问题探析》，载《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获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1998年年会优秀青年论文二等奖。◆《反担保初探》，载《法律科学》1997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1997年第4期转载◆《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达成的'还款协议'有无法律约束力问题刍议—兼评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第4号批复》，载《山东法学》1997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8年第3期转载）。获山东省司法厅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物权的效力问题之我见》，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论物权之间的相斥与相容关系》，载《法学论坛》2001年第2期。◆《权利质权争议问题探讨与立法规定的完善》，载王利明主编《物权法专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取得时效制度若干问题探讨》，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第二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及其相对性问题论纲》，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5期。◆《关于物权法体系设计的几点思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6期。◆《物权法体系设计问题之我见》，载王利明等主编：《中国民法典基本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论货币所有权及其在运营中的流转》，载王保树主编：《中国商法年刊（第三卷）》，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试论中国动产抵押权制度的完善》，载渠涛主编：《中日民商法研究》（二），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一物一权原则质疑——兼论关于物权性质的物权绝对原则》，载《政法论丛》2004年第3期。◆《海域使用权研究》，载尹田主编：《中国海域物权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论物权法基本原则的体系》，载孟勤国等主编：《中国物权法的理论探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关于动产抵押权的几个问题－兼及让与担保制度的取舍》，载邹海林主编：《金融担保法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论商事通则与民法一般规则的关系—商事通则立法的可行性悖议》，载王保树主编：《中国商法年刊（第四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海域使用权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2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论现代物权法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载《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所有权的类型化与平等保护原则的结合——物权法所有权编的基本结构设计思路》，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物权概念的二要旨：对物支配与效力排他》，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5期。◆《试论优先权在我国物权法上的取舍》，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典权、传贳权与不动产质权之比较——兼论典权制度的现代价值》，载《中日民商法研究》（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出版。◆《空间利用权的涵义界定与其在我国物权法上的规范模式选择》，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准物权及其立法规制问题初探》，载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年刊》（2004），法律出版社2006年出版。◆《共同危险行为争议问题探讨》，载《法学》2007年第2期。◆《论取得时效的制度构建》，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2期。◆《刍议物权法草案中所有权取得的若干规定及其完善》，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1期。◆《论物权公示原则在物权性质界定与类别划分中的意义—兼及公示要件主义公示对抗主义的立法模式选择》，载《法学论丛》2007年第3期。◆《物权法中的应收帐款质押制度解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论货币所有权流转的一般规则及其例外》，载《山东审判》2007年第3期。◆《论异议登记的制度构建及其与财产保全制度的关系》，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婚姻关系与著作权及相关利益的归属、继承问题探讨》，载《著作权》1995年第4期。◆《企业兼并村庄不可行》，载《法学杂志》1996年第5期。◆《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探讨》，载《法学》1987年第6期。
法学年会获奖在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22年度年会优秀论文获奖公示名单中查看。根据《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22年度年会优秀论文评选办法》，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22年年会投稿论文经过承办单位的匿名处理、《中国环境法学评论》编辑部背靠背评分、论文推荐审核工作小组审核、会长工作会议审定等程序予以公示。
