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张说的论文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解析: 二张研究 张说、张九龄不但是初盛唐之际极为重要的政治家，而且是当时诗坛的领袖，对盛唐诗歌兴盛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上他们本身的文学创作成就比较大，故本世纪有关他们文学作品和创作活动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一、张说研究 关于张说的专题论文，本世纪上半叶只有一篇，即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大部分成果产生在八十年代以后。张说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说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陈祖言的《张说年谱》、傅璇琮《唐才子传笺证》第一册"张说"条、乔象钟《张说》等。 关于张说的籍贯，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曰范阳人，一曰洛阳人。陈著对此两说均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辨，最终认为，张说籍贯河东，范阳既是越认，洛阳亦属讹传。。傅著则认为，张说籍贯应为洛阳人。 对于张说生平重要行事，陈著发明较多。如张说制举登科之年，《新唐书》等说是永昌元年，清人徐松说是垂拱四年，据本书作者考订应为载初元年；张说迁荆州之年，唐史学者岑仲勉《唐史余沈》提出开元五年、六年两种可能，本书作者则认为是开元五年；张说镇并州之年，《旧唐书》说是开元七年，本书认为应是开元八年，等等。 另外，作者还化了大量的笔墨考证了张说与盛唐著名文士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提携，强调了张说对盛唐文学兴盛的巨大贡献。将张说诗文能考知所作月份的，都予以系年。不能确定作于哪一年，只能确定一段时期的，则系于这段时期的最后一年，并予以注明。这些都有助于对张说文学创作活动和诗文成就的进一步研究。傅著在陈谱的基础上稍有补充。 张说诗文成就研究 对于张说的文学成就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陈子展在《张说一千二百年忌》中作了较详细的、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张说"是代表一个时期的文学家，今年是他的一千二百年忌。现在我们要提起他，就该重估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至少也该知道他在当时文坛上的位置。""他在当时，不曾明白的提倡散文。他的文章也还未脱出整体的型范。可是他以碑文墓志叙事之文见称当世。而他的文章也很可以拿来代表那时文体由整列散的这一趋势。""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也就正因为他的文章能把握当时的社会意识的缘故。自然，他于当时文坛上有不小的权威，有不小的影响。……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他在文学上虽不曾有若何明白主张，而宋初《新唐书》却把他列在王杨和韩柳之间，作为由王杨变到韩柳的一个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四十年代，闻一多把张说划到盛唐时期第一个复古阶段"齐梁风格"的作家群中，但他又认为，"张说的诗比同派其他诗人写得深刻，如'闲居草木待，虚室鬼神怜。'（《闻雨》）竟有泛生主义看法。又如：'云霞交暮色，草木喜春容。'（《侍宴浐水赋得浓字》）态度更为积极，认为自然是神秘而有灵性者。……张说的'雁飞江月冷，猿啸野风秋。'是模仿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中的两句，而他的身分官职，正好证明他是直接继承了初唐的风格。"张说的《还自端州驿与高六别处》五律一首"整篇匀称，无句可摘，才是盛唐新调"，"张说的诗能高于这一派的小家诗人，这是重要的原因"。"他又以自己的地位把这种作风加以提倡，当时除了孟浩然、李白、杜甫等大家之外，一般想由科举出身的举子们谁不竞先响应。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张说说成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也就是他对唐诗所起的重大影响，而试帖诗的影响唐代诗坛，也就是张说影响的普遍化了。" 此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似乎将张说淡忘了，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唐诗研究专著对张说大都很少提及或一笔带过。