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在《红旗》的1962年第17期，发表了《新中国的考古学》这篇文章。1962年7月，夏鼐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之约，撰写了《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通过对已有考古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归纳，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课题，计有六个方面，即人类的起源问题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的时间问题，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经济生活的问题，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代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族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问题。这体现了夏鼐对于建立与完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完整构想，也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新中国的考古学》这篇文章其后被《考古》1962年第9期转载，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苏决裂”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有关斯大林的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中国国家主权问题上，中苏双方还在所谓“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上，产生了不愉快。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随后，双方的矛盾扩展到了国家关系上。1963—1964年，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展开公开大论战，还就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问题交换了一系列信件。中共中央在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后，又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九封评论性质的公开信。面对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局面，中共中央认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要作充分的准备，在目前情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但1964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擅自规定国际会议要在1965年年中举行，而其筹备会议将于1964年12月15日举行。8月30日，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来信，再次重申，决不参加苏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并指出：苏共召开筹备会议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记载在历史上。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中共曾希望苏共新领导改变召开国际会议的决定，但被拒绝。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的坚决反对，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参加会晤的有19个党，另有一些党拒绝参加。会晤结果发表了《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协商会晤公报》。公报呼吁停止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声称要“积极而全面筹备”召开“新的国际会议”。3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谴责苏共的分裂行为。莫斯科三月会议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上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欧洲一些党之间的关系中断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因而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决裂的标志。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从此，中苏两党便断绝了往来。中苏两党决裂，引起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和新疆边界问题上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几乎导致全面战争。70年代后，苏联大肆扩张，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的局面。直至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党关系才实现正常化。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接着第4期《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明确引证了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大锅饭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人民公社”的出现，同样是与“大跃进”加速工业积累密切相关的。扩展资料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农村人民公社是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它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互相支援，共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繁荣。国家要尽可能地从各方面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农村人民公社
笔名春雷的作家原名是姜迎春。
姜迎春简介：姜迎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2002年以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文稿》、《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3部、合著4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主持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主持完成省级课题3项，参与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4项。获省社科成果一等奖1项。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研究、当代社会思潮研究。
著作：1、《冲突与整合：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批判、隐喻与反讽——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辨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近两年部分论文：1.“走深、走心、走实 练就看家本领”，《人民论坛》2019年S1期。
2.“坚守理论初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2期。
3.“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国家共识”，《红旗文稿》2019年第11期。
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三个辩证统一’”，《人民论坛》2018年第34期。
5.“坚持科学把握实际的方法论原则——写在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之际”，《中国纪检监察》2018年10期。
6.“形式主义是党性薄弱的集中表现”，《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05期。
7.“历史虚无主义削弱民族凝聚力”， 《人民论坛》2018年07期。
8.“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科学辨识错误社会思潮”，《红旗文稿》2018年03期。