1. 《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载《法律与社会》，1996年第1期。2. 《国际冒牌货贸易的法律问题》，载《经济与法》，1996年第8期，第22-25页。3. 《论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地位》，载《宁波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112～120页。据该文修改成文的论文《论世界贸易组织的几个法律问题》，于1996年11月获华东政法学院“第三届韬奋学术节”优秀论文一等奖。4. 《论大陆架划界争议中的公平原则》，载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学报《法学研究生》杂志，总第16期，第32～35页。5. 《浅谈国际贸易中冒牌货之法律问题》，载黑龙江省法学所主办《法学与实践》杂志，1996年第6期（总第72期），第15～18页。6. 《美国商业银行法的新发展》，载上海市法学会主办《上海法学研究》杂志，1996年第6期（总第89期）“外国法制”专栏，第45～47页。7. 《国际保理及其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法律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学报《法学研究生》杂志，第19期（1996年冬季号），第54～60页。8. 《证券纠纷案件的新特点》，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22日。9. 《国外投资银行业：发展特点及其借鉴》，载国家对外经贸合作部主办《国际经济合作》杂志，1997年第2期（总第134期）“国际金融”专栏，第48～51页。10. 《“其士”内幕交易案审结，香港证监会以败诉告终》，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25日。11. 《海外官司获胜，国内债务难偿——海虹控股有关公告的情况分析》，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31日第1版。12. 《基础已经奠定，架构已经形成——析我国会计师从事证券业务有关法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3日。13. 《透支纠纷是非曲直可断定》，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6日。14. 《品牌不能乱喊价，无形资产评估必须依法进行》，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10日。15. 《陈年老帐怎么算，解放前“老股票权益申领须依法行事》，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15日。16. 《国有股权管理的配套法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0日，第1版。17. 《规范国有股东行为，推动股份公司发展》，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1日，第1版。18. 《亦喜亦忧谈质押——关于上市公司法人股股权质押的法律思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1日。19. 《谈香港加快处理内幕交易案》，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3日。20. 《国有股权益不容侵害》，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9日。21. 《连环纠纷尚未了，质押担保接踵来——析让人眼花缭乱的法人股“运作”》，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日。22. 《法律意识增强，行为更须规范——中国上市公司中报述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16日23. 《遵守自律规范，推动市场发展——谈〈全国保险业公约〉的启示》，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0日。24. 《保障市场健康发展的有力武器——谈新刑法实施对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的意义》，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25. 《贯彻罪行法定原则——析新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条款》，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26. 《如何认定证券犯罪》，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27. 《纠纷初审结，分歧未消除——宁波华通500万股法人股股权争议双方均称将上诉》，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日。28. 《抓住机遇，难中求进——析我国国企改革面临的突出矛盾和焦点》，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5日第1版。29. 《联交所规范公司运作不手软，21家上市公司被停牌》，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7日。30. 《既是稳定调节器，又是发展推动力——析投资基金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2日，第1版。31. 《牵线搭桥，功不可没——谈证券商载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积极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9日第1版。32. 《建章立规重治理——析我国部分省市规范股份公司运作的做法》，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20日第1版。33. 《有突破才有发展——谈上市公司业务突破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26日第1版。34. 《用好证券市场的“壳”资源——上市公司“换壳”对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2日，第1版。35. 《股份合作制不是过渡形式》，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7日。36. 《股权转让缘何日趋活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8日，第1版。37. 《积极探索股票案件审判工作》，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2日。38. 