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命可违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孟子、朱熹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天”是“理”的本原，人所具有的观念（理）是出自于“天”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朱熹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三国演义》对于“天”的认识与孟子、朱熹的认识是一脉相通的。书中并没有关于灵霄殿、冥府、龙宫等神仙机构场所的描写，也没有出现玉皇上帝、菩萨、龙王等神仙人物，但却大量谈及“天数”、“天命”、“天运”、“天理”、“天道”等。书中人物并不是通过“天”的艺术形象来认识“天”的，而是从对于“天”的崇拜观念出发来认识“天”的，他们对“天”的认识基本上是抽象化、理念化的，是唯心主义的。《三国演义》第86回中，写蜀国的学士秦宓向吴国的使臣张温言天之理，说：“昔混沌既分，阴阳剖判；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所言之“天”似当为由物质所构成，但他仍不知“轻清之外”“还是何物”，而自称“无所不通”、“无所不览”的张温也“无言可对”。他们对于“天”的认识相对是肤浅的，唯物的观点很抹糊，而更多的人物对“天”的认识则是唯心的，认为天是有“天命”、“天理”、“天道”、“天运”和“天数”的。《三国演义》认为“天”有“天数”，而地上国家则有“气数”，“天”的“天数”决定人间国家的“气数”。国家存亡系于天命。书中写汉朝的传国玉玺上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汉家气数”是由“天数”决定的。书中虽然也说汉末“致乱之由”是“桓灵二帝”的政治****，但同时也强调：“汉朝天数当桓灵”（4回）、“汉家气数已尽”（8回）；作为对汉末三国晋初历史变化的归结，书中借后人之诗说：“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119回）；“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120回）。点明“天下大势”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由“天运循环”决定的。正是认为“天数”决定国家“气数”命运，三国时期政要人物都注重以“天数”、“天意”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辩护。曹丕为夺取政权，让他的心腹王朗逼迫汉献帝禅位，就强调汉室“气数已尽”，而“天之历数”已在曹氏（80回）；蜀汉为建立封建割据政权，也借“天意”制造舆论，诸葛亮劝刘备做皇帝时称：“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刘备登基自称是“天命不可以不答”，也是借“天命”为自己做皇帝加以遮饰。他们都称自己的“君权”是“天意”神授的。《三国演义》认为“天”是变化着的精神本体。“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14回），书中许多有影响的人物都有这种思想。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时册曰：“天命不于常”（80回）；诸葛亮北伐前说：“天道变易不常”（91回）；王朗与诸葛亮争论时说：“天数有变”（93回）；司马师也说：“天道三十年一变。”（108回）但是《三国演义》中所表述的天数的变化并非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是没有质变的量变过程，是一种“天数”的循环。由这种天数的循环导致的天下大势分合的循环，自然也是一种量变过程而非是一种质变过程。《三国演义》认为“天”是有意志和情感的。所谓“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说法书中随处可见。董卓死后迁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以至“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书中说：“天之怒卓，可谓甚矣！”（10回）《三国演义》中人物也深信有“天意”。庞统、法正等劝说刘备谋杀刘璋，夺取益州，刘备便深恐“上天不容”，而法正则认为是“顺天命”，是“天与（天意赞许）”（60回）；诸葛亮擒获孟获，蜀军历遭“哑泉、灭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而能无恙，诸葛亮也以为“岂非天意乎？”（89回）；诸葛亮与王朗论辩，也说：“今幸天意不绝炎汉”（93回）；而诸葛亮临终为自己未能完成“恢复中原，重兴汉室”的大业而遗憾之时，仍认为不是自己不“竭忠尽力”，而是“天意如此”（104回）。可见刘备、诸葛亮都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而且这种“天意”主宰着人事，令人警惧。在《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都认为“天”不仅主宰着无穷世事和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区别善恶而给人以佐助或惩罚。书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时，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赐”一类的话语，而乏助或失败之时，则多言“天灭”、“天亡”、“天丧”、“天败”一类话语。