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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江西发现的是江西省樟树市商代遗址。同年开始发掘。这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其发现、发掘标志着江西早期文明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揭开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

遗址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瓷器发源地之一。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

发掘历史:

吴城遗址是1973年秋兴建吴城水库时发现的。年 代: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1世纪。遗址经过六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2至3米不等,划为七层,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窑址12座,灰坑55个,墓葬16座。出土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别是陶文、原始瓷、铸铜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发现。

出土文物:

在古肖江的上游,距樟树市城区西南44公里的山前乡吴城村,有一个著名的方国(都邑),这就是吴城商代遗址。 有专家认为,传说中的太伯奔吴,这里曾是路经之地,太伯先奔荆蛮,从这里下赣江,再到吴越。据吴城黄村族谱记载,吴城早年曾有吴王庙,后被废。1973年9月吴城遗址被发现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实地指导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先后与省、市文物主管部门一起,进行了九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揭露面积6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基3座、陶窑12座、灰坑和窑穴92个、墓葬20座、水井2口、铸铜遗迹一处、道路1条以及完整而宏大的宗教祭祀场所,出土了较完整的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余件。

吴城遗址中陶文、原始瓷、铸铜遗迹、龙窑的发现为江西省考古史上重大发现,标志着吴城地区早在3500多年前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

大量的陶文和符号等实物资料,论证了殷商时期赣鄱地区不是“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的文明区域;铸铜遗迹、工具和精美的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和中原一样,能熟练地掌握铸造技术,生产高质量的青铜器,解决了南方地区殷商时期能否铸造青铜器的重大学术问题。大量的完整器物,特别是四十多种印纹陶纹样,是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和年代学的"标尺",结束了江南考古长期存在的文化年代上的紊乱。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也是迄今江西境内唯一的一处内涵具有较多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现已命名为吴城文化,直至仍是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

文化研究:

【吴文化发祥赣中】

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祥地在何处历来受到史学界、文化界的关注,更为海内外吴氏宗亲所看重。早在1907年,蔡元培、吴梅、柳亚子、田汉等人就开始研究吴文化;1937年,蔡元培、吴梅、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始出版《吴越文化论丛》,掀起了吴文化研究的高潮。1984年,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的倡导下,在苏州成立了中国吴文化研究会,重提吴文化研究与构建。

樟树市境内的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省、市文化工作者的8次发掘,发现了龙窟、水井、墓葬、铸铜、“逥廊式”路面、宗教场所等重要遗迹,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多件较完整的文物、文字和符号200个、纹样40余种,尤其是商代龙窑的发现,属我国早期龙窑的首次发现,把我国的龙窑历史推前了近千年,成为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引起了史学界、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围绕吴城文化专题的论文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上百篇。

不仅如此,樟树市境内的筑卫城遗址和新干县境内商代大墓也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顾颉刚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间江西临江府出土的11件吴国第十五民王宫重器“者减钟”时就指出:“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城远在江西”,“临江府治今为清江县(现樟树市),在赣江西岸,又江西新建县北一百八十里有吴城镇,当赣江入湖之口,疑当时吴都即在此,其傍鄱阳湖犹之迁苏后傍太湖也。”

1991年,中国吴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卢水石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正式提出了吴文化发祥地在江西的观点;1992年,原江西省博物馆袁进同志在《南方文物》上发表了“吴城文化族属句吴说”,其主要观点是吴城文化是先吴文化,早于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吴文化发祥地究竟在何方?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江西已成为有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江西吴城遗址惊现大量商代人头骨:

继1995年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吴城商代遗趾西面城墙进行解剖时发现4具商代人头骨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对该段城墙进一步挖掘时,在近4米 深的外城壕中发现了密集的商代人头骨——不到10平方米内发掘了近20具头盖骨和部分肢骨,专家据此推测城壕两侧还有大量头盖骨。

此次发现的近20具头盖骨上依稀可见清晰的纹路。据江西省考古专家介绍,在考古中被发掘出的头盖骨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俘被割首;一种是祭祀中猎头仪式的产物。就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头盖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战俘被割首所至,每具头盖骨的死亡年龄、身份等还有待进一步的测量和考证,此次头盖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规模、方式和惨烈程度,对于研究商代城邑攻守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已发掘的头盖骨已被妥善保管。

吴城遗址位处樟树山前吴城乡吴城村,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73年修水库时被发现,是江南地区首次被发现的商代遗址,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大考古发现”。至今,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其先后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曾发掘出青铜器、陶瓷、窑炉、祭祀广场等古文物,其中,陶瓷中出现了大量的原始瓷,中国有考古专家认为中国原始瓷就源于吴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吴城遗址设立了专门的考古工作站,他们认为吴城遗址是探寻赣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文明模式、文明物化形态的权威之地。

