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のお正月と异なっているところ就可以了，但是注意一定要写成中日，不能写成日中，否则就是立足点不对，写论文的话这种事情一定要注意的．前面两位的说法也是可以的，只除了中日．
日本与我国一样也有过新年、春节的风俗，可是由于日本人在饮食、服装、建筑等方面的日益西洋化，因此一些古老的传统风俗也随之发生变革。当今的日本将新年做为最隆重的节日，而春节在城市却渐渐地被人们忘却，只有在农村还残存着过春节的习惯。现在，还有不少人将“圣诞节”做为最隆重的节日。在辞旧迎新的年尾，日本各机关、公司从十二月二十八日就停止办公，而去忙于年终的应酬。在此期间各机关、公司都要大摆宴席款待下属职员，举行“忘年会”。“忘年会”是让下属职员忘却过去一年中的辛劳劳累、忧愁烦恼而举行宴会。一月一日至三日是节假日，四日这一天是上班，可是，男职员穿着漂亮的西装，女职员穿着艳丽的和服，大家高兴奋兴地来到本单位彼此间相互寒暄一番就下班了。 年前，贺年片成了人们抢购的热门货，各邮局从十一月初就开始出售，日本每年大约出售二十多亿张。日本各地邮局统一从十二月十五日受理邮寄贺年片的业务。东京邮电总局对最先投寄贺年片的三百人赠予非凡纪念册。一个日本职员一般都要寄几十张贺年片；寄给外地的亲朋好友，或本地无法拜访的顶头上司。在贺年片上一般都写些“谨贺新年”、“新年好”、“请今年多多关照”等祝词。日本从一月一日至七日期间各家门上都挂上装饰松枝，所以，人们也称新年为“松之内”，在“松之内”以后投寄的贺年片就不能写“谨贺新年”了，而要写“寒中见舞”。(一月六日至二月四日称“寒中”，“见舞”是问候之意。)另外，年终之时，亲朋好友要互赠酒、紫菜等礼品，一些公司还要向一些单位、及知名人士赠予挂历。日本称十二月三十一日夜晚为“除夜”，这天晚上每家都吃团圆芥麦面条，因为面条代表着长寿。除夜，人们在家中或在寺院等待着午夜十二点的到来。这与我国人们等待听新年钟声一样，可是，日本的新年钟声确别具一格。十二点一到，日本全国各地寺院都要敲一百零八下钟，沉厚的钟声回荡在日本列岛的上空。关于一百零八下钟声的来源，众说各异。有人说是为了消除一百零八个忧愁烦恼，有人讲是为了赞颂一百零八位神佛，也有人解释：一年分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共计一百零八。“除夜钟声”响过后，人们各自怀有不同的宿愿，络绎不绝地走向神社寺院，参神拜佛。从一日至三日，日本各家各户都不动炊火，只吃年前做好的熟食。在此期间，人们还要吃年糕与鸡肉、萝卜混烩的年糕汤，也喝些酒以示祝贺新年的来临。 日本也有给孩子们“压岁钱”的风俗。新年期间一个孩子平均能得二、三万日元的“压岁钱”。“压岁钱”必须是崭新的纸币。日本银行为此而在年终发行一些新币，人们可以在各地分行兑换。一月五日，各地都为孩子们举行试笔书法大会。成千上万的孩子手拿毛笔，在雪白的纸上写下了新的一年中的第一个字。东京是日本最大的城市，在新年期间东京就出现一种“人口大移动”的现象。因为很多外地人在东京工作，辛劳一年，在年底要返籍探亲。另外，东京人又利用休假到外地旅游。使得平时交通堵塞，人群拥挤的东京显得冷清空荡。随着新年假期的结束，人群又像潮水一样涌回东京。
因为日本对白居易诗歌的研究远远深于、广于中国，素材非常多，所以建议选择以中日对白居易的诗歌研究为题，推荐:《琵琶行》、《长恨歌》
日本では、1873年より新暦に切り替わりました。1872年までは中国を初めとする旧暦を用いている国と同様に旧暦で新年が祝われてきましたが、现在は新暦の1月1日に正月を祝います。つまり、あと18日后です。日本の新年の行事は、アメリカなど欧米诸国よりは豪势ですが、中国に比べるとかなり简素です。一般的には1月1日から3日までの3日间を正月三が日（しょうがつさんがにち）と言い、その间をお休みとすることが多いでしょう。私は、中国との取引もしており旧正月には完全に业务が止まるため、中国人が今でも正月を祝う伝统を大切にしていることを知っていますが、それと比较すると、日本の正月は本当に简素化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日本では、年々正月でも働く人々が増えています。伝统的な正月の过ごし方としては、・神社にお参りに行く（江戸时代の伊势参りが简素化されたもので、明治以降鉄道の発展とともに定着した习惯です）・饼を食べる（各地の食材でアレンジされたお雑煮（おぞうに）と言われる饼料理を食べます）・おせち料理を食べる（正月休暇中、出来るだけ料理を作らないで済むように、豪势かつ日持ちのする伝统料理があります）・帰省して実家に集まる（现在の日本では、亲族の结束は中国と比べてかなり希薄な関系にあり、どうしても集まるというほどではありません）というのが日本独特のものです。また、正月になる前に、除夜の钟を闻きながら、年越し荞麦（としこしそば）と言って、荞麦を食べて厄を落とす习惯があります。日本では神仏习合と言って、中世以降、神道の神社と仏教の寺院が混ざり合った経纬があり、年越しに仏教行事、新年に神道行事が连続するのも、その名残りなのです。新年に用意するものとしては、上记の料理以外には、お年玉があります。これは、中国でいう「红包」と同じものですが、日本と中国では包み纸の形态が违います（この包み纸は文具店やコンビニ、スーパーなどで购入します）。
日语论文题目
学日语的朋友你们是否还在为选择论文得题目而烦恼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日语论文题目，欢迎大家阅读!
