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舞蹈研究生论文题目

汉传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中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人。经典的传人，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人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人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枷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l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 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屁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方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3）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明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106580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沼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宫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入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 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奖、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士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 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 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两宋 北荣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蹭人8000人，继之又派行勤等157八赴印度求法，并使张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佑(l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l101-l125)， 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南宋偏安 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士，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甚盛行。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它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序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沸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闹、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人，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 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 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证的印度在华僧入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元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股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 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弻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大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士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 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盘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竟相研习，形成天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人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届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多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赵城藏》共6004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译佛典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也具有自己的特点：1、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2、憎徒必须素食；3、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4、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普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运，历代相沿。孟兰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举行供佛及憎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输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盘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文化 佛教自传人汉地以来，即与中士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质世称为“曹农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太的艺术宝库。唐代盛行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台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鱼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人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人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超过一些促进作用。

龙门石窟 简介2000年11月洛阳龙门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龙门石位于洛阳市区南面12公里处，是与大同云岗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齐名的我国三大石窟之一。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千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97000余尊佛像，1300多个石窟。现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造像10万余尊。 。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高的艺术造诣。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长宽各30余米。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 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米，头高4米，耳朵长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略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有人评论说，在塑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而力士像就更动人了，只见他右手叉腰，左手合十，威武雄壮。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龙门石窟中另一个著名洞窟是宾阳洞。这个窟前后用了24年才完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主像释迦牟尼像，高鼻大眼、体态端祥，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划，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是北魏中期石雕艺术的杰作。洞中原有两幅大型浮雕《皇帝礼佛图》、《太后礼佛图》，画面上分别以魏孝文帝和文明皇太后为中心，前簇后拥，组成礼佛行列，构图精美，雕刻细致，艺术价值很高，是一幅反映当时帝王生活的图画。可惜被美国人勾结中国奸商盗运到美国，现分别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和纽约市艺术博物馆。而洞口唐宰相书法家褚遂良书碑铭，很值得一览。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计有15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举尘尾，体态圆润丰满，姿势优美，十分传神。古阳洞也很出名。这里有丰富造像题记，为人称道的龙门十二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清代学者康有为盛赞这里的书法之美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龙门石窟不仅仅是佛像雕刻技艺精湛，而石窟中造像题记也不乏艺术精品。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遍布许许多多的洞窟，约有3600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书法界有很广泛的影响。龙门二十品，十九品集中于古阳洞，另有一品在西山中部偏南老龙洞崖壁的慈香窟里。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个窟，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一年。洞内小佛龛琳琅满目，雕刻精巧。龙门石窟保留著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堪称为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宾阳中洞外南侧，依崖镌刻一碑，即著名“褚遂良碑”，即《伊阙佛龛之碑》，记载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泰，为其死去的母亲文德皇后长孙氏做功德开窟造像的一篇法愿文（贞观15年即公元641年）。此碑文已严重腐蚀，难辨其文。��宾样中洞原为北魏雕凿，由于宫廷发生内乱而止。故半途而废。该洞是北魏至淌初的过渡洞。该洞高9米、宽8米多、进深9米。主像是唐代流行的阿弥陀佛，高8米多，脸型稍长、嘴唇厚大、颈有横纹、胸部隆起。木尊两侧侍立二弟子，其中左侧的迪叶雕像，刻工十分逼真。他满脸皱纹、目不斜视、严谨持重、深谙世故。左右弟子外侧侍立的菩萨，披巾、璎珞厚重，造型古朴、典雅，具有北魏的风格。在洞内的四壁上，布满大小150余个佛龛，其中有隋大业和唐贞观年的佛龛多个。宾阳南洞体现的艺术风格，上承北魏时期的刚健雄伟，下启盛唐时期的生动活泼。��宾阳北洞，此洞完工于唐代初年。洞中所供主像为阿弥陀佛，高近10米，结跏跌坐，双手平分指天、地。称作“施无畏印”即天地之间唯我独尊。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出生后站在莲花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左右两侧南北浮雕二天王。其造型威武，刚强有力。��（前往万佛洞）��我们离开宾阳三洞拾级而上，即可看到万佛洞。万佛洞的形状是方形平顶，顶上雕一莲花藻井，莲花藻井周围刊刻楷书大字：“大唐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十一月三十日成，大监姚神表，内道场云禅师，一万五千尊佛龛。”洞口过道北侧上有“沙门智运，奉天皇太后太子诸王敬造一万五千尊像一龛”的题记。两个题记互为补充，说明什末人，为什末发愿造像的原因。永隆为高宗李治的年号。太监为宫中的女官。沙门智运和内道场运单师，指比丘尼智运的号。因该洞为智运奉旨修造，所以又叫“智运洞”。天皇指唐高宗，天后指武则天，因洞勺刻有15000尊佛像，又叫“万佛洞”��该洞主尊名阿弥陀佛，有圆光和身光，结跏跌坐在印覆莲束腰须弥座上，一手贴身斜举胸前，一手抚膝。这种手势说明阿弥陀佛在向弟子信徒说法，故称“说法印”。束腰莲花座中间雕刻四个赤膊季节袒胸、筋肌突起、体朵勇猛的力士承托室座。佛背光以上崖壁上雕刻有54朵莲花，每枝上坐一菩萨，姿态生动、富于变化、造型别致、独具匠心。此外，在南北壁上雕有伎乐人，分；乐伎和舞伎。乐伎手执乐器有瑟、竺、拔、茎溪、笛子、西腰鼓等，这是唐代宫廷的“坐部”乐队。舞蹈者或吹、或弹、或拨弄琴弦，彷佛会奏出优美的旋律。将唐朝宫廷中的舞乐场面表现得活灵活现，真可谓工匠们的神工之处。��原洞外除浮雕的二力士之外，还有两尊石狮，即龙门唐代浮雕的精品，在30年代被盗。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纳威尔逊艺术博物馆内。��（在莲花洞）��这里为什末叫“莲花洞”呢？听我给大家解释：莲花洞是继宾阳中洞之后开凿的又一大型北魏石窟。因洞顶雕有大型飞天环绕的大莲花藻井图案而得名。莲花是佛教象征的名物，意为出淤泥而不染。因此，佛教石窟顶藻井多以莲花为饰，但像这样大型的莲花，雕刻的如此精美，在龙门石窟中这不多见。此洞开凿于北魏孝昌年间即公元526—528年前后，属于北魏后期作品。此洞高米，深米，主尊释迦高6米（为立佛）。两侧为胁侍菩萨，佛与菩萨之间，为侍立的伽叶、阿难二弟子。其左的伽叶，身披厚重的袈裟，显示着艰辛跋涉、风尘仆仆的苦行僧形象。他右手执锡杖，这是龙门石窟造像中所独有的。莲花洞南北两壁上方各有似为“法华经”所指十方分身佛的小千佛浮雕，每个高度仅有2厘米左右。他们就是龙门石窟中雕刻最小的佛像。在坚硬的石壁上雕刻如此小的佛，而又刻得如此精工细作，确实为龙门一绝。洞口北侧上方有一块平面下凹的碑记，上刻两个大字“伊阙”，原为唐刻陀罗尼经，后复刻明代河南巡抚的“伊阙”二字，说明龙门的原称。��（往奉先寺）��在登几十步台阶就到奉先寺了，龙门石窟最大的佛像就在这个寺内，奉先即奉供祖先之意。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雕刻最大、艺术最精、气势最磅礴、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洞窟。��奉先寺东西深约40米，南北宽约36米，卢舍那佛（披身佛）左侧的《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高85尺，二菩萨高70尺，伽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奉先寺的建造时间，据有关资料和专家推测，约始建于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永微六年。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是我国三大佛教石窟艺术宝库之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公布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位于洛阳市南13公里的伊河两岸，这里两山对峙，伊水中流，形若门阙，故称“伊阙”，隋朝始称龙门。