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有一位英国的生化学家，由最初对中国医学的关注，进而关注起中国的科技史，最终成了一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世界级大师，他，就是被人们誉为当代利玛窦的李约瑟博士。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年出生于伦敦南区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是医生，母亲是音乐家。1918年，遵照父亲的意愿，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医科。后来，他进人老师霍普金斯主持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开始从事生化研究。1926年，他出版了《怀疑的生物化学家》一书，此后，又相继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在霍普金斯的热情支持下，李约瑟全力进行有关胚胎发育期化学变化的深人研究，历时10年，完成了《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两部巨著。《化学胚胎学》不但给一门新的学科下了定义并作出解释，而且也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李约瑟37岁时，也就是1937年前后，三位来自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到了剑桥，他们是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三个中国人的到来导致了李约瑟人生的重大转折，用李约瑟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三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受三人影响，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学习汉语。也就是在这时，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汉名——李约瑟，取“李”为姓，表示他崇敬道家、道教始祖李聃（dān）。1942年秋，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关键阶段，英国政府决定派科学家和学者前往中国。李约瑟和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多兹被选中，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代表皇家学会赴中国进行科学文化交流，以鼓舞中国科学家的士气，振奋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的战斗精神。1943年2月，李约瑟抵达昆明。在昆明，他以英国驻华科学使团副团长兼驻华使馆科学参赞的身份，参观访问了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教育部医药研究所等许多机构，结识了一批著名的中国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43年6月，伦敦方面批准了李约瑟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建议，李约瑟任馆长。科学合作馆的成员除了李约瑟，还有6位英国科学家和10位中国科学家，其中就有李约瑟的元配夫人、生化学家李大斐和他的助手、后来与他结为夫妻的营养学家鲁桂珍。为使中英科学合作馆充分发挥作用，李约瑟拼命地工作，竭尽全力解决和改善战时中国科研机构设备不足、书资料缺乏的困难，并经常组织中国科学家和盟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李约瑟不但要以战时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和成就，来促使欧美科学家对中国科学和技术发生兴趣，而且还要让中国科学工作者了解，一个西方科学家是如何欣赏他们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所做的种种努力的。从1943年8月起，李约瑟在秘书黄兴宗等四人的陪同下赴大西北考察，历时几个月，先后到达汉中、兰州，再经酒泉、嘉峪关、玉门，到达敦煌。在考察千佛洞的日子里，他撰写了关于敦煌壁画和千佛洞的论文交由英国《自然》杂志发表。1944年至1945年间，李约瑟连续撰写了三篇关于国际科学合作事业的备忘录，继续为实现他所设计的国际科学合作蓝宣传呐喊。1946年3月，李约瑟经由香港回国，并赴巴黎接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副主任之职。李约瑟深知：要全面深人地剖析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及其西传的历史，必须与同期的西方科学技术进行比较研究，使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相互沟通，才能理清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脉络和线索。1953年8月，第七次国际科学史会议在耶路撒冷举行，李约瑟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交往》的演讲。他认为：“在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的交往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考察到这一事实，不管怎样我们都会看到，有关的交往年代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我们对张骞时代以前独特的观念或技术细节传播可能性的判断，对公元前二世纪末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开辟的判断，应该与后来牵强的判断有所不同。”1954年初，倾注了李约瑟大量热情和心血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终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立即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各国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予以评论。此后，其余各卷陆续出版：1956年，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959年，第三卷《数学、天文学和地学》；1962年，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声学、光学和磁学）；1965年，第四卷第二分册（机械工程）；1971年，第四卷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1974年，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二分册（炼丹术的起源及长生术）；1976年，第五卷第三分册（炼丹术的发展）；1978年，第五卷第四分册；1983年，第五卷第五分册；1984年，第六卷第二分册（农业）；1985年，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1986年，第六卷第一分册（植物学）；1987年，第五卷第七分册（火药与火器史）、第九分册（纺织技术）。199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全译本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评论认为：李约瑟在科学史学方面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将近代科学同传统科学区别开来。李约瑟的巨著是在许：多人的帮助下完成的。他的第一合作者是王铃。有人认为，他们的合作像是一种天缘，使两位朴实勤奋的学者碰在了一起，不为俗物所累，真正为学问而学问。有人说，没有李约瑟，王铃的一生将是另一番情景；没有王铃，科技史的写作，绝不会如此之快，其成果也不会如此之大。李、王合作，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佳话。1990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李约瑟“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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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边虽然没有1000字的论文，但有一些思路希望能够对你起到作用：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个最主要的是从宏观社会管理和历史方面去着手。在汉唐时期，皇权不去限制人民的思想发展，也比较重视科技的创新和当时军工的发展，所以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科学和工业革命基本发生在明晚期和清朝时期，明清的皇权对民间思想的压迫很严重的，什么锦衣卫、文字狱等等……还有从以前传下来的科举考试八股文等等都是十分限制民间思想的。可以直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整体的发展情况，以及每个朝代的君主对社会的宏观管理。这样两个方向去深度挖掘，别说是1000字了，就是两万字你都能写出来，加油！！！
有八种说法：
第一类是制度说。黄仁宇引用诺斯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也有人认为中国在14世纪之所以没有爆发工业革命是因为当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产权制度(卢现祥,1996)。
工业革命之所以在欧洲产生,孟陶()认为土地制度改革是导致工业革命的基础。汉蒙德(Hamond)也认为圈地运动引起的土地改革大大提高了企业精神和资本对于生产的广泛控制力。
第二类是资源———经济约束说。最具代表性的学说是伊懋可(Elvin,1973)的高水平陷阱假说。Elvin认为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短缺是导致李约瑟之谜的原因。冯涛、兰虹(Huong,2003)、姚洋(Yao,2003)、赵纲(Chao,1986)有类似观点。
第三类是“英雄”说。戴尔蒙德(Diamond)认为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以及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多少和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林毅夫(Lin,1995)也持类似的观点。
第四类是中央集权说。戴尔蒙德(Diamond,1999)认为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是中国落后的原因。钱文源(1995)认为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冯涛、兰虹(2003)认为中央集权加强了地主小农经济体制,从而阻碍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发生。
第五类是价值说。韦伯(Weber,1964)认为资本主义所以发生在欧洲,其原因是新教徒为进行资本积累的宗教狂热所驱动,而中国的停滞在于儒家的传统。张尔升、苏同明(2003)也认为中国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失偏是中国工业革命落后的原因。
第六类是体制说。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官僚体制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制的需要,它最初非常适合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严重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林毅夫(1994)认为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无心投资现代化科学研究所必须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上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大大降低了。
第七类是海外贸易说。张尔升、苏同明(2003)认为海外贸易和重商主义是欧洲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而中国的闭关自守和重农主义是导致经济落后的原因。