直到八十年代，人们才又开始注意张说的文学成就，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作出评价。如陈祖言在其《张说年谱·前言》中就着重强调了张说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他主要的建树在文学上。他'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是开元前期的'当朝文伯'，而唐代文学由初入盛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后完成的。""张说所奖掖的文学后进（包括一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现在我们能考知的就有：张九龄、贺知章……等二十余人（还有些当时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却并非以文学著称者，如房琯、李泌、刘晏等）。这简直就是一张开元前期的文学家名单！这批人又提携了一批盛唐的大师，如张九龄之于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之于李白，孙逖之于李华、萧颖士。可以说，张说的'延揽后进'，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张说本人的文学成就，本书作者认为，"他的碑志文和山水诗尤其出色"，"同时，张说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曾以权威的口吻对当时的著名文人逐一作了精彩的评论。"文章还说："要了解张说对唐代文学的贡献，还应注意他和玄宗的关系。玄宗尚在东宫时，张说为太子侍读，两人就异常亲近。后来张说又'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正是凭藉这种特殊的关系，张说对玄宗的文学好尚和由此制定的政策，可以施加很大的影响。比如，张说在景云二年《上东宫请讲学启》中提出的'崇道尊儒'、'博采文士'等主张，即为玄宗全面采纳。因此，韦述曾说：'上之好文，自说始也。'宋祁则说：'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 乔象钟《张说》也曾对张说的文学成就详加论述，该文认为，"以大手笔驰名的张说为初盛唐大臣、名将所写的碑铭、行述，是唐史的原始资料，也是唐代将相的画廊。其中有王方翼、裴行俭……等。他为一代伟人所树立的形象，是不朽的。""张说的诗歌有一半是奉和应制之作，这样的体制已限制了他的诗歌自由发挥，抒情写性。歌功颂德，四平八稳，词藻富丽是其特点，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可以使人了解到当时社会一些侧面。不过，他的更多的诗歌着重抒发自己的情怀的。描写了他一生多变的政治生涯和他的欢乐悲愁。""张说的山水诗也写得景象开阔，活泼而富情趣，……就是那些奉和应制的诗，也不可一概予以抹煞。有的写得也很工巧。" "在形式的运用上，张说写过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歌行，这些诗歌都明丽、流畅，音韵响亮，可资吟咏。他是初、盛唐间一位重要诗人。"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对张说在唐代山水诗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该书认为，"开元前期的山水诗虽然再度复兴了齐梁诗风，却并未重蹈其绮靡的覆辙，而且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为盛唐山水诗奠定了优美清新的基调。除了吴越山水诗境界开阔、生机勃勃、新鲜健康等自身原因以外，张说、张九龄的正确引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论述张说山水诗时，她认为，"张说的思想以儒家济世的观念为主，不喜道教的方外之说"，"因此张说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在山水诗中表现了拯世济人的理想，躬逢盛世的自豪感，以及不计沉浮得失的达观心情，使山水诗显示出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张说虽不喜方外之说，但他向陈子昂一样，常常探索天道变化的规律，并往往落实到社会人事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张说这些思考在行役贬谪之时为多，所以能和山水诗相结合。"这样无疑就深化了山水诗的意境。同时，张说的山水诗还"将陈子昂提倡的比兴寄托引进了山水诗"，"虽然张说这类诗作极少，但为盛唐诗人进一步将比兴寄托融入山水诗打开了思路。""张说的山水诗能兼取大小谢两种不同的风格，促使晋宋与齐梁两体趋于合流。