龙门石窟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始凿(公元493年)，历经400余年的雕刻，现存窟龛2300多个，雕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0多万字。两山窟龛造像以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蕴涵丰富而蜚声中外。以北魏和唐代造像达到当时艺术的顶峰及匠心独具的皇家典范、中原风格而异于早、晚期石窟。以碑刻题记数量为世界石窟之最而被誉为“古碑林”。以造像内容广涉佛教信仰的众多宗派甚至包括道教的题材也是石窟艺术中所罕见。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典型的皇家风范。其中奉先寺规模最大，是唐代雕刻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皇后武则天曾助脂粉钱两万贯，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竣工。它是依据《华严经》雕凿的敞开式佛龛，主佛卢舍那大佛，通高米，头高4米，耳长米，她雍容大度、气宇非凡、撼人心魄，体现了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显示了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香山寺地处世界遗产——龙门石窟景区内。始建于北魏，唐代武则天曾在这里主持了一次诗会，留下了“香山赋诗夺锦袍”的佳话。大诗人白居易放情于龙门山水，慕恋香山寺清幽，居住于香山十八年，自号“香山居士”。香山寺北侧的白园就是这位伟大诗人的墓园，如今这里已成为各界来宾凭吊这一历史名人的理想之地。龙门石窟，在洛阳市南郊的龙门山口处，距市区公里，从北魏太和十九年开凿，迄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它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共同组成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艺术宝库。龙门，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伊阙”，香山（东山）与龙门山（西山）东西对峙，伊水从中流过，形成一座壮丽的门阙。后因处于隋唐帝国之南，又称龙门。所谓“石窟”，就是在石壁山崖上开凿的洞直，或是天然形成的石洞，用以藏身或贮藏食物和东西。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已利用天然石洞描绘动物形象和生活情景，然而以石窟寺的现象出现并作为佛教信徒、僧侣礼佛和修行的场所，却是在古印度兴起佛教后出现的。由于山林的幽静、神秘、石窟的冬暖夏凉，依山雕凿石窟比用砖石筑的寺院便利耐久，所以在古印度出现了集建筑、绘画、雕凿艺术之大成的石窟寺。这种石窟寺艺术，随着僧侣的传教活动传入我国的边疆和内地，同我国民族特点和传统的各种艺术技法风格融合交汇，成为我国的一种特有的雕刻、彩绘工艺。我们今天要看的龙门石窟就是我国众多寺群中的瑰宝之一。龙门石窟群的雕刻，除了前面所说的有利条件外，还有个不可忽视的自然条件。伊水两岸的山崖都属于古生代寒武纪和奥陶纪的石灰岩层。其石质坚硬、结构紧密，不宜风化和大面积脱裂，很适合于艺术造像，与其他砂岩石相比，有着宜于保存的有利条件。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是继甘肃的敦煌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之后由皇室开凿的又一大型石窟寺群，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先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延至清代。前后400多年。其中大规模、有效率的营建约计150年左右，分别出现在北魏（占40余年）和隋唐（约占110年左右）时期。龙门石窟的大大小小的佛龛、石像沿伊水两岸星罗棋布的在龙门东西两山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龙门石窟修建于隋唐是模仿云岗石窟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其载体大都为石头，位于洛阳城南13公里的龙门石窟就以石刻的形式记下了公元五世纪到十世纪之间那段已经消失的文明。龙门石窟开凿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北宋诸朝，开凿时间长达四百多年。据统计，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十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多块，佛塔70余座。代表了不同时代的雕凿风格，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时尚。龙门，最具永恒魅力的当属奉先寺。这是一组斩山为石、依崖临壁凿就的群像。主佛卢舍那是中国古代人物雕塑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她丰颐秀目，仪表堂堂，一泓秋水般深邃的目光微微向下俯视，默默传递着慈爱与安详，洋溢着关注人间和洞察一切的智慧之光。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最大的皇家雕刻艺术宝库。追溯渊源流长的历史，拂去千年岁月的风尘，龙门石窟，这朵石刻艺术奇葩，将永远的绽放在世界的东方。 龙门石窟位于中国中部河南省洛阳市南郊公里处，龙门峡谷东西两崖的峭壁间。因为这里东、西两山对峙，伊水从中流过，看上去宛若门厥，所以又被称为“伊厥”，唐代以后，多称其为“龙门”。这里地处交通要冲，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是文人墨客的观游胜地。又因为龙门石窟所在的岩体石质优良，宜于雕刻，所以古人选择此处开凿石窟。龙门石窟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公元471～477年），大规模营建于北魏、唐代，后经历代修建而成，迄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龙门石窟南北长约1公里，现存石窟1300多个，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佛像97000余尊。沿西山石栈道缓缓而行，古阳洞、宾阳洞、万佛洞，洞洞有典；魏晋南北朝、唐代造像，代代不同。最显赫最精美的是奉先寺群像和卢舍那石佛，充分显示了唐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技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火车站乘81 53 60路公交车直接到景区,门票80元,有学生票.

1993年，配合“八五”保护维修工程进行的窟前遗址发掘是继敦煌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发掘之后又一次大型石窟寺窟前遗址发掘。经过近两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共揭露遗址面积4000余平方米，清理出石砌河坝遗迹一道，建筑遗址4处，出土各类遗物2000多件。这次发掘初步探明云冈石窟窟前建筑遗址脉络，再现了云冈石窟的历史面貌，堪称建国以来石窟寺窟前遗址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其中第三窟遗址发掘成果被评为“93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研究院专业人员在各类专业杂志刊物上发表云冈石窟研究论文百余篇，与此同时，还系统出版了以下书籍：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1991年由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出版《中国石窟·云冈石窟》；199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型画册《云冈石窟》和《云冈石窟》说明书；2001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云冈》；200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云冈石窟编年史》、《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护卷、研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