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研究云冈石窟的论文

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佛教提倡遁世隐修，因此僧侣们选择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以便修行之用。印度石窟的格局大抵是以一间方厅为核心，周围是一圈柱子，三面凿几间方方的“修行”用的小禅室，窟外为柱廊。中国的石窟起初是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开凿的，多建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 聂还贵 中华书局《云冈石窟双窟论》 王建舜 中央文献出版社《历代咏云冈石窟诗萃》 韩府 中国文史出版社《云冈佛经故事》王恒 山西人民出版社《云冈石窟文化》 赵一德 北岳文艺出版社《中国石窟寺研究》 宿白 文物出版社《云冈石窟艺术审美论》王建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云冈石窟编年史》 张焯 文物出版社《云冈石窟百年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

书名:云冈石窟线描集

原价：元由人民美术出版社; 第1版 (2008年6月1日) 出版日期： ISBN：9787102043234 字数：页码：91 版次：装帧：平装编辑推荐《云冈石窟线描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内容提要《云冈石窟线描集》作者用线描图的形式，认真地模仿、谦虚地学习、忠实地测绘、潜心地钻研、完整地记录，不但熟练把握了云冈造像的“形”，而且成功体现出云冈佛像的“神”；不仅以线描、临摹作为自己绘画生涯的起始，甚至以此作为研究、展示、宣传云冈的毕生追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敬业精神。该书的出版有益于我们对佛教石刻艺术的研究，有益于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有益于我们艺术家自身的成长。