《健全法规，规范行为——关于上市公司股权运作与转让的法律思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3日。39. 《股权运作，规范现行——中国第一次规范上市公司股权运作研讨会综述》，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6日。40. 《企业投融资效率亟待提高》，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2月3日。41. 《股市投资须防盗》，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2月25日。42. 《引入投资银行机制，推动证券公司发展》，载福建省政府办公厅主管，对外开放办及特区办主办《开放潮》杂志，1998年第3期（总第27期）第36～37页。43. 《关于完善我国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思考》，载《上海投资》杂志，1998年第九期（总第123期）“法苑”专栏，第59～62页。44. 《资产重组：上市公司主业大转换透视》，载上海市国资委主办《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5期“财经广场”专栏，第17～21页。45. 《日益活跃的股权转让原因透析》，载《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5期，第22～24页。46. 《发展直接融资此其时矣――关于提高我国企业投融资效率的思考》，载《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10期“财经广场”专栏，第23～27页。47. 《期货公司越权平仓改单，法院判承担赔偿兼堂费》，载《香港商报》1998年11月20日B6版。48. 《期货市场国际规范的新发展》，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49. 《GLOBEX及其法律意义》，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50. 《国际期货市场法律规制的历程、现状和原则》，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51. 《英国期货市场的立法与自律监管》，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52. 《日本期货立法的特点》，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53. 《美国期货立法探析》，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54. 《证券法对外资股市场的影响》，载《香港商报》1999年1月7日，第D1版。55. 《欧元：How do you do? 》，载《上海国资》杂志，1999年第1期第43～46页。56. 《透视香港创业板市场――高科技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的新途径》，载《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4期“关注金融”专栏，第19～21页。57. 《中国大陆设立创业板市场的障碍与对策》，载办《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5期第35～37页。58. 《产业投资基金规范发展引人关注》，载《上海证券报》1999年10月19日。59. 《香港二板市场“特别快车”》，载《上海国资》，1999年第10期，第页。60. 《创业板，香港的“那斯达克”？ 》，载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环球企业家》杂志1999年第11期。61.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载《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6期（总第36期），“特别栏目”“加入世贸组织：影响分析及前景展望”，第25～26页。62. 《中国证券市场直面入世冲击波》，载《上海国资》杂志，2000年第1期，第42～45页。63. 《发挥监督功能 规范市场运行——论证券新闻与证券法制的辩证关系》，载《中国记者》杂志，2000年第3期。64. 《中国信托业的创新与发展》，载《上海证券报》2001年3月26日第1版。65. 《信托业迎来发展新契机》，载《上海证券报》2001年3月26日。66. 《网上证券交易推动证券服务迈向更高层次》，与孙克任博士合作，载《上海国资》，2001年第2期，第40-42页。67. 《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及其影响》，与孙克任博士合作，载《上海国资》，2001年第7期，第27-30页。68. 《询价制是否带来市场博弈新格局》，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2月2日。69. 《法律环境堪成有利，信托公司直面外资参股》，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7日。70. 《信托业务创新有制度优势》，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7日。71. 《证券法修改应注意与公司法协调》，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9日第8版。72. 《2005：信托机构厉兵秣马》，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11日。73.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法律问题研究》，独著，10000字，上海经济法论坛2006年首届年会论文，大会宣读，2006年7月15日。74. 《构造我国金融期货法律体系》，独著，8000字，载《国际金融报》2006年8月17日第六版“论坛”专刊整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投资与证券》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第104-108页。75. 《国外证券税制发展特点及其借鉴》，独著，10000字，上海市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财税法学理论研讨会核心论文，2006年11月18日大会宣读；刊载于《东方财税法研究》（200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载第88-100页。76. 《论金融期货交易所及其独占权制度》，独著，4000字，载《金融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第45-47页。77. 