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早期居住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这里多山林，气候也十分寒冷。契丹先民以游牧狩猎为业，多衣着兽皮，直到建国前才有了丝织布帛的衣服，并很快得到普及。辽太宗时期制定了服制，据文献记载，契丹国服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吊服六类。契丹平民皆穿左衽圆领长袍，脚蹬长皮靴，头戴皮帽。据史料记载，契丹“皇帝幅巾，擐甲戎装，以貂鼠或鹅项、鸭头为扞腰。”这件扞腰弧形，银鎏金，中间宽，两头窄。下缘平直，上缘为数个连弧组成。地纹为水波纹，边缘饰连珠纹和云纹各一周。主体纹饰为盛开的荷花，荷叶宽大丰肥，荷花迎风怒放，纹饰为高浮雕。此弧形长片为妇女大袍后腰的带饰，穿戴时此弧片横陈腰后，抵于两肋，将两端以丝带束腰，在腹前打结以固定饰片。契丹的服装如此独特，那么契丹人的发式又是什么样子呢？与中原汉人发式有哪些不同呢？中原地区汉族的传统礼教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且有一种刑罚就是剃去头发，叫做“髡刑”。但是，少数民族中却流行着剃去一部分头发的习俗。对于契丹族的髡发习俗，文献记载较为简略，缺少形象的实物资料。随着契丹考古工作的逐渐深入，在不少辽代壁画墓里，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契丹装束的人物像。壁画所绘人物包括官僚、侍卫、奴仆、贵妇、侍婢和伎乐等不同身份。凡是着契丹装束的男子都髡头，式样不完全相同，有的仅剃去颅顶发，颅四周发下垂并向后披；有的在颅两侧留两绺长发，自然下垂或结辫下垂；有的剃光了前颅中部，颅后发也自然下垂并向后披；有的剃光了颅顶两侧，颅顶中间部分向后梳起。从这些人物，我们进一步弄清了契丹人髡发的式样，一般颅侧发和鬓发都不长，如果太长就结成两绺，或者编结成辫。通常见到的关于契丹人髡发习俗的资料，只绘契丹男子，契丹妇女髡发资料较少见。豪久营辽墓的女尸，首次提供了契丹妇女髡发的实例：前额边沿部分剃去，而保留了其余头发；经剃过的部分又长出了一点短发，从短发的等齐长度看，原来是剃光而不是剪短的；保留的头发，颅顶一部分用绢带结扎，带结位于颅顶偏后；另在左侧分出-小绺，编结成一条小辫，绕经前额上方再盘回颅顶，压在束发上面，和束发结扎在一起；耳后及脑后的长发向身后下披，垂过颈部。这样的女式发型，是考古工作中的首次发观，显示了契丹族妇女所特有的一种髡发习俗。另外，在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也出现了契丹女子的髡发形象，一般是剃去颅顶前部的头发，其它部分则束起，或配以各种装饰物。
每个地方，每个时期，风俗不一样
契丹族男子的发式一般将顶发剃光，仅在两鬓或前额部分留少量余发作为装饰。有的将左右两绺头发修剪整理成特殊形状，然后下垂；有的在额前蓄留一排短发，有的在耳边披散着鬓发，极有特点。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已，再说了契丹少数民族年年征战头发不能留太长，长头发不易打斗
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至唐末强大，五代时（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辽朝先与北宋交战，“澶渊之盟”后，双方长期维持平稳关系。辽中叶后，统治集团日益腐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民族起义风起云涌。当女真族展开强大攻势之后，辽帝国迅速走向灭亡，1125年为金所灭。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契丹文化：契丹人为鲜卑族宇文部的一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地区是契丹民族的发祥之地。契丹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过长达200多年的辽王朝，辽朝灭亡后又在我国西域和中亚地区建立过长达80多年西辽王朝，西辽灭亡后，又有部分契丹族在今伊朗建立过长达80多年的起儿漫王朝。契丹人建立横跨草原和中原的辽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多、影响大的古代民族。契丹人创造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人的历史文化主要记录在《辽史》、《金史》、《宋史》、《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等正史和《契丹国志》、《金辽史》、《资治通鉴》等其它重要史籍中。
辽国灭亡后，契丹族去了哪里，为何56个民族里没有契丹族？根据我的了解，给你说说：
在进入金元以后，契丹人或者效力新的政权，或者随着帝国迁徙到其他地方。因此开始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当然，少部分随耶律大石西迁，成为西辽的统治阶层，之后在中亚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基于传世文献，传统上我们认为许多契丹人进入中原，渐渐融入汉族。金元时期，有些时候已经不区分契丹与汉了。我们知道元朝时区分北人和南人。也就是不怎么区分中国北方的契丹、女真、汉。同时，一些契丹贵族融入了女真上层，后来女真建立后金、大清，一些契丹姓氏也出现在八旗档案之中。可能是留在东北的契丹人，渐渐融入了关外的女真、满族。
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现在已经积累了不少辽代尸骨，因此可以系统地提取契丹上层的DNA信息。许月的博士论文《辽代契丹人群分子遗传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见解。主要有三个方面：