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部分游览诗中，有的效法大谢式的双声叠韵字和艰涩声调"，"但张说不像陈子昂、沈、宋的古体那样追求大谢的重涩繁缛。或许是因为岳州面临浩渺的洞庭，他更多地吸取了小谢描绘水景的艺术"，"小谢式的清朗和大谢式的密实相协调，体现了张说所理想的中和之美。"文章还指出，张说对开元诗风的影响不仅在他的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他一代文宗的地位引导着诗歌发展的方向：张说所提携的许多人"在南方山水诗传入京洛的过程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张说还从理论上倡导'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的风骨，以及'属词丰美'的中和之气'的辞采，预见到'天然壮丽'应是盛唐诗理想的风貌。"在谈到张说称赏王湾《次北固山下》诗的诗史意义时，文章认为："王湾这一联以宏大的气魄写出诗人从海日生于残夜、新春入于旧年的自然景象中领悟的哲理意味，较之崔、杜之句仅限于写景的意境更为深广，标志着五律诗境已彻底摆脱齐梁山水诗赋物象形、即景寓情的阶段，进入了盛唐。张说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的意义，并'每示能文令为楷式'（ 《全唐诗话》），便及时防止了开元前期齐梁清媚诗风流行，容易失于肤浅的潜在危机，并为近体山水诗指出了艺术升华的途径。" 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也比较重视张说在初盛唐之际诗风转变过程中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 "由于张说等人外贬时间较长，此时之政治斗争乃是持不同政见朝臣间的倾轧，远不如武周朝酷吏对朝臣残酷，所以他们便能在初唐宫廷诗歌艺术传统之外，另寻野径，从汉魏诗歌，从陶潜、王绩的隐逸诗，从阮籍、陈子昂的感遇、咏怀诗，从南朝的山水诗中吸取艺术养料，作更多的艺术尝试，为盛唐诗歌新风貌的形成作了必要的艺术铺垫。""在这些作品中，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张说等人直接继承汉魏文人诗言志述怀，表现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思想，以及对人生功名的思考"。"而这种乐观的心态、不灭的理想正是盛唐诗人学习建安诗风而又有别于建安诗风的关键所在，张说于此点实有首倡之功。""其次，张说遭贬之后，还有意学陶渊明、王绩之达观、萧散，而隐逸自适，静以待时"。"也许正是在张说的影响下，王维、孟浩然等盛唐诗人才不至于沉沦于山林、田园之中，而是形成了乐观、任真、自然、放达的健康人生观。""在张说等人的贬谪诗中还有一些直接秉承了阮籍、陈子昂《咏怀》、《感遇诗》的艺术传统，感慨怀抱，兴寄遥深"。"后来盛唐诗人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等在天宝初年游梁宋时多作有感慨古今、意气纵横之诗，疑亦有张说的影响。"该书最后说："总之，张说在开元初年遭贬时期，在诗歌艺术方面博采众长，从诗歌表现题材、诗歌形式，到诗境、骨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开创盛唐诗歌新风貌作了比较全面的准备。" 另外，八十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张说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的论文，比如肖砾的《唐大手笔张说在钦州》、李剑国的《张说的传奇考论》、彭菊华的《张说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徐定祥的《漫论张说及其〈邺都引〉》、张步云《论从初唐到盛唐的过渡诗人张说》、陶新民《初论张说对盛唐文学的贡献》等，也都各有侧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张九龄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广东学者做出的，而且其中很多成果是在三四十年代的《岭南学报》和八十年代的《韶关师专学报》发表的，这反映了整个学术界对张九龄研究并不是十分重视，这自然影响了张九龄研究的发展。不过，八十年代以后，其他地区的学者和学术刊物也逐渐刊发了一些有关张九龄的论文，而且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突破，加上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诗歌史和唐诗研究论著也加强了对张九龄文学成就和在唐代文学史上地位的论述，故到世纪末张九龄的研究也就显得比较充实了。