《关于财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的几个问题》，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承办“财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主题评论，2007年5月24-25日，山西太原。78.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十大法律问题研究》，载陈大钢主编《创新型国家与经济法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22-134页。79. 《中国法律翻译的回顾与建议》，独著，13000字，上海市浦东新区翻译协会2009年年会暨第二届浦东翻译论坛—“翻译推动浦东法治化进程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for Legal Trans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主题发言论文，2008年9月20日。80. 《金融法若干术语的英汉翻译与应用研究》，独著，12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60-67页。81. 《商事调解及其在金融纠纷解决中的应用》，独著，8000字，为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2009年商事调解员大会撰写的论文，2009年6月18-19日。82. 《金融监管及其国际化的法律问题》，独著，17000字，中国国际法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学术论文，2009年6月20-21日于华东政法大学及上海银河宾馆。83.《研讨金融法治建设，普及金融法律知识》，独著，7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84.《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优化法制环境研究》，独著，12000字，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中国城市金融法治论坛”学术论文，载中国法学会、同济大学《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中国城市金融法治论坛论文集》（上）第1-12页。85.《WTO体制下大中华经济区的法律问题》，独著，12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86. 《关于我国财经类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思考与建议——以上海金融学院产学研开放式合作与管理为视角的研究》，独著，18000字，被2010年全国高等财经教育分会举办了首届“中国高等财经教育论坛”采用，编入其年刊《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于2011年4月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87.《关于浦东新区科普国际交流平台建设的思考与建议》，吴大器、丁海涛、张学森 合著，12000，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民商法的研究与实践,在于掌握民商法学的基本原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民商法硕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 浅谈民商法与海商法的融合 》
【摘 要】我国民事立法采用民商合一的体例，海商法往往被看做是民法领域的一个分支，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海商法同样适用。但是，由于海上活动的特殊性，海商法对一些问题作出了不同于广义民法的特殊规定，使之颇具海商法特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草案)》的说明”中明文指出，海商法调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它属于民事法律范畴;同时它又有别于一般民事法律，因而被视为特别民事法律。
【关键词】民商法;海商法;迟延交付;留置权;货运法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海商法》没有明文规定的，便遵照民商法理论来审理海事争议案件。本文从海商法与民法的密切联系作为切入点，依次从海商法迟延交付、承运人留置权等多个货运法角度探讨民法和海商法之间的融合。
一、概述
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的总和，每种法律制度都调整特定的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根本依据。民法是私法，它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1]，而对于海商法的定义，人们众说纷纭，可以说，《海商法》所调整的关系是纵横交错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条：“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从这条规定来看，海商法作为民法的分支，其所调整的领域主要包括海上运输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与船舶有关的社会关系，主要为财产关系，也包括人身关系。
海商法与民法相比，具有明显特点，海商法虽然以海上运输和以船舶有关的特定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但其内容却涉及民法当中的各项基本制度3。海商法中包括了与物权法相关的船舶自物权与他物权，与合同法相关的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 ，与侵权行为法相关的船舶碰撞，特殊的时效问题以及一些涉外法律适用规定。这种包容性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做到的，这体现了海商法与民法的亲密关系，体现了二者的融合。
二、海商法与民法之间的融合
(一)海商法与合同法承运人留置权的融合
我国《海商法》第87条规定：“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当担保的，承运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货物。”这条规定有一点颇具争议，就是对“其”的解释，到底是指债务人所有还是与债务人有牵连关系即可，在学界争议极大。
