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张恨水的论文

论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艺术理论的贡献【内容提要】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他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文体观；在创作实践的演进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观；在追求时代精神中，发展现代通俗小说的功能观。他在“趣味性”与“时代性”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和创作的突进，完成了由俗入雅地向新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及转向。作为现代通俗小说艺术大师的张恨水，不仅为中国文坛留下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而且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小说理论着述。人们评价张恨水，大都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对他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小说理论则很少涉足。其实，张恨水不仅是现代通俗小说家，而且还是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家。张恨水说他曾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欲改为《中国小说新考》，这部系统的小说理论着作虽未面世，但在他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写作生涯回忆》、《谈长篇小说》、《长篇与短篇》、《短篇之起法》、《我的小说过程》、《我写小说的道路》以及《总答谢》等理论文章中，已能够显示其通俗小说理论的系统性、深入性。他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这就形成了张恨水小说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共振关系，这种“关系”既发展了张恨水又影响了一代通俗小说理论及其创作。本文拟从通俗小说的文体观、艺术观、功能观三个方面，探讨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一张恨水走通俗小说创作道路，大都采用章回体，他对章回体小说情有独钟，因而在理论上对章回体的性质以及如何改造旧章回体，作了较深入探讨。联系现代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张恨水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学，雅俗、新旧对峙冲撞中坚持章回体小说创作，建立通俗小说文体观的。当“五四”新文学运动掀起巨大浪潮，以“反传统”面目冲击着旧文学时，张恨水却在旧文学圈子里打转转，固守传统的章回体，发表小说《真假宝玉》、《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这便引起人们的不满，如他自己所说：“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①。但张恨水并没有“改写新体”，这就使他成了“异类”。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明确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倡导者和新文学作家仅从1919-1921年间就发动过二次对旧派文学的批判，那时批判旧文学是为确立新文学的独尊地位。但在“反对旧文学”的“反对”、“批判”中，却形成了人们一种新旧对立的二元思维定式，非新即旧，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创作、理念均是“新”的，革命的，而与之不同调的，靠近“传统”的，即都是“旧”的，作为旧形式的章回体，当然应该排除。其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旧瓶也能装新酒，旧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为新时代所利用。张恨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肯定、赞同的，但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传统”，尤其对旧文学批判批过了头，连章回体都加以扫荡，他是不满的。张恨水坚持用章回体写小说，而且在《春明外史》问世后，“略引起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②。30年代，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已达到了艺术的高峰，而新文学家们仍然坚持以“新”“旧”、“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定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是“旧派小说”，是文学花圃中的“臭草”，从而对他进行“围剿”，张恨水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礼拜六派’的遗留，文坛对我是围剿的”③。尽管张恨水遭到新文学派的“围剿”，但他并没有在自己坚守的通俗小说阵地上退役，他采取“未加深辩”的策略，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继续创作章回体通俗小说。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强调了章回体的艺术价值，在《总答谢》中，他说：“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着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明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他看到了章回小说的优长，同时也看到了新小说取法西洋而带来的“欧化”毛病，这种“欧化”倾向使得一般的普通民众无法接受，所以他要缩短新文学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愿为普通民众服务。这是他的通俗小说观所强调的“服务对象”问题。如何为普通民众服务，张恨水认为必须要改造章回体，而他的创作实践已经作了一系列的改造章回体的工作。他说：“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这里就提出了用现代意识去改造旧章回体，要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从而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如何改良旧章回小说，张恨水提出要采取渐进之法，“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他是“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这有其“恋旧”的一面。但他又认为：“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④。这“求新”的一面，正是他“改良”之所在。这些都在《啼笑因缘》等作品中运用过了。