（1）契丹上承鲜卑，辽亡以后，大部分契丹人可能融入到蒙古的不同人群当中。
（2）“在现代人群中，尚未找到契丹族的直系后裔”。
（3）早先的一些研究认为，现代的达斡尔族是契丹的直系后裔，和契丹人的基因很接近。这可能是不对的。
其实，古代的族群认同很多时候还是和政治体联系在一起的。从部落到帝国，这些政治组织把一群人维系在一起。一旦部落解散了，或者帝国瓦解了，那这些人就进入其他的部落，或者以其他的方式组织起来。“契丹”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了。
契丹辽朝历经二百余年，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史学则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源在《古微堂外集》中指出：“辽其国多文学之士，其史纪、表、志、传，皆详明正大，虽在元代之前，却远出元代之上。”对契丹辽史学评价很高。伴随着契丹辽史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契丹辽史学则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一、辽太祖太宗时期契丹族史学萌发 这一时期史学成果主要集中在碑刻上。见于《辽史》的有：“（后唐天复三年）夏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唐天复五年）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
《辽史》中还有一条记载引人注目：“初，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太祖从侄耶律鲁不古对创设契丹文字做出重要贡献，太祖命之监修国史，监修史官的设立说明辽朝已经有了修史机构，契丹族非常重视刻石纪功，用以歌功颂德、名垂千古，开始以本民族的文字来记载自己的历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亦多次刻石立碑，不同的是，这些碑刻不再以夸耀武力彰显个人功德事迹为主。辽太宗天显三年（928）八月庚申“诏建《应天皇太后诞圣碑》于仪坤州”。天显五年（930）冬十月癸卯“建《太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埚”。
特别是，会同四年（941）二月丁巳，“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表明契丹对民族早期历史的追记，其史学有了明显进步。辽太宗割占幽云十六州之后，契丹族同中原地区的联系不断加强。灭晋之后，五代的修史之士受到重用。后唐监修《旧唐书》的宰臣赵莹和刘昫于大同元年（947）用为太子太保和守太保，对刘昫仍保留其在后晋监修国史的史职。他们对契丹辽史学有重要影响。 二、圣宗兴宗时期史官制度完善史学成果显著 在汲取中原汉文化的基础上，辽圣宗、兴宗时契丹史学走向成熟。这时朝廷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修史机构，史家队伍开始壮大，特别是契丹族史家的成长尤为明显。
圣宗统和四年（986），圣宗命邢抱朴与室昉同修《实录》，统和九年（991）修成。统和二十一年（1003）圣宗“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说明当时编修的《日历》非常翔实。兴宗时更加重视国史、实录、起居注的修撰，修史活动迅速展开。兴宗不但下诏编“辽国上世事迹”，还诏谕萧韩家奴“朕之起居，悉以实录”。此次修实录还包括遥辇可汗以来诸帝实录，规模宏大，成果显著。重熙十三年（1044）“诏（萧韩家奴）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耶律庶成“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
契丹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引进了一些北方草原的资料，并且还介绍了西方的人类学也研究了历史学，也对契丹辽的一些史学进行了恢复。
欧洲皇室不可能有契丹血统。这个问题恐怕需要更深入理解“血统”的概念！血统与基因不完全是一个含义，欧洲皇室中很可能有契丹的基因，但不可能有契丹的血统。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看“血统”的定义：血统——由血缘形成的亲属系统。血统（lineage）指不间断继承同一祖先血缘的子孙直系亲族，通常以姓氏继承来表现。而基因族谱学是通过遗传学来研究血统的新兴科学，能够进行亲子鉴定或计算任何人和已知DNA的古代名人之间血亲距离。汉人、犹太人和英国贵族是世界上有名的重视血统的民族。所以，血统是需要不间断继承同一祖先的基因的。契丹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民族，建立了辽王朝，在中古时期雄踞欧亚大陆东北端。且相当长的时间控制着一段丝绸之路。后来部分融入蒙古族，随蒙古西征，因此契丹民族的DNA很可能融入欧洲其他民族。这是历史民族融合的结果。但欧洲皇室，从未有过契丹民族不间断祖先的历史记载，因此，欧洲皇室没有契丹血统！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在辽国灭亡之后，契丹族是到了西北地区 ，契丹族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为了金国的臣民 ；在最后的时候，契丹人又与汉人融合在了一起，所以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同化他们的身份已经完全汉化了。
达斡尔族与契丹人基因序列相似度很高，也就是说契丹消失的150万人应该就是改名换姓隐居起来了。