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祭过天地，有客人来投，并献良马金银等相助，刘备就认为这是“天佑”（1回）；汉少帝被常侍张让劫持，迷路，“正无可奈何”之际，“忽有流萤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飞转”，陈留王便认为这是“天助”（3回）；官渡战败，袁绍身处绝境，自己便以为是“天丧”（31回）；刘备身处危境，“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便自认为是“天亡我也！”（64回）。其实书中这些人物并非真的受到“天”的佐助或惩罚，而是他们从自己的理念心态出发，将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以“天意”加以解释。《三国演义》认为行德政者和有德者是天命之所归，“天命不于常，唯归有德”（80回）；“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归有德之人”（93回）。书中以蜀汉体现德政，故蜀汉人物多得“天佑”和“天助”。《三国演义》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而且“天”又是公正的，“天意无私曲”（9回），所以书中便十分强调“顺天命”。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对刘备说：“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37回），他强调“人”不能与“命”争，“理”不得违“数”，就是说人不能与天数、命运相对抗，而应顺从天命。曹丕心腹王朗与诸葛亮论辩时，更借古人之言提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观点（93回），肯定“天”是决定国家昌盛和败亡命运的主宰者。诸葛亮与王朗论争，不仅不否认天意，而且也以“天意”立论，说“不绝炎汉”也是“天意”。司马懿指出诸葛亮勉强攻打中原是“自负才智，逆天而行”，因此结局必然是“自取败亡也”（102回）；诸葛亮自己也承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103回）；他得知自己“命在旦夕”后，曾设法祈禳避灾，但终于没有成功，便深有感慨地说：“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103回）。诸葛亮本是一位胸怀大志，富于才智，而又欲有所作为的人物，他都无奈于天意，难逃定数，其他凡夫俗子就更应顺从天命了。人的生死成败系于天命，人的才智在天数天意之下是难有作为的，这种消极的思想使《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染上了悲剧的色彩。《三国演义》在强调顺天命的同时，还强调天人合一，认为只有顺人应天，政权才能巩固，功业方能成功，所以书中许多政要人物都大谈“顺人应天”。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为献帝，策文就说这是所谓“应天顺人”（4回）；王允假意劝董卓效“禹之继舜”的方式即帝位，也说是“正合天心人意”（8回）；谋士郭图劝袁绍联结刘备剿灭曹操，说是“上合天意，下合民情”（22回）；阚泽至曹营下诈降书时对曹操说：“某等非为爵禄而来，实应天顺人耳。”（47回）；孔明等人劝刘备即帝位，也说是“应天顺人”（73回）；孙权劝曹操“早正大位”，也说是“应天顺人”（78回）。书中三国重要人物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一再强调“天与人归”、“天人之应”、“应天合人”、“天心人意”，强调“上合天心，下顺民情”、“上合天意，下合民情”。这种把“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正是汉儒和宋儒颇为提倡的，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程颢说：“天人本无二”（《二程全书·语录》）；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朱子类语》），《三国演义》中的顺天应人的天人合一说显然是受汉儒和宋儒思想影响的结果。在《三国演义》中，所谓“天意”是通过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一套完整的预示体系显现出来的。书中认为预兆吉凶，星辰明晦，天文乾象变化，谣谶梦幻暗示等都是“天意”的表现，故此书中非常重视各种预言、预兆等的描写。《三国演义》言及“夜观乾象”、“仰观天文”、“夜观星象”之事约有二十余处。多以星象天文预应政事大局和将帅杰出人物的吉凶。如太史令王立“仰观天文”，便预言“大汉气数将终，魏晋之地，必有兴者。”（14回）暗应曹魏立国乃天意所定。又如官渡之战前夕，谋士沮授仰观天象，预言“恐有贼兵劫掠之害”，袁绍不听其言，就被曹操烧了乌巢粮草。曹操见“南方旺气灿然”，心中就想到东吴孙权”恐未可图也”（33回）。谯周见“北方旺气正盛”，就劝诸葛亮不要勉强伐魏（91回）。至于描写孙坚、周瑜、庞统、关羽、张飞等人之死，天上都有将星陨落，诸葛亮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便知自己“命在旦夕”等，均是强调天人相应，而人则据天象揣知所谓“天意”。《三国演义》中善观天象、预测吉凶的人物并不多，以诸葛亮为最善，其他如谯周、殷馗、沮授，以至曹操、刘备、司马懿等也都程度不同地通晓天文星象。