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何格恩的《张九龄年谱》、何格恩《曲江年谱拾遗》、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张九龄》、李世亮《张九龄年谱》、乔象钟《张九龄评传》、崔文恒的《张九龄小传》、刘斯翰《张九龄年谱简编》、张明非《张九龄生平事迹考辨》等。 何格恩文《张九龄年谱》将张九龄一生重要行事都作了考证、系年，如：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张九龄生；武后载初二年（690），张九龄十三岁，上书王方庆；长安二年（702），二十五岁，擢进士；长安三年（703），见张说；中宗神龙三年（707），三十岁，中材堪经邦科，授校书郎；睿宗太极元年（712），三十五岁，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迁左拾遗；玄宗先天二年（713），上书姚令公，劝其远谄躁，进纯厚，不纳，拂衣南归；开元四年（716），三十九岁，请行郊礼，开大庾岭路；开元八年（720），四十三岁，四月八日转司勋员外郎；开元十年，转中书舍人内供奉；开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加中散大夫；开元十五年，三月，授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十八年，七月三日传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十九年（731），五十四岁，三月七日，守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开元二十二年（734），五十七岁，五月二十七日，加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开元二十五年，左迁荆州大都督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六十三岁，五月七日，卒于韶州曲江之私第。其《曲江年谱拾遗》首先对张九龄集中所言"始兴林泉"与《旧唐书》本传中所说的曾祖家于始兴的问题，作了辨析，认为曲江在世日未尝居于始兴，此乃沿用旧称。另外，对上期发表的《年谱》中"曲江屯田"一节（开元二十二年）作了补正，而且对张氏广屯田议之动机也作了说明。总之，何谱考证精审，系年详明，许多结论现在仍为学界所援引，后出的一些《张九龄年谱》很少有从整体上超过它的。 傅璇琮《考略》首先针对五十年代以后的一些文学史专著及唐诗选本都定张氏生年为673年的情况，结合1960年新出土的《张九龄墓志》对张九龄的生年重新作了考辨，最终认为张九龄的生卒年应为高宗仪凤三年（678）至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年六十三岁。此说与闻一多《唐诗大系》和上引何谱相合。此文其他关于张氏生平的考证结果亦多与何谱相合。唯其对张九龄与盛唐文人交往的考述，可补何氏之阙。 刘斯翰《年谱简编》虽然在主要观点上也没有超过何谱，但它对张氏诗文作了一些系年，便于对张氏文学创作活动的作进一步的研究。 张明非的《考辨》一文考证了张九龄一生的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关于张九龄的生年，她从三个方面证明张氏应生于仪凤三年，而非高宗咸亨四年；二是关于张九龄开元初的辞病告归，虽然其结论也与何谱接近，但对张氏乡居时期活动的考证更细致；三，关于张九龄与张说的关系，该文也作了深细的辨析，认为九龄刺冀州后改洪州，确系受张说罢职之牵连，但改太常少卿，却不在此之列。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政治生活和思想研究 本世纪关于张九龄政治生活的专题文章，只有何格恩的《张九龄之政治生活》，该文认为，"唐自武德贞观以来，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之。开元中，薛讷……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九龄无军功，独以文词显；而能致相者，则张说倡导之力也。"该文又对张九龄柄政时所实施之政策作了阐述：（1）守古礼，（2）慎爵赏，（3）重守令，（4）尚学问，（5）轻武功，（6）防胡将。此外九龄在政治上之设施：如废循资格，复置采访使，大抵率由旧章。如驰禁铸钱，则以同僚反对，未见实行。广屯田之议，未详其实施之方法。文章结尾说："总之，张九龄之政策与李林甫完全冲突。玄宗用张九龄致开元之治；用李林甫成天宝之乱。" 乔象钟《张九龄评传》则侧重从张九龄的思想出发来论述其政治主张，如指出张九龄继承了儒家的人本思想，他幼长边远地方，注意到地方官对人民的重要性，曾上疏批评朝廷不重视地方官，往往把犯了罪的京官贬到地方去任官，有才能的人皆不愿任地方官。他主张凡是没有担任过地方官的，不得担任侍郎、列卿、台、卿、给、舍等京官。 顾建国《论张九龄的穷达出处观》联系张九龄的思想和创作特征作了较为深入具体的探索，细致地分析了张九龄穷达出处观的形成过程，指出张九龄"将勤劳国事与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及时建功立业的紧迫感，"同时在宦海风波与人生旅途上，坚守不屈己、不阿私的节操"，这是他穷达出处观的重要特征。