契丹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其他民族代替了，而且这个族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和其他的种族进行了通婚，所以就彻底消失了。
我们知道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着迥异于汉民族的独特婚俗，在没有了汉人三纲五常的观念下，很多习俗会让我们为之咋舌惊奇不已，比如我们要说的契丹婚俗，很多人就根本就受不了。
（一）契丹婚俗
契丹与辽国贵族，基本上是施行世婚制的，而且还是非常之严格地只在两姓之间通婚，即帝王耶律氏与后族萧氏，并且明文禁止与其他诸部私相婚嫁。正是因为实施这样的规定，辽代贵族们的通婚范围自然会变得非常狭窄。没有办法，辽代贵族便只能自己找自己人结婚，于是乎便有了诸如收继婚、接续婚、中表婚、舅甥婚等等近亲婚姻。
1.收继婚
何谓收继婚？就是父亲死了，儿子收娶生母之外的父亲妻妾；叔伯死了，侄子就收了叔伯的妻妾；兄弟死了，兄弟就收了兄弟的妻妾。这是古代北方游牧渔猎民族长期存在的婚姻制度，从匈奴、乌桓、羌，到柔然、突厥、契丹、党项，再至女真、蒙古、满洲，都不例外。
2.接续婚
在契丹大辽，除了收继婚，还有接续婚，接续婚又称连带婚、续亲，简单言之，就是姐姐死了妹妹续嫁，姑姑死了侄女续嫁。 契丹流行接续婚，是因为迷信“姐妹共夫利于生子”的说法，才得以盛行。
3.中表婚
何谓中表婚？古代称父亲姐妹（即姑母）的子女为外兄弟姐妹，称母亲兄弟（即舅父）姐妹（即姨母）的子女为内兄弟姐妹，外为表，内为中，因此，外兄弟姐妹和内兄弟姐妹又称为“中表兄弟姐妹”，与姑母、舅父、姨母的子女通婚，就称为“中表婚”。这个婚俗其实不仅游牧民族盛行，中原汉文明也会有这种做法。
4.舅甥婚
舅甥婚，或者称之为甥舅婚，这种婚姻状态，虽然中原有汉惠帝刘盈以姐姐鲁元公主之女为后、汉章帝刘炟以堂姐沘阳公主之女为后为妃、吴景帝孙休以姐姐小虎公主之女为后等零星个例，但在汉王朝律法中，基本上是明令禁止的乱伦行为。 而在辽国，比较著名的就是穿着金面具铜丝网络下葬的陈国公主和驸马了。
（二）陈国公主
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10公里斯布格图村西的山南坡上，因为从未被盗掘，墓中出土文物几千余件，包括精美的金银、陶瓷、玻璃、木器、玉器及珍珠、玛瑙、水晶、琥珀制品，墓室中公主平卧在尸床左侧，驸马在右侧(后入葬)，两人从头到脚都穿戴着契丹皇族独特的葬服。
陈国公主耶律氏，是辽景宗皇帝之孙女，也是辽圣宗弟弟耶律隆庆的女儿。陈国公主在世时，辽圣宗懦弱无能，耶律隆庆权势遮天，公主深得宠爱，数次荣获封号，初封为太平公主，又进封越国公主，后又追封为“陈国公主”。
到了公主16岁的时候，嫁给了自己的舅舅即37岁的萧绍矩。驸马是辽圣宗皇后之兄长，官拜检校太师。在古代，尤其是在辽代，贵族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往往选择在直系家属中进行通婚，所以陈国公主与驸马的结合正是契丹第四种婚俗“舅甥婚”的考古学实证。
契丹人在荒漠的草原上筑起都城、市镇。而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捺钵（契丹语“行宫”的音译）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使汉人为其开垦农田，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目前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契丹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与汉人迥然不同。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裤脚放靴筒内。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发。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别处的头发全剃光。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发。契丹人住所为毡帐，皇帝的御帐称为捺钵。婚俗特点是娶亲不论辈分，近亲结婚、离婚和再嫁均不受限制。契丹贵族盛行厚葬，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出土的两套有金花银枕、鎏金银冠、金面具、银丝网络、金花银靴组成的殡葬服饰，完整的体现了贵族的殡葬习俗。耶律羽之墓室豪华富丽,天下奇珍瑰宝尽汇其中。刑罚辽朝契丹人犯法，原有投崖、生瘗(活埋)、射鬼箭(乱箭射死)、木剑(杖背)、大棒、铁骨朵、沙袋(拷打)及鞭、烙(刑讯)等刑。圣宗以后，采用汉人刑名，有死、流、杖、徒四等。死刑有绞、斩、凌迟。契丹文字在文化上,契丹人依照汉字创造了两种类型不同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据史书记载，契丹原先没有文字，建立的辽王朝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曾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制了两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不是因为字写得大小，而是因为创制时间的先后和拼音程度的强弱。先创制的拼音制度不太完备的称大字，后创制的拼音形式比较完备的称小字。公元920年春正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创制契丹大字，秋9月制成，诏令颁发。这种大字是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笔划而成的。解放前辽庆陵出土的“哀册”上所写的文字，都是大字。后来在庆陵壁画上和许多辽代陶器上，也发现这种契丹大字。契丹小字，据史载是皇子迭刺创制的。解放后，辽宁锦西县狐山辽萧孝忠墓所出土的墓志和义县、建平县所出土的铜器、银器上的契丹文字，就是这种契丹小字。契丹文字使用了好几百年，但因通读不易，所以并没有深入民间，可是，它极大地影响了西夏和女真文字，是契丹族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契丹风俗中，婚俗是比较重要而独特的一种。辽史中关于“青牛白马”的传说，不仅记录了契丹民族最早的历史起源，而且反映了契丹民族最初的婚姻状况。