这本书如果你没有，那你真的很可惜了。提议买下来收藏。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因病于2018年2月1日6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宿白， 字季庚，1922 年8 月3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1944 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 1948 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 1950 年任文科研究所考古学研究室讲师, 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编目员。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 兼教研室副主任。1956 年晋升副教授, 1978 年晋升教授。1979 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 同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3 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首任系主任, 兼北大学术委员, 同年担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同年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 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他曾访问日、韩、法、伊朗等国, 进行考古方面的学术交流。2000 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后，宿白先生担任第一任系主任宿白先生长期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佛教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学、建筑考古、雕版印刷和版本目录学等领域的成就卓著, 出版有《白沙宋墓》、《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辑稿》、宿白未刊讲稿系列等著作, 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位历史考古学领域集大成的学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上代表学会发言,评价宿白先生的杰出贡献时说: “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宿白先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百科全书式的教授。”宿白, 1922 年8 月3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度过。“九一八” 事变之后, 东北被日本占领, 伪满时期, 历史、地理两门课程只讲东北不讲中国, 而学校越是不讲, 学生们就越想知道。1939 年, 宿白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 1940 年来到北京, 开始了他的治学生涯。那时的历史课程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 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 这些知识都是宿白先生以前没有接触过的, 对这些课程充满了好奇。当时北大有一些著名的学者, 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被迫关闭之后, 一些老师转到北大来, 充实了北京大学的教学力量。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课程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 学生可以自由选听自己喜欢的课程。1944 年宿白本科毕业以后, 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在北大求学期间, 一些外系的课程给宿白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甚至影响到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其中冯承钧先生讲授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课程, 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授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容庚先生讲授的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知识,哲学系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课程, 对宿白后来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宿白的职业生涯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的。抗战胜利以后, 冯承钧先生将宿白推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后来, 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 冯承钧先生又向考古组主任向达先生推荐了宿白。向达和毛准两位商量之后, 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上班, 下午到图书馆上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2 年院系调整, 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 宿白才离开图书馆, 正式来到历史系工作。宿白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 参与李木斋藏书编目等工作, 在图书馆的工作为他后来的版本目录、雕版印刷等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所以, 宿白对北大图书馆的感情深厚, 他深情地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 我一辈子的科研教学都在北大, 受惠于北大图书馆,因此, 我的书还是捐给北大图书馆。如今他的藏书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其中完成编目的有近一半填补了馆藏空白。宿白是为学术而生的人。他在给沈阳市考古研究所的题词中写到: “致学存乎心, 补拙莫如勤”。他治学勤勉, 在将近70 岁高龄的时候开始整理原来调查的西藏寺庙资料。后来出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被学术界称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宿白曾于1956 年6 月、1988 年8 月两次赴藏调查, 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大部分佛教寺院, 1959 年, 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文物局组织人员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 宿白先生第一次进西藏, 在那里待了5 个月。身体健康的他基本没有什么高原反应, 在解放军的配合下, 宿白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 就没继续管这批资料。1988 年, 西藏文管会邀请宿白第二次进藏。他发现许多寺庙在“文革” 当中被破坏掉了。回京之后, 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 经过七八年的艰辛努力, 1996 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写作可谓是呕心沥血, “写的时候, 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候。” “只盼能有益于今后的工作, 无法顾及其它。”《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附录的《征引汉译藏文文献简目》共收录40 种重要的藏文史书, 但从注释看, 作者参考的藏文史料远不止这些。其中有些书“即使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专家, 似乎也难有人全部通读。由此可见, 作者收求之勤, 用力之苦”。宿白为西藏历史考古付出的超常努力和汗水, 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强烈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自公元7 世纪中叶迄20 世纪50 年代, 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 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 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因此, 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 其意义和价值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 也关涉到西藏历史时期其他诸多方面。比如宿白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 发现了11 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 透露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的信息, 而这些内容是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下来的。在宿白之前, 中外学者对藏传佛教遗迹也进行过许多调查和研究, 但正如罗炤先生所言, 以往的工作多是局部的, 尚未形成综合的系统, 研究的深度也远远不够。宿白通过54 处寺庙、约89 座建筑材料的细致比较分析, 主要从寺院建筑的建筑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筑中常见的柱头托木演变等方面, 结合中外文献, 将西藏主要佛教寺院分为了五期, “它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西藏寺院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标尺。” “特别是又将每期寺院建筑的变化, 置于西藏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 分析了政治形势, 宗教发展, 内地影响乃至外部入侵等大环境和因素对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表现了作者高远博大的史学家目光。”《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的好多插图都是宿白自己画的, 宿白当年在西藏调查寺庙, 条件有限, 不可能用尺子测量。他画的图, 虽然大都采用步量或目测的方法,但相当准确。“宿白早年曾师从董希文学画, 具有较强的观察和构图能力, 他两次进藏考察时, 每至一地均注意以图形记实物, 时间和条件有限, 就以步测、目测、手绘, 整理了大量珍贵的摹写草图”, 这些草图成为西藏寺庙分期的重要依据, 也成为现在一些寺院复原的基础。宿白是中国佛教考古学的开创者。他十分注重田野工作。在《我与佛教考古学》中, 他强调“考古学是以调查、发掘为手段, 强调实践的学科, 中国佛教考古学也不例外。调查、发掘、强调实践, 就是要以理清遗迹演变的过程为基础, 然后再结合文献, 进一步分析遗迹的性质与历史。对寺院遗迹是这样要求, 对石窟遗迹也是这样要求。”宿白与佛教考古结缘, 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 这一年假期, 宿白和另外一个同学去了一趟距北京不远的山西大同, 云冈石窟近20 米高的北魏石雕大佛给他留下了很是震撼的印象。云冈石窟是宿白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处石窟, 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宿白在讨论“云冈模式” 的时候所说: “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 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 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 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 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 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 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 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 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 世纪后半叶到7 世纪前叶) 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 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 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 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1947 年, 宿白在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 于缪荃孙抄自《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志》条所引《析津志》文内, 发现一篇元代人熊自得抄录的2100 余字《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 文中记录了云冈石窟在历史上的重修情况, 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从不为人知的文献资料。1951 年, 他完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之初稿, 这是宿白将古代文献引入石窟寺研究, 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标志。宿白在《校注》中指出, (碑文) “记述详细, 征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 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 而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 也正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 通过碑文提供的新资料, 结合当时国内外对云冈石窟所做的考古调查、清理和挖掘, 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以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

学术界对其开凿的年代一直说法不一。

如目前主要是“和平说”，其次是“神瑞说”和“兴安说”。

作为中国的国宝、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很有必要探讨其准确的开凿年代。

“神瑞说”——唐代文献有误 神瑞年间（公元414年—415年）开凿云冈石窟的说法，主要依据出自《大唐内典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的记载： “道武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