为此，我们引入《合同法》第315条的规定：“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里使用的是“相应的”一词，即该条款注重的是货物与债务人之间具有的牵连关系，而不一定必须为债务人所有。我认为，对于海商法承运人留置权问题应该融合入合同法的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了法律规定承运人，留置权的目的，也符合利益衡量所要求的法律原则.更能满足实践的要求[2]。加之我国已经逐渐注意了善意留置权制度的合理性，《海商法》第25条所规定的船舶留置权也没有要求标的船舶必须为债务人所有。所以，在承运人留置权问题上，应当融入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二)海商法中对迟延交付的规定与民法中相关规定的融合
我国《海商法》对于货物迟延交付的规定有着明显的漏洞，我国《海商法》第50条第1款规定：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的卸货港交付的，为迟延交付。何为“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如果承托双方迟迟不能达成共识，并且承运人违反直航适航义务，进而迟延交付给货方造成损害，货方如何以法律为依据向船方索赔，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合同法》第290条第1款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可见.承运人在运输期间的适当履行，表现为其按照运输合同约定的期间履行其义务和在合理的期问履行运送义务两种情况。但对于《合同法》第290条和《海商法》第50条的关系，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海商法》与《民法通则》、《合同法》是普通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海商法》对于迟延交付已有明确的规定，故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理应不予适用，《海商法》所规定的迟延交付的文字意义极其明确，不具有扩充解释的空间，对其进行司法解释无异于二次立法，不符合立法原则和程序”。[6] 也有人认为，《合同法》第290条应该适用，因为《海商法》第50条并没有对迟延交付进行确切定义，所以，《合同法》的规定仍然可以补充适用[7]。
此外，从举证责任上来看，在货物迟延交付上，海商法的规定也不尽完善。
我国合同法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如果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则货方在此情况下，只需证明承运人的迟延交付、自身遭受损失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
我国海商法未对货物迟延交付举证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海商法迟延交付的规则基础是过错责任制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迟延交付损害赔偿的货方，应该在以下范围内举证：承运人迟延交付货物、自身有损失、前述二者的因果关系、承运人具有不可免责的过错。我们知道，对于免责条款的举证，海商法第51条第二款规定：“承运人依照前款规定免除赔偿责任的，除第(二)项规定的原因外，应当负举证责任[5]。”但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并不适用于迟延交付，在迟延交付的举证问题上只能参照民法的规定，所以，在实务中，由于在运输途中，货物在承运人的掌控之下，让货方寻找证据，证明承运人的过错是非常困难或者成本极高的，这对于货方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这明显违反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4]。
笔者认为，对于迟延交付问题，下个明确的定义是必要的，我国立法机关应当着力完善迟延交付制度的立法。如果基于目前的状况，我认为应当采取海商法合同法相融合的 方法 应对。
三、结语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私法的基本法是民法，即《民法通则》。民法的原则性规定和各特别法的具体规定，共同构成了民法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合同法、担保法等。而海商法的以问题为中心的、非逻辑化的、灵活的、唯用性的法律思维不同于民法思维具有特殊性;海商法以效率优先、航运秩序的倾向性保护、对契约自由的限制为其独特价值取向：海商法有其所独有的各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既要看到海商法与民法原理的冲突，又要看到海商法的特殊性;既不能盲目地排斥其他法律的适用，也不能用其他法律代替海商法的适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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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玉琢.海商法(第三版)[M].法律出版社，2012.
[4]司玉琢，__文.中国海商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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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琦，林源民.从承运人迟延交付的几种常见情况看我国海商法相关规定的缺陷[A].海商法研究(总第3辑)[C].法律出版社，2000.
[7]张文广.我国海商法承运人迟延交付确定标准之不足[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8(00).
《 探析民商法中的连带责任 》
摘 要 民商法中的连带责任主体涉及范围很广，不仅有国家机关、企业法人还包括了合伙组织以及个人，民商法对于这些主体的连带责任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包括了共同侵权情况、共同危险行为和共同责任三种情况下出现的连带责任;这一规定的出台是为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但是随着法律的运行，该规定也出现了一些侵犯其他人权利的弊端，因此，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连带责任进行了研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民商法 连带责任 合法权利