在这个传说中，契丹人将自己的祖先说成是一位骑白马的男子和一位乘青牛的女子，相遇后互相爱慕，结为夫妻，生子繁衍，逐渐形成了契丹八部。
传说反映出契丹族很早就已开始实行氏族外婚制，即两个不同世系的氏族之间互相通婚。而这两个氏族，则分别被神话为以“青牛”和“白马”为图腾的世系集团。
契丹建国以后，以“青牛”为图腾的血缘集团被标记为“耶律”氏；以“白马”为图腾的血缘集团被标记为“萧”氏。在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变迁之后，契丹族依然遵循着两姓互为婚姻的特点。并由于这种习俗，在辽代的契丹社会里，形成了一系列开放多样、独特的婚俗现象。
舅舅可娶外甥女外孙女敢嫁外祖父
契丹人的姓氏基本为耶律和萧两姓。其中耶律一姓，包括原大贺氏、遥辇氏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家族的世里氏；萧姓则包括乙室氏、拔里氏和断腕太后述律平家的述律氏。契丹族的通婚基本都是在这两个姓氏之间进行的。从阿保机的四世祖萨刺德开始，属于阿保机家族的耶律一系世里氏和述律(后改为萧)氏就形成了互相通婚的习俗。终辽一代，这两个家族之间始终都保持着牢固的嫁娶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延续了契丹族两姓为婚的古老传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契丹王朝创立后，耶律阿保机及其后继者将这种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规定属于阿保机家族的耶律皇族只能与萧姓的述律后族相通婚。因此，辽代帝王娶后，尤其是娶原配妻子，只能在萧氏家族范围内选择。辽代的九位皇帝，除了世宗耶律阮两个皇后中的甄氏为汉人以外，皇后的位置一直在萧氏家族内传承。到了辽圣、兴、道宗时期，这种情况更是达到了巅峰，由于这三个皇帝的皇后均出自述律平父族萧陶瑰一家，故出现了“一门三后”的说法。
这种两姓为婚的制度在中国古代帝王婚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后世的满族与蒙古族联姻虽然与之有相似之处，但耶律皇族集团与强大的萧氏后族集团世代联姻的做法，是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这既是民族发展、社会变迁中对固有传统婚俗的延续，更是辽代实行皇族与后族共同执政的国策体现。而辽代皇族通过与后族的联姻，也起到了扩大统治基础，巩固政治地位的作用。
在契丹族内，不仅要执行耶律、萧两姓互为婚配的制度，辽朝法律还规定，契丹贵族必须在两姓之中的两个高贵家族之间互相通婚，即需门当户对。开泰八年十月，辽圣宗下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明文规定契丹贵族不得与平民通婚，如有特殊情况，需皇帝批准方可进行。如此一来，契丹两姓之间婚配的选择余地就很少了，契丹族内出现了表亲联姻、辈分混乱的情况：甥舅、甥姨、表姑侄婚配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外孙女嫁外祖父的现象也有。辽太祖阿保机与皇后述律平属于表兄妹结婚，他们的女儿质古公主，后来嫁给了述律平的弟弟萧室鲁，属于甥舅为婚。太宗耶律德光的皇后萧温，则是述律平的弟弟萧室鲁与耶律德光的姐姐质古公主所生的女儿，也是舅舅娶外甥女为妻，而萧温则既是述律平的外孙女，又是她的儿媳妇。世宗耶律阮的怀节皇后萧撒葛只，是述律平胞弟阿古只的女儿，述律平是世宗的祖母，阿古只的女儿应当是世宗的表姑，此为表姑侄相配。还有如道宗的女儿撒葛只下嫁萧霞抹，而道宗又娶萧霞抹的妹妹萧思坦为惠妃，这是岳父与女婿之妹的婚配。
按照汉族儒家的纲常伦理观念，不论辈分的婚姻是一种乱伦的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但受传统婚俗的影响，并在政治因素支配下的婚姻制度是很难因此而改变的。即使在汉化已深的辽代晚期，当耶律庶箴提议改革，“使各部自立为姓”。以扩大婚姻范围，开辟新的婚姻之路时，辽道宗还是以“旧制不可遽厘”为由而拒绝了。于是，这种“王族惟与后族通婚，门当户对不论行辈”的两姓婚俗，终辽一代，未能改变。
皇帝热衷姐弟恋辽宫闯入异姓人
到了世宗皇帝耶律阮的时候，历史却在这里突然拐了个急弯。一位不速之客踏进辽河流域，闯入辽代后宫。她的出现，引起大辽朝野一片哗然，同时也搅乱了耶律皇族与萧氏后族交互为婚的传统。
翻开《辽史·后妃列传》，我们会看到：在辽代，生前被皇帝立为皇后的共有十二人。她们依次是：太祖皇后萧(述律)氏、太宗皇后萧氏、世宗皇后萧氏、世宗妃甄氏、穆宗皇后萧氏、景宗皇后萧氏、圣宗齐天皇后萧氏、圣宗法天皇后萧氏、兴宗皇后萧氏、道宗皇后萧氏、道宗惠妃萧氏、天祚皇后萧氏。其中的甄氏，无疑是中途闯入辽宫的一个陌生女人。她是大辽唯一的一位异姓皇后。
那么，这位甄氏究竟是谁？什么来历？她为何能以异姓、异族的身份闯入辽代后宫，登上皇后的高位？
关于她，《辽史·后妃列传》中只有寥寥数语：“世宗妃甄氏，后唐宫人，有姿色。帝从太宗南征得之，宠遇甚厚。及即位，立为皇后。严明端重，风神娴雅。内治有法，莫干以私……”身为一代皇后，她的籍贯不明，来路不清，文中只说她是一位有姿色的后唐宫人。