……生知信佛，兴建大寺。

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 其后历代都有一些典藉引此为据，沿用此说：“始于神瑞，终于正光。”此说存在着严重的年代差错，同时也与史实不符： 首先北魏道武帝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后，只有天兴和天赐两个年号，根本就没有神瑞这个年号。

这个年号是北魏明元帝的年号。

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到神瑞元年 （公元414年），前后相差16年。

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也不是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后者早前者38年。

也就是说：在晋孝武帝太元元年时，道武帝还没有迁都平城，显然也不是晋孝武帝的太元元年。

在《魏书·释老志》里，提到有关神瑞年间的佛事活动时，仅说：“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并没有提到“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这一佛教界的盛事。

其二，太武帝（公元424年—451年）“灭佛”是件大事，更是北魏京城佛教界的一道劫难门坎。

即使是灭佛前曾经开凿了佛窟，在灭佛中也会遭到大规模的毁坏，尤其是在京城近郊开凿的佛窟，更是难逃毁灭之灾。

但是，这些在当时佛教界占有重要位置的石窟寺被毁情况，《魏书》却对此没有一点记载。

就是北魏以后各代，直至近代的正史或野记中，也均未见灭佛时云冈石窟被毁坏的记述。

其三，在云冈石窟保存至今的现状中，历代研究者很多，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中外有志于研究云冈的学者，都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考察研究，或测绘拍照，也均未发现大规模的明显的“灭佛”痕迹。

以上这些，也说明“神瑞说”是很难成立的。

近代学者陈垣先生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中，就对“神瑞说”提出了质疑：“魏太祖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县，所谓恒安之都也。

《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

太宗践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

曰京城五级佛图，则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

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绝无影响。

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 学者宿白先生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中，也以陈垣先生之文为据，对“神瑞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再从神瑞年代的历史条件的现实看： 在 《魏书·帝纪》中看到：从道武帝迁都平城（公元398年）到明元帝的神瑞初年 （公元414年），仅16年的时间。

刚刚迁都时的平城十分荒凉。

要在这种基础上建造一座都城：宫殿、住宅、城池等牞尚属草创时期。

其工程之浩繁，耗费之巨大，这对一个游牧的马背民族来说，其艰难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和平说”——理解文献有偏差 和平年间（公元460年—465年）始凿云冈石窟，并完成“昙曜五窟”的说法，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似乎已成为主要说法。

其依据是《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师贤卒。

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

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

帝后奉以师礼。

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 上述引文叙述了在两个年号期间所发生的事。

第一个年号：和平初（公元460年）发生的事，道人统师贤去世了。

由昙曜接替道人统一职，同时更名为沙门统。

第二个年号：在提到昙曜接任沙门统时，追述了“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发生的事：集中介绍了昙曜其人和作为。

即昙曜在兴安二年赴京，受到文成帝的信任，“奉以师礼”，昙曜建议并开凿武州山石窟等作为，因而受到了文成帝的赏识而被重用。

这第二个年号所追述昙曜的这些经历和作为，都是为了说明昙曜不仅机遇好——马识善人，而且有能力有作为——开窟造像，所以在和平初才被文成帝委以重任——沙门统，顺利接了师贤的班。

这就解释清了昙曜之所以能够接任沙门统的原因，以免读者唐突生疑。

这是《魏书》作者以果追因的插叙笔法。

这个插叙所交待的是“复佛法之明年”，至和平初之前的九年间的事情。

这与和平初是两码事，是不能张冠李戴的。

“和平说”则正是把这九年间昙曜的作为，都简单地算到了和平初。

再从现存石窟的规模和雕饰现状看：“和平说”认为仅用和平年间的五年时间就完成了“昙曜五窟”。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以目前所被认为的“昙曜五窟”，真的是“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整个工程浩繁艰巨，造型雄伟壮丽，雕刻细腻优美。

