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张学良的论文

楼上不要胡扯！1、当年正是张学良不抵抗和逃跑导致日军如此轻松的拿下东三省。2、张学良晚年良心发现，一方面多次拒绝大陆的回国邀请，另一方面在多处场合声明，当年的不抵抗政策是自己发布的，和蒋委员长一点关系没有。3、张学良晚年的口述中，表明了自己对“西安事变”的后悔。西安事变对中国抗日形式实际上起到的更多的是负面效果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史学家反思抗战这14年历史（前6后8），已经可以或敢于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真实的历史。请不要再拿着十几年前某些人小孩子的所谓“历史”来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了！！

———由张学良先生谈“西安事变”想到的 许多朋友常常问起，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张学良先生在访谈中谈到，如果没有宋美龄的力保，他早没命了。这已经表明了西安事变中作为担保人的宋氏兄妹与张学良所具有的特殊关系，而与杨虎城的关系则很一般了。张学良还谈到对蒋介石为何要杀掉杨虎城感到困惑。其实原因应当是很清楚的。 一是历史上蒋介石与杨虎城一直是有较深的矛盾，但这还不是主要的。 二是在1936年10月间，蒋介石在前往西北布置剿共前，要杨虎城去奉化晋见。蒋在这次谈话中对杨张的关系进行了挑拨，蒋介石表示：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不堪重用。你是同盟会时期的老党员了，有革命的历史，与张学良不同，将来西北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你。从而对杨虎城给予了表面上的极大信任。或者说蒋介石把到西安的安全押在了张杨不和的前提下以及对杨虎城的收买上。因此，西安事变中，当杨虎城去见他的时候，他曾满怀希望地问道，你事先知道不知道？得知真相后他大失所望，一言不发，其怨恨之情可以想象。 三是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杨虎城与张学良产生严重分歧，他坚持在蒋介石应当有个文字表示之后再释放蒋介石。这其实也是参与事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多数将领，包括中共中央的意见，但在张学良坚持己见的情况下，杨虎城仍然以大局为重作出让步。而这一过程蒋介石是很清楚的。 四是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之后，杨虎城主持西安的大局。他为了逼迫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的承诺，不顾蒋介石好面子的心理，在致各县长书中，将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公布于众。特别是为了营救张学良，他不惜多次向蒋介石抗争，并不顾一切地表示不惜兵戎相见。这种示威，更令蒋介石愤怒。对于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来说，很难宽恕部下这种忤逆。杨虎城在欧美的考察中，还不断发表激烈的抗战言论，更招致了蒋介石的不满。 因此，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一再要求回国参战，但是蒋介石回电要他“继续考察”。之后就始终不予答复，反而通过驻外的外交人员要杨虎城注意自己的抗日言论。这期间，杨虎城与蒋介石的联系只能通过宋子文进行。宋子文也一直向杨通报着抗战的消息。最重要的是1937年9月28日的一封电报，这实际是对杨虎城第三次要求归国抗日的一个回复。电报原文是这样的：“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报，弟意宜自动返国。”我认为这应当不是宋子文个人的意见，很可能是获得了蒋介石的默许。否则，宋子文在张学良还被扣押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难以理解的。 当时，杨的一些部下希望他能取道苏联回国，但是苏联拒绝他过境。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了，此外蒋介石始终不予正面答复的背后，肯定就有一定的文章。然而，为促成全民抗战而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实在是不能坐视日寇的暴行。杨虎城这样说：“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至，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明知多有风险，杨虎城还是在收到宋子文的这封电报后起身回国了。 宋子文始终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说明。他的个人档案以后交给了胡佛研究所，原本有一部分要在1994年解密，据说宋家的后人要求延期解密，这可能会有些涉及到他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担保的资料。之所以会要求延期解密，我想恐怕与张学良、宋美龄还健在不无关系。无论如何，宋氏兄妹在西安事变中所担保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惨遭杀害，一位被剥夺自由半个世纪，我想他们在晚年扪心忆旧之时，不能不为他们的失职而愧疚。 看了《世纪行过》，我们不能不为产生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伟大民族而骄傲。西安事变以两位将军及其家庭、以及两个庞大的地方实力集团的自我牺牲促成了全民族的团结御辱，结果使中华民族在日本亡国灭种和长期奴役的威胁下，以牺牲三千万人民的代价，艰难地从灭顶之灾中走了出来。没有全民族的共同奋力，没有各党派集团的共同牺牲，抗战的胜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中华民族经过那场血的洗礼后，民族强大了，中国强大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时至今日，人们为什么依然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团结和解放而牺牲的志士仁人，无论他们具有何种政治身份，他们都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窃以为，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是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龙江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装具有相当实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1.5万，准军事部队1.8万，吉林军5.5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19.5万，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结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的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分歧很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反映了张学良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暴露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地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支持--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龙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少帅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弃守，也在东北军内部极大地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此后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的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17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17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地离去。对张学良来说，我想此后几十年，他想到这个决定，也会感到痛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