吴城遗址发现“中国分裆鬲王”:

鬲,古代一种炊具,似鼎、圆中、足中空而曲。在吴城商代遗址10次发掘中,已出土几百件、大小不一、形态千姿的鬲。2001年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樟树市博物馆在该遗址进行第10次发掘时,在遗址高地岭区清理出一件大型商代陶鬲,经过一年多的晾干和修补,已复原完整。它高47.8厘米,口径40.2厘米,腹径38.7厘米,为灰色夹细砂陶质,敞口,弧腹,三袋足,通体饰粗绳纹,颈部附加一道宽带绳索堆纹,腹至腿部亦附加绳索堆纹。伴着出土的还有吴城二号鬲,它距今3500多年,出土的一号鬲比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三期最大的陶鬲、河南二里冈文化上层一高43.2厘米,口径32.7厘米,腹径35厘米,陶质陶色纹饰均与一号鬲相同。其时代为吴城商代遗址一期早段,期最大的两件陶鬲都大,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件,专家们称之为“中国分裆鬲王”。吴城一号鬲的修复问世,是继吴城遗址获20世纪中国百年考古发现殊荣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吴城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复原保护:

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该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吴城遗址先后在1984、1987年分别列为市、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城商代遗址已成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江西省博物馆已在吴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个农村考古站。

“殷墟文化过长江,江南又一春”,面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苏秉琦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吴城文化分为商代中期、晚期以及商末周初三个时期,这儿是吴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前后延续整整400年。

4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但它却成为打开江南古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和研究年代学的一把“标尺”。据考察,在这个被誉为“赣之魂”的商代城邑遗址,有城墙、房址、陶窑、墓葬、水井、宗教祭祀场所等,是相当完整的都邑结构。已出土完整的石器、青铜器、陶瓷与玉器等文物4000余件,刻化陶文或符号200余个,几何印纹陶纹样40余种。

樟树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决定从现起全面展开对吴城遗 址的保护和展示工作。“古文化、古城、古文明”,是再现吴城文明的“三部曲”。按照保护展示的规划,将兴建吴城遗址博物馆,建设吴城商代遗址保护展示园区,较全面而形象地展示吴城遗址研究成果及重大文化价值;2003年至2005年,复原商代房址、冶铸作坊、祭祀场所、制陶作坊等重要遗址,进行地面展示;2006年至2010年,逐步恢复符合吴城文化时期的生态环境,或有利于现存遗址保护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从而建立永久性的国家历史文化遗址园区。