第八类是分工说。陈平(Chen,1990)认为李约瑟之谜的谜底是分工。欧洲多元社会所具有的开放经济和发达的劳动分工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劳动密集型农业的不同是中西文明分岔的原因。他用生态演化理论解释中西文明分岔的形成机理。本文也持分工说,但我们是从分工、专业化导致经济增长的角度去考察李约瑟之谜。
上述并未穷尽破解李约瑟之谜的解释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阐释力,但有些解释存在绝对化和片面化的地点。我们暂且搁下文化、权力、价值等社会学范围的谜底,重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比较分析上述有关学说,从中得到分工演进是李约瑟之谜的谜底。
扩展资料：
提出意义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发明外，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李约瑟难题又称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问。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麽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楼上的不给出处，鄙视。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麽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难题介绍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 李约瑟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 - 全球化地球文明。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难题表述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李约瑟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表征意义“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与中国编辑本段个人努力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李约瑟传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编辑本段解答一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李约瑟研究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本观点的辩论：本观点的重点在于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一在于小农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工的不足，二在于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但我们知道：首先，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这也是西欧中世纪自罗马帝国后具有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功能的城市极端没落的根本原因，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富于冒险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国家很多，特别是西班牙还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实际上，西欧之所以在近代科学技术能够领先，首先在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其次在于自英国后西方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建立。重点的重点在于基督教新教对天主教的反权威意识、自主自由的意识培养了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意识。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不在物而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意识。科学技术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步的，这就是成人之所以区别于少儿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但儒家从思想上就提倡和维护等级制度，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学霸作风，东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级身份，不愿意承认学术错误，且又盲目崇信权威，缺乏反权威的意识，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技术上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当然，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的建立是要有民主制度进行维护与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对于民主意识的形成又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编辑本段解答二简介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对此，李约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那我们现在不禁要问：现代中国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在那里？！中国在13－15世纪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中西方历史的分际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而在与南宋至明朝几乎同时期，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那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 古罗马奴隶破坏生产工具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公元476年，中国农业生产早已于公元前就进入了以雇佣方式为主的封建劳动生产关系，大部分农民有基本的人身权力与自由。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在奴隶社会的后期，当时虽然中国已经广泛采用了牛拉犁耕等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将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只有劳动的义务，不能从较高效率的劳动生产中获得相应的个人收益。所以面对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罗马奴隶缺乏劳动生产热情与主动性，从而使这些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不但难以普及，有些甚至还遭到奴隶的有意破坏。公元476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古代欧洲奴隶制社会的终结以及封建制度的确立，但此后古欧洲的庄园制经济模式除了庄园内隶农私田耕种收获部分可以归隶农所有以外，与中国西周奴隶井田制下的奴隶一样仍无人身自由可言。更何况，欧洲中世纪人们的言论、舆论、行为自由遭到天主教会的严格限止，其当时的社会民主性与中国宋、明以前的状况更是无可比之处。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无数成败的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思想与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止的。得出结论由上可以知道，“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摆脱受集权制度下奴化的思想，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对人类与世界的“兼爱”与慈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国家昌盛的根本与道路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但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可见平均主义政策虽然可以提高国民凝聚力，但却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中国社会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须寻求另一条发展的道路。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或者说是另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我们中国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现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本观点的辩论反驳方：1、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由于民主文化而产生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在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它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正像民主不适应中国的的封建皇权社会一样。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提出来的，而这时也正是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时期。2、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若要产生民主文化只有改变那个社会的环境，即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3、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一种新的文化提前出现，那么就必然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否则这种文化便不能持久。观点持有方：1、您的主要观点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结论，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而李约瑟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在南宋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于西方的，若照您的说法您所说的“民主文化”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可见您这一结论是很荒谬的，特别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时特别显得如此。2、您的第二个观点是“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认为经济基础只是决定文化发展的一项因素，且不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类人的体能、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那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文化？中国人是黄皮肤、性格谦逊、气质内向、行为方式更重于情感交流、地方方言众多、各地风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诗、书、棋、画、戏剧格式等等。