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研究论文

新文化运动中三种社会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次经由传统向现代过度的思想文化运动，具有其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股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构建出各自不同的话语权，并最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的演进及其政治价值取向，然而在这三股冒似迥异的思潮底下，暗藏的却是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的活力因子。]“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次经由传统向现代过度的思想文化运动，具有其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股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构建出各自不同的话语权，并最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的演进及其政治价值取向。 新文化运动从其直接的历史起因来看，乃是为了批判民国初期袁世凯在文化领域发动的一场“尊孔复古”运动。从其长远的历史渊源考量，则是继承了中国近代始自林则徐、魏源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外力的挤压下开始从挽救民族危亡的情感立场出发，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对中华文明的再思考。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种认识和思考由于受到强大的外力作用而必然出现持续稳定的传统价值取向系统，也决定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变革和转型的艰难性。这使得保守主义在此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有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在殖民地现代化语境中，当本土文化价值主要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外部压力而不是传统自我变革的内在挑战时，这种价值变革的驱动力往往是有限的。外域强势的西方文化可以冲击传统文化的表层价值规范，却难以触动其深层价值原则。即便在最激烈，最自觉地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本土文化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仍然显而易见。”[1]这种外力作用下的殖民地语境同时也催生了作为审慎渐进式的自由主义和作为狂飙短时式的激进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便在这三股思潮的相互交错的论战中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短暂然而却意义重大的思想启蒙。保守主义以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黄侃、刘师培主编的《国故》以及吴宓主编的《学衡》为主要阵地，在不同阶段分别做出了他们具有相对保守倾向的阐述。 在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第一阶段中。李大钊针对杜这种以东方“静”的文明济西方“动”的文明之“穷”的主张，反向地力主“以西方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他还力倡青年学生全力以赴研究西方文明，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对“从来静止的观念，惰性的态度实行根本的扫荡”。陈独秀则在这场论战中打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与封建文化相抗衡。1918年7月，他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3]从而开了“全盘西化”的先河。 第二阶段（1919年五四以后）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保守派提出了所谓的“新旧调和论”。章士钊声称：“调和者，社会进化之精义也。社会无日不在进化之中，即社会上之利益希望，情感嗜好，无日不在调和之中。”[4]他指出，宇宙之进化，只能是“移行”的，而不能是“超越”的，世间万物都是新旧杂糅的。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理由是“旧是新的根基，不有旧，绝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必不能迎新”。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初步运用唯物史观针对章士钊“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观点进行的了驳斥。他指出：“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5]张东荪则针对所谓的“移行说”指出，社会的进化并不是“移行”，而是一个经由“潜变”到“突变”的过程。经过“突变”便成了新社会，突变后的“新”不等于之前的旧，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别。新旧杂存的现象是存在的，但那只是“共存”，不是“调和”。一些学者认为而笔者本人也认可这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说的回潮。在这一阶段的论战中，保守主义者们力图从论证文化连续性的角度，说明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和谐共存的可能，从而模糊了新旧之间的界线。在过分强调本位文化的同时，保守主义者们忽略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也混淆了文化发展过程中“共存”与“融合”的关系。 一战爆发所导致的对西方文明的幻灭感更强化了这种本位文化心理，以二梁（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在第三阶段的论战中发表了令人注目的见解。梁启超站在欧洲战后的文明废墟上发出了“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一片阴沉沉的秋气”的感慨，梁漱溟则从“人生哲学”的角度论证了自己的本位文化观。梁漱溟首先假定存在欧洲文明“意欲向前”，印度文明“意欲向后”，中国文明“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三种路向，然后导出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既要排斥不切实际的印度文化，又要反对把西方文化全盘搬过来的“新文化运动”，走中国从前走的那条“适宜的第二路人生”。梁漱溟的这套哲学带有浓重的个人理想化色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十四岁进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何处去。”[6]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梁漱溟哲学的两个中心命题，而对于这两个问题，梁本人是有所侧重的“我年少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澈。”[7]梁漱溟的这种侧重人生问题的哲学取向致使他更多地从伦理学而不是从政治学，从生活而不是从生存的角度去思考当时的中国问题，这种思想极大影响了张君劢等一批新儒家。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批评梁漱溟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性质归结为不同的三条路是笼统的“闭眼瞎说”，指责他把三种文化的差异归结为一偏于理智，一偏于直觉，一偏于现量，是把任何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差异，说成各民族之间根本不同的特性。胡适尖锐地指出：“我们要认清梁先生是一个爱寻求一条‘准道理’的人，一个‘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人。懂得这两层意思，然后可以放胆读他这部书，然后可以希望领会他这部书里那‘真知灼见’的部分，和那蔽于主观成见或武断太过的部分。”[8]《学衡派》派实际上延续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有人以为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场新文化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9]吴宓认为新文化运动就“精神舒展”而言的确有其价值，但它同时排斥了“中西旧有之文化”，即孔教、佛教、古希腊罗马的哲理和耶教，而这恰恰是“中西文明之精华”，因此新文化运动舒展精神的启蒙并不能导致“真正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我们在回顾新文化运动中这些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和见解时很难说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守旧或反对变革，也很难说他们在文化上因袭传统或一成不变，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从严格的政治层面入手讨论中国的问题，在处理文化问题时也表现出了反传统的倾向。现代新儒家提出“返本开新”、“三统并建”，试图从儒家道统中开出“民主”新正统和“科学”新学统，这实际上是在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儒家思想再诠释。然而这些保守主义分子必然要受到他们持守的本位文化情结的支配，把对传统的肯定作为自己的文化观念的底线，从而表现出相对的保守性。“这批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是全盘否定既存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保守主义者，而只是文化保守或文化守成主义者。他们需要的是在纯粹的文化层面研讨文化的价值，他们对文化——道德的保守态度也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态度。这种冲突与对峙，说到底也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表现。