一、认知视域下的汉日场所惯用语对比研究
二、日语翻译实践中的误用表达分析
三、日语听力理解中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四、重命名翻译的必要性——以语用等效观看日语电影片名翻译
五、日语陈述副词“とても”考察——以“とても”与日语可能表达的共现为视点
六、民族地区高校二外日语教学改革初探——以吉首大学为例
七、日语助言行为中句末出现的“配虑表现”
八、现代日本人の集団意识の変化について
九、浅谈日语中的模糊〈暧昧〉表达
十、高校日语专业期末测试项目分析的基础研究
十一、日语学习中的日语汉字分析
十二、关于汉日同形词“意外”的对比研究
十三、独立学院“高级日语”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十四、体验式日语教学模式研究
十五、日语词汇对汉语的影响探究
十六、从四字熟语谈中日文化差异
十七、跨文化视域下中日敬语原则及翻译、表达策略
十八、中日对译过程中的“体”表现
十九、论日语教学的文化导入
二十、《源氏物语》中和歌汉译的比较研究
二十一、基于标准商务日语考试的商务日语教学评价与探索
二十二、中国日语学习者中日同形异义语的误用研究
二十三、中日同形词的习得与语言迁移
二十四、浅析标点符号的作用及翻译策略——以《且听风吟》的林少华译本为例
二十五、认知过程中提高日语词汇习得效果的方法探究
二十六、三语习得理论视角下英语专业二外日语教学研究
二十七、中日互动词“遗传”考辨
二十八、跨学科日汉翻译的实践探索
二十九、试论汉语直译成日语产生的损害面子行为
三十、科技日语资料的翻译特点
三十一、网络时代双向文化导入的日语教学
三十二、日语借词对汉语的渗透和影响
三十三、关于二外日语教学引入“微课”的探析
三十四、翻译教学中母语负迁移的规避对策
三十五、在节奏旋律中呈现语言的音乐美
三十六、日语自动词被动句和汉语领主属宾句对比研究
三十七、浅谈中国日语学习者对“态”的误用
三十八、高职院校日语专业校企合作双向参与的育人模式探索
三十九、高校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四十、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日本近代时期自称词复数形式研究
四十一、日语翻译语言的范化及特化现象研究
四十二、日语“新语”与“流行语”的比较研究
四十三、先行词为语段的“その”的功能研究
四十四、日语被动句在会话中的使用情况及功能分析
四十五、“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四十六、也谈文体与翻译——兼与林璋商榷
四十七、论日语动词意志性特征
四十八、日语中命令句与请求句的对比研究──以「シロ」与「~てください」为例
四十九、日汉定中关系“V-N”型复合词比较──以日语“和语动词”和汉语“单音节动词”为例
五十、从中古汉语入声字看日语汉字词中的促音
五十一、日汉口译研究的扩展性观察与对比性思考
五十二、高结合度“形容词する”的语义功能新探
五十三、基于关联性理论的元话语推理制约性分析
五十四、论日语分裂句的定义
五十五、新建本科院校转型下日语专业发展的理论思考
五十六、中日商务洽谈中常见语用偏误研究
五十七、“全人教育”理念模式下日语翻译教学方法探讨
五十八、小组合作学习日语教学模式探析——以日本凹型文化的集团意识为视点
五十九、中日“婚嫁”忌讳语对比研究
六十、日语推量表达「そうだ」「ようだ」的教科书分析——以《现代日本语》《综合日语》《新编日语》为例
六十一、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中日语言差异产生冲突的问题因素
六十二、日语的民族表达及文化心理研究
六十三、恩惠意识下中日授受表现对比研究
六十四、浅析日本语言政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六十五、日伪时期的语言政策研究
六十六、彝族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六十七、基于社会需求调查的JSP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以商务日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分析为中心
六十八、浅析汉字“前”在汉日语中的空间认知语义差异
六十九、意识形态操控下梁启超对《佳人奇遇》的改写
七十、认知风格对日语学习者听力理解的影响
七十一、“左、右”空间隐喻概念的汉日对比研究
七十二、中日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分析及对策
七十三、中日“虫”的语言意义认知与文化模式比较
七十四、日语相互动词研究
七十五、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典范——论日本盐田力藏译注《陶雅新注》的价值
七十六、从话题出发看汉日语指示词照应功能之对比
七十七、日语写作中的误用现象及对策
七十八、“性向词汇”的汉日对比研究——以“善于交际、好接触的人”为中心
七十九、中日谚语比较视域下日本人的自然观
八十、刍议晚清日语译才应势而起之契机
八十一、翻转课堂融入大学公共日语教学的探索
八十二、日本语言推广教材的开发及其特点
八十三、商务日语口译特点及策略
八十四、论高校日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八十五、日语流行语「草食男子」的语义扩展与认知
八十六、日语语言文体研究中的计量方法
八十七、日语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八十八、作为高校日语教育参照标准的JF Can-do及其整合策略
八十九、《JF日语教育Standard 2010》对基础日语课程教学的启示
九十、从动词语义看日语“知る”和汉语“知道”的对译
九十一、日本传播渠道与寒山诗误读的产生
九十二、现代日本女性终助词使用变化趋势
九十三、日语动物谚语中“马”的含义