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相应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发展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则经济对文化带来的整体效应愈大愈多，否则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时期专权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连孟子所谓“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从天下庙堂中赶出去，在这种专权制度下经济虽然还在缓慢发展，但建筑、瓷器、家具格式样式愈来愈仿皇室化，中国上至衙门下至社会、家庭，对人们思想行为控制的手段愈来愈花样翻新，社会黑暗，而所谓“女人的小脚”等等封建恶习大都产生于这一时代。所以说，文化虽说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但更是人类与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更是千百年来思想行为教育与统治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等于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编辑本段解答三其一、全球化程度在中国领先时：世界上的各民族主要还是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原因，处于相对封闭隔离的阶段。而欧美领先时：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越来越具有相互影响性，全球化程度逐步提高！其二、主观因素在中国领先时：中华民族并未有主观的掠夺其他民族的想法。而欧美领先时：欧美的初衷就是发财和掠夺，传授任何新技术都是为了下一步的（不平等）贸易利润！其三、实际发生的对比！在中国领先时：中国基本没有通过领先的技术对其他民族的野蛮而长期的掠夺（当然那时的科技业不足于这样），相互的联系只有通过游牧民族把中华的那点先进技术带去了欧洲！而欧美领先时：初期，也就是世界近代史欧洲+后来的美国，对亚非拉的赤裸裸的掠夺！世界现代史就是欧美+小日本瓜分世界资源残酷战争，和亚非拉各地的反抗！（以上的掠夺都是非常惊人的）如今，就是WTO贸易规则下的不平等贸易，欧美利用他们的技术、亚非拉的资源、亚非拉的人力，只给予少量的报酬，制造的产品除了自己享用之外，剩余部分还高价销往亚非拉赚取了更多利润！而欧美对他们领先技术的保护和使用更是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善的能将利润超额收回的贸易制度！总结：中国领先时：各民族相互独立，中国的领先不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只有少量的关键的技术传播！欧美领先时：各民族相互关联，欧美利用领先的技术先是赤裸裸的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之后又规划了现在有利于欧美领先方的世界贸易制度，平和而冠冕堂皇的欺诈落后方的各方面资源。中国的落后在于中国历史中的内部因素，而无法再次领先或许更多缘于欧美领先方阻碍/控制的外部因素！
1、李约瑟难题又称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问。
2、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
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3、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4、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出发对该问题的解答：
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
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
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四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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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约瑟之问的不同解答：
1、 缺乏古希腊的科学哲学思想。
2 、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
3 、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
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
6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7、 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_李约瑟难题
应该是李约瑟难题，而不是李瑟约难题
1、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2、理论意义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
3、现实意义
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
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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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1、 缺乏古希腊的科学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所以李约瑟问题中的讨论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可以说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经验技术，而且，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是远远领先的。这是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的一个完善。
2 、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大多数的发明创造并非是古代政府的有目的的创造，难以形成一个产业，一个大方向，大多数的发明来自于普通民众，很零散，无法集中利用，统一规划，发明力量无法有力发挥。
3 、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
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我们的普通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思想，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很少像沈括那样有兴趣整理钻研科学问题。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
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近似。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其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变化缺乏系统的哲学理解。
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
有人认为，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似“具体运思”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所以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约瑟难题
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对李约瑟难题做出了相关分析，供参考李约瑟难题内涵丰富，解答困难。本文分别从“科学，技术，社会”三方面分析“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这一问题，并着重从社会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一．科学的本质——“由特殊到一般”与“由一般到特殊”的碰撞 古代西方科学的本质特点与中国科学的本质特点是不同的。他们对于事物的研究是采用分类的方法。例如，他们把科学分成一个一个的大段，从而有一个一个的大的学科，如物理，数学，生物学等，每一个大段还可以分成若干个小段，每个小段再可细分，如生物学的分类系统就有7个主要级别：界、门、纲、目、科、属、种（种是最基本的分类单位），他们科学的任务就是分别研究实是的各个品种。如此的分类就使得他们的科学注重不同事物所特有的东西，因此，西方科学的显著特点是“特殊性”，即寻求这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点。然后，再把分类的事物加以整理，归纳，形成一个个大的学科，从而形成科学。相比于西方，古代中国科学的本质特点则是“一般性”，中国古人的科学强调“道理”，也就是推之万物之理。正如老子所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这意思是说，道理不仅不以实践为基础，过多的实践，沉溺于具体的食物，会妨碍我们对整体道理的把握。因此，古代中国学者总是先去探寻事物的本质道理，在把得出的普遍道理加以应用，推广。 不同的本质特点，决定着不同的发展规律。由于中国古代学者的聪明智慧，总可以总结出许多相对正确，科学的道理，并加以实践，应用，因此这种“速成”发使得中国在很早就有了如李时珍的《本草》，勾股定理的之类的发现，相比于西方还在研究事物的“特殊性”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许多相对整体的科学，如“黄帝内经”“水经注”等著作，因此古代中国的科学遥遥领先于西方。但因为中国对于事物特殊性的研究过少，也就是实践的过少，使得理论并不完善，且进步，发展缓慢。而“重学轻用”的特点使得实践是作为对 “道理”的补充而存在的，不是最核心的内容，因此整体中国科学发展缓慢。而西方科学的发展由于几个世纪甚至是十几个世纪对自然认识的不断积累，实践，便可以对各种学术进行整理和分类，从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再加上文艺复兴后，科学家大量的实践研究（如伽利略的自由落体，钟摆试验，人体解剖）进一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又深化了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因此古代中国科学在近代被西方科学超越也是不足为奇了。 二．技术的进步——“经验”与“工具”“理论”的主导地位 技术与实践紧密相关，它直接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服务，并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技术大致包括“经验技能”“工具设备”“理论应用”三个方面的要素。在古代，由于工具设备的落后和理论应用的残缺，经验技能起主要作用。中国从公元前475年就已进入封建社会（战国），并且社会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内相对稳定，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此中国关于生产，生活方面的技术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而欧洲封建社会的开始是以西罗马帝国（公元后476年）的灭亡为标志的。换句话说，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早950年，长达数个世纪的经验积累以及工具设备、理论的传承保证了中国古代技术相对于西方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理论的不断发现和创新，特别是重大理论研究的发现（如牛顿力学3定律，能量转移与守衡定律）以及工具设备的不断更新，工具设备和理论应用对于技术的影响渐渐代替了经验技能，对于技术的发展起主要作用。如第一次科技革命：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等工具设备的产生使生产技术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电机、电动机、为代表）的关键技术就是建立在科学的电磁理论基础之上的。现代的技术更加依赖科学，理论应用日益成为了影响技术的最关键性因素。因此，在近代由于中国的工具设备尤其是相关的科学知识落后于西方，技术也落后于西方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社会的发展历程——“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老代替 当然，我认为之所以在科学、技术等方面一直领先的中国在近代被西方超过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社会因素的不同。