陈瘦竹著。长篇小说。1941年华中图书公司出版。作品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无锡一个叫石家镇的小地方人民群众前赴后继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故事。歌颂了中国人民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塑造了青郎、阿喜、小红郎，梅大娘，王鹏等劳动人民的光辉形象。日本鬼子占领了石家镇，在石家镇烧杀抢掠，镇上的人民毫不畏惧，进行英勇反抗。梅大娘只身闯入日本人的军营，用剪刀戳死杀害自己丈夫的仇人，她也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小学校长王鹏，奉党组织的命令，回家乡组织人民自卫军，在母亲被汉奸逼死，情人分手的打击下，王鹏丝毫不动摇革命意志，组织群众与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维持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他领导的自卫军乘胜前进，冲进了东洋鬼盘踞的石家祠堂，消灭了敌人，解放了石家镇。全国胜利的“春雷”也响彻大地。小说情节丰富生动，引人入胜，作品刻画了主人公王鹏无私无畏的个性，又表现了石家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不断成长的过程，人物形象真切感人，敌人的奸猾残忍，革命者的顽强坚韧，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春雷》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一部佳作。1942年曾获“文协征文奖。”《宿庐山美庐》年代： 现代 作者： 郭沫若一夕庐山宿美庐，美其合二而一乎！美龄美寇斯为美，涂炭涂穷岂异涂？浑身都是人民血，对面犹存虎豹居。中正题名文字在，教材反面胜于无。《春雷》年代： 现代 作者： 郭沫若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水调歌头 归途》年代： 现代 作者： 郭沫若不羡天池鸟，不慕北溟鱼。瞬息乘风万里，铁翼云中舒。才到新西比利，已过乌兰巴托，瀚海览无余。谁谓乾坤大？浑似一沤夫。高歌倦，雄谈歇，展画图。长城蓦地眼底，岪郁盘云途。地上山山横黛，天上人人俯首，又见昆明湖。锦绣山河好，今朝气象殊。
《宇宙的另一边》作者是陈涛哥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字写字课文共有6个要求会读的生字,10个生字要求会写。其中,"淌"秘"栋"绪"篇"既要求会读,又要求会写。需要注意的是“淌”读音为三声tang",不能读成一声。“秘"密"两个字是同音字,都有“不公开、隐蔽”的意思,在组成词语时,注意“秘"在前,“密“在后的顺序。“密“字组词识记:秘密、秘书、秘诀、秘方。动作辅助识记“气喘吁吁"的样子,演一演加深印象。“栋“梯“铃"都是形声字,注意左窄右宽。“密"上中下结构,注意笔画之间的穿插。“篇”上下结构,要写得上扁下方。
引导孩子运用多种方法识记生字,为孩子自主学习生字奠定基础,同时还应重点指导书写易错字"秘密"一词,关注难写字、易错字。
二、“捕捉"秘密,感受想象课文从“我"趴在窗台上看星空,展开无限遐想,想象到了:宇宙的另一边是这边的倒影。宇宙的另一边有个一样的"我",正做着和“我”相反的事情。宇宙那一边天气现象是相反的。宇宙的另一边的石头也有了生命。宇宙的另一边,学习的课程和内容也很特产别作者把宇宙的另一边想象得很有趣,也好好玩。在“我”的想象里,宇宙的另一边一切都颠倒了!原来,“我“在这一边的烦恼,就成了另一边的(快乐);“我在这一边的失败,就成了另边的(成功);“我“在这一边的失去,就成了另边的(收获
白家号/小豆老品读课文,体会想象的奇特1、合作读第3自然段:一人读“当我。”,另人读"他.;第4、5自然段:一人读“这边的句子,另ー人读“另一边."的句子。2、本课想象奇特,充满童真童趣,语言质朴,朗读基调是轻快活泼的。要注意读好文中一连串的疑问句,读出读宇宙的另一边的无限好奇与向往。
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
全球化时代需要翻译通过能动性干预助推本国文化向世界文化舞台中心迈进，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主导性。本文从翻译话语概念和中国翻译话语特点出发，讨论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并提出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即：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
文化自信；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多样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各放异彩。中国璀璨的文化若想迈进舞台中心，必经翻译架起之长桥，因为“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宁，2013:5）在定位过程中，翻译通过能动性的干预助推本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即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有主导性。然而，多数翻译理论和术语均来自西方学界，中国翻译话语却近乎“失声”，“西强我弱”的局面导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误读、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译论、国内翻译名家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虽然近百年来为西方翻译理论所冲击，但鉴于中西语言的极大差异，对中国文化外译具有较之西方理论更强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中国译者的自我主体性意识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等方面探讨中国翻译话语的重构策略，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建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一、中国话语与中国翻译话语
“话语”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即人类语言现象中的“言语”维度。随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意义进行多视角解读，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尔·福柯便是其中一员，其话语观从社会学维度探讨了话语的权力属性：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张佩瑶（Cheung,2009:223）曾认为，翻译话语是指‘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同时它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耿强，2020:7）由此可见，话语和翻译话语都有权力属性。
中国翻译话语涵盖翻译话语应有之意，但也有别于西方翻译话语。中国翻译话语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翻译问题，满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正确建立中国国际形象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西方译论的甄别与吸收，使其符合中国翻译实际，从而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4-8）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炮火遮住了中国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学东渐使一些国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于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和中国话语的边缘化地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频繁出现被误读、曲解的现象。若想摆脱“西方塑造中国”的谬论，必须建设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话语，翻译则起到桥梁作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做支撑，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重构中国翻译话语迫在眉睫。
三、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离不开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也不能少了翻译研究者理论的创新，更不能脱离开翻译实践和中国文化而孤立进行。
（一）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