九十四、大连地区日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九十五、源自唇内入声[-p]的日语汉字的ツ音变探究
九十六、《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教材分析与改进对策
九十七、汉日外来语音系调整的优选论
九十八、认知语言学理论在日语专业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九十九、中日数字文化观比较分析
一百、农业科技日语术语汉译适应化现象分析
一百〇一、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商务日语专业课程体系建设途径探析
一百〇二、日语专业四级考试文字试题部分的内容效度分析
一百〇三、对汉源日语量词认知研究的思考
一百〇四、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日语自主学习模式探索
一百〇五、从“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长いものに巻かれろ」看中日“时务观”
一百〇六、浅议日语借词对汉语及日语教学的影响
一百〇七、高职院校日语选修课教学改革浅析
一百〇八、中日汉字词的研究以及教学策略
一百〇九、浅议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多样性
一百一十、多媒体信息技术应用之高校日语“微课”教学方法探索
1、日语相互动词研究
2、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典范——论日本盐田力藏译注《陶雅新注》的价值
3、“性向词汇”的汉日对比研究——以“善亍交际、好接触的人”为中心
5、意识形态操控下梁吭超对《佳人奇遇》的改写
6、翻转课埻融入大学公共日语教学的探索
7、基亍社会需求调查的JSP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以商务日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分析为中心
8、商务日语口译特点及策略
9、日伪时期的语言政策研究
10、中日“婚嫁”忌讳语对比研究
日本文学指的是以日本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横跨的时间大约有两千年。日本文学的论文题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论文的质量高低。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日本文学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日本文学论文题目(一) 1. 日汉否定表达的对比研究 2. 关于中日同形类义词的研究 3. 日本新闻翻译实践与研究 报告 4. 任务型教学法在日语专业语法教学中的实验研究 5. 浅谈日语寒暄语表现 6. 翻译补偿视角下的《雪国》汉译研究 7. 川端康成小说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 8. 《罗生门》与《鼻子》的汉译本对比研究 9. 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汉译研究 10. 关于日语中“猫”惯用句的研究 11. 从日语教学的角度谈母语迁移现象 12. 从语用学角度对日语会话中省略表达的研究 13. 从语境看日语第二人称代词的隐匿性表达 14. 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的研究及其 教育 指导 15. 日语外来语的特征及其教育指导 16. 关于日语教育中日本 文化 导入的考察与教育指导 17. 《伊豆的舞女》中文译本中拟声拟态词的翻译 18.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19. 中日同形异义四字 成语 的对比研究 20.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日 广告 语言对比研究 2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日流行语的对比研究 22. 奈达功能对等理论在影视翻译中的运用 23.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指导下的产品 说明书 翻译 24. 从《探求中国的山水》汉译本看游记类文本的翻译策略 日本文学论文题目(二) 1、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日汉语序对比研究 2、现代日语可能表达研究 3、现代日汉情态对比研究 4、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研究 5、汉日动物词之国俗语义对比研究 6、日语拗、长、拨、促音与中古汉语音韵对应规律研究 7、司马辽太郎咱歴史小说研究 8、中国高校日语专业学生格助词使用的影响因素研究 9、韩日语助词共现对比研究 10、新中国日语高等教育历史研究 11、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 12、韩日越汉字本土化过程研究 13、汉、朝、日同形异义汉字词对比研究 14、韩日禁忌语对比研究 15、汉日比较视野下的汉语对比对生性研究 16、汉日隐性性别词语对比研究 17、日语复句句式变化研究 18、中国高校日语专业学生中日同形 近义词 产出难易度影响因素研究 19、明治以来的日本汉字问题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研究 20、日语多义感觉形容词的语义分析研究 日本文学论文题目(三) 1. 中日色彩语「青」侦娭偡傞対照研究 2. 中日同字词比较研究 3. 关于日语被动句和汉语“被”字句的对比研究 4. 现代日本语感情表现研究 5. 从《伊豆舞女》中文译本看翻译的跨文化交际行为 6. 