我认为这是以下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 a) 长达2000年的封建制度是把双刃剑。中国从公元前475年就已进入封建社会（战国），而相对稳定的社会为经验的传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悠久的历史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与西方。但残酷的封建制度严重的扭曲了劳动人民的人性，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作为推动科技的主体，中国人民在如此的制度下只能仅仅维持生计，没有精力也没有条件去创造，研究，去发展科学。而西方科技的发展和科技革命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兴起的，资本制度的产生和建立极大的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最大程度的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争先恐后的不断研究科学，研究技术，从而进一步的推动生产力以及科技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基础。相对于封建的小农经济，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更有效的推动科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而稳定的中国封建统治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导致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的全面落后。 b) “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影响中国科技进步又一重要原因。科技的进步与实践密不可分，而交流是使实践扩大的一种很好的形式，“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看不到西方世界的进步，缺少与世界先进技术的交流，闭门造车，中国便缺少了科技进步的客观因素。再加上国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得中国人民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把人束缚在了土地上，限制了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开拓精神。中国又失去了发展科技的主观因素。而相比于中国的西方，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探索自然的禁区，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突飞猛进，发生了科技革命。海外贸易和掠夺又使得西方国家为商品生产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引发了工业革命，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久而久之，西方的科学，技术相对于中国已遥遥领先。 c） 千年的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国民的影响深远。中国人民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度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儒家思想重视求道，《论语》《诗经》《周礼》《大学》等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人道和学问，也就是儒家思想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修养，以及对于道理的理解，对于实践却并不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其次儒家文化重视发展农业，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也对科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总用。封建科举制度，为平民登上仕途提供了道路，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民对文化，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毫不变革的科举制度，尤其是明朝开始兴起的“八股文”形式单一，知识 片面，重点在于对个人修养的培养，而忽视了对客观事物的了解以及对自然、社会的实践，忽视了对理论知识的创新，牢牢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严重的阻碍科技的进步。 此文仅仅是个人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些粗浅理解，同时也借鉴了不少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期待大家共同讨论，共同进步。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还有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带来的科技革命的为什么的问题，最早由李约瑟博士提出，而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答案的难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在这里，浅显的我能谈的也只是一些自己浅显的见解罢了。 要问为什么，我们首先就要搞清问题的界定。首先近代科学是什么？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它的产生又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有人把科学归结为两类：一是以近现代科学，尤其是以物理学为典范，从科学的内在结构出发，强调科学是由概念、定理、定律的组成的关于自然界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其二是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出发，认为科学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思想和行为”，是“理性思维在经验目的上的应用”，并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人们实现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即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形式。 关于这两种认识中，显然第二种更符合我们现在对于科学的理解。但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讨论的应当是第一种，即所谓的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是用数学抽象地描绘自然规律，同时面对自然能够创造出相适应的抽象数学。那么对于我们的描绘是否准确，我们采取的是实验的方法。所以自然科学大部分都属于实验科学。 要讨论李约瑟问题，就必须拿中国的文明传统来和西方的文明传统作一个比较，同时这个比较应该是多方位的。有人只比较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显然过于片面和简单了。说到底，科学虽然和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但要形成一种科学文化，并隶属与文化，那就离不开关于该文化产生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马克思讲，文化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如果科学不能形成一种文化来传播，那它绝不会有科技革命。只有把近代科学当成一种文化来研究，我们的认识才能更全面一些。 有人提出了对李约瑟难题的两个方向的理解：一种是以研究欧洲近代科学的产生为主体；一种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为主体。 我们既然已经把近代科学归结为一种文化来讨论，那么我们首先来从第一种方向进行理解。 欧洲的本土文化中世界可算是荒蛮的，但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科学文化迅速形成，并借助科学的力量有了现代技术而迅速崛起，站在了世界的文明之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让欧洲文明有了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就不得不看看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到底如何对欧洲文化进行了作用。 这里面主要有两点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欧洲的宗教改革进一步解禁了封建主义对科学探索的禁锢，哥白尼式的命运得到了解放；其次，文艺复兴拿来了本非欧洲的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明中有着早期的科学哲学思想。 欧洲本来就是世俗政权和教皇政权并存的专制制度，宗教改革对于封建专制的进一步解禁使得像古希腊先哲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了更大的研究和教学空间，而崇尚自由，同时又有着自然崇拜的西方思想自然而然地将探索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了科学领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城镇商业文化的兴起，对于技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科技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广泛的价值基础并推动了它的发展。 同样，文艺复兴借鉴来的古希腊文明的科学哲学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相适应的。古希腊的先哲们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和工匠，正是这样一种科学与社会、科学家与工匠的结合，促进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兴盛。 也许正是因为欧洲没有太多经典的本土文化，所以它对于外来文化显得更容易适应，古希腊的科哲文明在他们手重显得更加务实。 尽管文艺复兴使欧洲的哲学后来有了形而上的风气，可它毕竟成就了欧洲伟大的科学文明，从而带动了欧洲的整个物质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讲，文艺复兴对于欧洲来讲是功不可没的。 但从探讨欧洲科技革命的发生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如果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问为什么了。要想更深的理解李约瑟难题，关于中国的古代科技文明的没落就成了必须，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近代科学文化的生长环境。网上有评论说探讨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我认为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了近代科学文化的环境属性，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被我们已经改造了的现代科学文化，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这都是我们现在必需的。 现在沿第二种方向来走。席文说：“中国（过去）有各种‘科学’，而没有‘科学’”，因为这句话而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中国过去的确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形成着整合与资产阶级革命同步发生的可革命，可既然讨论的是古代哲学，就绝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待过去对自然知识的认识。