作者简介：张笑荷，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本科在读。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9-0592(2016)02-281-02
我国民法和商法都有涉及连带责任的规定，但是对于该规定的细致化划分和适用并没有完善的法条。民商法之所以提出连带责任也是为了防止债务人之间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发生，在现实中，该规定的适用率也比较高，足可见连带责任设立的重要意义。
一、连带责任的内涵
至今为止，我国民商法中并未从法理的角度对连带责任进行过全方位的定义和解释。然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连带责任进行了研究和解释，比如 “连带责任是违反连带债务或共同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不问各自应承担的份额， 也不分先后顺序，都应根据权利人的请求全部或部分承担而无权拒绝的民事责任”等。这些概念指出了连带责任的具体适用办法，但是在推广中并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目前来说，人们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认可性观点：连带责任是一种涉及责任主体比较多，但是任何一个主体都必须对全部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一种规定。
二、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商法规定了普通民事责任的构成要素：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但连带责任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当然满足以上基本条件是必须的，除此之外还应满足如下条件才可：其一，债务人至少是两人以上。其二，连带责任人与债权人之间是一种债的关系，而且密不可分。其三，连带责任涉及的客体必须是种类物，这是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一旦客体为特定的物，那么债务由其他债务人进行清偿也就难以实现。其四，连带责任的履行，必须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事前约定。
三、连带责任的类型化分析
民商法中涉及的连带责任种类繁多，且法律均对之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本文就几种常见的进行分析研讨：
(一)共同行为之下造成的连带责任
共同行为之下造成的连带责任可具体分为以下两种：其一，共同侵权情况下产生的连带责任。所谓的共同侵权情况下产生的连带责任是指两个以上(包括两个人)由于有着共同主观故意或者过失，而且由于这种原因造成了对他人利益的一定损害，从而一起承担债务责任的一种连带责任。据规定，这种情况下的连带责任是需要所有责任主体共同承担的，但是实际执行却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如果造成他人利益损害不是由于责任人主观故意或过失，那么是否还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呢?对此基本有两种观点：有的人认为由于不是行为人主观意识造成的，就不应让其承担连带责任;反对者则以造成的结果为依据，认为既然实际当中他们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他人利益的损害，那么不管主观意识如何，都应该为其承担后果。由于没有确切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往往会视情况而定。其二，在共同危险行为下产生的连带责任。具体上来说，在存在共同危险行为之下，一旦出现无法明确具体责任人造成的损害结果，即要对共同危险行为人判定承担连带责任。相对于共同情况下造成的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不明确情况，这种连带责任在相关的法律条例中获得了认可。这对连带责任的具体实施也有现实的意义，能够弥补长期以来对于共同危险行为造成的侵权责任的判决的一大空白，可以说这是法律的进步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果，有利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建构和法治文明建设。
(二)委托代理行为中产生的连带责任
代理行为和承担连带责任是不等同的，只有代理行为出现违约的情况下代理人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代理人明知道自己代理的行为是违法的或者不能够履行的还故意为之，就必须承担连带责任，法律之所以规定委托代理行为中的连带责任就是为了制止这种明知违法而故意为之的代理行为。这种连带责任是一种事先的规定，能够更为有利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平。
(三)由承担保证导致的连带责任
由保证导致的连带责任往往是由于在前期保证阶段对保证方式和具体办法要求不明导致的。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中的约定就会出现责任承担的问题，因而保证人的责任是无法逃脱的。但是法律规定了如果提供保证的人是两个以上就必须事前说明担保人之间的具体责任，如果前提忽视了这一点，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就会转化成共同承担。一旦债权人无过错，承担者之间就共同负责赔偿，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在公司的侵权纠纷案件之中，民商法将这种连带责任种类融入其中也是为了有效的阻止或者减免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
四、设立连带责任制度的立法意义
综上可以得之，连带责任的每一个主体都有承担全部债务以实现债权人合法权利的义务。当然同样的，债权人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或者事前约定对任何一个连带责任债务人进行债务的追偿。其中的连带责任主体有两种：第一，这些债务人本身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二，这些连带责任主体对于内部责任并不应该承担。这里就存在一个点，为什么法律要规定一些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人来承担一份债务的全部责任呢?因为这种规定无疑就会加重本身不应承担责任的人或者是本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人的责任，这就引出了设立连带责任的意义：即使某些债务人本不需要承担一定的债务或者不需要承担全部债务，但是由于其与真正债务人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或者事实的关系，通过连带责任的绑定，让他们去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真正债务人的违约行为，从而更好的保证债权的实现，是一种共同作用实现或者制止违法行为的制度和规定。