宫人，是做什么的？东汉、北魏的后宫制度，都有宫人这个等级；唐朝的代宗、德宗、宪宗、懿宗，都是宫人所生。《辽史·后妃列传》中也有“开泰五年，宫人耨斤生兴宗，后养为子”的记载。可见，宫人是地位较低或者没有封号的妃嫔，她们可以被皇帝宠幸，甚至能生出下一任皇帝来。容貌靓丽、风华绝代、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深得宫中上下喜爱的甄氏作为后唐、后晋两朝宫人，有没有生过孩子，无从考证，但后唐和后晋的皇帝，应该是她的男人。
公元946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攻破大梁，灭掉后晋，甄氏时年41岁。随耶律德光进入大梁的耶律阮虽比甄氏小十岁，却深为甄氏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的英姿所倾倒，遂纳甄氏为妃，对她宠爱备至。次年，耶律德光死于撤军途中，耶律阮在诸将拥戴下即帝位，随即将甄氏册封为皇后，授予皇后紫袋及皇后印玺。两人展开了契丹婚姻史上惊世骇俗的帝后“姐弟恋”。
由于耶律阮受父亲耶律倍影响很大，对汉族封建文化极其钦慕。汉人甄皇后气质儒雅，举止端庄，风姿贤淑，具有与契丹游牧民族女子截然不同的风范。虽为皇后，但处事严明，内治有法，从不借机谋取私利。尽管出身微贱，却因阅历丰富而具有远见卓识。这一切，深深打动了耶律阮的情怀。他对甄氏敬重爱恋，宠遇有加，每逢大事，总爱与她商量。很快，甄皇后为耶律阮生下了三皇子耶律只没。
可以想见，世宗耶律阮封汉族宫女甄氏为后，会在契丹朝野掀起怎样的滔天大浪！不少贵族对于耶律阮破坏了契丹社会两姓通婚的传统习俗非常不满，萧氏家族对此更是无法忍受。他们纷纷要求耶律阮另立契丹女子为后。
在反对势力的不断声讨和重重压力下，耶律阮只好于天禄四年(950年)立自己原先的妃子萧撒葛只为皇后。但他仍然保留了甄氏皇后的地位，并把全部的感情都用在了甄氏身上，直到生命结束。于是，大辽一度出现了两位皇后比肩并立的奇怪现象。
然而，除了耶律阮，在其他契丹人的眼里，无论生前还是死后，甄氏始终都是一个陌生人。甄氏死后，悲剧接踵而至。她的尸体被草草地埋葬在荒野，十八年后才被正式收葬，并且始终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谥号。明明已被世宗“立为皇后”，在《辽史·后妃列传》中，却被史官称之为“妃”，且位列萧氏之后。《辽史·世宗本纪》中，至少应该记载“某年某月册立某氏为皇后”，但史官对她竟只字未提！
是因为甄氏不是契丹人，不是萧家的女儿、比皇帝整整大十岁？还是因为甄氏出身低微，曾经身为后唐、后晋两朝宫人？总之，史官一想起皇帝对这位汉族“资深熟女”一系列的幸之、用情和册立，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在落笔着墨之时，难免就有些不情不愿不卖力。
离婚再嫁平常事辽史只见五贞女
实际上，契丹族的婚姻还是比较开放自由的，契丹人的贞洁观念也是比较淡薄的。因为契丹人离婚再嫁再娶者可以说是稀松平常之事，而且离婚的权利为男女共有，双方均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出离婚要求，尤其是辽代的公主，在婚姻上更是具有很大的主动权。
都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嫁到谁家谁家愁”。从《辽史·公主表》所列的36名公主中我们可以看出，情况还真是这样。除天祚帝6个女儿婚姻不明外，离婚再嫁者有6名，占可知婚姻状况者的1/5，其中甚至有二离三嫁者、三离四嫁者。如景宗渤海妃所生女淑哥，“与驸马都尉卢俊不谐，表请离婚，改适肖神奴。”圣宗钦哀皇后女严母堇，下嫁肖啜不，后“改适肖海里，不谐，离之。又适肖胡覩，不谐，离之。乃适韩国王肖惠。”对这些公主而言，想嫁谁就嫁谁，想离也毫不恋情。她们青春年华的大半时间都是在结婚、离婚中度过的。
由于契丹妇女再嫁情况过于频繁，统和元年，圣宗开始“诏赐物命妇寡居者”。目的之一就是企图用赏赐财物的手段稳定命妇的寡居生活。这道诏令从侧面反映出寡居的命妇也在积极寻找新丈夫、筹建新家庭。由于命妇再嫁牵涉面较大，故开泰六年，圣宗索性下达了“禁命妇再蘸”的诏书。这说明，辽代命妇再嫁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否则朝廷不会制定颁布这样的法令。但尽管如此，圣宗本人也没遵守这条法令，有的命妇再嫁就是在他亲自主持下进行的。有嫁必有娶，妇女再嫁，不以为耻，男人娶寡，无人论非，这已经成为契丹人司空见惯的婚姻现象。
这其中最甚者还要数齐妃与蕃奴的结合。齐妃是承天皇太后萧燕燕的大姐萧胡辇，最初嫁给了耶律德光的次子齐王罨撒葛，故以齐妃相称。齐王死后，被追封为皇太叔，寡居的萧胡辇因此成了皇太妃。萧胡辇是一位在军事、政治方面都很有作为的女性。在一次阅马时，对一名相貌俊美的奴隶挞览阿钵一见钟情，立即召之侍寝。萧太后知道消息后大怒，她虽然不反对萧胡辇再嫁，但堂堂的皇太叔正妃与奴隶燕好，实在有失身份。于是，她下令将挞览阿钵施以刑罚，赶往远方。但是，萧太后这样做，并没能割断齐妃对蕃奴的爱恋之情。一年之后，齐妃向萧太后提出请求，一定要嫁给挞览阿钵。萧燕燕这时气头已过，想想自己确实对姐姐不够体谅，便答应了她的要求。为使两人匹配，她将挞览阿钵封为将军，并令他带兵西征鞑靼为国立功，以平国人之口。就这样，经过一番波折，齐妃终于与蕃奴结成了夫妻。
齐妃作为女性高级贵族公开追求男奴并且成功；世宗耶律阮冲破世俗禁忌，不顾民族地位差别，纳比自己大十岁的两朝宫人甄氏为后。这些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也可以说是个特例。但如果没有契丹婚姻中较为自由开放的风气，要做到这些，恐怕也是不可能的。这也反映出契丹人的贞节观念还是比较淡薄的。所以，一部《辽史》，仅仅记录了5位贞妇烈女。
娶后妈接寡嫂姐姐死了妹再来
辽王朝建立之后，一些氏族社会时期的原始婚俗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其中主要是流行收继婚制：妻继母婚、夫兄弟婚、妻姊妹婚等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北宋文惟简《虏延事实》记载：“虏人(契丹人)风俗，娶妇于家，而其夫身死，不令归宗，则兄弟侄皆得以聘之……”