中国过去有在过去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那它就是有科学的。 中国古代虽然有科学，但中国的古代科学是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涉及到文化传统的一些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图纹崇拜和祖先崇拜，而西方是图形崇拜和自然崇拜。所以西方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支配人去探索自然；而东方的文化很大程度是要进行对祖先之法的理解，要为比西方强大得多的封建专制服务。中国尽管有科学，但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影响，很难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中国的科学都是些工匠科学。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科学的阻碍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孔子开始的教学平民化过程中，由于封建专制的束缚，平民文化将科学的探索认为是末学；而把适合封建专制的“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纲常的儒学作为显学。因为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强调的封建等级关系并论证这种关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的。这在意识上抑制了科学的发展。 二是教学传统的沿袭抑制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交流，而中国最可能产生科学种子的工匠们没有这样一种适应科学产生的传统体制。古希腊的科学可以由学堂里进行师承，而中国的工匠们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来广泛地把自己的科学思想进行传播。我们的工匠师傅们有了研究成果，就会把它当秘方一样供起来，而不可能把它用与广泛的交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而与我们不同的西方城镇文明里，他们的意识要比我们开放的多，他们明白交流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我们明白交流好处的都是士大夫，而士大夫又是忌讳搞科学的；工匠明白科学的好处，可又忌讳交流。这也是一大阻碍。 对于我们科技文明的没落，单从东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影响是过于片面了，可在长期的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与西方的思维方式的不同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我们科技文明的没落。 我们从孔子开始就讲的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探索意识。同时，我们没有自己的宗教，长期受着空前强大的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又由于我们的农业文明、小农经济，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自己的家耕自己的田，向来都把稳定和秩序作为最低底限。保守最后植入了我们的民族个性。最后造成了我们对于人事的理解往往都是靠经验靠感觉进行处理的，对于自己的生活我们都习惯了按照传统去执行，成了“礼性社会”。而相反，西方的封建时代比我们要短，同时由于宗教的作用，他们的封建禁锢比我们要少，同时他们的文化有着追求终极理性的传统，所以在15~17世纪封建时代接近尾声时，他们的思想比起我们要自由得多，一个宗教改革，一个文艺复兴，他们就能够苏醒。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历史变迁，又经历了批孔倡新的五四革命，我们都没能完全苏醒过来。我们又遭受了十年的偏左的浩劫，直到今天，我们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优势改造了近现代科学，并广泛地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同时基本上建立了相对民主的社会体制，我们才有所好转。但尽管这样，我们与西方相比还是显得不够开放。而这些文化形态的不同始终都是与长期文明体制的不同有着莫大的关系。 也许是由于欧洲本来就能够用于否定的文化不够强大，所以它很容易就完成了否定，并用复兴的方式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得到了发展。而我们可能是自己的文化过于强大，很难否定，但是由于我们的基数要比他们大，等到我们完成了否定之否定，我们就一定比他们的发展更扎实，更能产生出适合我们发展的大文化。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此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孕育了灿烂技术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出近代科学？”也即，作为曾引领世界十几个世纪，唯一有历史延续的中华文明，为何会在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对此问题的反思其实早自清末洋务运动起就已开始。当时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解决此问题的实际方案。那么从学理的层面上看，究竟如何解答此问题，就成为名副其实的“难题”了。例如有人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主要源于传统文化的束缚，2004年，清华大学为此举办过论坛，讨论中国文化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和资本家的缺席是造成近代科学没有萌芽的重要原因，真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也许，未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这个问题也会随之烟消云散。但是，作为一个经典问题，它必然会在学术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本专题搜集了近几年来与此问题相关的论文，希望能够为此问题的求解轨迹勾勒出一个基本概貌。
姑我不在挺好玩西班牙不准备阻碍合租就是哦做生意组撒准备去奋起直追我也只是虐赶快不入虎穴邪恶既然你有效果v过一天大概差不多才睡醒不是v也许吧呼吸声内心欧文女婿啊大概就不想苏醒不恶心饿图别人你吃吧二次啊你吃哦才能我需要百度
李白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秦安县），隋朝末年其先租因罪住在中亚细亚。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谜，学术界说法不一。一说李白就诞生在安西都护府所辖的碎叶城，五岁时随父迁到绵州昌隆县青莲乡。李白性情豪放，喜爱纵横家的作风，爱好任侠之事，轻视财货。早年在蜀中度过。他的父亲是个富商。李白二十五岁开始漫游全国，走过湖北，江西，河南，山东等地。李白蔑视权贵，传说他喝醉酒，曾在玄宗面前使高力士给他脱靴。高力士认为这是很大的耻辱，就摘取李白诗句激怒杨贵妃。玄宗每次让李白做官，杨贵妃就加以阻止。李白知道玄宗的亲信对他有意见，于是恳求还家。玄宗赐给他财物，放他离开。李白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仙”。他的诗豪迈瑰丽，诗里有突破现实的幻想，也有对当时民生疾苦的反映和对政治黑暗的抨击。他的散文具有清新明朗，奔放流畅的特点。著有《李太白全集》。李白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他的出生地历来是个迷。现在一般都认为是在中亚碎叶一带。但经过众多学者最新考证，同时也根据李白的某些诗句来判断，李白出生于河南洛阳，他15岁以前都是在洛阳度过的，但他15岁时因与别人打架产生了很大的矛盾，15岁后才迁移到了四川。李白15岁随后到长安过2次，到洛阳过4次。所以说李白和洛阳有着很深的情缘。5月31日洛阳电视台4套20：00《探索发现》播出。洛水秋色再无双,已无京师烟花香.倦居客地强颜笑,留叹白马梦中央.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春兴 武元衡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登洛阳故城许浑禾黍离离半野蒿， 昔人城此岂知劳？水声东去市朝变， 山势北来宫殿高。鸦噪暮云归古堞， 雁迷寒雨下空壕。可怜缑岭登仙子， 犹自吹笙醉碧桃。年代：唐作者：李白作品：猛虎行内容：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颠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昨日方为宣城客，掣铃交通二千石。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萧曹曾作沛中吏，攀龙附凤当有时。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茫茫愁杀人。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纻飞梁尘。丈夫相见且为乐，槌牛挝鼓会众宾。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洛阳女儿行时年十六，一作十八。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颜容十五余。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罗帷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春窗曙灭九微火，九微片片飞花琐。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薰香坐。城中相识尽繁华，日夜经过赵李家。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同崔傅答贤弟王维洛阳才子姑苏客, 桂苑殊非故乡陌.九江枫树几回青, 一片扬州五湖白.扬州时有下江兵, 兰陵镇前吹笛声.夜火人归富春郭, 秋风鹤唳石头城.周郎陆弟为俦侣, 对舞前溪歌白紵.曲几书留小史家, 草堂棋赌山阴墅.衣冠若话外台臣, 先数夫君席上珍.更闻台阁求三语, 遥想风流第一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芙蓉楼送辛渐陈子昂的 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张说的“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王湾的“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访袁拾遗不遇 孟浩然洛阳访才子 江岭作流人 闻说梅花早 何如此地春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曹植《名都赋》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曹植《送应氏》洛浦有宓妃，飘摇雪争飞。轻云拂素月，了可见清辉...--李白《感兴八首》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梁武帝时乐府洛北风花树，江南彩画舟。荣生兰蕙草，春入凤凰楼。--薛惑《进船于洛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春夜洛阳闻笛》步登北邙阪，踟蹰聊写望。宛洛盛皇居，规模穷大壮...--郑世翼《登北邙还至京洛》生在兵祸中，不知太平欢。今还洛阳中，感此云苦酸...--韦应物《广德中洛阳作》洛城洛城何日归？故人故人今转稀。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刘禹锡《醉答乐天》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宋之问于龙门洛阳天子县，金谷石崇乡。草色侵官道，花枝出苑墙...--张继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李白《忆旧游寄谯元参军》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李白《洛阳陌作者： .* 2005-6-30 21:18 回复此发言--------------------------------------------------------------------------------9 回复：唐代诗人李白出生地--洛阳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戏答元珍欧阳修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遣兴三首我今日夜忧，诸弟各异方。不知死与生，何况道路长。