五、民商法中连带责任存在的问题 (一)随着民商法规则的变化，司法中有关损害人利益的赔偿发生了本末倒置的现象
实体法与民商法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因此民商法的制定、修订以及适用都不能忽视实体法，且需认可实体法所要保护的一切利益，否则民商法的存在就等同于形式，不能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合理权益。此外，一旦现实中程序法和实体法发生了一定的冲突，首先要以实体法为主，这是考虑当事人利益的需要。司法实践中最典型的一种本末倒置就是人身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为了配合程序法中的共同诉讼，把实体法中发生的共同侵权现象进行重新定义和认识。
(二)法院没有正式受理侵权行为之前，不追究未被起诉的侵权者和被起诉的侵权者之间分担的责任
从法律角度来看，在案件受理之前不追究未被起诉侵权者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对责任人和赔偿范围进行圈定还是十分必要的。实践中，一旦原告对其中一部分侵权人进行起诉，法律则忽视对其他侵权人责任的追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显失公平。法律的本质是公平的，因此法院受理原告对侵权人进行的诉讼，理应当进一步确定责任的承担。但是对于那些未被起诉的侵权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而置之不理是有悖法律对人们的保护意义的。
(三)把原告拥有的选择权调到执行阶段之后存在不合理之处
司法实践中，倡导能够合并的诉讼不要分开行使，鼓励人们减少诉讼，尤其是在共同侵权的案件中，更要坚持减少诉讼的原则。但是权利的最终行使依然掌握在原告手里，法院只能规定，不能要求其如何行使。且实体法给予原告的实体权利和诉讼请求权往往会发生冲突，比如原告只对部分侵权人进行起诉，这种权利的行使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目前法律将原告的选择权行使放在了执行阶段之后，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试想一下，在执行之后再让原告进行诉讼对象的选择，那么有很多在前期应该得到解决的问题就难以执行，这种做法显失严谨，且对侵权人以及原告也存在一定的不公平。
六、完善我国民商法中连带责任的建议
(一)在《侵权法》中填入必要的公共诉讼
必要的公共诉讼主要分为固有的必要公共诉讼以及类似的必要公共诉讼。固有的必要公共诉讼指的是当诉讼标的一样时， 要让几名当事人共同进行诉讼。并且，法院应对该种诉讼一并审理。简言之，在几个当事人和对方当事人中只存在一个诉讼标的时， 若当事人想要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以及义务的时候，法院应要求几人一起提起起诉。类似的必要公共诉讼指的是把诉讼标的客观上的牵连性质也纳入到考虑的范围内，法院对几人一起起诉或者是将相同的情况合并审理，而与此同时，几人也能够一起或者单独被起诉。
(二)把共同侵权所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类诉讼归类必要诉讼
我国程序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权利，因此想要更好的保护原告的诉讼权利、被告的权利以及连带责任人应该具备的权利，就应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尤其是要将共同侵权所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类诉讼归类必要诉讼，而不能一味的将其认定为共同诉讼，其目的亦是为了更有效的保障承担连带责任的责任人在承担责任之后可以有法可依，向任何其他债务人进行追偿。据此，原告也就可以任意的在承担连带责任的责任人中选择一人或者多人来要求赔偿。
(三)债务人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之后的追偿
债务人承受连带责任实际上就是要加强债务人相应责任，让他担负那份本不应是自己承担的局部责任。并且，为了让债务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批准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之后可以再追加其他的债务人并让其偿还。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仍然没有法律方面的制度来规制具体的相关程序以及赔偿的数额，若跟实际情况相结合，一般来讲可以通过如下方法予以解决：其一，根据多个债务人自己约定的比例来偿还。这个方法适用的前提就是连带责任债务人之间通过约定确定每个人应该赔偿的数额，一旦有人向债权人承担了赔偿责任，在向其他人索要赔偿的时候，也要按照事前的约定分别索要，每个债务人对约定债务额之外并不承担责任。其二，按照债务人中每个人的过错大小进行相应的偿还。这种方法运用的前提是，能够确定每个责任人对造成损害的结果承担了相应责任，一个或者多个责任人对债权人进行了清偿。之后可以按照每个人过错大小确定责任比例，从而再按照相应的比例来对其余债务人进行追偿。这种办法从实质上来说是较为公平的。其三，连带责任人向主债务人进行追偿。此办法运用的基础条件即连带责任人本身是没有过错的，也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连带责任，只是由于事前有约定必须按照约定先对债权人进行赔偿，事后再按照约定向主债务人进行追偿的一种办法，此类型的救济途径是严格受法律保护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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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6年10月，“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获奖成果”专著类二等奖，获奖著作《主体性与私权制度研究——以财产、契约的历史考察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2003年7月，“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论文成果奖三等奖”，获奖论文《我国物权变动理论的立法选择》（上、下），《法律科学》2000年第1-2期。