《源氏物语》和歌汉译研究 7. 关于中日色彩词的对照研究 8. 中日惯用语中动物隐喻的对比研究 9. 中日耻意识及其在言语表达上的体现 10. 惠普日语客服的翻译实践报告 11. 关于低碳增长的日语学术论文翻译实践报告 12. 「逼傛偮偲」的暧昧性及其原因 13. 中日翻译中的语言文化差异与信息再现 14. 时尚类杂志文本的日译汉翻译实践 15. 新闻类稿件的翻译策略研究 16. 关于日语中食感表达的研究 17.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日语中以“心”为中心的惯用句意义 18. 文学作品中人物描写的翻译技巧探究 19. 星新一小说翻译实践中翻译技巧的应用 20. 太宰治《人间失格》汉译本的比较研究 21. 对加译和倒译技巧的研究 22. 日汉翻译技巧-加译在实例中的运用和分析 23. 日译汉实践报告-《日本人和中国人这里不同》中常用翻译 方法 的应用分析 24. 日语长句的翻译方法-《日本人与中国人这里不同》翻译实践报告 25. 从功能对等理论看日译汉 句子 结构调整 26. 常用翻译技巧的应用 27. 日语中“手”的概念隐喻意义研究 28. 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下的中译日分析 猜你喜欢： 1. 日本文学论文选题 2. 日本文学的相关论文 3. 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4. 日本文化毕业论文优秀范文 5. 文学论文题目大全 6. 日本文学方面的论文
论日语中平假名片假名化的趋势日本语に関する平仮名からカタカナになることについて
私の视线の中で中日文化の差异 [ Weblog ] / 2008-06-19 18:17:11 社会体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料理の方面」最初は日本に来た时一番深く残った印象が醤油の味は违いです。日本の醤油が甘口ですが、中国の醤油が塩辛いです。初めて口に合わなかった料理を食べました、、、中国の料理が油で炒め中心として多いですが、日本の方が主に和えもの中心として多いです。「休みの日」土、日曜日には、日本人が大体に核家族で一绪に外食します。中国人は家族とか、兄弟とかを集まる一绪に家で食事します（今の习惯を変わるかもしれない）。「游び场合」日本人はパチンコ店とゲームセンターへ游びに行きます。中国人は家でトランプと麻雀をします、及びカラオケをします。「空港のサービス」日本人は话すとき丁宁ですごく优しです。中国人は话すとき声が大きいから、ちょっと强いですね。 「テレビニュース」悪いニュースがあったら、日本の方は毎日に放送して一周间ぐらい続きます。中国で当日に放送してから终わります。 「服装」日本で服装のデザインとか、色とか皆は気にしますが、あまり衣装の质が重视しないです。中国では服装の质が気になりますが、色とか自分は好きだったら似合ったら构いません。 「化妆」中国で皆はあまり厚化妆しないです、年をとっだら全然化妆しないです。日本で皆は化妆する、しなければ、颜を出す时失礼って言われる。老人はもっと化妆します。「言叶」日本人は言う言叶が暧昧にすることが多いです。中国人は何かがあったらはっきり言うことが多いです。同じな言叶で理解する意味がずれたこと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异性友达」日本人は男の子と女の子との间に界线をはっきりします。二人で一绪に游ばとか不思议なと思った人が多いですが、単纯な友达の意味はあまりないです。中国で友达だから単纯な友达です、一绪に游びも大丈夫です。「口を出す」 日本人は口を出す习惯が凄いですね。とこでも何か无根拠のことを口を出します。言论自由けど言いすぎると思います。中国人は根拠を持ってないことを绝対に言わないです。いつも中国人が甘いと言われたが、本気に言ったら日本人が甘いですね。（ごめんね）「自覚意识」日本人は个人的な自覚意识が高いです。ルール、マナーをきちんと守ります。中国人はルールをあまり守らない人が多いです。「教师と学生」中国で教师と学生の间にちょっと距离があります。先生はとても尊敬されています。学术以外の问题が先生と学生はほとんど话しないです。日本で教师と学生の関系は友达みたいです。学术内外何でも话します。つまらないことでも、全然远虑しない喋り放题を感じでいます。「人间関系」日本人は建前に皆たち友达みたいですが裏切りことをしやいです、だから人间関系が难しいですね。お金が一番大事ですが、亲子の间に関系も冷たいです。普通は外食するとき绝対に割り勘します。中国人は人情味が强いです。亲とか、友达とかその爱情が大事です。困ることがあったら手を出し支援してくれます。外食するとき、普通は一方からおごります。「数字」日本で奇数が好きです。结婚式や、诞生日や、葬式などお金を出す金额は全部奇数になります。逆に、中国で偶数が好きです。”8”が大好きな数字です。ちなみに、今年の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开幕式の期日は2008年8月8日に决めました。
中国人喜欢作者吃饭,日本人喜欢跪着吃饭生活习惯差异对比性研究一、前言日本是我国的近邻，和我们的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两国在各个方面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为双方带来巨大利益。我们常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是亚洲发展的两个火车头。中国和韩国及东盟即将建成共同市场，日本也和韩国及东盟签署了建立共同市场的协议，两国政府最近也在研究探讨建立包括中国和日本的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同时，两国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日本是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技术来源国，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包含很多日本的技术和关键设备，在日本制造的产品中也包含大量的我国零部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个互惠互利的局面。