丈夫死后，其妻由家族内的晚辈继娶之，如儿子续娶后母为妻，侄子续娶寡婶为妻等，这种接续婚是最受汉族人非议的一种婚姻形态。在汉族人眼里，晚辈娶长辈为妻，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但也是有违人伦的。但在契丹人眼里，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据《耶律庶几墓志铭》记载：“惯宁相公故，大儿求哥妻继母骨欲夫人宿卧，生得一个女儿，名阿僧娘子民，得儿一个，名迭剌将军。”不但能够娶继母做妻子，还可以生儿育女，繁衍后代。
从这条记载来看，契丹人对于这种婚姻不仅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堂而皇之地将其写在了自己的墓志铭文中。
当然，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汉化程度的加深，有的契丹人也不愿意接受这种习俗。如秦晋国妃在16岁时嫁给自己的亲舅舅秦晋国王耶律隆庆。秦晋国王死后，圣宗皇帝下诏，让隆庆的儿子耶律宗政继娶隆庆的妃子萧氏，宗政拒不奉诏，以至终身未娶。尽管如此，当秦晋国王妃和耶律宗政死后，皇帝还是又下诏书，将他们以夫妻名义合葬了。活着不在一起同居，死了也要将他们埋在一处。
夫兄弟婚，又称“报寡嫂”，就是哥哥死后，弟弟有权利和义务娶其嫂子为妻，又称收继或转房。这种婚姻在辽代契丹社会中也比较常见，就连公主也不能例外。道宗的二女儿赵国公主嫁给萧挞不也，萧挞不也因事被害，其弟讹都翰依照习俗，将收继赵国公主为妻，赵国公主虽不愿意，但也不得不从。
妻姊妹婚，是指一个男子可以先后或同时娶另一个家族的几个姊妹为妻。因为有“姊妹共夫利于生子”的说法，所以，这种婚姻在契丹族曾一度比较流行，并且有相关的法律保障。会同三年(940年)，辽太宗曾下诏：“除姊亡妹续之法。”但实际上，在实行等级内婚制的契丹社会，这一婚姻习俗终辽一代都沿袭未改。辽道宗将萧思坦立为皇后，因几年后未能生育，听说姊妹共夫利于生子，所以就让皇后已嫁人的妹妹翰特懒离婚，而将其纳入宫中。天祚帝的皇后萧夺里懒与元妃萧贵哥也是亲姊妹，想必也是受此说之惑。连皇帝都对姊妹共夫利于生子之说深信不疑，那民间则更是大行其是了。后来，这种婚姻习俗进一步演变为：丧妻续娶时必须娶已故妻子的未婚姊妹；妻子的未婚姐妹也必须嫁给他们的姐妹夫。如果姐姐死了没有妹妹，岳父甚至还要出钱或者介绍其他女人，帮助女婿续弦。
契丹人的这种婚俗对辽地的汉人及辽亡数百年后东北地区的汉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近代东北地区汉人中亦十分盛行姊亡妹续的婚俗，有俗语云“姐夫娶小姨，古来就有的”，反映的正是这种婚姻遗俗。旧时东北乡村，男女之间唯姐夫小姨子及叔嫂可以用“性”主题开玩笑，也同样反映了这种习俗。
契丹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的婚俗是非常令人难以启齿的。因为契丹族明文规定，贵族不得与平民通婚，而契丹只有律阿保机和萧姓两大贵族，契丹族内部便出现了表亲联姻、辈分混乱的情况， 所以在契丹族里甥舅、甥姨、表姑侄婚配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而这样的风俗放在我们汉族非常难以启齿的，有悖于人伦道德的。除了契丹贵族，契丹的平民中表兄妹表舅等之间通婚的现象也是非常常见的。
在替代人的传话中，他们的祖先是一个骑着百马的男子和一个骑着牛的一位女子。他们俩相遇之后，互相爱慕便成为了夫妻。他们结婚之后繁衍生息，逐渐的形成了以后的契丹民族，契丹族也就形成了“青牛”和“白马 ”两个氏族，青牛代表着耶律氏，而白马代表着萧氏，虽然契丹族不断的发展变化，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萧氏和耶律氏两姓通婚的婚姻风俗，也就是说耶律氏只能与萧氏通亲，而这两个姓氏之间历史上都是亲戚关系，可以在契丹族中表兄娶表妹、叔叔娶侄女、舅舅娶外甥女，外孙女嫁外祖父都不足为奇，非常普遍，这样的婚姻风俗在我们汉人中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契丹族觉得只有萧氏和耶律氏两姓通婚，才能保住他们贵族血统的纯净。
1986年，蒙古地区发现了一个辽代陈国公主墓，灵柩里面躺着两个人，据考古学家证实，他们俩是夫妻关系也是外甥女和舅舅的关系，陈国公主是耶律氏，而他的丈夫同时也是他的舅舅名萧氏，可见契丹族两姓通婚的婚俗是真实存在的。
不得不说，契丹这种两姓通婚的婚姻制度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虽然在清朝的满族中有类似契丹的这种婚俗，但是都是隔着几代的，不是直系亲属，耶律皇族集团与萧氏后族集团世代联姻的做法在清朝时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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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 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俗话说就是填饱肚子，就是一个“吃”字。形式比较原始，只解决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境界一“果腹”吃的第一大境界当然是“果腹”，俗话说就是填饱肚子，就是一个“吃”字。形式比较原始，只解决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要。这个境界的吃，不需要费心找地儿，各种商场的小吃城；街头的成都美食和中式的快餐店，如：各式面馆、永和豆浆等，西式快餐的麦当劳、肯德基也可列入其中，一盘宫保鸡丁，一盘白菜豆腐，外加一小碗汤，一碗主食足以。一个人，两个人，三五人均可。