作为国家文物局“十五”计划的重点保护项目,吴城遗址保护展示的工程浩大恢宏,将历时10年,预计将投资近6000万元,主要由国家拨款。而其中要做的工作也相当复杂,为保护遗址和建设博物馆,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而且需要运用高科技攻破各项难关。到2010年,吴城遗址将成为中国的“黄石公园”,依托其现存的历史遗迹,结合修复的吴城风貌,成为一个半封闭的公园景区,对外展示商代吴城的风采,让逝去的吴城文明再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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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贺桂梅,《“传统文化热”:“国家”与“文明”的交互塑造》,《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9日。暂未收录。2、贺桂梅,《批判的想象力:代际与阶级》,《中华读书报》2014年2月12日。暂未收录。3、贺桂梅,《马年春晚舞台上的“中国/梦”》,《中华读书报》2014年3月12日。暂未收录。4、贺桂梅,《“个人的”如何是“政治的”——我的性别研究反思》,《南开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5、贺桂梅,《马年春晚与“中国梦”想象》,《文艺争鸣》2014年第6期。6、贺桂梅,《1940-1960年代革命通俗小说的叙事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8期。《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7、贺桂梅,《海战电影与日本新民族主义》,《中华读书报》2014年9月3日。8、贺桂梅,《“中国”意识与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0期。9、《记忆的消费与政治——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的变奏》,《文化研究》2013年第1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10、《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价史反思》,《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11、《开放文学研究——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收入《走向学术前沿》,武汉出版社,2012年。12、《直面当代历史的情感结构》,《现代中国》第1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3、《重返80年代 打开中国视野》,《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3期。《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14日转载。收入《重构我们的文学图景:70后的文学态度与精神立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4、《“文化自觉”与“中国”叙述》,《天涯》2012年第1期。15、《革命与“乡愁”——〈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文艺争鸣》2011年4月号。16、《打开文学的历史视野——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激进实践重读》,《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17、《文学批评的“想象力”》、《谈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18、《激活历史经验与学术知识的力量——解读刘复生》,《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19、《亲密的敌人——、中的性别/国族叙事》,《文艺争鸣》2010年第9期。20、《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解读汪晖的“中国问题”论》,《天涯》2010年第4期。21、《“20世纪中国文学”论与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22、《“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23、《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文艺研究》2010年6月。24、《文学性与当代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5月号。25、《叠印着(古代与现代)两个中国:1980年代“寻根”思潮重读》,《上海文学》2010年第3期。26、《打开60年的“原点”:重返八十年代文学》,《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与现实关注》,《天涯》2010年第5期。27、《重讲“中国故事”》,《天涯》2009年第6期。28、《70-80年代文化转型和“五四”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4卷·1,胡星亮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29、《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文艺报》2009年8月29日。30、《1950-1970年代诗歌的“四板块”与“重写诗歌史”》,《新诗评论》2009年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31、《80年代、“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的耦合——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9期转载。32、《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33、《1990年代中国危机与知识分子主体重建》,《天涯》2009年第3期。34、《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历史轮廓》,《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7期转载。《新华文摘》2009年第21期转载。35、《“十九世纪的幽灵”——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重读》,《上海文学》2009年第1期。36、《1980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上),《励耘学刊》(文学卷),2008年第1辑(总第7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7月。《1980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下),《励耘学刊》(文学卷),2008年第2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1月。37、《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38、《重读浩然:“金光”或“魅影”之外的文学世界》,《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9期转载。39、《想像“文化中国”的方法——“寻根”思潮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现代中国》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40、《文化理论与经典重读》,《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41、《后/冷战情境中现代主义文化政治——西方“现代派”与80年代中国文学》,《上海文学》2007年第4期。42、《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收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3、《“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文艺理论》2007年第5期转载。44、《“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问题的历史思考》,《南开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转载。45、《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另名为《“革命+恋爱”模式解析——早期普罗小说释读》,《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2006年第11期转载。46、《“当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合法性依据》,《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47、《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新华文摘》转载。48、《新历史语境下的“文学自主性”》讨论,《上海文学》2005年第4期。49、《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第7期转载。50、《三个女人与三座城市——世纪之交怀旧视野中的城市书写》,《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人文学者的想象力》,《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9、《“现代文学”的确立与50-60年代大学体制》,《教育学报》2005年第3期。收入《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陈平原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期51、《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2006年第1期。收入《2005文学评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52、《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53、《挪用与重构——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54、《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删节版),《读书》2004年第1期。《1980-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全文版),《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10期转载。55、《文学性:洞穴或飞地——关于文学“自足性”的简略考察》,《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56、《“再解读”:文本分析与历史解构》,《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4年第6期。《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57、《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1期转载。收入《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陈惠芬、马元曦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期。58、《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讨论延安另类实践中的文化冲突问题》,《Hwanghae Review》(《黄海文化》,韩国汉城),2003年。《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7期转载。59、《宗璞访谈录:历史沧桑与作家本色》,《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收入《宗璞文学创作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60、《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现代中国》第三辑,2003年5月。收入《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陈平原、山口守主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61、《女性文学的“现代传统”》,《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18日。62、《面对卑微者的不幸人生——解读杨绛散文〈老王〉》,《语文建设》,2003年第1期。63、《当代中国人文思想分化的要素及其过程》,《Korean Critical Review 》(《文学评论》,韩国釜山),第46-66页,2002年。64、《“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研究的实践和可能性》,《解放军艺术学报》,2001年第3期。《东方》2001年第8期转载。65、《“现代”·“当代”与“五四”——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现代中国》(集刊)第一辑,陈平原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66、《跨学科视域中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后收入《2000中国年度论文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67、《从晚清说起——对陈平原90年代学术史研究的读解》,《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68、《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上海文学》,2000年第5期。69、《镜城地形图——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读书》,2000年第5期。70、《“没有屋顶的房间”——读解戴锦华》,《南方文坛》,2000年第8期71、《八十--九十年代对“五四”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72、《九十年代女性文学面面观》,《文艺报》1998年6月18日。《新华文摘》1998年9期转载。73、《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花城》1998年第5期。74、《沈从文〈看虹录〉研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2期。收入钱理群主编的《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75、《有性别的文学——女性话语的诗学实践》,《北京文学》1996年11期。76、《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写作——陈染读解》,《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77、《性别的神话与陷落》,《东方》1995年第4期。78、《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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