张恨水不仅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肯定了章回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还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去认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的价值的。从他的《我写小说的道路》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由武侠到言情发展到社会加言情再发展到历史与抗战小说，顺着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子，我们首先探讨张恨水对武侠小说理论的认识。张恨水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还编了一段武侠故事，讲给他的弟妹们听，并拿出自己仿照《七侠五义》的套子绘成的“侠客图”给他们观赏，引起他们“哈哈大笑”⑤。由对武侠小说的偏爱作为深深的文化积淀，使他在创作章回小说时，总会在言情中加一点“武侠”的影像，或在社会加言情中渗进一些“武侠”的因子。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下层社会，最感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因此，他在40年代还写了一篇《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的论文，形成了他的武侠小说理论与创作连带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武侠小说的利弊和下层社会之所以对其感兴趣的原因，并提出了改造武侠小说的问题。张恨水认为：中国下层社会人物都有着崇尚“英雄主义”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侠故事所教训”的结果，武侠小说教会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但是，它们教训有极大的缺憾：一是“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像黄天霸、白玉堂之流，“就变成了一条驯服的走狗”；二是“完全幻想，不切实际”；三是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下层阶级喜爱武侠小说，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受苦太深，“无冤可伸，无愤可平”，故将自己心中的愤懑，“托诸这幻想的武侠小说，来解除脑中的苦闷”⑥。张恨水这一理论的认识与他的小说创作是契合的。他在创作中，就是从适应市民社会需要的除恶惩暴的理想出发，去塑造充满“侠气”的人物形象的。他小说中的“侠”，多是贫民出身，多与邪恶势力对立，没有一个变成官府的“驯服的走狗”的。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如《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中，人物的武功，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从张恨水塑造的“侠义”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受“传统”影响而又突破“传统”的特点。其次，我们考察张恨水言情小说的理论观。张恨水创作的言情小说较多，他在理论上同样提出了改造言情小说的问题。在《〈美人恩〉自序》中，他认为历来的言情小说内容不外乎三角与多角恋爱，而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而已”。但是要言情，并要完全摆脱三角与多角恋爱而又不脱离现代社会，这就比较难作了。小说的结构必须有一交错点，“言情而非多角”，又到哪里去找“交错点”呢。所以他思考、探索的结果，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以往的“公例”，只有“于此公例中，于可闪避处力闪避之，或稍稍一新阅者耳目”⑦。这样才使《美人恩》中言情，“初不写情敌角斗之事，而其结局，一方似结婚而非结婚，一方亦似离别而非离别”。与传统的言情小说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创作与理论的结合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改造言情小说，是在内容上将言情加武侠（如《啼笑因缘》），或言情与“社会”结合（如《春明外史》、《斯人记》等）。而在叙事形态上多是“一男数女”或“一女数男”的多角恋情，而且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悲情。仅以一篇《〈啼笑因缘〉自序》即可看出他写悲情，在悲剧艺术及悲剧的结局方面，既继承了传统又突破传统。传统文学写男女恋情，多以大团圆结局。“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大团圆”的模式，以“不团圆”形态出现，使悲剧艺术得到长足发展。但时日一长，逐渐形成了“不团圆主义”，这对悲剧发展又造成了不利。张恨水既认识到“大团圆”的通病，又不满于“五四”以后的“不团圆主义”的盛行。因此，他在反思传统与观照现实的双项思维活动中，去建构自己的悲剧艺术世界。张恨水说：“长篇小说之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出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其实团圆如不落窠臼，又耐人寻味，则团圆固亦无碍也。”⑧《啼笑因缘》既不是“团圆主义”，也不是“不团圆主义”，以留有“余想”的方式，显现出“一新阅者耳目”的特点。

贯通古今融会雅俗———略谈张恨水小说的艺术特色 程毅中 2005-08-22 今年是张恨水先生诞生110周年，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安徽文史研究馆联合举办了一次纪念作品研讨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对张恨水先生的小说所知极少，前两年因为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读了他的《小说考微》和《水浒人物论赞》两篇文章，才知道他对古典小说有非常细致独到的研究，对我们研究中国小说史也很有启发。在小说史上，如何贯通古今，融会雅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张恨水先生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在创作中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的地方很多，又有他独特的创新。这里只谈几点粗浅的理解。 首先，他的小说采用的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回章，回目由实用性的标题发展为装饰性的对仗，也是中国小说文体的特点之一。他叙事用了很流畅的白话，和传统的小说一脉相承，而回目则写的非常工整雅丽，超过了许多古代的章回小说。张恨水小说的回目注重情节的渲染，多用虚写，不是平实地标示人物姓名和情节要点，显的很富有诗意。古代早期的章回小说，回目由单句发展为对仗，一般人名地名标明要点，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放曹操”；《水浒传》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张恨水先生的小说则是用诗的语言来描写场景，如《春明外史》的“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归巷吊英灵不堪回首，寒林埋客魂何处招魂”；《啼笑因缘》的“豪语威风尘倾囊买醉，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金粉世家》的“月夜访情俦重来永巷，绮宴抬腻友双款幽斋”；“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生涯寄幻影梦老寿婆”。