平均每天有上万人在两国之间往来。日本外务省在调查报告中认为，本世纪对日本影响最大和最重要的国家是中国。相对而言，对中国影响最大和最重要的国家中，日本肯定也能排到前三位。研究探讨中日两国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十分必要。二、中日两国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研究（一）电视节目和新闻报道方面的差异1．日本方面的情况日本全国各地的普通电视频道很少，基本上都是7个。被称为国际大都市的首都东京，其普通电视频道也不例外，只有7个，实在少的可怜。但是，每个电视频道的节目内容都有自己的特色，节目经过精雕细琢，很有自己的风格，没有雷同感。很少有电视台大量播出电视连续剧。电视剧往往最多才十多集，每周才播放一集。几乎没有人通过电视从头至尾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日本的新闻报道以吸引人为标准，经常报道奇人异事，甚至不厌其烦播放奇谈怪论，极端言行，不停地刺激人们的神经。每天24小时新闻不断，但从第一条新闻看到最后一条新闻，也看不到有日本首相和中央政府官员接见外国首脑、大臣的画面。本地台也极少报道县知事及县议员，市长及市议员接见外宾、参加会议、发表讲话、出席庆典等活动。重大事故发生时，新闻媒体会进行不间断的追踪报道。详细报道事故死伤的具体人数、姓名、生前主要活动、亲人的悲伤及吊唁活动。肇事一方的详细资料、对事故的反映、不停的进行道歉谢罪。各界人士的反映也是报道的重要内容，并不厌其烦的追究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让人看后伤心不已。2．中国方面的情况在我国，每个地区都有几十个，有的大城市甚至有上百个电视频道，让外国人感到难以置信，但个个频道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模仿。缺乏创新型，看完节目感觉都很雷同，没有新鲜感。电视连续剧大多两集连放，甚至一天放三四集。内容也是你刚播完我开播，反反复复无数次。新闻报道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前提，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决不会报道奇谈怪论、歪理邪说。最前面几条重大新闻必定是时政要闻。如中国首脑和政府官员依次接见外国代表团或参加重要活动的报道。地方台也是首先报道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主持会议、讲话及重要活动的报道。重大事故发生时，原则上避免报道死伤的具体人数，而是集中精力报道事故发生后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各界人士救死扶伤的过程和抢救者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体现人道主义的各种慰问。把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宣传得淋漓尽致，让人看后深受鼓舞。不过，一场令人伤心的不幸事故，被写成以救死扶伤的英雄事迹为题材的报道文学，实在让日本人难以理解。（二）时事政治方面的差异1．日本方面的情况青年人把自己挣钱和个人生活看得很重，多数人对政治漠不关心，认为那是政治家的事。上至全国大选，众参两院议员补选，下至县知事、县议员、市长及市议员选举，青年人的投票率都很低。全国平均投票率约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年轻人仅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年轻人不参加任何投票。2．中国方面的情况年轻人热心政治，把政治看的比生命都重要。有关政治方面的活动，一般都乐于参加。政治上追求进步，是当代青年人的首要选择。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抱负不惜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三）公事和私事方面的差异1． 日本方面的情况公私分明。不能用公车办私事，不能在工作时间办个人的事。包括单位的领导人在内，不能用单位的电话和朋友及家人聊天，不允许用办公室的电脑发送与单位无关的电子邮件，不允许在上班时间浏览因特网、打游戏、看报纸等。违规违纪现象十分罕见。汽车工业发达，人均收入高，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一辆普通汽车。一家四口人有2-3辆私人汽车已很正常。但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建筑拥挤，停车场少，而且很贵，每小时300-600日元，一个月下来需5万-10万日元，占年轻人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用这笔钱可以买一辆二手汽车。所以有车者平时上班一般不开车，而是坐公交车，地铁，电车或骑自行车。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等休息时间外出游玩购物时才开自己的私车。2．中国方面的情况虽然也要求不能用公车办私事，但顶风违纪的现象屡禁不止。用公车接送自己的孩子，开公车办自己的私事还相当普遍。领导人打单位的电话办私事，上班时间玩电脑，上网聊天，打游戏，看报纸也屡见不鲜。月收入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但汽车价格却比日本还贵得多，各种费用也比日本多。普通人买不起，或者买起用不起。有车者多是有钱人或单位的领导。因为是身份的象征，所以平时上班必开，管他道路是否拥挤或堵塞。