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虽非翻译强国，但堪称翻译大国。众多学者在中国翻译实践中积淀了很多翻译思想、理论、标准、原则、方法等，这些传统译论可谓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基石。从支谦佛经翻译的“文质”到严复的“信、达、雅”等，这些传统译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同时，绝大多数传统译论来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国翻译话语重构应重新阐释传统译论，形成历史与传统的相互观照。这样，中国翻译话语才会具有独特的个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确的文化身份。
潘文国（2016）认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中，中国翻译学术研究必须实现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中国关注出发，变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打破西方翻译话语领跑的局面。因此，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在整理国故、筛选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理论创新，涌现了一批原创性的翻译理论话语，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傅敬民的应用翻译学、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学”。（耿强，2020:8-9)
“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话语权。”（潘文国，2012:5-11）“中国翻译理论唯有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方能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之窗，也才能为中国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门。”（姜燕，2015:116)
（二）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福柯的话语权力属性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的认同和接受绝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主动译介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期间中国文化的'保留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与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译者应明确他们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译者。汉学家在译介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够完全浸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客观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国译者必须有担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体性意识。
其次，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增强主体性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飞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译者对所译介材料的精心筛选。选材既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又要与译者的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相契合，选材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能让选材和译者最相适切。
译者的翻译立足点和视角决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目标的达成度，也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译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改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不再迎合西方读者或以译语读者接受为翻译的终极目标，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译文中凸显中国优秀文化，适度扬弃糟粕文化，让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
在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其实也是逐步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过程。语言必然刻有本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带有表达情感、观点和态度的自我表现的印记。译者在翻译这一语言活动中，自然或有意识地在译语中留下或彰显译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语言的独特印记，从而奠定了译本在异质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强了翻译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了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传播能力。
（三）增强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人对自己的灿烂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必须是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因此，做好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一个有效路径。中国文化典籍中众多的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带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独有的特质。这些词语的首译和定译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认同的过程，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同时，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为重构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实践基础，“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潘文国，2016:10)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需要话语权来构建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译话语是为之架起的一座桥梁。树立文化自信，重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使中国翻译话语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与西方翻译话语对话，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树立良好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5-11.
[2]耿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内涵与意义[J].上海翻译2020,(3):7-11.
[3]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 [J]红旗文稿,2010,(16):4-8.
[4]刘建珠,穆雷.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划界[J]上海翻译2017.(2):1-5.
[5]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6-11.
[6]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1):1-7.
[7]姜燕文化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本土特色翻译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16-119.