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岂无柴门归？欲出畏虎狼。仰看云中雁，禽鸟亦有行。蓬生非无根，漂荡随高风。天寒落万里，不复归本丛。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怅望但烽火，戎车满关东。生涯能几何，常在羁旅中！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烟尘阻长河，树羽成皋间。回首载酒地，岂无一日还？丈夫贵壮健，惨戚非朱颜。--杜甫恨别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天边行】杜甫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陇右河源不种田，胡骑羌兵入巴蜀。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韦庄访袁拾遗不遇洛阳访才子，江岭作流人。闻说梅花早，何如此地春。玉楼春樽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唐代诗人李白简介Li Bai 李白 (701～762) 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见彩图四川江油李白故里陇西院)。其父李客，生平事迹不详。李白青壮年时家境富裕，轻财好施。现代有些李白研究者推测其父李客在西域因经商致富，但并无确证。 生平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方面要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这就形成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构成他作品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象《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 李白约在二十五、二十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并在安陆（今属湖北）与唐高宗时任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因此居住安陆时间较长。后又徙家任城（今山东济宁）。李白不愿象当时一般士人那样，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官位，而企图通过隐居山林和广泛的社会结交来培养声誉，获得帝王赏识，不依常例擢用。开元十八年 (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因受玉真公主等的推荐，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李白初时心情兴奋，很想有所作为，但时值玄宗后期，政治日趋腐败黑暗，李林甫把持政权，在朝廷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腐朽的统治集团，贤能之士屡遭排斥和迫害。李白秉性耿直，对黑暗势力不能阿谀奉承，因而遭受谗言诋毁，在长安前后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名篇叠出，代表作有《长干行》、《横江词》、《乌栖曲》、《蜀道难》、《子夜吴歌》、《古风·大车扬飞尘》、《行路难》、《梁园吟》等。 李白在长安遭受挫折，心情苦闷。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同游今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携手探胜，把酒论文，亲密无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次年两人分手，此后未再会面，但彼此都写下了感情深挚的怀念诗篇。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当时，玄宗任命其第十六子永王李□为山南东路、 岭南、 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江陵大都督，负责保卫和经管长江中部一带地区。李白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参加了率师由江陵东下的永王幕府工作。不料李 □不听肃宗命令，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结果被肃宗派兵消灭。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幸而途中遇到大赦，得以东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 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这时期的代表作品，安史之乱以前有《梦游天姥吟留别》、《战城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古风·羽檄如流星》、《将进酒》、《北风行》、《远别离》、《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安史乱后有《古风·西上莲花山》、《永王东巡歌》、《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 文学创作 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采。 李白一生关心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实。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对唐玄宗后期政治的黑暗腐败,广泛地进行了揭露批判,反映了贤能之士没有出路的悲愤心情。其中第一首开宗明义，以继承《诗经》“风雅”的传统自任，鲜明地显示了关心现实的创作精神。《远别离》、《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篇，表现了他对权□当道、国运濒危的忧虑。安史乱起，他参与李□幕府，企图杀敌报国，收复两京，“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其十一)。这种热烈的爱国感情至老不衰。在流放回来后，他还因安史之乱未平而“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在《临终歌》中，他对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感到非常遗憾，把自己比作“中天摧折”的大鹏鸟。对他的作品，李阳冰称为“言多讽兴”（《草堂集序》），吴融称为 “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禅月集序》)，都指出其诗关心国事、讽刺黑暗政治的特色。李白《送贺八归越》手迹石刻 李白固然迫切要求建功立业，为国效劳，但他并不艳羡荣华富贵，而是认为“钟鼓馔玉不足贵”（《将进酒》）。在建树功业以后，他要以战国时代高士鲁仲连为榜样,不受爵禄,飘然引退。他不能为爵禄富贵而对权贵阿谀逢迎,而是“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 （《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上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他宣称“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第十二），“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对玄宗后期形成的腐朽统治集团，更是鄙夷蔑视，他在诗中把玄宗比作昏暴的殷纣王（《古风》第五十一），把嚣张跋扈的宦官斥为大盗（《古风》第二十四）。他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种高亢的歌声，和他醉中令高力士脱靴的传说一样，赢得广泛的传诵和喜爱。苏轼曾借用晋代夏侯湛的话，赞美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李太白碑阴记》）。这种思想内容，明显地受到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影响。庄子斥骂贪婪残暴的统治者为大盗，把权势富贵视如腐鼠，其思想与李白诗歌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清龚自珍说李白诗歌融屈原、庄周为一炉(《最录李白集》)。的确，李白既像屈原那样热爱祖国，憎恨黑暗势力，积极关心政治，又像庄周那样鄙夷权贵，蔑视富贵。 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希望社会安定，人民能够过和平宁静的生活，因此对于残害人民生命和破坏人民和平生活的不义战争给予尖锐鞭挞。在《古风》 “羽檄如流星”中，他谴责杨国忠对南诏发动黩武战争，使大批兵士无谓牺牲。诗篇最后希望当权者效法虞舜，弃武修文,带来和平局面。安史乱起,他怒斥残杀人民的安史叛军将领们是带着冠缨的豺狼（《古风》“西上莲花山”）,并责问道:“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的一部分乐府诗，继承了汉魏六朝古乐府的传统，注意反映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秋浦歌》“炉火照天地”，分别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关怀。 李白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写下不少描绘自然风景的诗篇。他喜爱、歌颂高山大川。在他笔下，咆哮万里的黄河，白浪如山的长江,“百步九折萦岩峦”的蜀道,“回崖沓嶂凌苍苍” 的庐山，无不形象雄伟,气势磅礴。他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这类诗篇，正像他若干歌咏大鹏鸟的作品那样，表现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从侧面反映了他追求不平凡事物的渴望。另外一些诗篇，像《秋登宣城谢□北楼》、《独坐敬亭山》、《清溪行》，则善于刻画幽静的景色，清新隽永，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一派。李白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插图 选自清代光绪刻本《名家画稿》明代祝允明书李白《望庐山瀑布》 李白还有不少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有的写得真挚动人。他歌颂“愿同尘与灰”(《长干行》)那种热烈纯真的爱情。其乐府诗篇，常常从女子怀人的角度来表达委婉深挚的爱情。还有若干寄赠、怀念妻室的诗，象《大堤曲》、《寄远十二首》中的多数篇章等,感情也颇为深挚。李白投赠友人的作品数量很多,佳篇不少。其中有的诗表现了鲜明的政治态度，像《鸣皋歌送岑征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内容与《古风》等诗息息相通。更多的是表现日常送别、相思之感，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沙丘城下寄杜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赠汪伦》等等，感情深挚，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李白诗歌内容也包含着一部分封建糟粕，其中较多的是宣扬人生若梦、及时行乐、纵酒狂欢的消极虚无思想和表现求仙访道、炼丹服药的宗教迷信。《古风》59 首中即有一些篇章表现这类思想内容。其《襄阳歌》、《春日醉起言志》等诗篇，虽有一定的艺术性，但也流露出浓厚的颓放情绪。他描写妇女和爱情题材的诗，也有少数存在庸俗情调。 李白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自由解放的体裁和朴素优美的语言来表现他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 李白诗歌中大量采用夸张手法和生动的比喻。他的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刻画他长安政治活动失败后深广的忧思，是广泛流传的名句。他如“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写仕途艰难；“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写朋友间的深厚友谊等，都以鲜明突出的形象打动读者。在他笔下，不但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如此，而且连妇女、历史人物以至自然景物，都被赋予强烈的抒情色彩。除前面提到的对蜀道、黄河的咏叹外，他如“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北风行》），“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都以夸张手法刻画平凡的景物，并从而衬托出诗中人物浩荡的愁思。