星期六，星期天及其他节假日外出旅游，到外地的多不开自己的车，而是坐公交车或出租车。出租车生意比日本红火得多。（四）乘坐交通工具时的差异1．日本方面的情况乘坐地铁时，坐车的人提前买好电子车票，进站时投入验票机，然后等车、上车、下车。出站都不用检票。车来后下车的人全部下完，准备乘车的人才有序上车。绝对没有一拥而上的情况发生。车上也是井然有序，里面有老弱病残孕专座。即使空着，站在一旁的乘客也不会去坐。乘坐火车时的情况也和中国不同。火车速度快，但费用高，所以乘坐火车，特别乘坐新干线的，多是些有钱的富人或外出出差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般人则选择速度慢，但费用只有火车三分之一的长途公共汽车作为交通工具。乘坐飞机时我们看到，司乘人员，特别是国际航班的司乘人员，总是面带笑容。和人讲话，首先微笑。进出机舱先鞠躬。乘客等飞机停稳后才先后起身拿行李架上的行李，走出飞机之后才开始打手机。日本的交通规则是：车辆和行人靠左边走，司机坐位在右边。车辆无条件为行人和自行车让位。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2．中国方面的情况坐车的人买票进站，经工作人员检票后进入。只要地铁的门一开，不管下车的又没有下完，乘车的人早已蜂拥而上。下车的和上车的往往是在拥挤和摩擦中进进出出。车上你挤我扛，老弱病残孕专座多被普通人占据。 有钱的富人及外出出差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长途出差经常坐飞机，短途则开着自己的汽车。所以乘坐火车的多是些穷人，学生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坐飞机时，经常看到司乘人员总是面无表情或表情严肃。开始时鞠躬，但坚持时间不长。飞机一落地乘客就急着起身拿行李架上的行李，后面的人挤着往前赶。飞机一落地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打手机和外界联系。速度上总比日本人超前一大步。中国的交通规则是：车辆和行人靠右边走，司机坐位在右边。车辆和行人经常抢道。中国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很多，大街上、十字路口交警成群，汽车和人流抢道。五）请客吃饭及饮食习惯方面的差异研究1．日本方面的情况招待客人往往实行分餐制，谁吃饭谁掏钱。一般是提前说好价位，吃饭前交到主人手里。饭菜也是人手一份，各吃各的，很卫生。宴席上所点的菜肴要全部吃干净。桌上一点不剩，主人会很高兴，觉得脸上有光。如果剩很多，则主人会以为饭菜不合口味，没有照顾好客人。餐桌上的牙签也很讲究，每一个包装纸袋中只放一根牙签，使用一个牙签将破费一个包装纸袋。日本是岛国，常吃鲜鱼等海味食品。尤其多生吃，讲究食品的种类、形状、新鲜度等。日本人喝低度酒，还经常掺水喝，并以喝醉为荣。2．中国方面的情况除婚丧嫁娶等大型宴会外，招待客人往往是主人一家掏钱。即使是同事们一起吃饭，也是今天你掏钱，下次我掏钱。很少是兑钱吃饭。宴席后如果不留下满满一桌的酒菜，主人会觉得没有照顾好客人，没有让大家尽兴，吃好喝好，脸上无光。餐桌上每一个包装纸袋中总放两根牙签，使用一个牙签将破费一个牙签再加上一个包装纸袋。中国大部分地方远离大海，一般吃熟食。喝的酒度数很高，但一般不以喝醉为美。（六）优质产品方面的差异研究1．日本方面的情况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工业大国，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产品也主要出口到国外市场。贸易立国，技术立国是日本基本国策。最高质量的商品往往只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不允许轻易出口，以免失去技术领先地位。被标为国产的商品，价格最贵，最受国民喜爱。出口商品的质量，式样往往都是国内淘汰或即将淘汰的二流货。2．中国方面的情况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生产全球百分之七十的玩具、百分之六十的自行车、百分之五十的鞋袜、百分之五十的电饭锅、百分之三十三的电视机和空调机、百分之二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二十的冰箱。最高质量的商品往往廉价出口到国际市场，让给外国人使用。从外国进口的商品，价格贵得惊人，但越贵越受国人欢迎。（七）购物方面的差异研究1．日本方面的情况在店中购物只看样品不看实物。如果看上某一商品的样品，就会和商店里的服务员交涉价格，售后服务等条款，然后提取库存货就走。从来没有日本人在店里当面开箱检查自己购买的商品在性能，型号及附属品方面是否和样品一致。如果碰到外国人要求开箱检查，他们会非常反感，认为自己的诚信受到无端的怀疑。服务员对本国人比对外国人服务态度更亲切，更客气，服务更佳。2．中国方面的情况在店里看中自己想要的商品，进行一系列讨价还价后决定要买，必定在店里当众开箱检查自己购买的实物。不检查就不足以放心。服务员也乐意让顾客开箱检查，经双方当面确定无误后交货。不然售出后容易和顾客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对外国人，其服务要比对本国人更卖力，更殷勤，服务更到位。（八）问路方面的差异研究1．日本方面的情况有关人员会耐心地、详细地告诉你具体的路线，生怕你听不明白耽误你的正事。有时或许你听得有点不耐烦。即使是路人，也会全力帮助你的。热情得让你下次不好意思再问。2．中国方面的情况有关人员基本上不使用语言，而是用头往谁也搞不懂的方向那么一晃，然后再也不想理人，让人感到很失望。有的路人甚至故意说错，让你兜一大圈再回来。（九）垃圾分类方面的差异研究1．日本方面的情况在路口、商店、学校、工厂、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垃圾箱上都清楚地写着瓶罐类垃圾投放处、报刊类垃圾投放处、其他类垃圾投放处。家庭垃圾投放，更是细到厨房垃圾、碎纸、贝壳、木棍、塑料瓶、手帕、碎玻璃、化妆瓶、灯泡等规定。