1 人的力量永远拧不过自然力量 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和自己死磕的一生。在此之前，他说：我一生不相信两样东西，一是不迷信风水，二是不信命。 但是当他的经历与阅历丰富后，他开始渐渐既相信风水，也开始信命了。 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成功人士，大富豪都信风水呢？为什么这些厉害的人喜欢研究曾国藩呢？其实，他们信风水，都是受到了前人的启发。 而李嘉诚，马云，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比尔盖茨等，他们都非常相信风水。 在此之前，曾国藩对敬仰已久的祖父所吸引，他的祖父三不信，不信风水先生，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不信大夫。这也影响了曾国藩，在这一阶段，曾国藩并没有对风水达到笃信的态度，直到他的家庭的家运出现了变故后，他就一度真正相信了风水。 其实，许多人之所以对“超自然的力量”产生迷信，是因为靠自己经验来判断的。但是，大多数时候，人的经验并不一定灵验。 再加上祖母去世，更让曾国藩认识到“自然力量”是人为无法控制的。当时祖母去世，祖父要求埋葬在自己喜欢的木斗冲，人们都劝他祖父，这地方风水不佳，但祖父决定的事怎么能改呢？ 曾国藩只能同意，但令曾家意外的是，祖母埋葬后，家里喜事连连，祖父病好了，家里还添了三个男丁，曾国荃还中了秀才，曾国藩也开始升职加薪。 这怎么回事呢？曾国藩思考到，很显然是祖母埋葬的地方风水不错，才得以让曾家财运顺风顺水。 他自己认为，风水这种自然力量乃是老天爷授予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控制的。 他还通过研究生物头部的朝向，搞明白了人，动物，植物的本质区别。 他说:天圆地方，人的头是圆的，像天，脚是方的，像地。人直立行走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所以能接收天地之正气，有知识，懂道理。 而动物脚向下，但头却朝前，所以只能接收天地的偏气，只懂一个模子的知识。比如乌鸦叫表明有坏事发生，狗只会看门，牛只会犁地。 理学认为，万物由太极之气演化而来，既然是气，就可以相互通灵感。而朱熹认为，人就是由气演化而来的，用来解释鬼神。 的确，人们常说，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只要不咽下去最后一口气，说明这个人还是有点救呢。 所以，既然身为一个人，那就要争气才对。 2 天命难为，尽人事，还需听天命 当曾国藩有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阅历的时候，他开始相信风水之上，还有更神秘，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其实，早在殷周时代，人们就相信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主宰一切。 其中孔子就信天命，他时常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而人们常说，命由天定，就是说天命的伟大，就在于天命的说一不二，不可动摇。 早在中国文化里面，天命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 你可能听过，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朱熹说，命运决定性格。也就是说人的富贵贫贱皆有定数。 如果你读过曾国藩，你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人定胜天”主义者，他非常相信意志的力量，并且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力量，都可以脱胎换骨。 那是因为青年时代的他，阅历资历尚浅，对他而言根本不懂天命是什么东西？ 也就是我们说的年少轻狂，胜者为王。其实，这些没用的话，你只能在年轻时过一下嘴瘾而已。 但是现实是，很多时候，人的努力和收获并不成正比。 有的人，天生就不是学习的料，但是走入社会之后却可以干大事，有的人起点低，但是事业做的非常大，有的人，虽然生在富家贵族，但是一生却一事无成。 因此，天命就像女人的心难以琢磨，你不知道下一秒它会带给你什么？这也许就是天命，神秘的原因吧。 就像曾国藩一样，他的一生有太多的意想不到，28岁之前，他考秀才考了7次才成功，考进士也落榜两次，他始终也料不到自己从28岁起自己的命运又开始顺风顺水。 因此一个人的成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决定的。他很早就认为，对于建功立业来说：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 3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一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组织能够决定的。 它的背后有着天时，地利，人和，历史，人性等很多层次的力量，而一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才刚开始太平军兴起的时候，很多清朝将领，想要灭了太平军天国，他在那时太平天国的势力正在处于上涨时期，而曾国藩后来率领湘军能够取胜，是因为当时的太平天国内乱，以及后期施政暴乱有关系的。 因此经历了这些之后，曾国藩认为，人的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相当窄，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要重要。 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也是，人定胜天，是主观能动性的，但是现在想想，人与天，这就是主观与客观，主观怎么可能大过客观，人怎么能胜天呢？ 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真相就是天命难违，反之，生命这场游戏，就彻底失去了它自身的魅力。 但是，正因为天命不敢违抗，所以这场游戏才不会结束，既然游戏不会结束，干嘛去在乎输赢呢？ 尽人事，听天命，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