我们注意到，他习惯用九言句的对仗，而且多数用了上五下四的句式，就突破了旧体诗的三字尾的格局，与现代诗人提倡的九言诗相吻合。这是他章回小说的一种新革。 第二，他常在小说中穿插诗词，这是他的一个长处。张恨水先生的诗词写的很好，而他替书中人物拟作的诗又充分体现了人物的个性，各有不同。如《春明外史》中杨杏园与李冬青唱和之作，写的情意缠绵，文才斐然，而在《金粉世家》里为金燕西诗社所邀请的一队假文人所作的诗，却拙劣不通，就令人捧腹大笑了。中国古代小说一向有诗文结合的传统，如唐人传奇，前人归结为“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这个传统也一直保留在清明的章回小说里，如《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葬花词》和海棠社的诗课，林黛玉史湘云的联句，都作为小说人物吟咏性情的作品，对刻画人物的性格大有作用，而不是简单的“有诗为证”的俗套。这些诗词增加了小说的文学性，得到了一部分文人学者的赞赏，对一般读者也起了文艺熏陶的作用。 第三，叙事委婉详尽，情节曲折生动，总的说是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技巧。张恨水先生在《啼笑因缘》的后序中讲到小说的三种手法，一是渲染，二是穿插，三是剪裁。他举了《水浒传》里“武松打虎”、“月夜走刘唐”和“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为例，说明了渲染和穿插的艺术特征。关于剪裁，他举了《史记》的《项羽本纪》为例。足见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刻的修养，因此他的小说引人入胜，风行一时，而且至今还脍炙人口，不是没有原因的。 正如茅盾先生所说的：“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首推张恨水先生”。我们注意的是“延续了新生命”这六个字，章回体只是文体上的一个特征，延续与否并不十分重要，而张恨水先生的作品则赋予了新生命，这就和过去章回小说有所不同了。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写出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真实内容，并表达了自己的爱憎。另一方面，他的小说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他参照了新体小说的表现方法，在旧文体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变自己的笔法。这是一种尊重传统的革新，也就是茅盾先生所说的“善为扬弃”。到后来写《八十一梦》就放弃了章回体的形式了。因此张恨水先生的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张恨水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而独特的作家。其一生创作中、长篇小说一百一十多部，近三千万言，特别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八十一梦》等，至今拥有广泛读者，其小说的发行量，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更是大得惊人。 我在童年时代就读过《啼笑因缘》，并对沈凤喜和樊家树的故事不胜依依。我也完全体会得到上一辈人谈起张恨水来的兴奋心情。那时我看过旧版的电影《金粉世家》，看后虽不理解仍感怅怅。然而，在我少年时代一心革命以后，一想起张恨水的作品来，就本能地认定他那一套是“腐朽没落”的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个是1957年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一个是1960年后困难时期强调“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候，两次大量印行过张恨水的小说，至少算是解解闷吧。这也有趣，似乎他的小说的发行是政策调整相对宽松的一项标志。 以至于，1980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去，听到同行、友人聂华苓的女儿王晓薇在写论述张恨水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与同行的艾青老师都立即反应：写他作甚！王博士也明确表示了对我辈看法的不敢苟同。这是我第一次思考张恨水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 可能由于张恨水所坚持的“混饭”和“消遣”的小说创作理念，以及所采用的章回体小说形式，与20世纪主流作家形成明显的疏离，被排斥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之外，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甚至“黄色作家”。更重要的是忘我投入于救亡、革命、斗争的高潮中的人们会觉得张先生实是言不及义。因而，长期以来，张恨水几乎完全处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其实，张恨水章回小说创作的成就，显示了传统文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革和发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五四新文学传统是一种参照、丰富、补充，而不仅仅是对立。明了这一点，已经是很靠后的事了。 现在又有幸读到温秦朝桥博士的《现代性视野中的张恨水小说》，觉得可读。本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现代性”为价值坐标，将张恨水通俗小说创作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两种现代性相反相成的流程上，打破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新”与“旧”、“革命”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定性研究，突破那些失去了阐释能力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进行新的研究、定位与评价，颇有见地。本书还从“主题”与“文体”两个方面论述了张恨水通俗小说的现代性内涵，努力发掘张恨水现代章回小说的“过渡性”。张恨水并非仅仅是新文学家所认为的“旧”作家，而是一个已经有所不同的作家，他的现代章回小说，既承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优长，又重塑了章回小说的现代魅力。 本书还从现代性规范调整的角度，对张恨水“抗战小说”进行了研究，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多种现代性规范的命题，论证了现代通俗文学是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也不同于古典传统文学的另一种现代性范式，具有新意。 天道有常，文理有定。我有机会在中国海洋大学与温奉桥博士结识，有感于他的勤奋、谦虚与好学，写这么点隔靴搔痒的文字，祝贺本书的出版，也为张恨水渐渐得到公道的评价而不无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