对文盲为零的日本人来说，这种垃圾的识别方法或许有点太简单，好像是大学生在做加减法。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无论是走到拥挤的地铁，还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2．中国方面的情况公共场所一般都有垃圾箱，上面却用高深的化学专用术语清楚地写着有机类、无机类。在基础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的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人能道清楚什么是有机类、什么又是无机类。这好像是小学生在做微积分。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你随处可以看到垃圾。墙壁上乱写乱画的现象普遍；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习以为常，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十）海关出入境方面的差异研究1．日本方面的情况护照上整整齐齐的盖着出国一个章，入国一个章。通常是一一对应，非常工整，圆章日期清晰可辨。一页用完用下一页。2．中国方面的情况没有使用过几次的崭新护照，海关人员就喜欢往最后一页盖章，而且没有规律，圆章日期模糊难辨。（十一）语言文字方面的差异研究1．日本方面的情况古代中国比日本强盛，日本人不断来华学习、取经，把中国的汉字直接拿过来使用。还发明了平假名为汉字注音、片假名对所写部分进行强调。近代日本人又发明了一些中国没有的汉字。明治维新以后向西方学习，从荷兰、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引进大量外来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军占领，日本全盘西化，从美国引进大量外来词，其意义不明就连日本人也不明白。2．中国方面的情况古代中国文明进步，很多文人毫无保留地向日本传授文化与技术。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其为上宾。到了近代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国贫民弱，不断有人东渡日本学习东洋文明，开始将那些近代日本人发明的、中国没有的汉字拿过来新规使用。如人气、写真、刺身、料理、干部、革命等等，不胜枚举。到了现在，两国均成为东亚强国，在语言文字方面互学习吸收，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三、结束语日本是个经济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家庭稳定、环境优美的国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中日两国虽然同属东方文化，但日本又是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受西方生活习惯影响巨大，加上日本特有的传统和文化的影响，很多地方和我们存在差异。只有认识到差异的存在，做到求同存异，才能和日本人交往时加深理解、消除误解、友好相处、互利合作。这也是写作本文的意图所在。
我们比较文学老师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我们听了好多的中日文化比较，这是研究生的论文范围，请恕本人的寡学，了解日本才能在这些方面谈，对比建立的了解基础 之上，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和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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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の节句端午（たんご）は节句の一つで、现在は5月5日である。五节句の一つであり、端午の节句とも呼ばれる。そもそもは旧暦5月5日に祝われたが、今日の日本ではグレゴリオ暦（新暦）の5月5日に行われ、旧暦や月遅れの6月5日に少ないながら一部地域では行なわれている。日本では端午の节句に男子の健やかな成长を祈愿し各种の行事を行う风习があり、国民の祝日「こどもの日」になっている。尚、中国语圏では现在も旧暦5月5日に行うことが一般的である。菖蒲の节句ともいう。端午の意味 [编集]旧暦では午の月は5月にあたり（十二支を参照のこと）、この午の月の最初の午の日を节句として祝っていたものが、のちに5が重なるこの月の5日が端午の节句の日になったという。「端」は物のはし、つまり「始り」という意味で、元々「端午」は月の始めの午の日のことだった。後に、「午」は「五」に通じることから毎月5日となり、その中でも数字が重なる5月5日を「端午の节句」と呼ぶようになったともいう。同じように、奇数の月番号と日番号が重なる3月3日、7月7日、9月9日も节句になっている（节句の项目を参照のこと）风习とその由来江戸时代の节句の様子。左からこいのぼり、纹をあしらった帜（七宝と丁字）、锺馗を描いた旗、吹流し。『日本の礼仪と习惯のスケッチ』より、1867年出版五月人形の段饰り（昭和初期）兜の饰りものこの日を端午とする风习は、纪元前3世纪の中国、楚で始まったとされる。楚の国王の侧近であった屈原は人望を集めた政治家であったが失脚し失意のうちに汨罗江に身を投げることとなる、それを知った楚の国民たちはちまきを川に投げ込み鱼达が屈原の遗体を食べるのを制したのが始まりと言われている。しかし後汉末の応劭による『风俗通义』では端午と夏至にちまき（古代には角黍と称した）を食べる习惯が记録されているが屈原との関系には一切言及されておらず、また南朝梁の宗・による『荆楚歳时记[1]』には荆楚地方では夏至にちまきを食べるという记録が残されるのみであり、ちまきと屈原の故事は端午とは元来无関系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この他に夏殷周代の暦法で夏至であったという说、呉越民族の竜トーテム崇拝に由来するという说、5月を「悪月」、5日を「悪日」とし、夏季の疾病予防に菖蒲を用いたという说も存在する。