这个境界的吃千万别麻烦，一麻烦就脱离了本质，吃起来也就十分不爽。境界二“饕餮”吃的第二大境界应该是“饕餮”。吃的是一个“爽”字。呼三五好友去一家稍大众的馆子，稀里哗啦点上满满的一大桌菜，价钱却不贵，胡吃海塞一通，兴致所致，还能吆喝两声，划几下拳，甚至还可以赤膊上阵。适合这种吃法的有涮肉、大众菜等。但免不了一个“俗”字，有不雅之嫌疑，同时也有浪费之嫌疑。境界三“聚会”吃的第三大境界应该是“聚会”。此境界重在这个“聚”字。家人、朋友、加班聚餐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种吃不需要太多的讲究，“吃”是个形式，关键在“聚”背后的引申含义。逢年过节、生日聚会、升迁发奖，友人来访，随便找个理由都可以去趟馆子，这是一种礼节上的习惯。这种吃讲究个热闹。不需要太豪华和奢侈。金百万、金鼎轩、小土豆、稍微高档一点的川菜馆如巴国布衣等之类都可以满足需要，高档一点的还可以去吃一些比较流行和有名气的馆子。境界四“宴请”吃的 西餐第四大境界应该是“宴请”。多以招待为主。商场招待、官场招待、公务招待、上下级招待、危机处理招待、重大事情招待等都属于这一范畴。这种吃不以“吃”的本质为主旨，关键在于这个招待背后的目的。所以，这种吃重在讲究一个排场，价钱昂贵，因此也多以公款招待为主。在京城，这是支撑餐饮经济的重要支柱。这种吃都有一个共同点，大多都是在“包间”进行，所以，对馆子的要求要严格一点。如各大宾馆饭店的豪华餐厅，知名大酒楼等、海鲜、鱼翅、鲍鱼宴、官府菜等。但这个境界的吃难免给人一种有暴殄天物之叹，吃后回来，却又发现没有吃饱。境界五“养生”吃的第五大境界应该是“养生”。它比较讲究“食补”，是大吃大喝在认识观念上的一种理性升华。这种吃多以正宗的煲汤为主：甲鱼汤、老鸦汤、野山菌汤等，足足地焖上十多个小时，满满地端上来，味道纯正，饱饱地喝上一顿，无比滋润，真乃人生一大幸事，就是从心理上对积劳的身体也是一个安慰。在北京，这样的馆子有很多，进入饭店的正门，有一排瓷罐摆着，大多比较正宗。江西来的瓦罐、广东来的各式煲、云南来的野山菌汤、正宗的鱼翅煲、潮洲来的燕窝汤、官府菜的南瓜鱼翅都是比较典型的。但有时价钱却是一个瓶颈，不是一般人轻易就能上口的。境界六“解馋”吃的第六大境界应该是“解馋”，吃的东西一定要“鲜”。这个境界有两个层次：一是吃“物”，如那些只常听说却鲜见的鲜物鲍鱼、龙虾、法式大餐之类；二是吃“名”、吃“文化”：如大董和全聚德的烤鸭，顺峰、黎昌的海鲜以及淮扬菜、杭州菜、本帮菜、谭鱼头火锅、皇城老妈、孔乙己酒店等境界七“觅食”吃的第七大境界应该是“觅食”，那就得四处去“找”。在寻找中获得“吃”的乐趣，是本境界的一大妙处。这个“找”又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有目的地去找口头盛传的流行馆子；一个是漫无目的地找寻意中的吃处。这个“找”字重在一个偶然发现，豁然开朗，一下子就对上了当时的心情和感觉。境界八“猎艳”吃的第八大境界应该是“猎艳”，所以馆子要“奇”。这样的馆子都是比较稀罕的特色店，如：非洲来的、越南来的等都在这一范畴。“新”、“奇”、“特”是主要特征。适合这类馆子的人群一般是时尚人士、有品位的少夫少妻、白领人群等。价钱中档，不用担心被宰。境界九“约会”吃的第九大境界应该是“约会”，这时吃的已经不是“物”，而是“情”。大多的时候，点的多，吃的少。这种吃千万不要是两个同性别的人，以免让人误会，最好也不要是夫妻，因为已过了“约会”的阶段。凡是到这种地方来吃的，两人之间大多都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说出来就变得俗，不表现出来又压抑。于是，以一个“吃”的借口“会”在一起，吃也吃了，谈也谈了，尽管大多的时候没有吃。适合这类吃的馆子如：茶餐厅、有餐饮服务的咖啡店，而且一定还要有柔软的沙发。境界十“独酌”吃的最后一个境界应该是“独酌”，在于一个“品”字，吃什么不太重要，关键是一个寥落的心情，要么伤感、要么闲适。这种馆子一定要是隐匿在很深的巷子里，店面古朴，又十分宁静。这个时候还应该有一瓶古典的酒，最好屋外再飘着零星的雨丝或雪花。一个人浅斟低酌，物我两忘。惟一的遗憾是，这种店已经很少有，恐怕只有在梦里才可以见得着。
写作思路：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上的饮食文化进行追溯描述，从古至今的饮食的传承与发展等等，比如“以和为美”与中国食文化，“意境美与中国食文化”等等。
正文：
食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就其内容来说非常广泛，包括烹饪基础理论、烹饪技法、食料食器、餐宴风俗、名厨名菜名楼以及“食文学”等。
中国食文化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关系渊源流长，传统审美思想渗透到食文化的整个领域。因为中国饮食早已超越了维持生存的作用，不仅是为获得肉体存在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快感的需求，它如同绘画、音乐一样有着丰富多样的形式，以及深厚的审美意境和优雅的和谐美。从古到今，许多文人墨客通过撰文诵咏美食。
陆游的《鹧鸪天》、苏轼的《老饕赋》、《猪肉颂》、《黄洲食诗帖》等。名画《朝熙载夜宴图》描写了当时唐代餐宴的盛景。画像砖《进食图》生动地描写了店小二送食的情景。这些是中华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典范。
“美”在中国传统艺术语言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字的形成与食文化也有内在联系。古人认为，好吃就为美。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美”字采用了“羊大为美”的说法。“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甘，美也，从口含一”。字的构成上“美”字也是“大”字与“羊”字的结合体。