而他之所以形成这种出处观，"又与他先后经受忤相辞归、因事外放和被贬荆州这三次大的挫折有关。"顾文认为张九龄选择功成身退的人生道路，"这种思想萌发于开元十五年他外放洪州时"，"这次外放与张说的倒台有关"， 因而"自然触发了他潜藏在心底的势孤族寒、难以立足朝廷的意识"。而张九龄的所谓退隐，实际上是把外放当作赋闲。文章还分析了张九龄所确立的"逢时报恩、功成身退"的盛世出处观对王维、李白等盛唐诗人的影响。这些论述，较之以前一般化地评价张九龄思想的文章，显然深入了一大步。 类似的文章还有钟梅坤《论张九龄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贡献》、黄志辉《试论张九龄的神道观》、顾建国《张九龄与岭南文化》、李锦全《张九龄思想探微》、曹作之《论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王镝非《论张九龄的政治远见》、萧文苑《张九龄的人格美》等。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诗文成就研究 对于张九龄的诗文创作成就和在唐代文学史上的作用，学界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少泉在《诗人张九龄》中指出，"九龄之诗，在当时已有凌驾张说之评语矣"，并谓其《感遇诗》与子昂"皆注重意境，撇开词藻，风骨高古，华丽诗风，为之一扫。但九龄所作与子昂稍有不同之处，盖正字古奥，曲江蕴藉；虽本源同嗣宗而精神面目各自别也。""按陈张二人个性不同，处境亦有顺逆，故发为诗歌，子昂沉雄激越，九龄温润而蕴藉。所以其诗能回旋于沈宋时代，而别有所自得也。"文章还认为，九龄诗之渊源，学自阮籍，但自有其特点：一，五古风流蕴藉，二、律诗婉而有致。 乔象钟《张九龄评传》认为张九龄的作品是相当精彩可观的，只是纯文学的诗、赋较少。她认为九龄集中那些看似枯躁、平实的敕、书等应用文，是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记录。张九龄在朝时所作的奉和应制诗虽然率多平平，但也留下了一点开元之治的影子，而张九龄外出时所写的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如《壶口望庐山瀑布水》和《望月怀远》等。"张九龄的诗多发自胸臆，情真意切，没有什么雕饰，这和唐代早期李峤、沈、宋的诗风大不相同"，"他的诗作虽不算丰富，也是有助于开一代风气的作家"。 刘逸生《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贡献》则对张九龄在岭南诗史和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他是继陈子昂之后，力排齐梁颓风，追踪汉魏风骨，打开盛唐局面的重要一人。""正是由于他提拔、奖掖和团结了一批能诗善文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诗歌上的主张和实践，也就得到诗坛上许多人的赞扬拥护，进而'蔚成一代风气'。我们不妨这样说：陈子昂提出的诗歌理论，是通过张九龄这座'桥梁'而迅速到达盛唐诗国的。这是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重要贡献。""当然，张九龄的创作实践对当时诗风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张九龄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五言律句最为突出。他的五言古诗，上接汉魏，而与陆士衡、谢康乐为近，不崇绮采，自有苍秀朴茂的韵味，其中《感遇》十二首，尤其深得风 *** 兴之旨。置于盛唐大家之前，也毫无愧色。""大抵张九龄的五律，法度严整，语言挺拔，恢然自有大家风度。""他的五言排律也颇有可观。对仗蝉联，在工整中自然流畅，很少刻缕雕琢的痕迹。"对于张九龄促使当时诗风转变的原因，作者这样认为：第一，张九龄是以奖掖风雅的当朝大臣的身分进行创作的。由于他的身分地位和社会声望，他的作品自然带有一种大的影响力量，足以转移或左右诗坛上的风气。第二，初唐诗坛上的齐梁颓风，到了先天、开元之间，已进入穷途末路，许多人都迫切要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事实上也已有人在进行探索。恰在此时，张九龄以朝廷大臣的身分，参与了这一探索，这就使探索者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加速了诗坛上风气的转变。第三，张九龄公忠为国、正直不阿的道德品格，不但贯注于他的诗歌创作中，更体现在他的政治措施上，他生平处理几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保护太子，阻李林甫、牛仙客拜相，知安禄山必反，铁骨铮铮，昭然在人耳目。做到"人如其诗，诗如其人"。这样也就为诗坛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促进诗坛风气的改变。