激进分子认识到工具理性的发展是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但把这种动力当成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全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以工具理性为推动力。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以维护价值性为自己的天然使命，他们并不是不要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是认为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价值理性。”从所谓中体西用论到中国文化本位论，到全盘西化论，再到马列主义，基本取向都是变，所不同的仅在变多少，怎样变，以及变的速度而已。因此接近全变，速变，激变一端的是所谓‘激进派’，而接近渐变，缓变一端则成保守派。”从单纯文化的角度上看，这些留守在传统阵地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做出了许多新的诠释，这些诠释潜移默化地影响五四以后直至当代企图复兴中国文化的所谓现、当代新儒家。而在外力作用下而产生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中，保守主义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自由主义从20年代以后创建《努力》、《现代评论》、《新月》,到30年代创办《独立评论》,再到40年代后期发刊《独立时论》、《观察》等刊物,为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做出了艰苦的探索。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争议的一股思潮，自由主义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上走得最为艰难。在崇尚西方文明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方面，它受到了保守主义者的非难。尤其是在战后，西方文明的弊端暴露无疑，让曾经生机勃勃的自由主义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似乎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抵御保守主义者的攻击，而他们自身也不得不从对西方文明的全面崇拜转向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在主张个人解放，政治上渐进变革方面又受到激进主义的抨击，自由主义在双重压力下蹒跚前进，直至最终淹没在革命话语权的激进大浪潮中。然而，我们无法忽视，自由主义在它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中依然表现出和传统之间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在对待国学研究方面，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开拓了诸子研究的新领域，而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实就是一部先秦诸子的哲学大纲。在五四后期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一再声称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他一方面继承今文经学的疑古精神，一方面接受古文经学的求实考据方法而摆脱其信古的局限，并将其与西方学者赫胥黎的怀疑主义、杜威的经验主义相结合，为整理国故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属于“闲书”，不能登大雅之堂。胡适则把古小说的整理和研究作为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同时还指出：“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儿女情长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12]胡适人生观中传统的因子也颇为显著，他强调，个体“小我”依赖于社会“大我”而存在，“小我”是有限的，“大我”是无限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不朽的。“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个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不贻害了那‘大我’的无穷未来。”[13]易白沙在《我》一文中，既阐述了自我的个体人格意义，又强调了“大我”重于“小我”的思想。他认为：“有牺牲个体小我之精神，期有造化世界大我之气力……故曰二者相成而不相悖也。由先后之说，必有我而后有世界。由轻重之说，必无我而后有世界。有我者，非有我，亦非无我。我与世界无须臾离。无我者，非无我，亦非有我，个体之小我亡，而世界之大我存。”[14]很显然，这种主张融“小我”与“大我”，崇尚社会集体的人生理想，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儒家的印记。 激进主义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由于其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目光的超越性脱颖而出，并最终以压倒性的革命话语权取得了五四以后中国思想领域、政治领域的领导权。林毓生曾经指出，五四时期具有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但他在分析陈独秀的全盘反传统时也不得不承认“陈独秀肯定孔学的积极价值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最小公分母，所以也就是未明言地承认孔学中有些成分不带有它的整体性质。这种矛盾虽然在逻辑上破坏了他全盘性的反对孔学的全部整体观的论据，但陈独秀似乎从未察觉出来。即使他觉察到，由于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他的思想中占有支配地位，使他不可能正视这一点。归根结底，他的普通常识敌不过铸造他的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15]在对待孔教问题上，陈独秀说：“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而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应绝对承认者。惟吾人今日之研究，乃孔教果能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之问题。”[16]他还说：“其实孔子精华，乃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至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17]在人生观问题上，陈独秀主张“个人之在社会，好象细胞之在人身”，“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18]在他看来：“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人生底一大问题。”[19]李大钊也曾就个人与社会，“大我”与“小我”的问题发表看法：“以其（大我）绝对统其（小我）相对，以其空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穷，即自我无尽。”[20]在政治取向问题上，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激进主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源于传统文化的乌托邦理想的映射。恽代英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不是知识上产生的，是从情感上产生的”[21]美籍学者张灏在《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一文中也指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重知识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22]对五四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的魅力首先在于其平等和谐的道德价值，而不是其经济上的进步与效率，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幻灭之后，五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第三种文明”，以求获得一种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世界观，社会主义无疑正对其胃口。“曾经发起一场伦理革命的启蒙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幻灭之后复返向伦理寻觅价值资源，他们不仅以道德理性阐扬西方社会主义，而且重新肯定中国的价值理想。五四后期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潮既光大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资源，也助长了好高骛远的乌托邦精神。”[23]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股思潮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传统文化的因子，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场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运动，恰恰相反，它们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传统文化深层次的影响。而它们之所以表现出或激进或保守或温和的态度，乃是基于其各自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角度的思考和对于西方文明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不言而喻，五四发展和强化了两种观念：“革命”与“民主”，但由于其不可避免地搀杂了传统因素而显得理智不足浪漫有余，从而让整个五四以后的思想呈现出愈发不可收拾的激进态势，完全湮没了五四前期多元文化取向之间对话的可能。诚如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哈定所说：“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记得加分啊，我们也是这个课题，10号晚上交啊