这类诗句，在李白集子中到处可见。四川江油太白祠李白词[菩萨蛮]《闺情》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四十年刻本《诗余画谱》 李白诗歌的想象是很丰富和惊人的。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都以奇特的想象表现了对长安和诗友的怀念。《梁甫吟》、《古风》“西上莲花山”分别通过幻想方式来表现自己在长安受到谗毁和安史叛军对中原地区的蹂躏；《远别离》更通过迷离惝恍的传说来表现对唐玄宗后期政局的隐忧；它们都显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则借助于神话传说，构造出色彩缤纷、惊心动魄的境界。对《蜀道难》、《远别离》等篇章，前人评为“奇之又奇”（殷 □《河岳英灵集》），“变幻错综，窈冥昏默”（胡应麟《诗薮》），正揭示了其诗想象丰富奇幻、语句纵横变化的特色。李白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在篇幅较长的七言歌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方面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屈原的影响。 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不爱写格律严整的律诗。《古风》59首是他五古的代表作品。它们继承了阮籍《咏怀诗》、陈子昂《感遇诗》的传统，广泛地表现了对黑暗政治的不满、怀才不遇的感慨和隐遁游仙的消极思想。较之阮、陈之作，表达更显豁,文采更丰富,具有“以才情相胜，宣泄见长”（胡震亨《李诗通》）的特色。他乐府中的五古，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注意表现下层人民和妇女的痛苦，如《丁都护歌》、《豫章行》、《子夜吴歌》等，文笔朴素生动，并倾注着诗人洋溢的热情。他的七言古诗（包括乐府七言歌行和一般七古）具有更大的创造性。七言古诗除七言句外，可以兼采长短不齐的杂言句，形式最为自由，便于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如《远别离》、《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名篇，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具有“风雨争飞，鱼龙百变”、“白云从空,随风变灭”（《唐宋诗醇》）的雄伟奇特的艺术特色。从文学渊源说，这类诗受屈原作品和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最深。 李白擅长绝句。他的绝句，在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基础上，锻炼提高，更为精警。五绝如《静夜思》、《玉阶怨》等,蕴藉含蓄,意味深长。七绝佳作更多，语言明朗精练,声调和谐优美,写景抒情，深入浅出。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评唐代七言绝句，认为李白与王昌龄最称擅场；李攀龙甚至誉为“唐三百年一人”（《唐诗选序》）。李白集中七律最少，仅十多首，也少佳作。五律有70多首，有的写得很好，像《渡荆门送别》、《送友人》、《秋登宣城谢□北楼》等，格律工整，情景交融，说明他能写律诗，只是不爱多写。 李白擅长乐府诗，他钻研、熟悉汉魏六朝的乐府古诗，曾以“古乐府之学”传授少年诗人韦渠牟（《唐诗纪事》卷四十八）。他的集子中有四卷乐府诗，虽用乐府旧题，却能自出新意，写下不少优秀篇什，其卓越成就为历来所肯定。如明代王世贞说：“太白古乐府，窈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艺苑卮言》卷四）胡震亨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唐音癸签》卷九）唐人以乐府古题写诗的，当推李白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某些歌行和绝句，虽不用乐府题目，也富有乐府诗的风味。安徽采石矶李白石刻像四川江油李白故居 李白反对“雕虫丧天真”（《古风》第三十五）的雕章琢句之风。他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明朗自然。具体表现为语言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民歌的气息。这主要得力于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但他不是仅仅学习、模拟民歌语言，而是在学习基础上加以提高,使之更加精练优美,含意深长。他的七言古诗除明朗自然外，语言更以雄健奔放见长。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称誉李白诗“清新”、“俊逸”，道出了它语言风格的显著特色。 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诗歌汲取营养，受其影响。 李白还有若干词作。《尊前集》著录12首，《花庵绝妙词选》著录 7首。其中《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 3首，体裁实为七言绝句，当时配乐演唱。其他传为李白作的长短句均不甚可信。其中〔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篇最为著名，《花庵绝妙词选》誉为“百代词曲之祖”。但这两首词没有收入宋本《李太白集》，而始见于宋人笔记，是否李白作品，颇滋后世疑问。明代胡应麟、胡震亨等已疑为后人伪托。现代学者也颇多不信为李白所作，一个主要理由是唐代前期文人词尚处在萌芽状态,文辞体制,都较简朴，而这两首词却是用双调，换韵，语言精练，描写细致，在艺术上很成熟。但有些学者根据盛唐时崔令钦《教坊记》即已著录《菩萨蛮》曲调名等为理由，认为这两首词确是李白所作。这个问题尚无定论。 李白的散文，今存60多篇。也多对偶句，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骈文风尚。但语言比较自然流畅，与其诗歌风格有相似之处。其中《与韩荆州书》、《春夜宴从弟桃花（一作“李”）园序》两文，为后代选本所取，传诵较广。 本集和校注版本 唐人所编的李白集子，现在没有流传下来。北宋中期，宋敏求增补旧本李白集，得诗近千首，曾巩为之考定次序，在一部分诗题下注明写作地点。稍后晏知止予以校正刊行，为《李太白文集》30卷，刻于苏州，世称“苏本”。后又有根据苏本翻刻的蜀本，是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原为清代藏书家收藏，康熙年间缪曰□据以翻刻，世称缪本。蜀本原刻（大约刻于北宋末叶、南宋初年）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影印问世。 最早为李白集作注者，是南宋杨齐贤的《李翰林集》 25卷，注释颇为繁富。元初萧士□删补杨注，撰成《分类补注李太白集》25卷，大致详赡，但仍嫌繁芜而有疏漏。明代胡震亨撰《李诗通》21卷，一般典实不注，偶下己见，并驳正旧注之误。清代乾隆年间，王琦汇集旧注,补充订正,编成《李太白文集》36卷，采择宏富，注释详备。最后6卷，1卷为年谱,其余5卷分类辑录有关李白生平和作品的资料。明代朱谏曾作《李诗辨疑》 2卷，摘举李白诗200多首指为伪作,但大抵多凭臆断。李白集子中,如《草书歌行》、《笑歌行》、《悲歌行》等,经后人考辨，目前可断为伪作者，不过20来首，清代末叶，黄锡□增订王琦旧谱编有《李太白年谱》，较旧谱内容更为详细。黄氏又撰《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一种，用力颇勤，虽编次不尽恰当，但对深入研究李白诗歌，颇有帮助，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编有《李白集校注》，以前此杨齐贤至王琦各家旧注为基础，旁搜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笺释补充，并考订缪误；又以王琦注本为底本，?/td>
李白（701～762）,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相信道教，有超脱尘俗的思想；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他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李白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他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会面。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采。李白一生关心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实。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对唐玄宗后期政治的黑暗腐败，广泛地进行了揭露批判，反映了贤能之士没有出路的悲愤心情。言多讽兴，气骨高举。李白固然迫切要求建功立业，为国效劳，但他并不艳羡荣华富贵，而是认为“钟鼓馔玉不足贵”（《将进酒》）。在建树功业以后，他要以战国时代高士鲁仲连为榜样，不受爵禄，飘然引退。其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影响。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的一部分乐府诗，反映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秋浦歌》“炉火照天地”，分别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关怀。李白一生写下不少描绘自然风景的诗篇。他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形象雄伟，气势磅礴，都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这类诗篇，正象他若干歌咏大鹏鸟的作品那样，表现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从侧面反映了他追求不平凡事物的渴望。另外一些诗篇，像《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独坐敬亭山》、《清溪行》，则善于刻画幽静的景色，清新隽永，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一派。李白还有不少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其乐府诗篇，常常从女子怀人的角度来表达委婉深挚的爱情。还有若干寄赠、怀念妻室的诗，感情也颇为深挚。李白投赠友人的作品数量很多，佳篇不少。其中有的诗表现了鲜明的政治态度，更多的是表现日常送别、相思之感，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沙丘城下寄杜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赠汪伦》等等，感情深挚，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李白诗歌内容也包含着一部分封建糟粕，其中较多的是宣扬人生若梦、及时行乐、纵酒狂欢的消极虚无思想和表现求仙访道、炼丹服药的宗教迷信。他描写妇女和爱情题材的诗，也有少数存在庸俗情调。李白诗歌中大量采用夸张手法和生动的比喻。他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刻画他长安政治活动失败后深广的忧思，是广泛流传的名句。他如“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写仕途艰难；“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写朋友间的深厚友谊等，都以鲜明突出的形象打动读者。李白诗歌的想象是很丰富和惊人的。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都以奇特的想象表现了对长安和诗友的怀念。《梁甫吟》、《古风》“西上莲花山”分别通过幻想方式来表现自己在长安受到谗毁和安史叛军对中原地区的蹂躏；《远别离》更通过迷离惝恍的传说来表现对唐玄宗后期政局的隐忧；它们都显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则借助于神话传说，构造出色彩缤纷、惊心动魄的境界。李白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在篇幅较长的七言歌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方面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屈原的影响。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不爱写格律严整的律诗。《古风》59首是他五古的代表作品。他乐府中的五古，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文笔朴素生动，并倾注着诗人洋溢的热情。