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张九龄诗歌的文章，主要有李玉宏的《论张九龄的诗》、沈贻炜《张九龄和他的〈感遇诗〉》、汪维尔《谈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玉宏《张九龄的生平和诗文新探》、陶文鹏《清思健笔 妙画活水——读张九龄山水诗札记》、陈建森《张九龄与陈子昂诗歌理论比较》、陈建森《张九龄与盛唐山水诗》、曹凤前的《续革新之业 开盛唐之先――论诗人张九龄》、陈新璋的《论张九龄诗歌的主体形象与艺术风格》、张明非《论张九龄山水诗的清澹风格》、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等。 其中陶文鹏文认为张九龄的山水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写水的篇章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多为意境清新的佳作"，文章还认为，张九龄对诗画有明确的美学要求，即写景状物不仅要"笔贵形似"、"极其天姿"，更要"意得神传"、"见其风骨"。文章在分析张九龄的具体作品时说："他在诗中描绘山水景物，吸取了谢灵运的繁冗堆砌、晦涩平板之弊，着重写出对于景物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寓神于形，以形传神，从而创造出许多风格各异的山水形象。"文章最后还涉及到对张九龄山水诗"清澹"风格的理解，作者认为，"清澹"确是张九龄的主要风格。所谓"清澹"，即清新、澹远，不仅指所写的山水景物形象新鲜脱俗，色彩素淡而有神韵，而且更指诗中有深远的情思、意蕴，悠长的韵味。 张明非文专论张九龄的清澹风格，论述更加细致，文章认为"笔墨清新简淡而有隽永的韵致，此即胡应麟所谓'清澹'的含义，这也是由他提出并得到后人认同的张九龄诗所具有的风格特征。"具体地说，张九龄在诗中对"清"景的确情有独钟；他诗中的景物很少着色，着色部分使用最多的也是"青"、"绿"、"白"三种清淡的颜色，造成和谐鲜明而又清新淡雅的审美情趣；从写景上看，张九龄诗中多写薄暮、夜景及烟景。清澹虽然应属阴柔之美，但张九龄的山水诗却能不落纤巧柔媚一格，于清澹中透出一股"清拔"之气。这一审美效果的产生，首先是由于他气魄宏大，极少着眼于琐细的景物，多摄取大景入诗。其次，本写静物，偏用动词点染，化静为动，也是张九龄诗富有气势而又不失清澹风格的一个原因。文章最后还指出张九龄的美学观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极力推崇"自然"，以此为美的最高境界；二是在象、言、意三者的关系上，认为言不尽象，言、象都不能尽意。 葛晓音文则将张九龄的山水诗放在整个唐代山水诗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文章首先对胡应麟认为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早年行役途中虽有几首描写江上清幽景色的诗篇，也只是当时风气使然。因清淡的吴越山水诗神龙中便流传上京，何况这不是他的代表风格。从他的大多数诗篇来看，他的特色恰恰是在神龙至开元中清媚诗风流行之时，以大谢式的沉厚凝重的风格另立一宗。张九龄诗本以情思深远见长，并不善于细致刻划景物的形貌动态，因此他取法大谢体，比起陈子昂和沈宋来，章法与词语模仿的痕迹更明显。所以文章认为，张九龄继陈子昂之后，将山水引入感遇类诗，创造出以感怀为主兼咏山水的五古体，充实并深化了山水诗的思想感情，使建安正始诗歌的风力在山水诗中得到体现，其实是他最重要的贡献。由于作者是在对原始材料的阅读、爬梳中得出这一观点的，故显得新警而又有说服力。 曹凤前文则着重分析了张九龄诗歌创作的艺术特征及其在盛唐诗歌革新中的作用，认为张九龄"在文学上沿着陈子昂业已开辟的革新之路将诗歌遗传进一步推向完善"，"用托物比兴的委婉笔法以表现自己幽独自守而又不甘寂寞的愁叹，成了其诗歌表现手法的主题部分。"曹文认为张九龄诗歌创作的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表现在雍容平和、温雅醇厚的诗歌意境上"，这"与他受儒家的'大雅正声'、 '温柔醇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诗教影响不无关系"；三是"反对浮华，摒弃雕琢、崇尚自然之气"，诗歌语言"随风卷舒、自然成态"。他"避免了陈子昂情与景游离的局面，把感情巧寓兴象之中且出乎自然，语言也比陈子昂圆熟清新、朴实而不质木"。因而"以其成熟的诗作昭示了这场革新的实绩"。 本世纪上半叶 张九龄作品和研究资料整理 本世纪的张九龄作品整理的新成果有刘斯翰校注的《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该书总分诗集、文集两部分，并附著者张九龄年谱简编。本书主要部分是诗集，对诗作做了编年、题解、注释。文集仅作了校点。另外，梁健编的《张九龄研究资料篇目索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