都是嘉华的？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在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指路明灯，他以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为最终追求，在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证明其正确性和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第一个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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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做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思考》

【摘 要】做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意。辅导员应在加强理论学习、把握学生特点、解决实际问题、开展 社会实践 等方面入手，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关键词】辅导员;理想信念;教育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辅导员作为与学生最亲密接触的人，在其教育、管理、服务的过程中，理想信念教育也成为了高校辅导员的“必修课”。这个“必修课”并不是说辅导员只要简单灌输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站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战略高度，在理念思路、方式 方法 、载体形式等方面做足功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一、理想信念的内涵和内容

理想，是指人们对美好愿景的设想和追求，是有根据的、可以实现的目标，它是区别于空想和幻想的。信念，是人们在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对某种思想理论、价值取向、生活态度深信不疑的观念。理想信念是人生的航标、命脉和灵魂，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支配和左右人们活动的精神动力。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的动摇时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只有确立了共同的理想信念，才会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指出：“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是科学的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义，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因而是中国发展、走向富强的正确道路。”这是对处于改革深水区、攻坚期的中国社会高举理想信念精神旗帜最鲜明、最简洁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应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烈信心。

二、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现状

(一)就总体而言，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状况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

据2013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表明，大学生思想主流持续积极健康向上，调查显示，广大高校学生高度信任并拥护以同志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高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度认同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关注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意愿强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

(二)部分大学生理想信念存在片面性、模糊性和肤浅性

伴随着市场经济深入推进，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社会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趋明显，一些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各种信息冲击之下也容易倾斜和摇摆，对国家历史和现实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一些学生对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理解不深，导致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信念模糊、政治信仰迷茫、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里素质欠佳等问题。

三、大学生理想信念产生偏差的原因分析

(一)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体的主力军，其信仰的形成同样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大学生对改革共识与困惑交织，一些大学生在追求个人价值的过程中个人意识更加强烈，政治需求更加现实， 文化 需求更加多样，社会需求更加广泛，更多采用市场经济标准去评价，甚至走向功利主义的极端。从国际看，我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事物上话语权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和竞争从未停止，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文化搏杀、思想争夺、网络大战虽无硝烟炮火，但一样博弈激烈，国内外较量和竞争阻滞了大学生对正确的理想信念的领悟与追求。

(二)高校的理想信念教育存在不足

一些高校理想信念教育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教育的形式还是局限于座谈会、讲座等传统会议形式，在内容上出现了泛政治化和教条化、教材化，片面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的讲授和灌输，出现了理想信念教育智育化的倾向，脱离了学生的思想实际和需要。一些辅导员在实际工作中更多注重事务性的工作，比如班级的评奖评优、安全稳定、考风考纪等，而忽视了对于他们来说最为根本的理想信念教育环节。