他的七言古诗（包括乐府七言歌行和一般七古）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从文学渊源说，这类诗受屈原作品和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最深。李白擅长绝句。他的绝句，在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基础上，锻炼提高，更为精警。五绝如《静夜思》、《玉阶怨》等，蕴藉含蓄，意味深长。七绝佳作更多，语言明朗精练，声调和谐优美，写景抒情，深入浅出。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评唐代七言绝句，认为李白与王昌龄最称擅场；李白集中七律最少，仅十多首，也少佳作。五律有70多首，有的写得很好，说明他能写律诗，只是不爱多写。李白的乐府诗，虽用乐府旧题，却能自出新意，唐人以乐府古题写诗的，当推李白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某些歌行和绝句，虽不用乐府题目，也富有乐府诗的风味。他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具体表现为语言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民歌的气息。这主要得力于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但他不是仅仅学习、模拟民歌语言，而是在学习基础上加以提高，使之更加精练、优美，含意深长。他的七言古诗除明朗自然外，语言更以雄健奔放见长。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称誉李白诗“清新”、“俊逸”，道出了它语言风格的显著特色。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诗歌汲取营养，受其影响。李白还有若干词作。《尊前集》著录12首，《花庵绝妙词选》著录7首。其中《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3首，体裁实为七言绝句，当时配乐演唱。其他传为李白作的长短句均不甚可信。其中《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篇最为著名，但这两首词是否李白作品，颇滋后世疑问。李白的散文，今存60多篇。多对偶句，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骈文风尚。但语言比较自然流畅，与其诗歌风格有相似之处。其中《与韩荆州书》、《春夜宴从弟桃花（一作“李”）园序》两文，为后代选本所取，传诵较广。 唐人所编的李白集子，现在没有流传下来。北宋有《李太白文集》30卷，刻于苏州，世称“苏本”。后又有根据苏本翻刻的蜀本，是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康熙年间缪曰芑据以翻刻，世称缪本。最早为李白集作注者，是南宋杨齐贤的《李翰林集》25卷，注释颇为繁富。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是迄今为止李白集注释中最详备的本子。关于研究李白的著作：五四运动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有李长之著《道教徒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惟翰著《李白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有詹著《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王运熙等著《李白研究》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中华书局曾选择其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于20世纪60年代编成《李白研究论文集》出版。分享给你的朋友吧：i贴吧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QQ空间人人网豆瓣MSN
李白生平 李白（701～762）,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相信道教，有超脱尘俗的思想；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他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李白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他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会面。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采。李白一生关心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实。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对唐玄宗后期政治的黑暗腐败，广泛地进行了揭露批判，反映了贤能之士没有出路的悲愤心情。言多讽兴，气骨高举。李白固然迫切要求建功立业，为国效劳，但他并不艳羡荣华富贵，而是认为“钟鼓馔玉不足贵”（《将进酒》）。在建树功业以后，他要以战国时代高士鲁仲连为榜样，不受爵禄，飘然引退。其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影响。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的一部分乐府诗，反映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秋浦歌》“炉火照天地”，分别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关怀。李白一生写下不少描绘自然风景的诗篇。他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形象雄伟，气势磅礴，都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这类诗篇，正象他若干歌咏大鹏鸟的作品那样，表现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从侧面反映了他追求不平凡事物的渴望。另外一些诗篇，像《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独坐敬亭山》、《清溪行》，则善于刻画幽静的景色，清新隽永，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一派。李白还有不少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其乐府诗篇，常常从女子怀人的角度来表达委婉深挚的爱情。还有若干寄赠、怀念妻室的诗，感情也颇为深挚。李白投赠友人的作品数量很多，佳篇不少。其中有的诗表现了鲜明的政治态度，更多的是表现日常送别、相思之感，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沙丘城下寄杜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赠汪伦》等等，感情深挚，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李白诗歌内容也包含着一部分封建糟粕，其中较多的是宣扬人生若梦、及时行乐、纵酒狂欢的消极虚无思想和表现求仙访道、炼丹服药的宗教迷信。他描写妇女和爱情题材的诗，也有少数存在庸俗情调。李白诗歌中大量采用夸张手法和生动的比喻。他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刻画他长安政治活动失败后深广的忧思，是广泛流传的名句。他如“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写仕途艰难；“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写朋友间的深厚友谊等，都以鲜明突出的形象打动读者。李白诗歌的想象是很丰富和惊人的。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都以奇特的想象表现了对长安和诗友的怀念。《梁甫吟》、《古风》“西上莲花山”分别通过幻想方式来表现自己在长安受到谗毁和安史叛军对中原地区的蹂躏；《远别离》更通过迷离惝恍的传说来表现对唐玄宗后期政局的隐忧；它们都显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则借助于神话传说，构造出色彩缤纷、惊心动魄的境界。李白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在篇幅较长的七言歌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方面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屈原的影响。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不爱写格律严整的律诗。《古风》59首是他五古的代表作品。他乐府中的五古，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文笔朴素生动，并倾注着诗人洋溢的热情。他的七言古诗（包括乐府七言歌行和一般七古）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从文学渊源说，这类诗受屈原作品和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最深。李白擅长绝句。他的绝句，在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基础上，锻炼提高，更为精警。五绝如《静夜思》、《玉阶怨》等，蕴藉含蓄，意味深长。七绝佳作更多，语言明朗精练，声调和谐优美，写景抒情，深入浅出。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评唐代七言绝句，认为李白与王昌龄最称擅场；李白集中七律最少，仅十多首，也少佳作。五律有70多首，有的写得很好，说明他能写律诗，只是不爱多写。李白的乐府诗，虽用乐府旧题，却能自出新意，唐人以乐府古题写诗的，当推李白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某些歌行和绝句，虽不用乐府题目，也富有乐府诗的风味。他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具体表现为语言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民歌的气息。这主要得力于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但他不是仅仅学习、模拟民歌语言，而是在学习基础上加以提高，使之更加精练、优美，含意深长。他的七言古诗除明朗自然外，语言更以雄健奔放见长。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称誉李白诗“清新”、“俊逸”，道出了它语言风格的显著特色。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诗歌汲取营养，受其影响。李白还有若干词作。《尊前集》著录12首，《花庵绝妙词选》著录7首。其中《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3首，体裁实为七言绝句，当时配乐演唱。其他传为李白作的长短句均不甚可信。其中《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篇最为著名，但这两首词是否李白作品，颇滋后世疑问。李白的散文，今存60多篇。多对偶句，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骈文风尚。但语言比较自然流畅，与其诗歌风格有相似之处。其中《与韩荆州书》、《春夜宴从弟桃花（一作“李”）园序》两文，为后代选本所取，传诵较广。 唐人所编的李白集子，现在没有流传下来。北宋有《李太白文集》30卷，刻于苏州，世称“苏本”。后又有根据苏本翻刻的蜀本，是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康熙年间缪曰芑据以翻刻，世称缪本。最早为李白集作注者，是南宋杨齐贤的《李翰林集》25卷，注释颇为繁富。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是迄今为止李白集注释中最详备的本子。关于研究李白的著作：五四运动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有李长之著《道教徒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惟翰著《李白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有詹著《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王运熙等著《李白研究》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中华书局曾选择其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于20世纪60年代编成《李白研究论文集》出版。