从类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对于美的感受是与味、声、色所引起的感官上的快感分不开的，其表现形式是直觉化的，二者都是属于自然感受的愉悦。美食所带来的味觉的快感中已蕴含了美感萌芽。羊作为六畜之一，主要是使用，也是美味的象征。
“羊大为美”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美的最原始的理解。中国也有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将味觉与艺术鉴赏联系在一起。如欧阳修：“近诗万古硬，咀嚼苦难嘬，又是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六一诗话》），苏轼：“成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人们也常用“余香满口”形容优美的诗句，用“秀色可餐”来形容姑娘的美貌等等。
和谐观作为中国传统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根基。古人云“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和”字从“禾”从“口”，“以和为美”的传统审美观念同样对中国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烹饪处处力求达到和谐的境地。
《周礼》中所说的“割烹煎和”，为“和”是贯穿烹饪全部过程的`。西周史伯提出了“五味以调口”，他认为“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调口……声一无听，物一无闻，味一无味，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史伯认为单一口味的菜肴算不上美味，只有各种味道和才是美味。春秋时齐国的晏婴也提出“和如美羹”，用美羹来说明君臣和谐的道理。
其实，以和为美不但要求是味觉感官上的和谐而且也是与身体健康相统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认识到摄取食物时偏好某一种味道或摄食过多均会引起疾病。《周礼·天官》就讲到，应该根据季节变化调节食物口味：“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只有每天摄入的食物与自然气候相调和，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古人云：美食不如美器。菜肴与食器搭配生动地体现了“以和为美”审美的观念。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是广集众美的烹调爱好者。纵观古今美食与美器搭配关系的一个精练总结。首先，人们很注重菜肴与食器在色彩上的对比统一的关系，没有对比会使人感到单调，对比过分强烈也会使人感到不和谐。
如将嫩黄色的蛋羹盛在绿色的莲瓣碗中，色彩格外清丽，产生了清爽悦目的艺术效果。还有，在纹饰上食的料形与器的图案也要求相得益彰。根据菜肴掌故选用图案与其内容相称的器皿，如中国名菜“贵妃鸡”盛在饰有仙女拂袖而舞图案的莲花碗中，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善舞的杨贵妃酒醉百花亭的故事。
次之，菜肴与器皿在形态上体现了和谐的追求。如人们把八珍汤盛在水晶碗里，汤色莹澈见底，透过碗腹，各色八珍清晰可辨，使其增色不少。
中国菜很注重调味适度，宴席也讲究不同口味，不同菜肴与食器之间的相互搭配，有浓有淡，有甜有咸，色泽上对比变化，不但品种要多样，食器的造型和色彩也丰富多彩。这样，佳肴耀目，美器生辉，蔚为壮观的席面美景便会呈现在眼前，才能称之为美食。
意境美是中华民族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审美思想境界。中国食文化同样具有蕴藉隽永，余味无穷的意境美。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国菜讲究色、香、味俱全。人们同样重视菜的视觉形象所带来的优美意境，来满足精神上的快感和对现实生活的体味和享受。
许多菜不但味美，而且通过精美的造型和色彩创造意境，构成一种内在的含蓄的美感。比如《辋川图》是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的作品，被当时的美食家吸收做成了《辋川图》小样的拼盘。再如，在民间，各种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生辰寿延等人们会做面塑礼花蒸制、供奉、食用，如过年的“如意年糕”，婚礼上的“鸳鸯饼”等等，用来祈求幸福，平安。
民间艺人们用大红、大绿等高纯度色彩，自然随意地涂出欢快、热烈的气氛。不但用笔泼辣帅气，无拘无束，同时造型生动，圆实朴厚。表现了劳动人民自然质朴的审美意境。中华美食不但注重口，而且构思立意独特，意味深长，注重所带来的意境。现代许多高档餐厅的菜名多以写意手法命名，用字典雅瑰丽，含意隽永深远，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把白菇摆在青菜上叫“金钱满地”。
中国食文化历史悠远，名声远扬。中国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中一颗璀璨明珠，在世界上影响深远，让许多外国友人叹为观止。《易经·系辞上》讲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中国饮食这一有形的物，正反映出来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格局，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文明形态，这一无形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