中国での端午の记録は晋の周処による『风土记』に记録される「仲夏端午 烹鹜角麦黍」である、また『荆楚歳时记』には「五月五日… 四民并蹋百草之戯 采艾以为人 悬门戸上 以禳毒気 …是日竞渡采雑薬 以五彩丝系臂 名曰辟兵 令人不病瘟 又有条达等组织雑物以相赠遗 取鸲鹆教之语」と记録があり、端午当日は野に出て薬草を摘み、色鲜やかな绢糸を肩に巻き病を避け、邪気を払う作用があると考えられた蓬で作った人形を饰り、また菖蒲を门に书け邪気を追い払うと同时に竜船の竞争などが行われていた。これは现代日本においても菖蒲や蓬を轩に吊るし、菖蒲汤（菖蒲の束を浮かべた风吕）に入る风习が残っている。日本においては、男性が戸外に出払い、女性だけが家の中に闭じこもって、田植えの前に秽れを祓い身を清める仪式を行う五月忌み（さつきいみ）という风习があり、これが中国から伝わった端午と结び付けられた。すなわち、端午は元々女性の节句だった。宫中では菖蒲を髪饰りにした人々が武徳殿に集い天皇から薬玉（くすだま:薬草を丸く固めて饰りを付けたもの）を赐った。かつての贵族社会では薬玉を作りお互いに赠りあう习惯もあった。宫中の行事については奈良时代に既にその记述が见られる。鎌仓时代ごろから「菖蒲」が「尚武」と同じ読みであること、また菖蒲の叶が剣を形を连想させることなどから、端午は男の子の节句とされ、男の子の成长を祝い健康を祈るようになった。铠、兜、刀、武者人形や金太郎・武蔵坊弁庆を模した五月人形などを室内の饰り段に饰り、庭前にこいのぼりを立てるのが、典型的な祝い方である（ただし「こいのぼり」が一般に広まったのは江戸时代になってからで、関东の风习として一般的となったが京都を含む上方では当时は见られない风习であった）。铠兜には男子の身体を守るという意味合いが込められている。こいのぼりをたてる风习は中国の故事にちなんでおり、男子の立身出世を祈愿している（こいのぼりの项）。典型的なこいのぼりは、5色の吹き流しと3匹（あるいはそれ以上の）こいのぼりからなる。吹き流しの5色は五行说に由来する。端午の日にはちまきや柏饼（かしわもち）を食べる风习もある。ちまきを食べるのは、中国戦国时代の楚の诗人屈原の命日である5月5日に彼を慕う人々が彼が身を投げた汨罗江（べきらこう）にちまきを投げ入れて供养したこと、また、屈原の亡骸を鱼が食らわないよう鱼のえさとしたものがちまきの由来とされる。柏饼を食べる风习は日本独自のもので、柏は新芽が出るまで古い叶が落ちないことから「家系が绝えない」縁起物として広まっていった。中国语圏では、现在も屈原を助けるために船を出した故事にちなみ、龙船节として手漕舟（龙船あるいはドラゴンボート）の竞漕が行われる。ヨモギ（蓬、中国语: 艾（アイ）または艾蒿（アイハオ））の束を魔よけとして戸口に饰る风习も、広く行なわれている。なお、男の赤ん坊をもつ家庭にとっては初节句となるため、亲族総出で祝われることも多い。5月5日が祝日であり、さらに前後に祝日を伴う大型连休期间中にあるため、雏祭り以上に亲族総出で祝われる。関连する最近の话题 [编集]2005年11月、大韩民国の「江陵端午祭（朝鲜语: 강릉 단오제（강릉 단오제）、ローマ字転写: Gangneung Danoje）」がユネスコによる「人类の口承及び无形遗产の杰作」への认定を宣言された（第3回杰作宣言）[2]。この事を受けて、端午祭の本家である中国のマスコミをはじめとする诸団体は「韩国起源の节句として无形文化遗产登録された」などと猛反発した。韩国の报道では、実际には「端午の起源が韩国である」との主张は杰作宣言にも一覧表にも存在せず、また『韩国は「江陵端午祭」を申请した际、「もともとは中国の行事。韩国に伝わって1500年以上が経过した」などと说明した。』[3]としている。さらに韩国の报道によると、杰作宣言の5ヶ月前に、中国国内から「湖北省で行われている自国の江陵端午祭を、韩国の江陵端午祭との共同で世界文化遗产に登録しよう」という声が上がっていたが、韩国の学界から「中国の江陵端午祭は、韩国の江陵端午祭と名前だけは同じだが、完全に违うもの」と反発されていた経纬があるという
目的还是比较中国和日本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吧，其中可以从历史，政治，以及民间老百姓的态度几个角度来看。比如： 以前，日本也有农历春节，而且也相当隆重。但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大幅度西化和大幅度的“去中国化”，使得日本在1873年,废除了农历新年，把新年放在了格里高历的一月一日，但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叫“正月”。与除夕对应，日本的叫做“大晦日”，这一天要做“大扫除”。日本人拜年时说“谨贺新年”,意思就是新年快乐,“今年もよろしくお愿いします”意思是在新的一年里请多关照。压岁钱叫做“お年玉”。贺年卡叫做“年贺状”。与年夜饭意思一样，日本也有类似的“御节料理”或者“お节料理”。过年时在门前要放上又竹子和松树枝做成的“门松”的装饰，一直到一月七日或十五日，才拿下。在旧年的最后一天晚上11点左右，还要吃一种面条叫跨年面条“年越しそば/年越しうどん”。总体上看来，日本新年是在从中国引进的基础上，加入许多本国特色之后的一个非常隆重的日本传统节日。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和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比较文学老师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我们听了好多的中日文化比较，这是研究生的论文范围，请恕本人的寡学，了解日本才能在这些方面谈，对比建立的了解基础 之上，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50-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