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生产力十分低下落后，雕凿条件原始简陋。

开山时大兵团参与还可以，但开凿五窟时人再多拥挤着也用不上，而雕凿佛像时能用之力则少之更少。

这要在和平时期 （公元460年—465年）的短暂时间，去完成如此五个大窟（按目前认定的第16窟—第20窟）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其高超的艺术水平来看，是不可能完成的。

“兴安说”——与文献记述较符合 “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是被“和平说”所忽略的一个重要年号。

前段引文中，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后，插叙了一个重要的年号——“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以及在其后九年里所发生的一些有关昙曜的重要事情：昙曜在兴安二年来到京城——平城，虽然此时师贤还是道人统，但昙曜仍然受到了文成帝的信任和尊重，被“奉以师礼”。

昙曜这时也就有了“白帝”的有利条件和机会，便建议并“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但一些学者可能只注意了这段文字最前面的“和平初”这个年号，而忽略了其后的“复佛法之明年”（兴安二年）这一年号，自然就将“白帝”和“开窟五所”，都前移到了引文开头的“和平初”了。

使“复佛法之明年”发生的事情，也就张冠李戴到了“和平初”。

其二，上述引文中的“白帝”的“白”字，在此处不同于引文后面的 “奏”字：兴安二年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并没有任何官职，自然是不能在朝堂上与大臣们同朝列班议事的。

但他能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在朝堂下进行交谈。

《魏书》作者在此处用“白”字，而不用“奏”字，是很有用心的：这既从侧面有区别地标明了昙曜的民间性质的身份，也说明了这是在朝堂下的谈话或建议、请示，以及此后的行动。

引文后面用“奏”字，而没有跟着也用“白”字，则是为了区别于前者，说明这时已是在“和平初”，昙曜就任了沙门统，有了在朝堂上议事的官职地位后，这是在朝堂上的正式表章或建议、请示。

“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正是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在朝堂下与文成帝的交谈中提出的建议和此后的行动。

其三，“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魏书》的作者魏收，对昙曜主持开凿五窟这一业绩的记述和评价。

如果有人说这四句话也是昙曜说的，那么“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两句，显然是对自己这一业绩的自我表扬，甚至成了自我吹嘘！佛教徒的戒律中就有一条是：戒“妄语”。

作为得道高僧昙曜是绝对不会口出这样的“妄语”的。

但作为后世的魏收，在完成《魏书》时，已相去百年。

当他在写到昙曜向文成帝请示建议，并开凿了石窟的时候，他对昙曜开窟造像的成功与否，以及世人的看法评价，已经有了与同类事物作出客观比较鉴别的时间与空间。

便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和高度评价，用“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来评价五窟，则是用语贴切，评价准确。

《续高僧传·昙曜传》也可以做个旁证： （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建也。

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

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

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

栉比相连，三十余里。

东头僧寺，恒供千人……。”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既说是恒安石窟通乐寺，它就不是一座砖砌木搭的普通寺院，也不是一个可供暂时栖身的小洞穴。

而是已开凿成功的石窟寺。

“住恒安石窟通乐寺”的“住”字，值得研究。

通过这个“住”字，说明“和平年”恒安石窟（云冈石窟）通乐寺已经完工，这样才能让这位被文成帝“奉以师礼”的沙门统高僧昙曜居住。

再者，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按“和平说”的五年工期算，即使动工三年的施工 *** 期间，也无法让昙曜这个沙门统居住的。

这也反证如果按兴安二年开工，到“和平初”，已施工十来年，通乐寺先大体完工可以住人，也在情理之中。

可能有人怀疑《续高僧传》不能为昙曜作证。

其实两书的作者相距并不太远：《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才撰写完成。

其后，在作者生前死后，各修订过两次，始成定本。

《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据载他是唐贞观之初 （公元627年）收集整理资料，于贞观十九年完成此书。

即使不按《魏书》四次的修订来算，从脱稿到道宣的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只相距73年。

也就是说二人虽不是同时代的人，但相距不远。

所以，唐代道宣的记述，是从侧面提供了昙曜活动年限的依据，也应是可信的。

从上述《魏书》的“复佛法之明年”的“白帝”……到《续高僧传》昙曜“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这些记述文字前后联贯在一起看：云冈石窟的开创年代应当是兴安二年。