(三)大学生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

大学生未完全成熟的生理、心理、知识结构等特点决定他们的理想信念难免出现偏差。当代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在优越生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父母亲戚的溺爱，再加上缺少生活和社会阅历，一些大学生感到精神空虚、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对生活没有希望和乐趣，出现了没有理想信念或者即使有理想信念却出现了理想信念的功利化、自私化、空想化、片面性、模糊性和肤浅性。

四、对策

(一)加强理论学习领航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基础性

理论揭示规律、明示方向，能够为理想信念提供有力支撑。因此辅导员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一是在理论学习的内容上，要带领大学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大学生增强三个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二是在理论学习的方法上，采用案例式、讨论式、研究式、体验式的 学习方法 ，多用讲 故事 、举事例、摆事实的方式，启发学生深入思考，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在理论学习的话语上，多用聊天式、谈心式的语气，多说真话、实话、心里话，少数空话、套话、场面话，使理论学习鲜活而不苍白、生动而不呆板、亲切而不生硬。四是在理论学习的载体上，既要运用好传统载体，例如研讨会、小型 辩论 会、演讲比赛等载体，又要运用好微博、QQ等网络资源载体，为学生开辟自由表达诉求和感受的 渠道 ，来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

(二)分析学生特点引航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针对性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环境下，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观念、思潮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使当代大学生形成了特点显著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在精神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行为上，追求自我支配和自主决策。辅导员只有充分了解学生在此方面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才能开展好工作。因此辅导员做好理想信念教育要认真分析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对学生的性格、地域、家庭、专业、年级、民族等信息都要心中有数，建立好学生特点信息库，一方面，发挥辅导员的自身优势，辅导员要善于用可亲可敬、平易和蔼又从容淡定、沉稳大气的肢体语言和语态眉宇传神、灵动善融，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了解学生的主体需求，把理想信念教育同尊重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有机结合起来，和把握学生思想特点、心理特点、行为特点、学业特点、恋爱特点、就业特点及其成因有机结合起来，和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发展意识，在激发学生主体创造力，鼓励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三)解决实际问题助航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实效性

面对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辅导员不能就理想信念谈理想信念，而应把理想信念教育和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相结合，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当今的大学生除了学业发展诉求之外，还面临恋爱困惑、就业压力、 人际交往 等现实问题，辅导员只有把理想信念教育和关心、关注、关爱学生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在服务学生的学业发展、服务学生的职业发展、服务学生的身心健康等方面下功夫，积极构建高效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建立完善学生诉求表达、矛盾化解、利益协调机制，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高质量的服务，使学生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主人公的归属感和使命感，才能真正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就要求辅导员不应当只是理想信念相关知识的灌输者，而应是新视角的提出者和新问题的发现者，善于用问题开刀，拿现象作靶，热切关注大学生成长中的困惑，从学生合理实际诉求出发，与 热点 面对面，同学生心贴心，敢于直面学生的困惑，善于回答学生的疑惑，系统解答学生的疑问，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在诚心回答学生疑惑，耐心解答学生疑问中开展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四)开展社会实践护航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支撑性

大学生长期在学校生活，对社会了解不够深入，理想信念往往带有片面性和理想化的特点。大学生在学校树立的理想信念以及由此萌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到社会大课堂中，与现实生活发生交流碰撞，才能鉴别其真实性和存在的具体价值。辅导员应该积极鼓励并发动学生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在实践的领域上，不断探索社会实践新形势、新特色。如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专业认识实习实践以及一些基层项目，例如西部计划志愿者、社区志愿者、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使大学生在实践锻炼中砥砺品质，在实践锻炼中来了解和把握党情、国情、政情、民情和舆情的演进，在实践锻炼中增强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大局意识、底线意识和奉献意识。在实践内容上，注意发挥文化教育的优势和学生的专业和特长，坚持科技文化服务的方向，按照服务社会、完善自我的发展模式，让广大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使大学生能够将个人理想信念和社会理想信念有机结合起来，最终达到知行统一，学以致用。

总之，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承担着培养人、教育人的重要职责，在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辅导员来说，就是要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引导大学生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信念上的坚定，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使大学生自觉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满腔热忱转化为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在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参考文献

[1] 巩献田.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21-122.

[2] 唐家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 反思 与创新[J].当代教育论坛，2005(9)：15-16.

作者简介：马凯(1984- )，男，河南郑州人，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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