3．2001年12月，“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获奖论文《公示公信力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4．2001年12月，“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获奖论文《商法学研究综述》，《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5．2001年12月，“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获奖论文《我国物权变动理论的立法选择》（上、下），《法律科学》2000年第1-2期。6．1998年11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大会唯一），获奖论文《我国物权变动理论的立法选择》。该论文后来分三期发表在《法律科学》2000年第1-2期（题目是我国物权变动理论的立法选择》（上、下））以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上（题目是《公示公信力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比较研究》）。7．1997年9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获奖论文是《相邻权与地役权的物权立法选择》。该论文后来发表在《私法研究》，第1卷（创刊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主持各类教学科研项目50余项，其中省部级9项。重要的有：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项目“知识产权师资队伍建设研究”、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0YJA820062）：“文化产业投融资法律问题研究”、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号：10G008）：“从模拟到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法治发展”、教育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金融法学》教材建设”、司法部的 “中国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规制研究”；中国法学会的“金融创新中的法律问题研究”、陕西省社科规划办的“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中的法律问题”、西安市社科规划办的“西安经济发展中商业银行经营的规制与法律保障研究”、陕西省社科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课题“加工贸易生产要素配置与东西部优势产业比较”、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商业银行法律制度研究——商业银行法制构建”，陕西省财政厅依法理财研究招标课题“国库集中支付的制度保障”、陕西省知识产权战略研究计划“知识产权热点与难点问题研究”等等。 出版著作十余部，主要有：.《中国西部法治发展报告——刑事案件中律师作用及工作状况调研》（2012年）《入世后，中国金融法律的理论与实务》《金融法》（‘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入世后，中国金融法律的理论与实务》《经济法学纲要》《银行实务与法律》《简明经济法教程》发表论文近50篇。其中权威4篇、核心期刊9篇，主要有：“论国有资产信托及其法律调整”（《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的投资者保护”（《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2年12月3日）“建立完善失信惩治机制”(《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3年4月1日)“存款合同的法律特征的探讨”（《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存款风险的法律分析”（《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银行存款所有权的行使与归属——兼论存款合同的性质”（《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金融创新与法律”（《中国法学》2006年增刊）“论银行监管与银行业的高风险”（《西北大学学报》2007第4期)“防范与管理金融衍生工具的信用风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第4期）、“驰名商标法律保护的限制规则”，（《知识产权》2009年第3期）“试论金融衍生市场中的投资者教育”（《河北法学》2009年第6期）“经济法产生的时间界定”（《中国法学》（海外版）2009年第2期）“劳动关系中商业秘密保护的利益平衡分析”（《电子知识产权》2010年第8期）等.金融创新与法律制度演进关系探讨(《法学杂志》2013年第5期) 获奖10余项主要有：（1）2004年论文“存款风险的法律分析”，获陕西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2002年论文“从产权明晰、信息公开的角度谈健全信用机制的商法保障”，获中国法学会商法学优秀论文三等奖。（3）2005年专著《入世后，中国金融法律的理论与实务》，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4）2008年入选首届陕西省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5）2005年获得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一等奖。（6）--（8）2004年、2007年、2009年三次获得西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9）--（11）2000年、2003年、2008年三次获得西北大学优秀教师称号。（12）2009年获得西北大学“师德先进个人”称号。（13）2011年荣获“陕西省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称号（中共陕西省委政法委员会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陕西省法学会2011年4月11日）。（14）2011年荣获“陕西高校巾帼建功标兵”称号（陕西省教育工会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