月刊。红旗杂志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文期刊杂志。总期数《红旗杂志》三十一年完整 一套全544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1958年6月1日创刊，1988年6月31日终刊31年共计出版544期 523本(总第1期至第544期)编辑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出版红旗杂志社页数31年总计页开本16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同时，《红旗》杂志停刊。
是的。
1981年成立红旗出版社 。2010年，求是杂志社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重组红旗出版社，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央转制出版社中与地方集团重组的首家出版社。
红旗出版社是中国以时政和财经图书为重点出版方向的中央级出版社 ，2010年由浙报集团和求是杂志合作重组，完成转企改制，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介绍
新公司成立后，在保持原有时政类图书的特色基础上，以财经、人文图书为发展方向，成为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与各项国家级出版项目、认真履行出版人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的品牌出版社。
红旗出版社原隶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求是》杂志，拥有红旗音像出版社、五四书店下属两个法人实体。
2009年，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09]16号）的要求，经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批复同意，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求是杂志社联合重组红旗出版社，率先完成改制任务。
2010年9月成立了红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央转制出版社中与地方集团重组的第一家出版社。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正式创刊，沙滩北街2号大院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红旗》的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
扩展资料
毛泽东的 《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正式创刊，沙滩北街2号大院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红旗》的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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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 《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
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同时，《红旗》杂志停刊。1987年12月16日下发的《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内有一项是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红旗》自创刊以来，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每个时期都按照当时中央的意见、指导思想进行编辑工作。然而，忽然被停刊，这使得无论是做《红旗》工作的同志，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一个很急迫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出现并需要立即解决：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红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1988年第一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上重申《红旗》必须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内容。1988年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到:《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还是要改，并确定《红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
心相随，梦相依，红旗啊红旗难忘你！难忘你黑夜中唤醒沉睡的大地，英雄儿女前仆后继，浩浩荡荡征程千万里，彩霞满天歌声起。 梦相依，情相系， 红旗啊红旗热爱你！热爱你风雨里挺起坚强身躯，社会主义顶天立地，飘飘扬扬脚步不停息， 春潮汹涌花香四季。 情相系，意相许，红旗啊红旗赞美你！ 赞美你阳光下充满无限生机，改革开放世界惊奇， 蓬蓬勃勃辉耀新世纪，锦绣江山更美丽。意相许，心相随，红旗啊红旗传承你！传承你在二十一世纪的明媚春天里，传承在绥化学院奋发前进的坦途上，勃勃生机述说着千秋伟绩书写着学院人厚德载物，经世致用的博大胸襟！
红旗杂志出版社《红旗》 小时候我有许多旗子 它们五艳六色的 晃动在我的记忆里 其中红色的那面 是比较显眼的一面 就像蓝色的和绿色的 那些旗子一样 只是关于它 我却没有写过 哪怕一句诗 我写过的只是 一篇百来字的作文 在那篇作文里 我记录了我和我父亲 有一次，我们在黄昏的小站 等火车的时间 看见了一面红旗 在风雨里逐渐暗淡下来 那时我还小 我的父亲也还年轻 那应该是40年前的事了 而一转眼，我已经人到中年 我的父亲已经 离开我有7年的日子了 在这7年的日子里 我梦见过他 但却从来也没有梦见 我们曾经看见的 那面在小站飘摇的红旗 即使黄昏很长 它永远永远的长 那面红旗 我也的确没有梦见过 我只是偶尔想起它 当然那也是因为我先想起了 黄昏、小站和我的父亲
《红旗》。
《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谢觉哉主编。
《红旗》在其创刊号上，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28年11月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
创办背景：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主席首先倡议，并亲自题写刊头。当年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毛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后上报。
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毛主席亲自题写的刊头，“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独具一格的“红旗”二字。而取代《红旗》的《求是》，则由邓小平题写刊头。
那个年代著名的“两报一刊”，指的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红旗》堪称为中国理论第一刊。“两报一刊”经常联合发表社论或文章，很有权威，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
毛主席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非常关注和支持。
毛主席不仅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发表。他还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亲自精心修改。毛主席的《红旗》情结非常深厚。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彪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题词。邮电部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林彪手书题词为题材，发行“文八”邮票一套一枚，面值八分。该邮票将题词烫金，背衬大红底色。然而题词并非林彪所创，而是源自一首歌，一首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曲于一九六四年由哈尔滨文艺工作者创作，谱曲王双印，填词李郁文，歌名初为《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当年六月，周总理在哈尔滨欢迎朝鲜领导人崔庸健时，王双印曾专场演唱。一九六五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了《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社论，这首歌名列榜首，歌名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很快唱红全国。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5）。军事家。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组建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的林彪乘坐的飞机坠落在温都尔汗附近，暴尸于异国荒野。
1958年6月1日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由谢觉哉主编，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红旗》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且编委会的阵容颇为强大。展开全部内容-->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正式创刊，沙滩北街2号大院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红旗》的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
扩展资料
毛泽东的 《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