是一位叫“王剑霓”的太原人，在普查地名时，发现当时蒙山附件有很多地名都带着一个“寺”字，还有一处地名叫做大肚崖。他觉得非常之奇怪，于是展开了实际的详细调查。

经过调查他发现，实际上大肚崖是大佛的胸部，胸部以下都埋在厚度大数十米的土中，而且佛像背后的山崖顶上，大约还有500米的古建筑遗迹，他万分激动，因为这很可能是消失数百年之久的蒙山大佛。

经过挖土之后，大佛终于又重见天日，可是遗憾的是风化很严重，而且头部也没有了，但是消失数百年的大佛重见天日，不论对于佛教文化，还是对于佛学古文化，都是是一件幸事。

开化寺建于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9年），北齐文宣帝高洋赐额“开化寺”。寺后凿石修路，在寺后一里处依山凿刻佛像，即蒙山大佛。当时太原被称为晋阳，是北齐王朝的陪都。

北齐太祖高欢在此创业，击败尔朱荣，后来实际掌控东魏朝政，为北齐的建立打下基础。

此后北齐各代帝王常往来于首都邺城和别都晋阳之间，相当重视对晋阳的建设。按照五代苏禹珪《重修蒙山开化寺庄严阁记》中的记载，《北齐书》等史料中北齐后主高纬“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说的就是蒙山开化寺大佛。因此，蒙山大佛有时也被称为“晋阳西山大佛”。

蒙山大佛为利用陡直崖壁开凿而成，位于蒙山近山顶处。佛龛为摩崖敞口式，宽米，进深17米，平面大约为半椭圆形。佛像头部已经遗失，山与颈部平齐，研究者推测当时此处很可能有自然突起的岩石，开凿时将它刻成佛头。

佛像背后的山崖有大片平地，上有寺院遗址，散落有残碎砖瓦，还有刻着“杭州天目山峰彻禅师”的断碣。蒙山大佛为单体佛像，龛内外没有胁侍像的遗迹。

大佛头部遗失。颈部直径5米，高2米余，有三条阴刻项线。颈部至腹部高22米，两肘间距米。两肩平而宽，胸胛肥厚，身形壮硕。

由于大佛的岩体为疏松的砂岩，风化、崩塌相当严重，佛像衣纹服饰已无法辨认。佛像的胸部存有若干排小方孔，据推测为重修大佛时留下的遗迹。佛像小臂长12米、宽米，保存较为完好。佛像施禅定印。右手长米，手掌及小指尚存；左手已残。两手之下为条石补砌的双腿，高3米，结跏趺坐式。腿下为条石台基。

双腿和台基均为重修大佛时砌。研究者认为，佛像原来的坐姿虽未必是重修时的结跏趺坐，但是由两手的禅定印判断很可能就是结跏趺坐式。宿白根据清理前的遗迹推断蒙山大佛是倚坐的弥勒佛。然而，清理之后的佛像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并不是倚坐的佛像。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蒙山大佛可能是释迦佛。

理由之一是《重修蒙山开化寺庄严阁记》提到“成招提之胜因，侔释迦之真相”；另一个理由是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第20窟的释迦佛也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与蒙山大佛相同。

蒙山大佛自双腿下部至颈高约30米。研究者按照双肩宽度18米估计佛像头部高度大约十米左右，即蒙山大佛通高为40米，加上后世重修时增砌的6米高的基座，总高度大约46米。

这与史籍的记载有所不同。唐代的《冥报记辑书》记载蒙山开化寺大佛高二百尺。按唐代一尺合现代米，唐代记载中蒙山大佛的高度为59米，比蒙山大佛的实际高度多十几米。一些媒体按现代一尺合米计算，得出蒙山大佛的高度为66米；也有媒体计算为63米；还有媒体称蒙山大佛“通高（大佛站立高度）66米”。

这些媒体由此认定，蒙山大佛比55米高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还要高。甚至有媒体声称，蒙山大佛与乐山大佛、巴米扬大佛齐名，并根据三者的高度关系（认为蒙山大佛高66米）将蒙山大佛称为“世界第二大石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